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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省祥云县水目山“五祖坟”院内，保存着一块完整的《真如沙门之碑》，至今鲜为人知。碑高190厘米，宽96厘米，圭首，于清代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乙酉仲冬立。碑阳额面自左至右刻“真如沙门之碑”6个篆体字，为林则徐亲笔题写，下有楷书碑文28行，满行56字。碑阴额面刻隶书“碑铭”2字，下刻楷书碑文16行，满行56字。第6行有“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制滇黔使者闽中少穆林则徐顿首篆额”等落款，并有“翰墨之林”、“少穆则徐”小篆阴刻印2方。碑文由赐进士出身朝议大夫前翰林院编修姚邑方外友人榘堂刘荣黼撰写，赐进士出身候选员外郎翰林院庶吉士榆城方外第邺园李蟠根书丹，落款下有“榘堂氏”、“姚邑荣黼”及“邺园”、“李蟠根印”等小篆阴刻印4方。碑文中详细记叙了水目山容光祖真禅师出家和修行的经历，并把他作为万众皈依、远近闻名的高僧大德，以画龙点睛之笔，高度颂扬了他的光辉事迹。
碑文中记载，容光19岁于水目山出家，受具足戒后，“遍游诸方12年，朝名山广印知识”，回滇后参大姚县妙峰山淮峰和尚，嗣临济宗第35世，归水目山地藏寺化缘接众。从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开始，开坛8次。“初往妙峰结期，开舍卫之宗风；次就感通（今大理市感通寺）说戒，演祗园之梵纲；教毗尼于龙华（今姚安县龙华寺），讲楞伽之元机；振威仪于至德，谈法华之妙理；兴佛事于仁静，传斩猫之心印；阐祖规于石笏（今剑川县石宝山），续拈花之意旨。化圆通（今保山市圆通寺）于指月，则波旬丧胆；显手眼于鸡足（今宾川县鸡足山），使顽石点头”。“道场圆满，师就水目。”之后，僧众云集，“有容光和尚，念自性弥陀，行超西迤，道冠南滇，说印空四有之经，演大乘小乘之义”，足见一代大师佛法之精深，道行之卓越，影响之广大，在云南省内首屈一指。这些精辟的记述，同时也反映出水目山当年佛事活动“梵音浩浩”之盛况，并由此体现了水目山在滇西地区作为“禅宗中心道场”的影响和地位。
尤其珍贵的是，《真如沙门之碑》中，还记载了云贵总督林则徐前往滇西途中寻访容光祖真大师并篆额“真如沙门之碑”的经过。碑文云：“戊申（公元1848年），少穆林公西行，道过纯瑛禅院，问瑛曰：‘滇有名山，多出法王。近年以来，何者清高达道？’瑛曰：‘有水目大师，如意诸法，通达妙门。定则槃舟自度，慧则法海度人。师往感通说戒，罗军门慕德请师，师谓使者曰：道场耶？应供耶？若道场，道场已週，若应供，法喜充满。师竟未赴。又于石笏嗣律，伊中堂慕德请师，师谓使者曰：会法耶？会僧耶？会法无法所说，会僧定僧不动。依然未赴。海师岩居穴处，冰消瓦解，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见此行业，清高达道，林公叹曰：‘智者难逢，某现宰官身，错过西来意’。（言毕）欢喜赞额‘真如沙门’，饬众泐碑。”
从碑文中可以看出，容光早在公元1846年就已经圆寂了，因此，林则徐不可能见到容光。虽然林公内心深感遗憾，但由此看到容光祖真一代大师的风范，看到水目名山如此兴盛，影响如此之大，着意寻求“清高达道”的心愿已经得到满足，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恰逢远近僧众会同官绅及民间至信舍家，商议为容光竖碑立传撰写碑文，林则徐应邀欣然命笔，篆书“真如沙门之碑”6个字，作为碑额，用“真如沙门”4个字，高度概括赞颂了容光大师，同时抒发了自己一生高尚的追求，言下之意，也为高僧辈出的名山法地水目山作出了极高的评价。
在佛教经典中，“沙门”义为勤息，即勤修戒定慧、息灭贪瞋痴的意思。按古印度习俗，凡出家人，不论何教何派，都泛称“沙门”。因传入中国的仅为佛教，故“沙门”成为佛教僧人的专称。《长阿含经》卷一《大本经》中解释说：“沙门者，捨离恩爱，出家修道，摄御诸根，不染外欲，慈心一切，无所伤害，逢苦不戚，遇乐不忻，能忍如地，故号“沙门”。当代佛学者弘学居士主编的《佛学概论》中指出：“真是真实不虚，如是如常不变，合真实如实二义，名为真如。又，真是真相，如是如此，真相如此，故名真如。”“真如”，是梵文Bhutatathata的意译，所谓真，意为真实，所谓如，意为如常。一切万法，体性离虚妄而真实，故曰真；常住不变，寂然不动，故曰如。