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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佛尔先生轻轻拥抱着埃佛尔太太。一切都像童话一样……
1997年，那时我还只是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一个人在芬兰求学的日子是孤独和艰难的。尤其是对于一个仅仅只有21岁的黄皮肤女孩。一个月来自家里200美元的补贴根本不能保证我的生活，甚至根本无法付清那潮湿公寓的房租——尽管那只是欧洲最最破旧的老式公寓。于是我必须每天傍晚去赫尔辛基郊外的一处人家做做钟点工的工作。否则，我将面对的问题将是很清楚的；我将无法念完学位就卷铺盖走人。而前提是，我还必须有足够的钱买一张打折的国际航班机票……
我的雇主是一对年迈的夫妇。先生叫做埃佛尔。他们没有孩子——至少我从没有见过他们的孩子，也从没听他们说起过。这对老夫妇对身边所有人都是那么友善，以至于我一到这里就找到了一种家的感觉。一个中国留学生，能在异地他乡找到这样一种感觉真是很不容易的。我为埃佛尔家整整工作了两年，他们从不会像很多苛刻的外国雇主一样，到处来挑我的刺儿。恰恰相反，在这里，我要做的仅仅是为他们打扫干净地板和家具，接着洗洗盘子。然后，我就必须无比尴尬地等待他们的一顿晚饭和甜点。每一次，我都能够得到一笔可观的酬劳。一个月下来，我便又能攒下大约360美元的生活费，加上原有的200美元以及学校的奖学金，日子倒还能马马虎虎过下去——至少，我不用惦记那份机票钱了。
傍晚时分，埃佛尔夫妇俩总是要手挽着手出门散步的，就像初恋的情人那样。他们走在干净的林荫小道上，与来往的每个人微笑着打招呼。因为埃佛尔先生患有轻微的呼吸道疾病，晚餐前他总是要出去走走，呼吸一下清新却不刺骨的空气，于是埃佛尔夫人便时刻陪伴着他。每当那时候，埃佛尔夫人总会轻轻靠在埃佛尔先生肩上，他们相互搀扶着，尽管他们的年纪还未使他们步履蹒跚。夕阳下，一对老夫妇就是这样手挽着手，相依着向前走向每一个朝他们投来羡慕眼光的人，给他们一个夕阳一般灿烂的微笑。邻居说，这是埃佛尔的礼物。
在他们散步的那段小路上，有一处不大的玫瑰园——芬兰人总是那么热爱营造浪漫，即使是靠近严寒的北极，也有人会想尽办法来摆弄这些火红的花。
花园的主人是一个蓄着一脸大胡子的有趣男人。他有着和埃佛尔夫妇一样火热的心。他知道我为埃佛尔家做事——有时老夫妇俩会在别人面前叫我亲爱的孩子——于是，每次他在花园侍候那些娇嫩的花时看到我，总会挥起大手咧开嘴向我打个招呼。
这一整条路似乎都充满了玫瑰花的芬芳——那是一种淡淡的香味，让人陶醉。每个路过的人都会不禁放慢自己的脚步，贪婪地用力深呼吸，伸长脖子朝园子里张望一阵。埃佛尔夫妇走到这里总会停下来，隔着矮篱笆或走进院子和那个男人聊会儿天，有时也进屋喝杯咖啡。每次散步回来，埃佛尔夫人手中必然会捧着两朵艳红的玫瑰花，脸上透着无比幸福的微笑。尤其是情人节那天，她竟捧了一大束花回来，让我真正见识了一回欧洲人的浪漫。火红的花配着她满头的银发以及那灿烂的笑容，我相信没有人看后会无动于衷。埃佛尔太太总会在第二天把玫瑰花瓣铺在花园里，把它们晒干，装进一个漂亮的盒子。人们称赞埃佛尔夫人的高贵和夫妇二人让人羡慕的这段持续了三十多年依然新鲜的爱情。
圣诞节那天的傍晚，人们却没有看到那对让人尊敬的夫妇相依走在夕阳下的小道上。
埃佛尔夫人病倒了。这个一贯坚强的老妇人，竟然在圣诞夜病倒了!芬兰的学校为圣诞节放了三十天的假期，我便开始留在埃佛尔家照顾老夫人。埃佛尔先生寸步也没有离开过。他一直守在床边，紧紧握着妻子的手，为她读报，陪她说话。圣诞夜，家家都弥漫着诱人的烤鹅味。埃佛尔的家很暖和，并没有因为埃佛尔夫人的病情而显露出丝毫的凄凉。门前竖起了圣诞树，上面挂着漂亮的小玩意——这是埃佛尔先生的侄子不久前来拜访时帮助我从附近的树林子里砍回来的。
夫妇两人愉快地谈笑着，这是两天来埃佛尔夫人第一次露出笑脸。我为他们做了热汤。埃佛尔先生一勺一勺地给妻子喂着汤。当我表示我来喂时，老先生客气地拒绝了：“这是我惟一能为约翰娜做的。”那天晚上，我同埃佛尔一家共同享用了一顿正宗的欧式大餐，埃佛尔夫人也吃了些，并喝了一些酒。看得出，这对传统的老人依然把圣诞节看得很重。
