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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晚，云南省边境西盟新县城勐梭镇。刘卫东刚走进朋友家门不久，门外就冲进几个陌生男子，一把将他按住，“何小平，不许动，我们是警察。”
一副锃亮的手铐戴在了他的手上，刘卫东没有挣扎，叹了一口气，如释重负，“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这个名叫刘卫东的人，真名何小平，重庆忠县复兴镇水平村人，35岁。13年前，他在忠县帮助朋友讨债，失手将欠债人杀死后潜逃。
而他现在的另一个身份是西盟县有名商人，云胶大酒店总经理、东元橡胶开发公司总经理。同时以慈善者面目示人：垫钱为村民购橡胶树，带动村民致富，资助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为汶川大地震捐款……
一个千万富翁，一个潜逃罪犯，在13年“刘卫东”的生命里，何小平经历了怎样的人生?
冲动的代价
中缅边境的云南西盟佤族自治县，新县城勐梭镇人口不足6000人，经济相对落后。在这里，何小平化名刘卫东，隐姓埋名13年。
1996年，一个何小平永远记得的年份，当年他22岁，在忠县复兴镇与县城的长江边做渡船生意。1月15日下午，何小平收渡后在回家的途中，接到做木材生意的朋友张强打来传呼，说欠账人周康福找到了，被他们关在迎宾旅馆里，叫何小平帮忙去教训一下。
何小平匆忙赶到迎宾旅馆，见周康福被周强等三人围在中间。何小平立即走上前去对周康福大声质问道“欠账就该还钱”，并顺手就给周两耳光。周康福说：“我没有钱，请再宽恕几天吧。”张强一听火冒三丈，从腰部抽出一把一尺长的刀来威胁道：“又缓几天，你每次都这么说，是不是想赖账呀?”
此时，何小平一把拿过张强的刀，朝周康福的背部捅去，周倒在了血泊之中。被吓蒙了的何小平提着刀就跑，从此远逃他乡，与家人断绝一切联系。
到西盟大半年之后，他才给妻子打了第一个电话，又期期艾艾说不出个所以然，最后就问了一句，“你过来不?”妻子带着女儿，二话不说收拾包袱就从忠县追到了西盟。当汽车扬起一阵黑烟开过，他一把抱住妻子无声流泪，三岁的女儿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揪着爸爸的衣角跟着放声大哭。他当时就在心里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对你们好，一辈子对你们好!要不然我猪狗不如!
成为千万富翁
在西盟，何小平成了刘卫东。
人生地不熟的何小平在西盟没有任何朋友，又找不到工作，生活潦倒。晚上只有露宿别人屋檐下，后来凭借懂一些泥水匠的技术，才在县城找到一个抹灰浆的工作，用工资租下当地人的房子，暂时解决了住处问题。
不久，他认识了“胖子”，一个在西盟开三轮摩托车的成都人。因为是老乡，“胖子”成了何小平在西盟唯一的朋友。经济上比何小平宽裕的“胖子”是个热心肠，见何小平过得凄苦，时常接济何小平，遇上家里吃肉时，他会主动叫上何小平到家里打牙祭，喝上两杯。
久而久之，两人友情根深蒂固。这也是何小平发家后，将“胖子”一直带在身边的原因，公司里大小事都交由“胖子”处理，即使在何小平被抓回忠县后的这段时间，“胖子”仍在西盟县和澜沧县四处奔波，将何小平公司目前最大的项目———橡胶种植，继续运作下去。
