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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强北是深圳的心脏。你能从匆忙的步履中直接感觉到它的跳动。
最有可能和你擦肩而过的是快递员。
在这条位于深圳福田区最繁华地带的街上，奔波着2000名快递员，他们来自300家不同规模的公司，平均每人每天要收发400件快递。
当然，你也可能碰到赶着去银行给海外汇款的店员—华强北有数个从事海外汇兑的西联汇款，还有直接开在电子商城里的银行。
华强北是由信息、资金和产品组成的森林。街道两旁林立的高楼有着“小城市”的摩登和体面，随意拐进一间商场，迎面就是一米来宽的旧式玻璃柜台，里面密密麻麻摆着各式移动设备：手机、智能手表或是智能手环。其中有华强北最知名的特产：与iPhone、Apple Watch外形几乎一致的，甚至赶在正品上市前就开始售卖的安卓设备。
正是这一类能准确诠释山寨文化的特产，使华强北生机勃勃，同时饱受诟病。
华强北是深圳毛细血管的切面，它所属的通路指向深圳郊区数以万计的手机制造商、代工厂，以及上下游零配件生产商—直至覆盖珠三角的制造业群落，这里是“中国制造”最重要的生产车间。
这个以深圳为中心的网络似乎可以无限延伸。你在华强北能碰到的角色越来越多样：来自北京的创业团队，来自美国的创客，或者来自印度的采购商。
2014年7月，从事硬件投资的杨海涛从北京来到深圳，他和同事在华强北看到多种智能手表，感觉到北方硬件生产力的落后，“为什么要在北方投那么多团队？他们很可能最终连样品都交不出来。”
两个月后，杨海涛再来到华强北时，已经有七八十个柜台在销售智能电子表，之前仅十来个柜台—此时距苹果发布智能手表还有3个月的时间。杨海涛所在的联想之星已经打算在深圳开设硬件创业孵化器，在他看来，智能硬件更重要的环节还是生产，这是他频繁飞往深圳的原因。
越来越多人来到深圳寻找硬件制造的机会。2013年4月，《第一财经周刊》的封面报道《创客在深圳》捕捉到了早期的迹象：大批硬件创客奔赴这个方便购买元器件的电子市场，他们不是要模仿，而是要将自己的主意变成产品。
时隔两年，那篇报道里提及的创客发生了一些称得上根本性的变化—有些公司着手批量生产，有些年轻人受到鼓舞离职创业。新公司的商业化步伐在加快，它们开始繁殖同类型的公司。
代表新经济的创业公司从华强北山寨产品的缝隙中生长起来。它们想做纯正的原创产品，却又根植于山寨文化的商业土壤。
深圳孵化出另一个深圳。
现在，深圳最炙手可热的硬件公司非大疆莫属。关于这家无人机公司的最新消息是它可能获得红杉资本的注资，估值因此达到100亿美元。
红杉资本以投资早期高技术项目著称。对这种投资方来说，大疆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一家代表“新经济”的公司—无人机不是手机那类生活必需品，更像个高端的玩具。
对于深圳这个城市而言，大疆的意义在于它摆脱了以抄袭为核心的山寨路线。“许多公司的那种创新性不如大疆来得这么干净利索，在大疆创始之初，全球找不到这样的产品。”潘农菲在2014年离开腾讯微信硬件平台，加入大疆担任伙伴生态副总裁。
曾经，这个城市里，无论是新的技术公司还是郊区数以万计的小工厂，大多遵循山寨路线。潘农菲所指的“其他公司”也包括腾讯，这家孵化出数款热门即时通讯软件的公司，起步时也没能摆脱抄袭和模仿。
这个1980年代中国南方海边的小渔村，变成了一座有高度的城市。从城市上空俯瞰，它的摩天大楼与香港比肩，成为香港与内地在地平线上的分界。
它年轻得没有历史。一种商业模式复制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整个城市就能迅速富有起来—利用低廉的人力成本代工，其中不乏拙劣的模仿。
当位于深圳龙华的富士康工厂正为苹果手表的发布紧张地准备生产时，附近工厂根据网络上流传的信息，猜测最终发布的产品的外形并布置生产，待苹果发布产品之际，它们的产品几乎能够同时上市—只是系统换成安卓。
拙劣的模仿是山寨文化的根基，现在，深圳试图以创新抵御，以改写城市的标记。