圣诞节过后两个多月，中国的春节又要到了。我已经两年多没有回家，但埃佛尔家的情况又使我决定留下，也好对夫妇俩有个照应。毕竟，一个花甲老人照顾病人，始终让人无法放下心来。更何况，由于日夜陪伴和缺乏足够的休息，埃佛尔先生的精神显然不如从前那样充沛了。我时常看到老人在妻子睡着的时候，轻轻抚摸着她的脸——那张布满皱纹的熟悉的脸。在晨光中，在夕阳下，两位老人暗黄色的头发偶尔发出一道光亮。
春节前一个星期的早上，当我把牛奶送进埃佛尔太太的卧室时，两位老人都醒着。埃佛尔太太叫住我，慈祥地看着我的眼睛——就像每一个母亲慈爱地看着自己的孩子。“陈，你该回国去了，我知道，你已经两年没有回中国了，也许你需要看看你的母亲。”
“是的，埃佛尔太太，我有两年没有回中国了。”我说。
“你不想念你的母亲和朋友吗?”她带着笑意问我。
“但我觉得现在我不能够离开你们。”
“不，好孩子，埃佛尔先生可以照料我，我们的侄女会来照顾我一段时间，直到你回来。”她的笑意仍然那么浓。
“我知道，中国春节像圣诞节和复活节一样重要，不是吗?”埃佛尔先生说。
我点点头，望着这对年迈的夫妇。
“陈，我的好孩子，去吧，代我们向你的父母问好。”
三天后，我搭上了欧盟航空公司飞往上海的飞机。
家乡的春节永远是喜庆的。街上不时传出一声巨响。那是淘气的孩子点燃的炮仗。我裹着厚厚的羽绒大衣，和男朋友手牵着手走在西单的小巷里，看那些有趣的玩意儿。有小孩儿在我们身边不时向我们兜售不知从哪弄到的玫瑰花——零下十几度的冷天，弄到这样的花总是不易的。他为我买了一束，我轻轻拿在手上，心里涌上那么一种难以言喻的幸福。仿佛有了手里的这束花，全世界都属于我了。我突然想起了埃佛尔一家。想起每天傍晚埃佛尔夫人总会从花匠那里带回一束火红的花。我开始明白老妇人那发自心底的微笑。不知道埃佛尔太太的病怎么样了，也许，该好些了吧?于是，我又每天向上帝祈祷，请他保佑这对可敬的老人。
我向教授请的近两个月的假期要结束了，另外，我也实在放心不下对我就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的埃佛尔。于是，在春天刚刚来的时候，我又匆匆飞回了依然寒冷的芬兰。
我去埃佛尔家时，门前的车道 上已经积了不少的雪了。显然屋里的人根本无心再去搭理这些事情。我按响门铃，埃佛尔先生的侄女为我开了门。她向我笑笑——这似乎是埃佛尔家的传统——向每个人微笑——然后指指楼上的卧室，那是告诉我夫妇俩知道是我来了。
我轻声走进卧室，埃佛尔太太无力地躺在床上，见我进来，她无力地对我露出一丝勉强的微笑。看得出，埃佛尔太太的病情似乎加重了。埃佛尔先生看起来更憔悴了，他紧紧握着妻子的手，见我进来，还是愉快地向我打了招呼，表达对我的想念。我看见，埃佛尔先生的眼角又多了几道深深的皱纹。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埃佛尔夫人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医生下了病危通知单。走时，医生对埃佛尔先生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从那天开始，埃佛尔先生就一步也不离开自己的妻子了。总是由护士把两个人的食物送进卧室。我不用再去那里做些杂活了。因为这幢房子的全部重点都已经转移到了埃佛尔太太的病情上。只是，每个星期我都要去看望这对老人。
五月的一个礼拜日，我来到埃佛尔先生家，正好是傍晚。让我吃惊的是，埃佛尔太太竟然起床了，并且精神出奇的好，脸上露出如同往日红霞一般的颜色。他们准备出门，尽管护士竭力反对她这样做，但夫妇俩还是向护士保证只出去半个钟头，并且拒绝了护士和我陪同的要求。
半个钟头后，夫妇相依着回来，埃佛尔夫人手中抱着一大束玫瑰花。一进家门，她笑着说：“陈，知道吗?回来时我仿佛觉得自己回到了五十多年前，又成了埃佛尔的新娘。”她幸福地看着站在身旁的埃佛尔先生。
晚上，护士悄悄告诉我，埃佛尔太太的病情实际上已经加重了。我吃了一惊。想到埃佛尔太太下午的反常。难道，这是中国人常说的回光返照?
