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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的秋收时节，重庆合川市却爆发大面积的稻瘟病，近5000亩水稻绝收，损失程度明显重于往年。记者近日到合川市采访发现，在这场稻瘟灾害的背后，暴露出种子市场混乱、种粮农民组织程度低和政府的农业指导手段软化等问题，这也是制约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发展的障碍。
种子市场混乱
合川市今年水稻稻瘟病灾害面积达1.8万多亩。品种不抗病是稻瘟病大面积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合川市涞滩镇农技干部石中权说：“今年涞滩镇卖稻种的经营户达20多家，有杀猪匠、打铁匠，什么人都可以卖种子，其中就有原食品站屠宰工人李国卫。”记者来到李国卫家，看到他代销的成都种子公司的蓉优188稻种，其宣传光碟上称“高产：亩产985公斤；高抗：抗稻瘟病等多种病虫害”。但农民们却反映，今年就是这个稻种发病率最高，几乎百分之百都患了稻瘟病。
涞滩镇48岁的农民杨常秀家的五亩地今年全都种了蓉优188稻种。记者在她家田头看到，微微摆动的稻叶布满瘟病疤痕，干瘪的稻穗已经枯黄，显得轻飘飘的。
据调查，由于种子销售市场放开，只凭工商营业执照就可代销种子。绝大多数种子代销商不懂农业技术，种子说明怎么写，他们就怎么宣传，而且比说明上宣传的更夸大。农业技术干部告诉记者，对于一个水稻新品种，经营户在售种时应该对其生育特点、所需土质、水源等予以说明和指导，可这些种子代销商自己都不懂。而农民普遍认为，既然是国家允许卖的稻种，肯定应该相信。合川市农业局局长傅幼翔则说：“从农业技术鉴定的角度看，蓉优188稻种虽然在产品宣传时自称‘高抗稻瘟病’，存在夸大的成分，但还不是假种子，农业部门只是从质量监测角度检查种子的纯度、净度、水分和发芽率等，管不了种子广告和宣传的事。”
石中权说：“种子经销市场放开后，首先是价格上涨，水稻不存在新品种比老品种制种成本高的问题，可是农民以为价格高的种子好，反而买得多。其次，农作物新品种推广程序简化，风险转嫁到农民头上。一个农作物新品种上市前应经过试验、中试等环节。但现在有的供种商将未进行种试的、还是供制种选择的原材料或者半成品就拿到市场上卖，不明情况的农民使用后，农业灾害就来了。”
谁来做农业技术指导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部分地方农技宣传不到位、技术人员指导不力，也是此次稻瘟灾害发生的因素之一。自从国家将农技推广机构下放到乡镇一级后，合川市农技推广人员只能拿到60%的工资，其余的需要自筹。合川市高龙镇镇领导王永平说：“在现行体制下，农技人员肯定有情绪，在工作的努力程度上势必会打折扣。”据了解，太和镇每次举办农业技术讲座，都得给农民几块钱，农民才愿意来听听。张华琼说：“让农技人员在农村筹得40%的工资实在是太难了！”
石中权坦言：“这次稻瘟病大面积发生，确实有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不到位的因素，他们未能及时督促农民施药防治。”52岁的石中权从事农业一线工作30多年，目前每月收入1220元，其中近400元需涞滩镇农技中心自筹。前几年，农技中心每年转让农资经营权可获5000元至１万元的收入。去年农资经营的准入门槛降低了，谁都可以经营，今年的农资经营权就变得贬值了。
由于农技中心自筹资金的能力下降，政府又无钱养人，去年开始，涞滩镇政府陆续借调六名农技人员到其他政府部门，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现在，整个涞滩镇负责农技推广的就只剩下52岁的石中权和50岁的屈伦两人了。炎炎夏日，每个月的近一半时间，他俩都要徒步奔波在涞滩镇4.1万多亩的耕地上，进行农业技术指导和推广，有时一天要走20多公里的路。
农民“轻粮”
说起种田，太和镇58岁的农民郭从虎说：“那个容易得很！”但今年前期多雨、后期高温伏旱的天气诱发了稻瘟病。发病后，太和镇有几户农民辨别症状不准，把稻瘟病当成了水稻螟虫，打了几次治螟虫的药均无效，错过了防治稻瘟病的最佳时机。
石中权说，稻瘟病随风传播可至几百米远，但预防稻瘟病的难度并不大，提前给水稻打上三环唑或稻瘟灵，每亩地投入不到3元的农药就能确保不发生稻瘟病，但前提是必须统一防治。现在每家每户种的品种都不同，无法统一进行农作物病虫害防治。
另外，据介绍，涞滩镇水稻平均亩产约500公斤，按今年的现行价卖750元，而农业税、种子、肥料、农药等投入就达600元，每亩纯收益约150元。在当前种粮投入大、产出小的情况下，农民种粮时大多有侥幸心理，认为能省则省，也许不会出现什么疫病。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农民普遍存在一种“轻粮”思想。太和镇农民郭良仲家的稻田今年已经绝收90%左右，但是他对此并不在意：“那两亩田，一年才收个二三百块钱。我的儿女打工每年能带回来一万多块钱呢！”