大疆成功之后，北方的投资人纷纷南下寻找下一个大疆。胡佳祺从哈尔滨工程大学毕业后和伙伴们来到深圳做机器人，当他希望从风险投资那里获得第一笔启动资金时，对方却说，“可惜你们不做无人机的，不过你们都做了机器人了，能不能考虑下做无人机？”
大公司也渴望复制下一个大疆，手机制造商小米据说要推出名为“极飞”的无人机，有报道称腾讯也正和一家名为九星科技的公司合作。除了这些大型公司，做手机起家的雷柏，快递业的顺丰以及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公司都开始进入这个行业。
“这叫‘Me Too’。”潘菲农说，互联网行业给抄袭和模仿取了这样的一个名字。
但新公司的特点正在于其不可复制性。据接近小米无人机团队的人士透露，这家公司在2014年六七月间启动无人机项目，但因外形与大疆过于相似，又重新设计，最终发布时间大概定在今年六七月。“像小米这样的公司最终做出来一个相同定位的产品也需要一年时间，这就是个壁垒。”这位不愿具名的人士评论说。
不可复制，意味着难以规模化。这和大规模制造价格低廉的产品的山寨商业逻辑截然不同。新一代的创业公司不再模仿，也随之放弃了对规模的盲从。
“无人机本身是不可能出现海量用户的，你是不可能想象在中国出现一亿架飞机在天上飞的，”潘农菲说，“在五线城市，人们会拿一堆红米手机，但不太会拿一堆iPhone，互联网模式的打法是不可能在无人机领域实现的。” 新一代硬件创业者从极客成长起来，他们大多选择较小众的市场为起点，试图从原创的路径出发，之后再切入消费品市场。
乐恒是uArm公司的CTO，他们做了一个机械手臂，通过手机能控制它做一些简单的动作。
直到现在，他们也不太清楚这个产品的市场在哪里。2014年1月，他们在众筹网站Kickstarter上发布了项目，计划在半个月内筹集5000美元，这需要卖出20套单价250美元的产品。没想到这个目标在第一天就完成了。到原定结束众筹的2014年3月7日，他们一共售出1000多套产品。
“没有人不想切入消费品市场。”乐恒说，他们期待一个能够切入家庭应用场景的契机，在他们看来，大疆也是苦守小众市场若干年才被大众接受，“它最开始叫一体机，当它把自己定义为‘会飞的照相机’，一下子就把受众圈子扩大成摄影爱好者了，摄影爱好者是个非常庞大的群体，而一体机所面临的航模玩家要小得多。”
在创业之前，乐恒只是一个新公司的实习生，“进了那个行当之后发现里面混的都是年轻人，就觉得我们也能自己搞一点什么。”被公司另外3名员工相邀共同创业时，乐恒答应了，“甚至连做什么都没想好，只想要自己做点什么。”
乐恒当时所在的公司叫Makeblock，主要制造外形上酷似乐高玩具的金属机器人套件。2013年《第一财经周刊》撰写《创客在深圳》时，这个团队刚刚通过选拔，入驻位于深圳的硅谷硬件孵化器HAXLR8R，他们是唯一一个入驻的中国团队，获得初期的起步资金后，在Kickstarter上每月有数千美元的销售额，2015年获得风投注资。
两年后的现在，这些创业公司已经开始孵化新公司，新公司的创始人在原创的路途上继续行走。
乐恒和同事们离开公司创业时，没有任何收入，4个人平均年龄25岁，靠帮朋友设计PCB板赚取收入支撑开销。一个月后，他们才有了一个初步想法，这个想法离通常能够说服投资人注资的“商业化”还有较远距离，“一堆Maker都在做开元硬件的板子，但大多数人在这个板子上没有输出，我们想如果能够实现一些机械的输出，应该能够制造许多好玩的场景。”
乐恒是地道的深圳创业者。类似情况下，他在北京的同龄人，通常已经成功游说投资人，获得启动资金。深圳的创客更像是爱动手的大学生，不熟悉商业社会的规则。
投资人也不愿意去投这种风险高、投资回报周期长的创业模式，除非得到一些信息来验证市场。一直到今年，uArm通过Kickstarter等渠道累计售出3000套产品时，他们才得到创新工场的注资。
你可以认为，深圳聚集着更多的草根创业者。谈到北京热火朝天的互联网创业氛围，杨海涛认为那是因为有更多人在北京实现了财务自由，“许多人在北京的老互联网公司比如网易、搜狐什么的分到了钱，而这些公司本身已经没落了，所以很多中高层出来创业，”杨海涛说，“但你看腾讯的创业者相对少，这家公司还在上升期。”