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埃佛尔先生打来电话。他说：“陈，我的孩子，我的妻子希望再见你一面，你可以来吗?”
我挂掉电话，心里涌起一阵强烈的恐惧。可能，那个慈祥的，像母亲一样对待所有人的老太太真的已经不行了。
我来到埃佛尔家的时候，埃佛尔太太坐在轮椅上，她已经奄奄一息了。吃力地吐出人生最后几口气。她望着我，已经很难开口说话了。只是从她看见我时一瞬间眼睛里发出的光亮能够看出她对我的到来表现出的欣喜。“陈，请帮我把储藏室的箱子拿来好吗?你知道，就是靠左边那只箱子。”
那只箱子里装了满满的玫瑰花瓣。埃佛尔太太过去总爱把晒干的花瓣储存起来，不舍得丢掉。她总对我说：“陈，这是埃佛尔的爱情，我怎么能把它们丢了呢。”
埃佛尔先生把花瓣从箱子里一把把捧出来，洒在了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洒在埃佛尔太太的身上，这个不大的房间里顿时弥漫出一股美妙的香味，仿佛能够暂时冲淡悲切的气氛。夫妇俩就坐在一起，坐在玫瑰花丛之中。埃佛尔先生轻轻拥抱着埃佛尔太太。一切都像童话一样……
两天后，埃佛尔太太去世了。我没有出席葬礼，因为我实在不愿看到埃佛尔先生那张悲伤的面容。不过，埃佛尔先生在电话里似乎很平静：“约翰娜走时一切都很好，没有痛苦，她是在玫瑰花丛里离开的。”
1999年，我拿到了国际金融硕士学位，就要离开芬兰回国了。回国前两天，我去了赫尔辛基南郊的墓园，想要再看一眼埃佛尔太太。
墓碑前，摆着一大束火红的玫瑰。埃佛尔太太那面带微笑的面容静静地藏在玫瑰后面，乍一看去，就像是她躺在玫瑰花丛中……
(责编／洪来兵)
E-mail：honglaibing@sina．com
1997年，那时我还只是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一个人在芬兰求学的日子是孤独和艰难的。尤其是对于一个仅仅只有21岁的黄皮肤女孩。一个月来自家里200美元的补贴根本不能保证我的生活，甚至根本无法付清那潮湿公寓的房租——尽管那只是欧洲最最破旧的老式公寓。于是我必须每天傍晚去赫尔辛基郊外的一处人家做做钟点工的工作。否则，我将面对的问题将是很清楚的；我将无法念完学位就卷铺盖走人。而前提是，我还必须有足够的钱买一张打折的国际航班机票……
我的雇主是一对年迈的夫妇。先生叫做埃佛尔。他们没有孩子——至少我从没有见过他们的孩子，也从没听他们说起过。这对老夫妇对身边所有人都是那么友善，以至于我一到这里就找到了一种家的感觉。一个中国留学生，能在异地他乡找到这样一种感觉真是很不容易的。我为埃佛尔家整整工作了两年，他们从不会像很多苛刻的外国雇主一样，到处来挑我的刺儿。恰恰相反，在这里，我要做的仅仅是为他们打扫干净地板和家具，接着洗洗盘子。然后，我就必须无比尴尬地等待他们的一顿晚饭和甜点。每一次，我都能够得到一笔可观的酬劳。一个月下来，我便又能攒下大约360美元的生活费，加上原有的200美元以及学校的奖学金，日子倒还能马马虎虎过下去——至少，我不用惦记那份机票钱了。
傍晚时分，埃佛尔夫妇俩总是要手挽着手出门散步的，就像初恋的情人那样。他们走在干净的林荫小道上，与来往的每个人微笑着打招呼。因为埃佛尔先生患有轻微的呼吸道疾病，晚餐前他总是要出去走走，呼吸一下清新却不刺骨的空气，于是埃佛尔夫人便时刻陪伴着他。每当那时候，埃佛尔夫人总会轻轻靠在埃佛尔先生肩上，他们相互搀扶着，尽管他们的年纪还未使他们步履蹒跚。夕阳下，一对老夫妇就是这样手挽着手，相依着向前走向每一个朝他们投来羡慕眼光的人，给他们一个夕阳一般灿烂的微笑。邻居说，这是埃佛尔的礼物。
