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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原宪之贫不仅是精神的高洁，更重要的是他弘毅、志向高远、虽处穷困之中却从未放弃过坚持自己的理想。而颜回之乐更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古仁人之乐。他们的精神即使是千载之后的今天，仍值得人们去探讨、学习。
[关键词] 贫与病 志 仁之乐 德
中国儒学往往注重人的精神道德的修养，与西方以及中国其他诸家相比，此点尤为突出。所谓“注重”就是将对精神道德的修养视为真正的学习提高，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同打磨美玉一样来对君子的内外素质进行提高。《论语·先进》按照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分科列数了孔门优秀弟子即孔门十哲：“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将德行一科列居首位说明孔门首重德行。
随着自汉以来儒学的统治地位的确立，历朝历代无不宣扬德行的重要性。而“孔颜乐处”与“原宪甘贫”的探索一直被关注、学习。他们的精神影响了太多的人去为坚守自己的抱负与操守而甘于贫贱。我们现代人仍然需要这种精神的洗礼。
我们常把“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与“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 （《论语 雍也》）这两个事例并举，用作对比，说明孔子深谙救助用财之道，他称之为“周急不继富”。“周”即接济不足者；“急”为穷迫；“继”则是续有余。《论语》中描写子华“乘肥马，衣轻裘”，富丽景象跃然纸上，属于孔子所说的“有余”，那穷迫不足者自然是原宪无疑。《庄子·让王》进一步具体说出：“原宪居鲁，环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为枢而瓮牖，二室，褐以为塞，上漏下湿，匡坐而弦。子贡乘大马，中绀而表素，轩车不容巷，往见原宪。原宪华冠縰履，杖藜而应门。子贡曰：‘嘻！先生何病？’原宪应之曰：‘宪闻之：无财谓之贫，学而不能行谓之病。今宪贫也，非病也。’子贡逡巡而有愧色。”[1]据记载，他居于陋巷，环堵萧然，没于蒿莱之中。但是原宪却甘贫乐道，不以为意。后来子贡来看他，非常怜悯他，说是这是病吧。原宪回答说，没有钱财叫做贫穷，学了道德而不能用以修养身心才叫做病，我只是贫穷，但人品志向高洁。在原宪看来，“贫”是物质上的匮乏，“病”是精神、理想上的缺陷，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原宪贫”就此成为士子穷困而不失弃志的象征。后世有诗赞曰唐朝人吴筠有《咏原宪子》诗：“原生何淡漠，观妙自怡性。蓬户常晏如，弦歌乐天命。无财方是贫，有道固非病。木赐钦高风，退惭车马盛。”
原宪这样的君子，并不是淡漠世事、随遇而安，而是能够“久处约”，在贫困中砥砺自己的品行操守，绝不于终食之间忘记自己的抱负。真正的士，他必弘毅，必坚强，必以仁为己任，心存远抱，志怀高穆，他厉志修行以为世用，而安心于一隅之安，浑浑噩噩老死沟渠，又哪里配称得上士？
士是肩负着责任的，孔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但成为能够承担责任的士，孔子认为要达到“贫而乐，富而好礼”的高标准。富不是为人成仁的目标，贫同样不是。只是如同富贵之后最好能学诗书礼乐来升华自己一样，能够达到不被顺逆荣辱外在境遇系累其心，不受欲望牵制、不为环境左右，仍然能够坚定意志、自得其乐，这乐就是仁者之乐、君子之乐。
孔子认为学习的最重要的便是以德修身，把自己培养成为君子。颜回被孔子称为在他的弟子中最为好学时，形容他“不迁怒、不贰过”，而这全是对道德修养的评价。在“孔门十哲”的“德行”一科中，颜回排名第一，以德行著称。当孔子问颜回与子路“盍各言尔志”时，颜回便以“愿无伐善，无施劳”（《论语·公冶》）相答。朱熹释“伐无善、无施劳”曰：“伐，誇也，善谓有能。施亦张大之意，劳谓有功。”[2]以不夸己能、不扬己功为其意。但此说不确。元人所著《四书辩疑》驳朱说云：“伐善之善，乃其己所长之总称，伐忠、伐直、伐力、伐功、伐才、伐艺，通谓之伐善。又言伐无巧，止是不伐之一事。分而为二，颜子之志，岂别无可道焉？……该‘无施劳’者，不以劳苦之事加于民也。夫劳而不恤，乃古今之通患。……颜子之言，于世厚矣。”此说最为妥当。因此，颜回这里所言志向，乃是欲内修克己之德、外施爱民之政，最与孔子意见相得。在颜回看来，唯以此志施行于天下，方能实现孔子所谓“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论语·公冶》）之愿，达到“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社会理想。由此可见，颜回真正继承了孔子的以德修身，从而进一步以德治天下民的愿望。