如果说年轻的深圳有什么传统，那一定是“白手起家”。1980年代，香港人携资金和订单到深圳招募工人开设服装工厂，完成外贸订单，那些掌握了技术和客户的成熟工人往往自立门户另设工厂，以相同的产品和更低的价格争夺生意；在华强北，搬着箱子跑来跑去的伙计，在梳理清楚客户关系和生产链之后，也都选择创业—同类厂商不断繁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构建了山寨生产的生态系统。
大疆出现在深圳并非偶然，如此繁殖出来的数以万计的中小工厂是生产硬件的最佳土壤，越来越多的创客趋之若鹜。
胡佳祺在哈尔滨工程大学读书时原本在学校实验室里做机器人研发，2013年毕业后和几个同学到上海创业。做产品之前，他认为长三角地区也是硬件产品生产中心，生产在当地就能完成。可到了采购零配件阶段，他发现大多数时候都不得不远程和深圳交涉。
机器人里有一个核心的零部件舵机，胡佳祺在找供应商时发现最合适的厂商还是在深圳。他需要供应商按照特定参数做定制生产，而长三角地区都是大型工厂，难以定制生产，深圳所在的珠三角地区则以中小型企业为主。
不过，仅凭远程交流，深圳供应商决定为他们展开小批量定制化的生产。
胡佳祺最终决定搬到深圳，“所有的零配件方圆50公里内能够配齐。”他说。在上海购买一个芯片时，他们交涉的代理商最终还是需要和深圳总代理讨价还价。
胡佳祺再次找到这家名为“银燕”的舵机生产商，“聊了好几次，他们的态度才有所缓和。”
银燕的创始人刘军记得胡佳祺，他是奔到银燕深圳南山科技园办公室的若干年轻人中的一个。这些年轻人包括2009年大疆的创始人汪滔、2015年小米的无人机团队，也包括来自日本、美国的创客。
刘军专门到胡佳祺的团队位于深圳前海创业园的办公室拜访了几次。前海是当地政府在深圳、香港交界处填海而造的土地，承载着30岁的深圳对自己未来的畅想。前海创业园前半年不收取租金，吸引了不少初创团队。
刘军最终答应为他们做定制化生产。
规模化是制造业盈利的法则，创业公司的小批量订单带不来多少利润，但对刘军来说，他需要付出成本押注未来。为这些几十至几百个的订单做定制生产，需要腾出原本批量生产的生产线，成本是巨大的，“原本卖30元的东西，这种小规模生产我卖400元一个也不会赚钱。”刘军说。
但他尝到过甜头。2009年的大疆只是一个五六个人的团队，是珠三角地区众多做飞行器的公司中的一个。大疆找到刘军，希望采购他们的零配件。
刘军是较早从大公司离开去创业的深圳人。他原是华为员工，业余花大量时间玩航模，2007年正式离开华为创业，做航模以及零配件。
当时，创业的逻辑离不开深圳乃至整个中国的商业逻辑—做更便宜的同类产品，迅速获得规模。他们自己玩航模时，常采购产自捷克的JETI马达，售价折合人民币560元，而他们做出来的产品在当时能够低至120元。银燕起步时不仅仅做零配件，也做航模，可面对的毕竟是小众市场。
正是伴随着大疆的成长，银燕也获得了自身的飞跃。2012年，大疆将自己定义为“会飞的相机”，而另外一些无人机公司将自己的产品投放在农业等通用领域，作为上游公司，银燕的年销售额也从数千万元增长到一亿多元。
近年来，方圆几公里内工厂倒闭的消息不绝于耳，刘军庆幸自己进入了一个新兴产业链条，“国人的消费水平越来越高了，追求的不再仅仅是吃穿用，还有飞行器这样的高端消费。”他说，即便在金融海啸时，他们的生意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但当大疆逐渐成长起来，开始有能力自己生产舵机时，刘军不得不寻找下一个大疆。让他看到希望的是，一些创业团队的订单逐渐在增产，他眼里那个学生一样的日本创客，曾数次到访办公室，说服他们帮他做定制生产。他做了一款可以扫地和走路的机器人，目前订单已达到10万多台。“我不认为现在这些客户未来10年还会全部存在，我觉得只有五六家会活下来。”刘军说。
他避开那些在经济危机和各轮倒闭潮中存活下来的传统生产商。在接受《第一财经周刊》采访之前，他刚刚拒绝了一家广东汕头的外贸玩具生产商，后者希望用较低质量的配件获得更低的价格。尽管订单数量不小，但刘军说，他不再和这些对价格敏感的制造商合作，这并非长久之计。
不仅仅是上下游供应商在寻找新硬件公司，就连富士康这样的全球化代工厂也愿意不计成本为创业团队服务。作为巨型生产商，富士康在工厂里设置了小批量生产中心，向创业团队发出邀请，并为创业团队提供硬件生产经营。