在他们散步的那段小路上，有一处不大的玫瑰园——芬兰人总是那么热爱营造浪漫，即使是靠近严寒的北极，也有人会想尽办法来摆弄这些火红的花。
花园的主人是一个蓄着一脸大胡子的有趣男人。他有着和埃佛尔夫妇一样火热的心。他知道我为埃佛尔家做事——有时老夫妇俩会在别人面前叫我亲爱的孩子——于是，每次他在花园侍候那些娇嫩的花时看到我，总会挥起大手咧开嘴向我打个招呼。
这一整条路似乎都充满了玫瑰花的芬芳——那是一种淡淡的香味，让人陶醉。每个路过的人都会不禁放慢自己的脚步，贪婪地用力深呼吸，伸长脖子朝园子里张望一阵。埃佛尔夫妇走到这里总会停下来，隔着矮篱笆或走进院子和那个男人聊会儿天，有时也进屋喝杯咖啡。每次散步回来，埃佛尔夫人手中必然会捧着两朵艳红的玫瑰花，脸上透着无比幸福的微笑。尤其是情人节那天，她竟捧了一大束花回来，让我真正见识了一回欧洲人的浪漫。火红的花配着她满头的银发以及那灿烂的笑容，我相信没有人看后会无动于衷。埃佛尔太太总会在第二天把玫瑰花瓣铺在花园里，把它们晒干，装进一个漂亮的盒子。人们称赞埃佛尔夫人的高贵和夫妇二人让人羡慕的这段持续了三十多年依然新鲜的爱情。
圣诞节那天的傍晚，人们却没有看到那对让人尊敬的夫妇相依走在夕阳下的小道上。
埃佛尔夫人病倒了。这个一贯坚强的老妇人，竟然在圣诞夜病倒了!芬兰的学校为圣诞节放了三十天的假期，我便开始留在埃佛尔家照顾老夫人。埃佛尔先生寸步也没有离开过。他一直守在床边，紧紧握着妻子的手，为她读报，陪她说话。圣诞夜，家家都弥漫着诱人的烤鹅味。埃佛尔的家很暖和，并没有因为埃佛尔夫人的病情而显露出丝毫的凄凉。门前竖起了圣诞树，上面挂着漂亮的小玩意——这是埃佛尔先生的侄子不久前来拜访时帮助我从附近的树林子里砍回来的。
夫妇两人愉快地谈笑着，这是两天来埃佛尔夫人第一次露出笑脸。我为他们做了热汤。埃佛尔先生一勺一勺地给妻子喂着汤。当我表示我来喂时，老先生客气地拒绝了：“这是我惟一能为约翰娜做的。”那天晚上，我同埃佛尔一家共同享用了一顿正宗的欧式大餐，埃佛尔夫人也吃了些，并喝了一些酒。看得出，这对传统的老人依然把圣诞节看得很重。
圣诞节过后两个多月，中国的春节又要到了。我已经两年多没有回家，但埃佛尔家的情况又使我决定留下，也好对夫妇俩有个照应。毕竟，一个花甲老人照顾病人，始终让人无法放下心来。更何况，由于日夜陪伴和缺乏足够的休息，埃佛尔先生的精神显然不如从前那样充沛了。我时常看到老人在妻子睡着的时候，轻轻抚摸着她的脸——那张布满皱纹的熟悉的脸。在晨光中，在夕阳下，两位老人暗黄色的头发偶尔发出一道光亮。
春节前一个星期的早上，当我把牛奶送进埃佛尔太太的卧室时，两位老人都醒着。埃佛尔太太叫住我，慈祥地看着我的眼睛——就像每一个母亲慈爱地看着自己的孩子。“陈，你该回国去了，我知道，你已经两年没有回中国了，也许你需要看看你的母亲。”
“是的，埃佛尔太太，我有两年没有回中国了。”我说。
“你不想念你的母亲和朋友吗?”她带着笑意问我。
“但我觉得现在我不能够离开你们。”
“不，好孩子，埃佛尔先生可以照料我，我们的侄女会来照顾我一段时间，直到你回来。”她的笑意仍然那么浓。
“我知道，中国春节像圣诞节和复活节一样重要，不是吗?”埃佛尔先生说。
我点点头，望着这对年迈的夫妇。
“陈，我的好孩子，去吧，代我们向你的父母问好。”
三天后，我搭上了欧盟航空公司飞往上海的飞机。