在做了一段时间的泥水工后，何小平敏锐地发现，随着西盟县城的大规模建设，各个政府部门、机关单位相继落户后，家具应该成为紧俏商品。当时，县城里只有一家家具店，而且样式陈旧。于是他果断投入三四年时间打工挣得的全部积蓄，加上借贷，2000年底，他的家具店在西盟县城开业了。因为款式新、质量好，他的家具店生意火爆。短短的三四年间，他就掘到了逃亡生涯里的第一桶金。
2006年7月，何小平拿下了云胶大酒店的承包经营权。经过一系列改造后，云胶大酒店成了西盟档次最高、唯一有豪华套房的酒店。同时，何小平还投入资金，在酒店后的一块空地上，修起了当时西盟唯一一家娱乐会所“东煌娱乐会所”，主营KTV和迪厅，为西盟县最时尚、最豪华的娱乐场所。
云胶大酒店的成功，以及资金的雄厚，使何小平加快了投资力度，他将家具店和酒店都交给了妻子黄梅打理，自己则转向建筑工程领域，成为千万富翁。
行善积德的“好人”
罗嫣是一个拉祜族女子。两年前，她是云南民族大学中文系学生，如今是西盟县检察院公诉科的检察官。对于何小平，她心存感激。“在我心目中，他应该是一个有爱心的企业家。”
罗嫣2002年考入云南民族大学。2005年时，父亲因为患食道癌，家里打算要她退学。此时，何小平从县关工委了解到此事后，就同县里另两名老板一起送上了3200元钱，使罗嫣能顺利读完大学。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刘卫东”在西盟很出名。一个叫尔呷的彝族男子说，在西盟随便一问，基本上都知道刘卫东，“这个人在西盟很有名气的，是个大老板，听说是个好人。”他还向汶川大地震捐过款，被捕前曾许诺为澜沧县攀枝花村架设自来水、安装照明。在很多人眼里，他的确算是个“好人”。
老母盼儿13年
何小平被捕后，在厂里看守的是他的妹妹何春梅和妹夫钱永兵。何春梅是在哥哥被抓后，才从福建来到云南帮助哥哥看守厂房的。她对哥哥的印象只停留在13年前。提起哥哥，何春梅就哭，她说哥哥不是那种社会上的二流子，“犯事是因为太耿直了。”
记者见到何小平母亲的时候，黑瘦的她正在忠县长江大桥对面的羊鸣山上为辣椒锄草。她身旁一幢灰瓦土墙的房子，是何小平从小长大的地方：复兴镇水平村一组。何小平的父亲几天前摔断了手，到街上看郎中去了。
何母徐光兰57岁，除了照看地里的庄稼，还要拉扯何小平妹妹和弟弟的儿子。一说起何小平，徐光兰就哭。她说，何小平这一走，便是13年，她都哭了不知多少回。“何小平走后，这个家就垮了，我和他爸爸做什么事都没劲。”每年的春节对他们一家来说都是煎熬，家里人个个唉声叹气。她最怕走亲戚，看到别人一家团聚过新年。
何小平是家里老大，精明能干，但因为家里穷，只读了一星期就休学了。出事前，山下还没有连通忠县县城的长江大桥，于是何小平贷款买回一条渡船，跑起了摆渡，收入还不错。当年就在县城里买了房子，与未过门的黄梅住在县城里。
“我是4月底才看到何小平的。”徐光兰称，在公安局里，她隔着铁栏见着了13年未见的儿子，“又黑又老，我已经认不出来他了。”儿子也是泪流满面，一个劲地向她认错，并大喊：“妈妈你要坚强点，我回来就好了，我又能站起来了。”
尽管儿子已成千万富翁，但家里从来没有沾过他的光。周边的邻居都盖起了两层小楼，只有他们一家还住着土房。屋里的电器除了电灯，就是一台老电视机。
熟悉陌生人
何小平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云胶大酒店的工商执照，法人代表一栏填写的是他妻子黄梅的名字。
