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每当有大学本科生毕业后“回炉”到高职院校学技术，一经媒体报道，就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职业院校也乐于将其视为引以为傲的资本，以至于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假象——职业教育比普通高等教育更有吸引力。
　　前不久，媒体报道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生“回炉”读高职，引发热议；后来，中国人民大学提出质疑，表示并无此人。若不是该生身份惹争议，人大校友吐槽，相信公众特别是职业教育界又会将其作为“职业院校受追捧”的有力论据和典型案例。由此，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职业教育的自信究竟源于何处？
　　长期以来，由于社会评价机制的偏差，人们往往将学历、职称、文凭作为评价人才、选拔干部、确定待遇的依据，许多人抱着陈旧的求学观、择业观、人才观，对技能型人才和职业技术教育心存偏见，对白领工作和学位帽趋之若鹜。但凡子女进入重点高中、考取重点大学，则喜气临门；如若考不上名牌高校，只能读职校，学得一二技术，似乎就“见人矮三分”。在此氛围下，职业教育沦为“二等公民”的尴尬境地。在当下的教育环境中，一方面，普高招生异常火爆而高校毕业生就业十分困难；另一方面，中等职业教育和高职就业形势非常看好而招生却十分困难，两者形成强烈的反差、极大的讽刺。
　　其实，能把火箭送上天的是人才，能让房顶不漏水的也是人才。经济对人才的需求犹如金字塔，发达国家人才需求结构比例一般为：拔尖人才占5%，研发人才占30%，技术技能型人才占65%。就读职业院校，有利于充分发掘不同个体的特长，实现“人尽其才、各展其长”，学生一样大有可为。职业教育曾培养出“当代工人的杰出代表”许振超、“工人发明家”代旭升、“专家型技术工人”窦铁成、“机电大王”杨杰等一大批技术大师和领军人物。
　　清代诗人顾嗣协在他的哲理小诗《杂兴》中写道：“骏马能历险，耕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从价值取向上来看，不管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名校培养的学术型人才，还是三本院校、高职院校培养的应用技术型人才，二者并没有高下之分，都是在为社会作贡献。正如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所言，高水平人才评价的标准应该是他的品德和能力，“北大的学生只要他卖猪肉卖得最好，修鞋修得最好，种地种得最好，工人当得最好，那一样是北大的骄傲”。
　　毋庸讳言，本科生“回炉”学技术现象毕竟是个案，职业院校完全没有必要拿“名校本科生回炉”往自己脸上贴金，新闻媒体也没有必要通过树立“名校本科毕业生回炉”这样的非典型案例为职业教育正名，主管部门也毋须把“本科生回炉”当成提升职业教育地位的救命稻草。
　　其实，职业教育的自信需要自我树立，而非踩低别人，其真正的自信源于培养的千千万万学生托起了“中国制造”，在中国产业发展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这一点可以从一串串数据中看到：我国有1.33万所职业院校，每年招生约1000万人，在校生约3000万人，他们是支撑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基石，是中国产业大军的中坚力量。统计显示：职业院校毕业生占到新增就业人口的60%以上，特别在加工制造、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快速发展的行业中，新增从业人员有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无论是高铁、大飞机等大型装备制造业，还是在小微企业，都活跃着职业院校毕业生的身影。由此可见，职业院校大可不必妄自菲薄，职业教育的底气源自庞大的中国制造，职业院校的声誉源自一代代产业工人的建功立业。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中国制造”向“优质制造”转型的关键时期，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然而，我国技能劳动者仅占就业人员的19%，高级技术工人仅占工人总数的5%；反观德国，其比例则高达35%至40%。中国机床产量占到世界的38%，但高档数控机床还靠进口；中国虽然钢铁产量世界第一，但码头上高吨位起重机的钢丝绳还需进口；特别是中国游客去日本抢购马桶盖、电饭煲、电吹风机……这一幕幕发人深思。
　　“有为才有位”。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广阔平台和巨大空间，各职业院校应该抓住“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这一机遇，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培养更多契合产业升级、实体经济需要的技能型人才，唯此才能更加得到社会认可，这也是职业院校树立自信的源泉，远比树立一两个名校本科生“回炉”的噱头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