记者了解到，合川市农村有各种经济合作组织300多个，但参加者种的都是比较效益高的经济作物和蔬菜水果等。合川市农业局副局长邓元良说：“由于粮食效益偏低，种粮的农民是最缺乏组织的。”
种子市场混乱
合川市今年水稻稻瘟病灾害面积达1.8万多亩。品种不抗病是稻瘟病大面积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合川市涞滩镇农技干部石中权说：“今年涞滩镇卖稻种的经营户达20多家，有杀猪匠、打铁匠，什么人都可以卖种子，其中就有原食品站屠宰工人李国卫。”记者来到李国卫家，看到他代销的成都种子公司的蓉优188稻种，其宣传光碟上称“高产：亩产985公斤；高抗：抗稻瘟病等多种病虫害”。但农民们却反映，今年就是这个稻种发病率最高，几乎百分之百都患了稻瘟病。
涞滩镇48岁的农民杨常秀家的五亩地今年全都种了蓉优188稻种。记者在她家田头看到，微微摆动的稻叶布满瘟病疤痕，干瘪的稻穗已经枯黄，显得轻飘飘的。
据调查，由于种子销售市场放开，只凭工商营业执照就可代销种子。绝大多数种子代销商不懂农业技术，种子说明怎么写，他们就怎么宣传，而且比说明上宣传的更夸大。农业技术干部告诉记者，对于一个水稻新品种，经营户在售种时应该对其生育特点、所需土质、水源等予以说明和指导，可这些种子代销商自己都不懂。而农民普遍认为，既然是国家允许卖的稻种，肯定应该相信。合川市农业局局长傅幼翔则说：“从农业技术鉴定的角度看，蓉优188稻种虽然在产品宣传时自称‘高抗稻瘟病’，存在夸大的成分，但还不是假种子，农业部门只是从质量监测角度检查种子的纯度、净度、水分和发芽率等，管不了种子广告和宣传的事。”
石中权说：“种子经销市场放开后，首先是价格上涨，水稻不存在新品种比老品种制种成本高的问题，可是农民以为价格高的种子好，反而买得多。其次，农作物新品种推广程序简化，风险转嫁到农民头上。一个农作物新品种上市前应经过试验、中试等环节。但现在有的供种商将未进行种试的、还是供制种选择的原材料或者半成品就拿到市场上卖，不明情况的农民使用后，农业灾害就来了。”
谁来做农业技术指导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部分地方农技宣传不到位、技术人员指导不力，也是此次稻瘟灾害发生的因素之一。自从国家将农技推广机构下放到乡镇一级后，合川市农技推广人员只能拿到60%的工资，其余的需要自筹。合川市高龙镇镇领导王永平说：“在现行体制下，农技人员肯定有情绪，在工作的努力程度上势必会打折扣。”据了解，太和镇每次举办农业技术讲座，都得给农民几块钱，农民才愿意来听听。张华琼说：“让农技人员在农村筹得40%的工资实在是太难了！”
石中权坦言：“这次稻瘟病大面积发生，确实有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不到位的因素，他们未能及时督促农民施药防治。”52岁的石中权从事农业一线工作30多年，目前每月收入1220元，其中近400元需涞滩镇农技中心自筹。前几年，农技中心每年转让农资经营权可获5000元至１万元的收入。去年农资经营的准入门槛降低了，谁都可以经营，今年的农资经营权就变得贬值了。
由于农技中心自筹资金的能力下降，政府又无钱养人，去年开始，涞滩镇政府陆续借调六名农技人员到其他政府部门，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现在，整个涞滩镇负责农技推广的就只剩下52岁的石中权和50岁的屈伦两人了。炎炎夏日，每个月的近一半时间，他俩都要徒步奔波在涞滩镇4.1万多亩的耕地上，进行农业技术指导和推广，有时一天要走20多公里的路。
农民“轻粮”
说起种田，太和镇58岁的农民郭从虎说：“那个容易得很！”但今年前期多雨、后期高温伏旱的天气诱发了稻瘟病。发病后，太和镇有几户农民辨别症状不准，把稻瘟病当成了水稻螟虫，打了几次治螟虫的药均无效，错过了防治稻瘟病的最佳时机。
石中权说，稻瘟病随风传播可至几百米远，但预防稻瘟病的难度并不大，提前给水稻打上三环唑或稻瘟灵，每亩地投入不到3元的农药就能确保不发生稻瘟病，但前提是必须统一防治。现在每家每户种的品种都不同，无法统一进行农作物病虫害防治。
另外，据介绍，涞滩镇水稻平均亩产约500公斤，按今年的现行价卖750元，而农业税、种子、肥料、农药等投入就达600元，每亩纯收益约150元。在当前种粮投入大、产出小的情况下，农民种粮时大多有侥幸心理，认为能省则省，也许不会出现什么疫病。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农民普遍存在一种“轻粮”思想。太和镇农民郭良仲家的稻田今年已经绝收90%左右，但是他对此并不在意：“那两亩田，一年才收个二三百块钱。我的儿女打工每年能带回来一万多块钱呢！”
记者了解到，合川市农村有各种经济合作组织300多个，但参加者种的都是比较效益高的经济作物和蔬菜水果等。合川市农业局副局长邓元良说：“由于粮食效益偏低，种粮的农民是最缺乏组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