1996年，当黄梅带着女儿远走云南的时候，她并不知道，此去便是13年。如今，她每天忙着打理生意，已经无暇回忆往事。要一个女人割断与家乡、亲人的联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黄梅没有告诉记者，这些年里她是怎样的感受。她说，生活了13年，她不知道何小平杀过人。“他总是很沉默，很多事都不愿与我多谈，即使他做一些好事，也很少对我提及。”
他们的女儿，如今已经16岁了，在西盟上学，还有一个儿子才1岁多。家庭本来很幸福。“其实我们还没有结婚。”黄梅告诉记者，她曾经向何小平提过结婚的事，但是何小平没有答应，只说现在离婚率那么高，他们生活在一起结不结婚都无所谓。直到案发后，她才明白何小平的用心。
“何小平是个对家庭很负责的人，对我也很好。”黄梅说，只要没有事情，他都呆在家里陪她和孩子。
“现在想起来，他也过得很苦。”黄梅注意到，何小平来云南后，整个人都与以前不一样了，经常坐在电视前发呆。有时说得兴高采烈的，突然就沉默了。“这都是13年前的那件事在折磨他。”黄梅说，现在想来，这13年，他真的过得很苦。
“这样也好，他终于可以解脱了。”
记者手记
亡命天涯的13年里。何小平为自己挣下了千万身家，但这有什么用呢?13年不敢见将自己拉扯大的父母，不敢打电话，想要尽孝也不敢往家里寄钱：对无怨无悔陪伴身边的女人，甚至不能有一张婚纸的承诺……
等待了13年的相见，中间却是隔着冰冷的铁窗。但想想受害者，这是何小平应该还的。13年，那个失去儿子的家庭备受煎熬，老者失子，少年丧父，还要忍受凶手杳无音讯，积冤难消的痛恨。
何小平应该也为自己当年的一时冲动而后悔，他想做一些善事，以弥补良心上的亏欠。资助贫困大学生、为地震灾区捐款、带领少数民族脱贫致富，不可否认，这些善举值得肯定，但13年里，他却没有对死者家人做出一点实际的事情。他说他曾经多次想到过自首，“但一想到家庭等因素”。最终选择了背对现实。
“家庭因素”。何小平也知道家庭的重要，但谁来重视另一个破碎的家庭?如果他早考虑“家庭因素”，13年前，就不会出事，两个家庭可能幸福至今。
一副锃亮的手铐戴在了他的手上，刘卫东没有挣扎，叹了一口气，如释重负，“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这个名叫刘卫东的人，真名何小平，重庆忠县复兴镇水平村人，35岁。13年前，他在忠县帮助朋友讨债，失手将欠债人杀死后潜逃。
而他现在的另一个身份是西盟县有名商人，云胶大酒店总经理、东元橡胶开发公司总经理。同时以慈善者面目示人：垫钱为村民购橡胶树，带动村民致富，资助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为汶川大地震捐款……
一个千万富翁，一个潜逃罪犯，在13年“刘卫东”的生命里，何小平经历了怎样的人生?
冲动的代价
中缅边境的云南西盟佤族自治县，新县城勐梭镇人口不足6000人，经济相对落后。在这里，何小平化名刘卫东，隐姓埋名13年。
1996年，一个何小平永远记得的年份，当年他22岁，在忠县复兴镇与县城的长江边做渡船生意。1月15日下午，何小平收渡后在回家的途中，接到做木材生意的朋友张强打来传呼，说欠账人周康福找到了，被他们关在迎宾旅馆里，叫何小平帮忙去教训一下。
何小平匆忙赶到迎宾旅馆，见周康福被周强等三人围在中间。何小平立即走上前去对周康福大声质问道“欠账就该还钱”，并顺手就给周两耳光。周康福说：“我没有钱，请再宽恕几天吧。”张强一听火冒三丈，从腰部抽出一把一尺长的刀来威胁道：“又缓几天，你每次都这么说，是不是想赖账呀?”