《经济学人》学术腔的“中国人口红利消失”论调，对刘军来说只是一笔账：2002年他每月平均支付每个工人1200元，2015年涨至4000元左右。为此，他不得不把工厂迁至东莞，那里国家规定的最低薪酬标准为1600元，低于深圳的2100元。
但更让他们苦恼的是，即便薪水10年时间里涨了3倍，他们还是很难招到人，“以前生产线上需要80个人，能够招到100个人进厂选拔，但现在有100个人的缺口时，可能只能招到80个人。”
那个小渔村已经彻底消失了，但深圳及周围的工厂仍保持着1980年代的样子：前面是厂房，后面是宿舍，年轻工人的生活和社交大多在这个院子里。
和新一代创业者一样，新一代年轻人的观念也在变化。这里的工作很难吸引他们安定下来。“他们是否留下来干活不是由薪水高低决定，而是看他们心情好不好，有可能哪天失恋了，就来跟我们辞职了。”在刘军看来，这是缺乏责任感的表现。
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中国偏僻乡村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和城市里的同龄人接触的信息差在减小，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公平。年轻工人可能“不负责任”地辞职，城市创客也可能“不负责任”地去创业。
智能手机遍布中国各个角落，胡佳祺从中能享受到的最大红利是很多电子元配件以打破摩尔定律的速度降价，“我记得很清楚，2009年时，无人机上面的控制板要2500多美元，它的性能还不如现在开源的板子。”胡佳祺说。
同时，尽管人力成本在上涨，但像舵机这样依赖基础性机械加工以及需要大量人力的零配件，价格却没有下降。胡佳祺这样的创客团队，能顺利地把产品生产出来已是不错的开始。
相比富士康那样的大型生产商，大多数初创团队愿意选择矽递科技这类灵活的小型生产中心，这种生产中心为初创硬件团队生产“0至1万”件的PCB板，它们要价不低，但质量上乘，“如果需求量更大，就找富士康这样的大厂去生产。”胡佳祺说。
在胡佳祺的预料中，未来需求量更大时成本就能够降下来，相比现在只是几百台的需求量，舵机的成本能下降30%左右，PCB板找专业厂商大规模生产，也能够降低20%左右的成本。
杨海涛所在的孵化器已在深圳落地。他一度想过改造当地的传统山寨厂商，在他看来，用精湛的工艺制造出最终产品是最关键的。他曾经计算过，在“点名时间”这样的众筹平台上，有1/3的团队最终交不出货，他想尝试让传统生产商接受互联网生产路径。
但最终发现这行不通，“他们跟我说，希望我帮忙找一个懂互联网思维的人来，却连一个合伙人的职位都给不了。”他意识到，传统团队面临的不是生产路径的转化，而是根本的变革。
总有一些先行者愿意承担更多风险。
乐恒的uArm团队在生产机械手臂时，诸多小型生产商愿意与其合作。在他们四处采购零配件时，一些传统生产手机的生产商甚至主动表示能帮他们完成手臂某个部位的生产，“它们期望碰到那些能够变成大公司的创业公司，而现在这样的案例越来越多。”
在杨海涛看来，山寨商业文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会是深圳重要的一部分，那些历经数次危机存活下来的生产商仍具备强大的生存能力，“它们也在慢慢加入到新硬件的生产中来。”杨海涛说。
华强北也会兴盛下去—这里仍充斥着拙劣的模仿品甚至假货。乐恒曾在华强北采购9000多个芯片，进入生产阶段后，发现3000多个是假货，“当你上了一定规模之后，去华强北找零配件可能会有风险，但在做原型阶段，在那里逛效率很高，在那一片区域你想要什么都能买到。”乐恒说。
嘈杂的华强北，正是原创产品的孵化器。
乐恒说，他们的机械手臂除了朝鲜，其他国家都有人购买，通过众筹网站和自己的官网订购，以快递的方式送到这些客户手中。
在华强北的一个柜台前，一个做智能手环的生产商刚刚参加完深圳的电子展。以前，它们都是去参加香港电子展。越来越多的采购商争取在电子展上拿到大订单，也期望在华强北柜台以零售或采购的方式将产品销售出去。
这些新硬件团队制造的产品和传统生产团队制造的有着不同的路线图，前者的用户直接从互联网上订购，而后者通常被运往当地某个市场。