颜回生活于天下大乱、礼崩乐坏之时，儒家的尚仁义之志、实施王者之政、以德治国的政治理想常被斥为“迂远而阔于世事”。但他在“世以混浊莫能用” [3]的社会环境中，丝毫不愿改其志——“举世混浊，清士乃见”，仍“尚三教”即“夏教忠、殷教敬、周教文”，期于“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白虎通·三教》）。这样，颜回就只能终生不仕，惟以“愿贫如富、贱如贵，无勇而威，与士交通，终身无患难”（《韩诗外传》卷十）自勉自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颜回这种注重志气、追求人生远大抱负并以之为乐的精神，与孔子本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同上）实同一旨趣。颜回的志趣向往在一定程度上可谓是孔子志向的再演绎，师生俩都不为环境所困，心态乐观，精神豁达。颜回家境困窘，生活匮乏，却安生乐生，心境愉悦。历代哲人对颜回的精神都为之赞叹，到宋朝，理学家周敦颐向弟子程颢、程颐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 “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程颐回答曰：“颜子之乐，非乐箪瓢陋巷也，不以贫篓累其心而改其所乐也。”[4]杨慎《说苑醍醐》也说：“有问予颜子不改其乐，所乐者何事？予曰：且问子人不堪其忧，所忧者何事？知世人之所忧，则知颜子之所乐矣。”[5]
孔颜之乐是不被欲望牵制、不为环境左右的仁者之乐。孔子认为“成仁”能使人超越声色食货感官享受，能使人漠视顺逆荣辱外在境遇，能使人“久处约”、“长处乐”，遭遇贫寒困苦、颠沛险阻都能“不改其乐”，“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君子“成仁”，就是要以“仁”立身，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於是，颠沛必於是”。 孔颜师徒是具备如此崇高的精神品质和健全豁达心态的“仁人志士”，因而能够“仁者不忧”，安生乐生。在忧患挫折的生命历程中，老师孔子能“乐而忘忧”；在贫寒困苦的生活境遇中，学生颜回能“不改其乐”。
因此，孔子视颜回为自己的精神传承之子。在公元前481年，颜回先孔子而去世，孔子对他的早逝极为悲痛，不禁哀叹说；“噫！天丧予！天丧予！”
古时几千年，人们都受到“原宪贫”与“颜回乐”的精神的激励，今人也不应该例外，要努力去明白和理解原宪和颜回的心态，幸福感与拥有物质的多少关系不大。传云：“古有居岩穴而神不遗，末世有为万乘而日忧悲” [5]大抵就是这个意思吧。
参考文献：
[1] 庄周庄子 M 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7，340.
[2] 朱熹四书集注 M 泰安； 岳麓书社 2004，93.
[3] 司马迁 史记M 泰安； 岳麓书社 2001，684.
[4] 朱熹四书集注 M 泰安； 岳麓书社 2004，99.
[5][6] 查正贤 论语讲读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23.
作者简介：
张馨予，1989年出生。女。汉族。贵州仁怀人。现为西藏民族学院09级中国哲学先秦研究方向在读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 贫与病 志 仁之乐 德
中国儒学往往注重人的精神道德的修养，与西方以及中国其他诸家相比，此点尤为突出。所谓“注重”就是将对精神道德的修养视为真正的学习提高，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同打磨美玉一样来对君子的内外素质进行提高。《论语·先进》按照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分科列数了孔门优秀弟子即孔门十哲：“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将德行一科列居首位说明孔门首重德行。
随着自汉以来儒学的统治地位的确立，历朝历代无不宣扬德行的重要性。而“孔颜乐处”与“原宪甘贫”的探索一直被关注、学习。他们的精神影响了太多的人去为坚守自己的抱负与操守而甘于贫贱。我们现代人仍然需要这种精神的洗礼。
我们常把“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与“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 （《论语 雍也》）这两个事例并举，用作对比，说明孔子深谙救助用财之道，他称之为“周急不继富”。“周”即接济不足者；“急”为穷迫；“继”则是续有余。《论语》中描写子华“乘肥马，衣轻裘”，富丽景象跃然纸上，属于孔子所说的“有余”，那穷迫不足者自然是原宪无疑。《庄子·让王》进一步具体说出：“原宪居鲁，环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为枢而瓮牖，二室，褐以为塞，上漏下湿，匡坐而弦。子贡乘大马，中绀而表素，轩车不容巷，往见原宪。原宪华冠縰履，杖藜而应门。子贡曰：‘嘻！先生何病？’原宪应之曰：‘宪闻之：无财谓之贫，学而不能行谓之病。今宪贫也，非病也。’子贡逡巡而有愧色。”[1]据记载，他居于陋巷，环堵萧然，没于蒿莱之中。但是原宪却甘贫乐道，不以为意。后来子贡来看他，非常怜悯他，说是这是病吧。原宪回答说，没有钱财叫做贫穷，学了道德而不能用以修养身心才叫做病，我只是贫穷，但人品志向高洁。在原宪看来，“贫”是物质上的匮乏，“病”是精神、理想上的缺陷，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原宪贫”就此成为士子穷困而不失弃志的象征。后世有诗赞曰唐朝人吴筠有《咏原宪子》诗：“原生何淡漠，观妙自怡性。蓬户常晏如，弦歌乐天命。无财方是贫，有道固非病。木赐钦高风，退惭车马盛。”
