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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非典危机过后，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问责”的制度化。
2003年8月，国内首个政府行政问责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出台。规定8种情形应追究行政責任，包括虚报浮夸或瞒报、迟报造成不良影响或工作损失的；治政不严，对上隐瞒问题，对下包庇、袒护、纵容的；指使、暗示下属部门或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在抗御各种自然灾害、处理重特大事故以及在防治疫情中未按有关规定和上级要求及时、有效地处理，造成严重后果或损失的，等等。尤其是，新闻媒体曝光也成为问责依据之一。、
2004年7月1日，国内首个省级行政首长问责办法——《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正式实施。《办法》规定的问责对象包括重庆市政府各部门的行政首长，以及参照执行的部门副职、派出和直属机构的“一把手”。有效能低下、执行不力、瞒报或虚报重大突发事件、盲目决策和在商务活动中不讲诚信等18种情形，将对政府行政部门“一把手”分别追究其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7种责任，小至诫勉、批评，大至停职反省、劝其辞职。
2005年1月19日，海南省政府通过了《海南省行政首长问责暂行规定》。问责范围包括决策失误问责、违法行政问责、执行不力和效能低下问责、疏于管理和处置不当问责等。在问责方式方面，海南省根据行政问责的内部监督性质和行政首长所负责任的情况，规定了诫勉谈话、通报批评、责令作出检查、责令公开道歉、责令辞职、建议免职等六种问责方式。《规定》还明确了问责启动、调查处理及申诉复查等程序制度。
2005年2月，《浙江省影响机关工作效能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出台。浙江省欲通过《办法》将“效能革命”制度化。《办法》规定了30种被问责的行为。在推进行政问责制的过程中，开展“效能革命”的浙江省率先将问责指向了“庸官”。
2005年11月，旨在促进行政首长认真履职的《成都市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正式出台。根据该《办法》规定，成都市政府所属工作部门及区(市)县政府的行政首长(含主持工作的副职)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市政府要对其进行问责。问责有6种可单独或合并采用的方式：告诫、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或公开道歉、通报批评、扣发奖金、调整工作岗位或建议调整工作岗位、免职或建议免职。办法具体列举了执行不力、决策失当、效能低下、违法行政、滥用职权、监管不力等方面共计22种应当问责的情形，基本涵盖了比较典型的行政首长的主要履职行为。
2005年12月8日，深圳市正式出台了《关于健全行政责任体系加强行政执行力建设的实施意见》及6个配套办法，简称“1＋6”文件。其中3份文件是关于责任追究的具体办法，而行政首长问责制、行政许可责任追究、训诫制度和警醒教育等制度都属首次建立。《深圳市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办法》明确了行政过错及行政过错问责范围。《办法》对责任追究程序也进行了明确。新闻媒体披露有行政失当情形的，相关部门要进行调查，以确定该行政行为是否应承担行政过错责任。
在各地探索新途的同时，中央政府也加快了推进“问责”的制度化步伐。
2004年中央密集出台六大改革措施，其中与问责制最密切相关的，是出台了官员辞职的四种形式。
因公辞职──是指领导干部因工作需要变动职务，依照法律或者政协章程的规定，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或者政协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自愿辞职──是指党政领导干部因个人或者其他原因，自行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自愿辞职的，未经批准，不得擅离职守；擅自离职的，给予纪律处分。
引咎辞职──是指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不宜再担任现职，由本人主动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责令辞职──是指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根据党政领导干部任职期间的表现，认定其已不再适合担任现职，通过一定程序责令其辞去现任领导职务。拒不辞职的，应当免去现职。
与此同时，中央部委机关也正在建立决策责任追究制。
对于贯彻落实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央已经责成国家部委就“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进行研究落实，要求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国务院要求，要积极研究界定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的行政决策权，完善政府内部决策规则、决策程序以及行政决策的监督制度和机制，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
2005年3月，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也对问责制作了规定。
2005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吸收了上述部分内容，包括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而撤职、免职、罢免三种担责形式在其他法律法规中已有规定，公务员法就没有再进行规定。
2008年，问责观念被注入到了《国务院工作规则》当中。在4月2日公布的《国务院2008年工作要点》中，行政问责制也位列其中。5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中，更是强调加快实行问责制。