不过，它们可能都产自深圳龙岗，可能会被送上同一个航班，发往同一个国家。
最有可能和你擦肩而过的是快递员。
在这条位于深圳福田区最繁华地带的街上，奔波着2000名快递员，他们来自300家不同规模的公司，平均每人每天要收发400件快递。
当然，你也可能碰到赶着去银行给海外汇款的店员—华强北有数个从事海外汇兑的西联汇款，还有直接开在电子商城里的银行。
华强北是由信息、资金和产品组成的森林。街道两旁林立的高楼有着“小城市”的摩登和体面，随意拐进一间商场，迎面就是一米来宽的旧式玻璃柜台，里面密密麻麻摆着各式移动设备：手机、智能手表或是智能手环。其中有华强北最知名的特产：与iPhone、Apple Watch外形几乎一致的，甚至赶在正品上市前就开始售卖的安卓设备。
正是这一类能准确诠释山寨文化的特产，使华强北生机勃勃，同时饱受诟病。
华强北是深圳毛细血管的切面，它所属的通路指向深圳郊区数以万计的手机制造商、代工厂，以及上下游零配件生产商—直至覆盖珠三角的制造业群落，这里是“中国制造”最重要的生产车间。
这个以深圳为中心的网络似乎可以无限延伸。你在华强北能碰到的角色越来越多样：来自北京的创业团队，来自美国的创客，或者来自印度的采购商。
2014年7月，从事硬件投资的杨海涛从北京来到深圳，他和同事在华强北看到多种智能手表，感觉到北方硬件生产力的落后，“为什么要在北方投那么多团队？他们很可能最终连样品都交不出来。”
两个月后，杨海涛再来到华强北时，已经有七八十个柜台在销售智能电子表，之前仅十来个柜台—此时距苹果发布智能手表还有3个月的时间。杨海涛所在的联想之星已经打算在深圳开设硬件创业孵化器，在他看来，智能硬件更重要的环节还是生产，这是他频繁飞往深圳的原因。
越来越多人来到深圳寻找硬件制造的机会。2013年4月，《第一财经周刊》的封面报道《创客在深圳》捕捉到了早期的迹象：大批硬件创客奔赴这个方便购买元器件的电子市场，他们不是要模仿，而是要将自己的主意变成产品。
时隔两年，那篇报道里提及的创客发生了一些称得上根本性的变化—有些公司着手批量生产，有些年轻人受到鼓舞离职创业。新公司的商业化步伐在加快，它们开始繁殖同类型的公司。
代表新经济的创业公司从华强北山寨产品的缝隙中生长起来。它们想做纯正的原创产品，却又根植于山寨文化的商业土壤。
深圳孵化出另一个深圳。
现在，深圳最炙手可热的硬件公司非大疆莫属。关于这家无人机公司的最新消息是它可能获得红杉资本的注资，估值因此达到100亿美元。
红杉资本以投资早期高技术项目著称。对这种投资方来说，大疆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一家代表“新经济”的公司—无人机不是手机那类生活必需品，更像个高端的玩具。
对于深圳这个城市而言，大疆的意义在于它摆脱了以抄袭为核心的山寨路线。“许多公司的那种创新性不如大疆来得这么干净利索，在大疆创始之初，全球找不到这样的产品。”潘农菲在2014年离开腾讯微信硬件平台，加入大疆担任伙伴生态副总裁。
曾经，这个城市里，无论是新的技术公司还是郊区数以万计的小工厂，大多遵循山寨路线。潘农菲所指的“其他公司”也包括腾讯，这家孵化出数款热门即时通讯软件的公司，起步时也没能摆脱抄袭和模仿。
这个1980年代中国南方海边的小渔村，变成了一座有高度的城市。从城市上空俯瞰，它的摩天大楼与香港比肩，成为香港与内地在地平线上的分界。
它年轻得没有历史。一种商业模式复制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整个城市就能迅速富有起来—利用低廉的人力成本代工，其中不乏拙劣的模仿。
当位于深圳龙华的富士康工厂正为苹果手表的发布紧张地准备生产时，附近工厂根据网络上流传的信息，猜测最终发布的产品的外形并布置生产，待苹果发布产品之际，它们的产品几乎能够同时上市—只是系统换成安卓。
拙劣的模仿是山寨文化的根基，现在，深圳试图以创新抵御，以改写城市的标记。
大疆成功之后，北方的投资人纷纷南下寻找下一个大疆。胡佳祺从哈尔滨工程大学毕业后和伙伴们来到深圳做机器人，当他希望从风险投资那里获得第一笔启动资金时，对方却说，“可惜你们不做无人机的，不过你们都做了机器人了，能不能考虑下做无人机？”