尽管佛教各派对“真如”的解释有所不同，但共同一致的，那就是佛教各家都把“真如”看作是唯一无二的佛法真理。在很多佛教专著中，所说的“真如”、“法性”、“佛性”，都是同类概念，都是用以表示佛教绝对不变的最高真理。“法性”是“真如”这一最高真理在一切事物中的具体体现，“佛性”则是“真如”在一切众生心中的具体表现。由此看来，所谓“真如沙门”，就是真正的出家人，就是已经悟到最高真理、清高达道、掌握并向众生开示佛教真义的名符其实的高僧大德。林则徐为水目山亲笔篆额“真如沙门之碑”，不是偶然的，更不是随随便便的信手之举。这是他深厚的悲天悯人的佛家情愫的集中体现，与他一生彪炳日月的光辉历程和对佛教的虔诚及研究的精深是分不开的。林则徐在垂暮之年依然孜孜寻访高僧大德，着意追求“清高达道”的心境，不仅为他篆额“真如沙门之碑”作出了注释，也由此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一生高尚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
林则徐的一生，“历官十四省，统兵四十万，”在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中，爱国佑民，兴利除弊，一生清廉，一身正气，无私无畏，为国家为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林则徐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世界禁烟运动的杰出先驱，是举世敬仰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同时，他还是一位虔诚的佛门弟子。公元1807年23岁时，他就手书当时佛教界最流行的《佛说阿弥陀经》、《金刚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和《往生咒》、《大悲咒》等佛教经咒，用工楷书，共贮一函，上题“行舆日课”、“净土资粮”八个字，随身携带，作为每日必诵的功课。直到公元1841年，他在为夫人祝寿时所作的七律中，仍有“遥知手握牟尼串，犹念金刚般若经”的诗句。他的诗集中，有不少反映其参禅诵经、以佛咏景、以禅喻诗、赞颂佛门弟子，以及表现他和佛教界人士交往的内容，足见其对佛教的虔诚和对佛学研究的精深。
气壮山河的“虎门销烟”之后，公元1840年8月，林则徐受诬陷被革去两广总督之职，公元1842年被遣戍新疆伊犁“效力赎罪”，公元1846年署陕甘总督，次年授陕西巡抚，公元1848年任云贵总督，公元1849年因病辞职返福州老家休养，公元1850年11月再次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西督理军务，可惜，行至广东潮州普宁县途中不幸病逝。水目山的《真如沙门之碑》就是公元1848年仲冬在其辞职返籍之前，在滇西途中题写的。
碑文中记载，容光19岁于水目山出家，受具足戒后，“遍游诸方12年，朝名山广印知识”，回滇后参大姚县妙峰山淮峰和尚，嗣临济宗第35世，归水目山地藏寺化缘接众。从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开始，开坛8次。“初往妙峰结期，开舍卫之宗风；次就感通（今大理市感通寺）说戒，演祗园之梵纲；教毗尼于龙华（今姚安县龙华寺），讲楞伽之元机；振威仪于至德，谈法华之妙理；兴佛事于仁静，传斩猫之心印；阐祖规于石笏（今剑川县石宝山），续拈花之意旨。化圆通（今保山市圆通寺）于指月，则波旬丧胆；显手眼于鸡足（今宾川县鸡足山），使顽石点头”。“道场圆满，师就水目。”之后，僧众云集，“有容光和尚，念自性弥陀，行超西迤，道冠南滇，说印空四有之经，演大乘小乘之义”，足见一代大师佛法之精深，道行之卓越，影响之广大，在云南省内首屈一指。这些精辟的记述，同时也反映出水目山当年佛事活动“梵音浩浩”之盛况，并由此体现了水目山在滇西地区作为“禅宗中心道场”的影响和地位。
尤其珍贵的是，《真如沙门之碑》中，还记载了云贵总督林则徐前往滇西途中寻访容光祖真大师并篆额“真如沙门之碑”的经过。碑文云：“戊申（公元1848年），少穆林公西行，道过纯瑛禅院，问瑛曰：‘滇有名山，多出法王。近年以来，何者清高达道？’瑛曰：‘有水目大师，如意诸法，通达妙门。定则槃舟自度，慧则法海度人。师往感通说戒，罗军门慕德请师，师谓使者曰：道场耶？应供耶？若道场，道场已週，若应供，法喜充满。师竟未赴。又于石笏嗣律，伊中堂慕德请师，师谓使者曰：会法耶？会僧耶？会法无法所说，会僧定僧不动。依然未赴。海师岩居穴处，冰消瓦解，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见此行业，清高达道，林公叹曰：‘智者难逢，某现宰官身，错过西来意’。（言毕）欢喜赞额‘真如沙门’，饬众泐碑。”