应该说，我国问责制已基本形成，它对加强权力运行的监督发挥了积极作用。■
2003年8月，国内首个政府行政问责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出台。规定8种情形应追究行政責任，包括虚报浮夸或瞒报、迟报造成不良影响或工作损失的；治政不严，对上隐瞒问题，对下包庇、袒护、纵容的；指使、暗示下属部门或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在抗御各种自然灾害、处理重特大事故以及在防治疫情中未按有关规定和上级要求及时、有效地处理，造成严重后果或损失的，等等。尤其是，新闻媒体曝光也成为问责依据之一。、
2004年7月1日，国内首个省级行政首长问责办法——《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正式实施。《办法》规定的问责对象包括重庆市政府各部门的行政首长，以及参照执行的部门副职、派出和直属机构的“一把手”。有效能低下、执行不力、瞒报或虚报重大突发事件、盲目决策和在商务活动中不讲诚信等18种情形，将对政府行政部门“一把手”分别追究其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7种责任，小至诫勉、批评，大至停职反省、劝其辞职。
2005年1月19日，海南省政府通过了《海南省行政首长问责暂行规定》。问责范围包括决策失误问责、违法行政问责、执行不力和效能低下问责、疏于管理和处置不当问责等。在问责方式方面，海南省根据行政问责的内部监督性质和行政首长所负责任的情况，规定了诫勉谈话、通报批评、责令作出检查、责令公开道歉、责令辞职、建议免职等六种问责方式。《规定》还明确了问责启动、调查处理及申诉复查等程序制度。
2005年2月，《浙江省影响机关工作效能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出台。浙江省欲通过《办法》将“效能革命”制度化。《办法》规定了30种被问责的行为。在推进行政问责制的过程中，开展“效能革命”的浙江省率先将问责指向了“庸官”。
2005年11月，旨在促进行政首长认真履职的《成都市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正式出台。根据该《办法》规定，成都市政府所属工作部门及区(市)县政府的行政首长(含主持工作的副职)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市政府要对其进行问责。问责有6种可单独或合并采用的方式：告诫、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或公开道歉、通报批评、扣发奖金、调整工作岗位或建议调整工作岗位、免职或建议免职。办法具体列举了执行不力、决策失当、效能低下、违法行政、滥用职权、监管不力等方面共计22种应当问责的情形，基本涵盖了比较典型的行政首长的主要履职行为。
2005年12月8日，深圳市正式出台了《关于健全行政责任体系加强行政执行力建设的实施意见》及6个配套办法，简称“1＋6”文件。其中3份文件是关于责任追究的具体办法，而行政首长问责制、行政许可责任追究、训诫制度和警醒教育等制度都属首次建立。《深圳市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办法》明确了行政过错及行政过错问责范围。《办法》对责任追究程序也进行了明确。新闻媒体披露有行政失当情形的，相关部门要进行调查，以确定该行政行为是否应承担行政过错责任。
在各地探索新途的同时，中央政府也加快了推进“问责”的制度化步伐。
2004年中央密集出台六大改革措施，其中与问责制最密切相关的，是出台了官员辞职的四种形式。
因公辞职──是指领导干部因工作需要变动职务，依照法律或者政协章程的规定，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或者政协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自愿辞职──是指党政领导干部因个人或者其他原因，自行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自愿辞职的，未经批准，不得擅离职守；擅自离职的，给予纪律处分。
引咎辞职──是指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不宜再担任现职，由本人主动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责令辞职──是指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根据党政领导干部任职期间的表现，认定其已不再适合担任现职，通过一定程序责令其辞去现任领导职务。拒不辞职的，应当免去现职。
与此同时，中央部委机关也正在建立决策责任追究制。
对于贯彻落实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央已经责成国家部委就“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进行研究落实，要求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国务院要求，要积极研究界定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的行政决策权，完善政府内部决策规则、决策程序以及行政决策的监督制度和机制，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
2005年3月，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也对问责制作了规定。
2005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吸收了上述部分内容，包括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而撤职、免职、罢免三种担责形式在其他法律法规中已有规定，公务员法就没有再进行规定。
2008年，问责观念被注入到了《国务院工作规则》当中。在4月2日公布的《国务院2008年工作要点》中，行政问责制也位列其中。5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中，更是强调加快实行问责制。
应该说，我国问责制已基本形成，它对加强权力运行的监督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