原宪这样的君子，并不是淡漠世事、随遇而安，而是能够“久处约”，在贫困中砥砺自己的品行操守，绝不于终食之间忘记自己的抱负。真正的士，他必弘毅，必坚强，必以仁为己任，心存远抱，志怀高穆，他厉志修行以为世用，而安心于一隅之安，浑浑噩噩老死沟渠，又哪里配称得上士？
士是肩负着责任的，孔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但成为能够承担责任的士，孔子认为要达到“贫而乐，富而好礼”的高标准。富不是为人成仁的目标，贫同样不是。只是如同富贵之后最好能学诗书礼乐来升华自己一样，能够达到不被顺逆荣辱外在境遇系累其心，不受欲望牵制、不为环境左右，仍然能够坚定意志、自得其乐，这乐就是仁者之乐、君子之乐。
孔子认为学习的最重要的便是以德修身，把自己培养成为君子。颜回被孔子称为在他的弟子中最为好学时，形容他“不迁怒、不贰过”，而这全是对道德修养的评价。在“孔门十哲”的“德行”一科中，颜回排名第一，以德行著称。当孔子问颜回与子路“盍各言尔志”时，颜回便以“愿无伐善，无施劳”（《论语·公冶》）相答。朱熹释“伐无善、无施劳”曰：“伐，誇也，善谓有能。施亦张大之意，劳谓有功。”[2]以不夸己能、不扬己功为其意。但此说不确。元人所著《四书辩疑》驳朱说云：“伐善之善，乃其己所长之总称，伐忠、伐直、伐力、伐功、伐才、伐艺，通谓之伐善。又言伐无巧，止是不伐之一事。分而为二，颜子之志，岂别无可道焉？……该‘无施劳’者，不以劳苦之事加于民也。夫劳而不恤，乃古今之通患。……颜子之言，于世厚矣。”此说最为妥当。因此，颜回这里所言志向，乃是欲内修克己之德、外施爱民之政，最与孔子意见相得。在颜回看来，唯以此志施行于天下，方能实现孔子所谓“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论语·公冶》）之愿，达到“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社会理想。由此可见，颜回真正继承了孔子的以德修身，从而进一步以德治天下民的愿望。
颜回生活于天下大乱、礼崩乐坏之时，儒家的尚仁义之志、实施王者之政、以德治国的政治理想常被斥为“迂远而阔于世事”。但他在“世以混浊莫能用” [3]的社会环境中，丝毫不愿改其志——“举世混浊，清士乃见”，仍“尚三教”即“夏教忠、殷教敬、周教文”，期于“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白虎通·三教》）。这样，颜回就只能终生不仕，惟以“愿贫如富、贱如贵，无勇而威，与士交通，终身无患难”（《韩诗外传》卷十）自勉自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颜回这种注重志气、追求人生远大抱负并以之为乐的精神，与孔子本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同上）实同一旨趣。颜回的志趣向往在一定程度上可谓是孔子志向的再演绎，师生俩都不为环境所困，心态乐观，精神豁达。颜回家境困窘，生活匮乏，却安生乐生，心境愉悦。历代哲人对颜回的精神都为之赞叹，到宋朝，理学家周敦颐向弟子程颢、程颐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 “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程颐回答曰：“颜子之乐，非乐箪瓢陋巷也，不以贫篓累其心而改其所乐也。”[4]杨慎《说苑醍醐》也说：“有问予颜子不改其乐，所乐者何事？予曰：且问子人不堪其忧，所忧者何事？知世人之所忧，则知颜子之所乐矣。”[5]
孔颜之乐是不被欲望牵制、不为环境左右的仁者之乐。孔子认为“成仁”能使人超越声色食货感官享受，能使人漠视顺逆荣辱外在境遇，能使人“久处约”、“长处乐”，遭遇贫寒困苦、颠沛险阻都能“不改其乐”，“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君子“成仁”，就是要以“仁”立身，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於是，颠沛必於是”。 孔颜师徒是具备如此崇高的精神品质和健全豁达心态的“仁人志士”，因而能够“仁者不忧”，安生乐生。在忧患挫折的生命历程中，老师孔子能“乐而忘忧”；在贫寒困苦的生活境遇中，学生颜回能“不改其乐”。
因此，孔子视颜回为自己的精神传承之子。在公元前481年，颜回先孔子而去世，孔子对他的早逝极为悲痛，不禁哀叹说；“噫！天丧予！天丧予！”
古时几千年，人们都受到“原宪贫”与“颜回乐”的精神的激励，今人也不应该例外，要努力去明白和理解原宪和颜回的心态，幸福感与拥有物质的多少关系不大。传云：“古有居岩穴而神不遗，末世有为万乘而日忧悲” [5]大抵就是这个意思吧。
参考文献：
[1] 庄周庄子 M 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7，340.
[2] 朱熹四书集注 M 泰安； 岳麓书社 2004，93.
[3] 司马迁 史记M 泰安； 岳麓书社 2001，684.
[4] 朱熹四书集注 M 泰安； 岳麓书社 2004，99.
[5][6] 查正贤 论语讲读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23.
作者简介：
张馨予，1989年出生。女。汉族。贵州仁怀人。现为西藏民族学院09级中国哲学先秦研究方向在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