此时，何小平一把拿过张强的刀，朝周康福的背部捅去，周倒在了血泊之中。被吓蒙了的何小平提着刀就跑，从此远逃他乡，与家人断绝一切联系。
到西盟大半年之后，他才给妻子打了第一个电话，又期期艾艾说不出个所以然，最后就问了一句，“你过来不?”妻子带着女儿，二话不说收拾包袱就从忠县追到了西盟。当汽车扬起一阵黑烟开过，他一把抱住妻子无声流泪，三岁的女儿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揪着爸爸的衣角跟着放声大哭。他当时就在心里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对你们好，一辈子对你们好!要不然我猪狗不如!
成为千万富翁
在西盟，何小平成了刘卫东。
人生地不熟的何小平在西盟没有任何朋友，又找不到工作，生活潦倒。晚上只有露宿别人屋檐下，后来凭借懂一些泥水匠的技术，才在县城找到一个抹灰浆的工作，用工资租下当地人的房子，暂时解决了住处问题。
不久，他认识了“胖子”，一个在西盟开三轮摩托车的成都人。因为是老乡，“胖子”成了何小平在西盟唯一的朋友。经济上比何小平宽裕的“胖子”是个热心肠，见何小平过得凄苦，时常接济何小平，遇上家里吃肉时，他会主动叫上何小平到家里打牙祭，喝上两杯。
久而久之，两人友情根深蒂固。这也是何小平发家后，将“胖子”一直带在身边的原因，公司里大小事都交由“胖子”处理，即使在何小平被抓回忠县后的这段时间，“胖子”仍在西盟县和澜沧县四处奔波，将何小平公司目前最大的项目———橡胶种植，继续运作下去。
在做了一段时间的泥水工后，何小平敏锐地发现，随着西盟县城的大规模建设，各个政府部门、机关单位相继落户后，家具应该成为紧俏商品。当时，县城里只有一家家具店，而且样式陈旧。于是他果断投入三四年时间打工挣得的全部积蓄，加上借贷，2000年底，他的家具店在西盟县城开业了。因为款式新、质量好，他的家具店生意火爆。短短的三四年间，他就掘到了逃亡生涯里的第一桶金。
2006年7月，何小平拿下了云胶大酒店的承包经营权。经过一系列改造后，云胶大酒店成了西盟档次最高、唯一有豪华套房的酒店。同时，何小平还投入资金，在酒店后的一块空地上，修起了当时西盟唯一一家娱乐会所“东煌娱乐会所”，主营KTV和迪厅，为西盟县最时尚、最豪华的娱乐场所。
云胶大酒店的成功，以及资金的雄厚，使何小平加快了投资力度，他将家具店和酒店都交给了妻子黄梅打理，自己则转向建筑工程领域，成为千万富翁。
行善积德的“好人”
罗嫣是一个拉祜族女子。两年前，她是云南民族大学中文系学生，如今是西盟县检察院公诉科的检察官。对于何小平，她心存感激。“在我心目中，他应该是一个有爱心的企业家。”
罗嫣2002年考入云南民族大学。2005年时，父亲因为患食道癌，家里打算要她退学。此时，何小平从县关工委了解到此事后，就同县里另两名老板一起送上了3200元钱，使罗嫣能顺利读完大学。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刘卫东”在西盟很出名。一个叫尔呷的彝族男子说，在西盟随便一问，基本上都知道刘卫东，“这个人在西盟很有名气的，是个大老板，听说是个好人。”他还向汶川大地震捐过款，被捕前曾许诺为澜沧县攀枝花村架设自来水、安装照明。在很多人眼里，他的确算是个“好人”。
老母盼儿13年
何小平被捕后，在厂里看守的是他的妹妹何春梅和妹夫钱永兵。何春梅是在哥哥被抓后，才从福建来到云南帮助哥哥看守厂房的。她对哥哥的印象只停留在13年前。提起哥哥，何春梅就哭，她说哥哥不是那种社会上的二流子，“犯事是因为太耿直了。”