大公司也渴望复制下一个大疆，手机制造商小米据说要推出名为“极飞”的无人机，有报道称腾讯也正和一家名为九星科技的公司合作。除了这些大型公司，做手机起家的雷柏，快递业的顺丰以及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公司都开始进入这个行业。
“这叫‘Me Too’。”潘菲农说，互联网行业给抄袭和模仿取了这样的一个名字。
但新公司的特点正在于其不可复制性。据接近小米无人机团队的人士透露，这家公司在2014年六七月间启动无人机项目，但因外形与大疆过于相似，又重新设计，最终发布时间大概定在今年六七月。“像小米这样的公司最终做出来一个相同定位的产品也需要一年时间，这就是个壁垒。”这位不愿具名的人士评论说。
不可复制，意味着难以规模化。这和大规模制造价格低廉的产品的山寨商业逻辑截然不同。新一代的创业公司不再模仿，也随之放弃了对规模的盲从。
“无人机本身是不可能出现海量用户的，你是不可能想象在中国出现一亿架飞机在天上飞的，”潘农菲说，“在五线城市，人们会拿一堆红米手机，但不太会拿一堆iPhone，互联网模式的打法是不可能在无人机领域实现的。” 新一代硬件创业者从极客成长起来，他们大多选择较小众的市场为起点，试图从原创的路径出发，之后再切入消费品市场。
乐恒是uArm公司的CTO，他们做了一个机械手臂，通过手机能控制它做一些简单的动作。
直到现在，他们也不太清楚这个产品的市场在哪里。2014年1月，他们在众筹网站Kickstarter上发布了项目，计划在半个月内筹集5000美元，这需要卖出20套单价250美元的产品。没想到这个目标在第一天就完成了。到原定结束众筹的2014年3月7日，他们一共售出1000多套产品。
“没有人不想切入消费品市场。”乐恒说，他们期待一个能够切入家庭应用场景的契机，在他们看来，大疆也是苦守小众市场若干年才被大众接受，“它最开始叫一体机，当它把自己定义为‘会飞的照相机’，一下子就把受众圈子扩大成摄影爱好者了，摄影爱好者是个非常庞大的群体，而一体机所面临的航模玩家要小得多。”
在创业之前，乐恒只是一个新公司的实习生，“进了那个行当之后发现里面混的都是年轻人，就觉得我们也能自己搞一点什么。”被公司另外3名员工相邀共同创业时，乐恒答应了，“甚至连做什么都没想好，只想要自己做点什么。”
乐恒当时所在的公司叫Makeblock，主要制造外形上酷似乐高玩具的金属机器人套件。2013年《第一财经周刊》撰写《创客在深圳》时，这个团队刚刚通过选拔，入驻位于深圳的硅谷硬件孵化器HAXLR8R，他们是唯一一个入驻的中国团队，获得初期的起步资金后，在Kickstarter上每月有数千美元的销售额，2015年获得风投注资。
两年后的现在，这些创业公司已经开始孵化新公司，新公司的创始人在原创的路途上继续行走。
乐恒和同事们离开公司创业时，没有任何收入，4个人平均年龄25岁，靠帮朋友设计PCB板赚取收入支撑开销。一个月后，他们才有了一个初步想法，这个想法离通常能够说服投资人注资的“商业化”还有较远距离，“一堆Maker都在做开元硬件的板子，但大多数人在这个板子上没有输出，我们想如果能够实现一些机械的输出，应该能够制造许多好玩的场景。”
乐恒是地道的深圳创业者。类似情况下，他在北京的同龄人，通常已经成功游说投资人，获得启动资金。深圳的创客更像是爱动手的大学生，不熟悉商业社会的规则。
投资人也不愿意去投这种风险高、投资回报周期长的创业模式，除非得到一些信息来验证市场。一直到今年，uArm通过Kickstarter等渠道累计售出3000套产品时，他们才得到创新工场的注资。
你可以认为，深圳聚集着更多的草根创业者。谈到北京热火朝天的互联网创业氛围，杨海涛认为那是因为有更多人在北京实现了财务自由，“许多人在北京的老互联网公司比如网易、搜狐什么的分到了钱，而这些公司本身已经没落了，所以很多中高层出来创业，”杨海涛说，“但你看腾讯的创业者相对少，这家公司还在上升期。”
如果说年轻的深圳有什么传统，那一定是“白手起家”。1980年代，香港人携资金和订单到深圳招募工人开设服装工厂，完成外贸订单，那些掌握了技术和客户的成熟工人往往自立门户另设工厂，以相同的产品和更低的价格争夺生意；在华强北，搬着箱子跑来跑去的伙计，在梳理清楚客户关系和生产链之后，也都选择创业—同类厂商不断繁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构建了山寨生产的生态系统。