从碑文中可以看出，容光早在公元1846年就已经圆寂了，因此，林则徐不可能见到容光。虽然林公内心深感遗憾，但由此看到容光祖真一代大师的风范，看到水目名山如此兴盛，影响如此之大，着意寻求“清高达道”的心愿已经得到满足，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恰逢远近僧众会同官绅及民间至信舍家，商议为容光竖碑立传撰写碑文，林则徐应邀欣然命笔，篆书“真如沙门之碑”6个字，作为碑额，用“真如沙门”4个字，高度概括赞颂了容光大师，同时抒发了自己一生高尚的追求，言下之意，也为高僧辈出的名山法地水目山作出了极高的评价。
在佛教经典中，“沙门”义为勤息，即勤修戒定慧、息灭贪瞋痴的意思。按古印度习俗，凡出家人，不论何教何派，都泛称“沙门”。因传入中国的仅为佛教，故“沙门”成为佛教僧人的专称。《长阿含经》卷一《大本经》中解释说：“沙门者，捨离恩爱，出家修道，摄御诸根，不染外欲，慈心一切，无所伤害，逢苦不戚，遇乐不忻，能忍如地，故号“沙门”。当代佛学者弘学居士主编的《佛学概论》中指出：“真是真实不虚，如是如常不变，合真实如实二义，名为真如。又，真是真相，如是如此，真相如此，故名真如。”“真如”，是梵文Bhutatathata的意译，所谓真，意为真实，所谓如，意为如常。一切万法，体性离虚妄而真实，故曰真；常住不变，寂然不动，故曰如。尽管佛教各派对“真如”的解释有所不同，但共同一致的，那就是佛教各家都把“真如”看作是唯一无二的佛法真理。在很多佛教专著中，所说的“真如”、“法性”、“佛性”，都是同类概念，都是用以表示佛教绝对不变的最高真理。“法性”是“真如”这一最高真理在一切事物中的具体体现，“佛性”则是“真如”在一切众生心中的具体表现。由此看来，所谓“真如沙门”，就是真正的出家人，就是已经悟到最高真理、清高达道、掌握并向众生开示佛教真义的名符其实的高僧大德。林则徐为水目山亲笔篆额“真如沙门之碑”，不是偶然的，更不是随随便便的信手之举。这是他深厚的悲天悯人的佛家情愫的集中体现，与他一生彪炳日月的光辉历程和对佛教的虔诚及研究的精深是分不开的。林则徐在垂暮之年依然孜孜寻访高僧大德，着意追求“清高达道”的心境，不仅为他篆额“真如沙门之碑”作出了注释，也由此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一生高尚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
林则徐的一生，“历官十四省，统兵四十万，”在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中，爱国佑民，兴利除弊，一生清廉，一身正气，无私无畏，为国家为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林则徐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世界禁烟运动的杰出先驱，是举世敬仰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同时，他还是一位虔诚的佛门弟子。公元1807年23岁时，他就手书当时佛教界最流行的《佛说阿弥陀经》、《金刚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和《往生咒》、《大悲咒》等佛教经咒，用工楷书，共贮一函，上题“行舆日课”、“净土资粮”八个字，随身携带，作为每日必诵的功课。直到公元1841年，他在为夫人祝寿时所作的七律中，仍有“遥知手握牟尼串，犹念金刚般若经”的诗句。他的诗集中，有不少反映其参禅诵经、以佛咏景、以禅喻诗、赞颂佛门弟子，以及表现他和佛教界人士交往的内容，足见其对佛教的虔诚和对佛学研究的精深。
气壮山河的“虎门销烟”之后，公元1840年8月，林则徐受诬陷被革去两广总督之职，公元1842年被遣戍新疆伊犁“效力赎罪”，公元1846年署陕甘总督，次年授陕西巡抚，公元1848年任云贵总督，公元1849年因病辞职返福州老家休养，公元1850年11月再次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西督理军务，可惜，行至广东潮州普宁县途中不幸病逝。水目山的《真如沙门之碑》就是公元1848年仲冬在其辞职返籍之前，在滇西途中题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