记者见到何小平母亲的时候，黑瘦的她正在忠县长江大桥对面的羊鸣山上为辣椒锄草。她身旁一幢灰瓦土墙的房子，是何小平从小长大的地方：复兴镇水平村一组。何小平的父亲几天前摔断了手，到街上看郎中去了。
何母徐光兰57岁，除了照看地里的庄稼，还要拉扯何小平妹妹和弟弟的儿子。一说起何小平，徐光兰就哭。她说，何小平这一走，便是13年，她都哭了不知多少回。“何小平走后，这个家就垮了，我和他爸爸做什么事都没劲。”每年的春节对他们一家来说都是煎熬，家里人个个唉声叹气。她最怕走亲戚，看到别人一家团聚过新年。
何小平是家里老大，精明能干，但因为家里穷，只读了一星期就休学了。出事前，山下还没有连通忠县县城的长江大桥，于是何小平贷款买回一条渡船，跑起了摆渡，收入还不错。当年就在县城里买了房子，与未过门的黄梅住在县城里。
“我是4月底才看到何小平的。”徐光兰称，在公安局里，她隔着铁栏见着了13年未见的儿子，“又黑又老，我已经认不出来他了。”儿子也是泪流满面，一个劲地向她认错，并大喊：“妈妈你要坚强点，我回来就好了，我又能站起来了。”
尽管儿子已成千万富翁，但家里从来没有沾过他的光。周边的邻居都盖起了两层小楼，只有他们一家还住着土房。屋里的电器除了电灯，就是一台老电视机。
熟悉陌生人
何小平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云胶大酒店的工商执照，法人代表一栏填写的是他妻子黄梅的名字。
1996年，当黄梅带着女儿远走云南的时候，她并不知道，此去便是13年。如今，她每天忙着打理生意，已经无暇回忆往事。要一个女人割断与家乡、亲人的联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黄梅没有告诉记者，这些年里她是怎样的感受。她说，生活了13年，她不知道何小平杀过人。“他总是很沉默，很多事都不愿与我多谈，即使他做一些好事，也很少对我提及。”
他们的女儿，如今已经16岁了，在西盟上学，还有一个儿子才1岁多。家庭本来很幸福。“其实我们还没有结婚。”黄梅告诉记者，她曾经向何小平提过结婚的事，但是何小平没有答应，只说现在离婚率那么高，他们生活在一起结不结婚都无所谓。直到案发后，她才明白何小平的用心。
“何小平是个对家庭很负责的人，对我也很好。”黄梅说，只要没有事情，他都呆在家里陪她和孩子。
“现在想起来，他也过得很苦。”黄梅注意到，何小平来云南后，整个人都与以前不一样了，经常坐在电视前发呆。有时说得兴高采烈的，突然就沉默了。“这都是13年前的那件事在折磨他。”黄梅说，现在想来，这13年，他真的过得很苦。
“这样也好，他终于可以解脱了。”
记者手记
亡命天涯的13年里。何小平为自己挣下了千万身家，但这有什么用呢?13年不敢见将自己拉扯大的父母，不敢打电话，想要尽孝也不敢往家里寄钱：对无怨无悔陪伴身边的女人，甚至不能有一张婚纸的承诺……
等待了13年的相见，中间却是隔着冰冷的铁窗。但想想受害者，这是何小平应该还的。13年，那个失去儿子的家庭备受煎熬，老者失子，少年丧父，还要忍受凶手杳无音讯，积冤难消的痛恨。
何小平应该也为自己当年的一时冲动而后悔，他想做一些善事，以弥补良心上的亏欠。资助贫困大学生、为地震灾区捐款、带领少数民族脱贫致富，不可否认，这些善举值得肯定，但13年里，他却没有对死者家人做出一点实际的事情。他说他曾经多次想到过自首，“但一想到家庭等因素”。最终选择了背对现实。
“家庭因素”。何小平也知道家庭的重要，但谁来重视另一个破碎的家庭?如果他早考虑“家庭因素”，13年前，就不会出事，两个家庭可能幸福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