大疆出现在深圳并非偶然，如此繁殖出来的数以万计的中小工厂是生产硬件的最佳土壤，越来越多的创客趋之若鹜。
胡佳祺在哈尔滨工程大学读书时原本在学校实验室里做机器人研发，2013年毕业后和几个同学到上海创业。做产品之前，他认为长三角地区也是硬件产品生产中心，生产在当地就能完成。可到了采购零配件阶段，他发现大多数时候都不得不远程和深圳交涉。
机器人里有一个核心的零部件舵机，胡佳祺在找供应商时发现最合适的厂商还是在深圳。他需要供应商按照特定参数做定制生产，而长三角地区都是大型工厂，难以定制生产，深圳所在的珠三角地区则以中小型企业为主。
不过，仅凭远程交流，深圳供应商决定为他们展开小批量定制化的生产。
胡佳祺最终决定搬到深圳，“所有的零配件方圆50公里内能够配齐。”他说。在上海购买一个芯片时，他们交涉的代理商最终还是需要和深圳总代理讨价还价。
胡佳祺再次找到这家名为“银燕”的舵机生产商，“聊了好几次，他们的态度才有所缓和。”
银燕的创始人刘军记得胡佳祺，他是奔到银燕深圳南山科技园办公室的若干年轻人中的一个。这些年轻人包括2009年大疆的创始人汪滔、2015年小米的无人机团队，也包括来自日本、美国的创客。
刘军专门到胡佳祺的团队位于深圳前海创业园的办公室拜访了几次。前海是当地政府在深圳、香港交界处填海而造的土地，承载着30岁的深圳对自己未来的畅想。前海创业园前半年不收取租金，吸引了不少初创团队。
刘军最终答应为他们做定制化生产。
规模化是制造业盈利的法则，创业公司的小批量订单带不来多少利润，但对刘军来说，他需要付出成本押注未来。为这些几十至几百个的订单做定制生产，需要腾出原本批量生产的生产线，成本是巨大的，“原本卖30元的东西，这种小规模生产我卖400元一个也不会赚钱。”刘军说。
但他尝到过甜头。2009年的大疆只是一个五六个人的团队，是珠三角地区众多做飞行器的公司中的一个。大疆找到刘军，希望采购他们的零配件。
刘军是较早从大公司离开去创业的深圳人。他原是华为员工，业余花大量时间玩航模，2007年正式离开华为创业，做航模以及零配件。
当时，创业的逻辑离不开深圳乃至整个中国的商业逻辑—做更便宜的同类产品，迅速获得规模。他们自己玩航模时，常采购产自捷克的JETI马达，售价折合人民币560元，而他们做出来的产品在当时能够低至120元。银燕起步时不仅仅做零配件，也做航模，可面对的毕竟是小众市场。
正是伴随着大疆的成长，银燕也获得了自身的飞跃。2012年，大疆将自己定义为“会飞的相机”，而另外一些无人机公司将自己的产品投放在农业等通用领域，作为上游公司，银燕的年销售额也从数千万元增长到一亿多元。
近年来，方圆几公里内工厂倒闭的消息不绝于耳，刘军庆幸自己进入了一个新兴产业链条，“国人的消费水平越来越高了，追求的不再仅仅是吃穿用，还有飞行器这样的高端消费。”他说，即便在金融海啸时，他们的生意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但当大疆逐渐成长起来，开始有能力自己生产舵机时，刘军不得不寻找下一个大疆。让他看到希望的是，一些创业团队的订单逐渐在增产，他眼里那个学生一样的日本创客，曾数次到访办公室，说服他们帮他做定制生产。他做了一款可以扫地和走路的机器人，目前订单已达到10万多台。“我不认为现在这些客户未来10年还会全部存在，我觉得只有五六家会活下来。”刘军说。
他避开那些在经济危机和各轮倒闭潮中存活下来的传统生产商。在接受《第一财经周刊》采访之前，他刚刚拒绝了一家广东汕头的外贸玩具生产商，后者希望用较低质量的配件获得更低的价格。尽管订单数量不小，但刘军说，他不再和这些对价格敏感的制造商合作，这并非长久之计。
不仅仅是上下游供应商在寻找新硬件公司，就连富士康这样的全球化代工厂也愿意不计成本为创业团队服务。作为巨型生产商，富士康在工厂里设置了小批量生产中心，向创业团队发出邀请，并为创业团队提供硬件生产经营。
《经济学人》学术腔的“中国人口红利消失”论调，对刘军来说只是一笔账：2002年他每月平均支付每个工人1200元，2015年涨至4000元左右。为此，他不得不把工厂迁至东莞，那里国家规定的最低薪酬标准为1600元，低于深圳的2100元。
但更让他们苦恼的是，即便薪水10年时间里涨了3倍，他们还是很难招到人，“以前生产线上需要80个人，能够招到100个人进厂选拔，但现在有100个人的缺口时，可能只能招到80个人。”
那个小渔村已经彻底消失了，但深圳及周围的工厂仍保持着1980年代的样子：前面是厂房，后面是宿舍，年轻工人的生活和社交大多在这个院子里。
和新一代创业者一样，新一代年轻人的观念也在变化。这里的工作很难吸引他们安定下来。“他们是否留下来干活不是由薪水高低决定，而是看他们心情好不好，有可能哪天失恋了，就来跟我们辞职了。”在刘军看来，这是缺乏责任感的表现。
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中国偏僻乡村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和城市里的同龄人接触的信息差在减小，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公平。年轻工人可能“不负责任”地辞职，城市创客也可能“不负责任”地去创业。
智能手机遍布中国各个角落，胡佳祺从中能享受到的最大红利是很多电子元配件以打破摩尔定律的速度降价，“我记得很清楚，2009年时，无人机上面的控制板要2500多美元，它的性能还不如现在开源的板子。”胡佳祺说。
同时，尽管人力成本在上涨，但像舵机这样依赖基础性机械加工以及需要大量人力的零配件，价格却没有下降。胡佳祺这样的创客团队，能顺利地把产品生产出来已是不错的开始。
相比富士康那样的大型生产商，大多数初创团队愿意选择矽递科技这类灵活的小型生产中心，这种生产中心为初创硬件团队生产“0至1万”件的PCB板，它们要价不低，但质量上乘，“如果需求量更大，就找富士康这样的大厂去生产。”胡佳祺说。
在胡佳祺的预料中，未来需求量更大时成本就能够降下来，相比现在只是几百台的需求量，舵机的成本能下降30%左右，PCB板找专业厂商大规模生产，也能够降低20%左右的成本。
杨海涛所在的孵化器已在深圳落地。他一度想过改造当地的传统山寨厂商，在他看来，用精湛的工艺制造出最终产品是最关键的。他曾经计算过，在“点名时间”这样的众筹平台上，有1/3的团队最终交不出货，他想尝试让传统生产商接受互联网生产路径。
但最终发现这行不通，“他们跟我说，希望我帮忙找一个懂互联网思维的人来，却连一个合伙人的职位都给不了。”他意识到，传统团队面临的不是生产路径的转化，而是根本的变革。
总有一些先行者愿意承担更多风险。
乐恒的uArm团队在生产机械手臂时，诸多小型生产商愿意与其合作。在他们四处采购零配件时，一些传统生产手机的生产商甚至主动表示能帮他们完成手臂某个部位的生产，“它们期望碰到那些能够变成大公司的创业公司，而现在这样的案例越来越多。”
在杨海涛看来，山寨商业文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会是深圳重要的一部分，那些历经数次危机存活下来的生产商仍具备强大的生存能力，“它们也在慢慢加入到新硬件的生产中来。”杨海涛说。
华强北也会兴盛下去—这里仍充斥着拙劣的模仿品甚至假货。乐恒曾在华强北采购9000多个芯片，进入生产阶段后，发现3000多个是假货，“当你上了一定规模之后，去华强北找零配件可能会有风险，但在做原型阶段，在那里逛效率很高，在那一片区域你想要什么都能买到。”乐恒说。
嘈杂的华强北，正是原创产品的孵化器。
乐恒说，他们的机械手臂除了朝鲜，其他国家都有人购买，通过众筹网站和自己的官网订购，以快递的方式送到这些客户手中。
在华强北的一个柜台前，一个做智能手环的生产商刚刚参加完深圳的电子展。以前，它们都是去参加香港电子展。越来越多的采购商争取在电子展上拿到大订单，也期望在华强北柜台以零售或采购的方式将产品销售出去。
这些新硬件团队制造的产品和传统生产团队制造的有着不同的路线图，前者的用户直接从互联网上订购，而后者通常被运往当地某个市场。
不过，它们可能都产自深圳龙岗，可能会被送上同一个航班，发往同一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