家乡的春节永远是喜庆的。街上不时传出一声巨响。那是淘气的孩子点燃的炮仗。我裹着厚厚的羽绒大衣，和男朋友手牵着手走在西单的小巷里，看那些有趣的玩意儿。有小孩儿在我们身边不时向我们兜售不知从哪弄到的玫瑰花——零下十几度的冷天，弄到这样的花总是不易的。他为我买了一束，我轻轻拿在手上，心里涌上那么一种难以言喻的幸福。仿佛有了手里的这束花，全世界都属于我了。我突然想起了埃佛尔一家。想起每天傍晚埃佛尔夫人总会从花匠那里带回一束火红的花。我开始明白老妇人那发自心底的微笑。不知道埃佛尔太太的病怎么样了，也许，该好些了吧?于是，我又每天向上帝祈祷，请他保佑这对可敬的老人。
我向教授请的近两个月的假期要结束了，另外，我也实在放心不下对我就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的埃佛尔。于是，在春天刚刚来的时候，我又匆匆飞回了依然寒冷的芬兰。
我去埃佛尔家时，门前的车道 上已经积了不少的雪了。显然屋里的人根本无心再去搭理这些事情。我按响门铃，埃佛尔先生的侄女为我开了门。她向我笑笑——这似乎是埃佛尔家的传统——向每个人微笑——然后指指楼上的卧室，那是告诉我夫妇俩知道是我来了。
我轻声走进卧室，埃佛尔太太无力地躺在床上，见我进来，她无力地对我露出一丝勉强的微笑。看得出，埃佛尔太太的病情似乎加重了。埃佛尔先生看起来更憔悴了，他紧紧握着妻子的手，见我进来，还是愉快地向我打了招呼，表达对我的想念。我看见，埃佛尔先生的眼角又多了几道深深的皱纹。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埃佛尔夫人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医生下了病危通知单。走时，医生对埃佛尔先生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从那天开始，埃佛尔先生就一步也不离开自己的妻子了。总是由护士把两个人的食物送进卧室。我不用再去那里做些杂活了。因为这幢房子的全部重点都已经转移到了埃佛尔太太的病情上。只是，每个星期我都要去看望这对老人。
五月的一个礼拜日，我来到埃佛尔先生家，正好是傍晚。让我吃惊的是，埃佛尔太太竟然起床了，并且精神出奇的好，脸上露出如同往日红霞一般的颜色。他们准备出门，尽管护士竭力反对她这样做，但夫妇俩还是向护士保证只出去半个钟头，并且拒绝了护士和我陪同的要求。
半个钟头后，夫妇相依着回来，埃佛尔夫人手中抱着一大束玫瑰花。一进家门，她笑着说：“陈，知道吗?回来时我仿佛觉得自己回到了五十多年前，又成了埃佛尔的新娘。”她幸福地看着站在身旁的埃佛尔先生。
晚上，护士悄悄告诉我，埃佛尔太太的病情实际上已经加重了。我吃了一惊。想到埃佛尔太太下午的反常。难道，这是中国人常说的回光返照?
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埃佛尔先生打来电话。他说：“陈，我的孩子，我的妻子希望再见你一面，你可以来吗?”
我挂掉电话，心里涌起一阵强烈的恐惧。可能，那个慈祥的，像母亲一样对待所有人的老太太真的已经不行了。
我来到埃佛尔家的时候，埃佛尔太太坐在轮椅上，她已经奄奄一息了。吃力地吐出人生最后几口气。她望着我，已经很难开口说话了。只是从她看见我时一瞬间眼睛里发出的光亮能够看出她对我的到来表现出的欣喜。“陈，请帮我把储藏室的箱子拿来好吗?你知道，就是靠左边那只箱子。”
那只箱子里装了满满的玫瑰花瓣。埃佛尔太太过去总爱把晒干的花瓣储存起来，不舍得丢掉。她总对我说：“陈，这是埃佛尔的爱情，我怎么能把它们丢了呢。”
埃佛尔先生把花瓣从箱子里一把把捧出来，洒在了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洒在埃佛尔太太的身上，这个不大的房间里顿时弥漫出一股美妙的香味，仿佛能够暂时冲淡悲切的气氛。夫妇俩就坐在一起，坐在玫瑰花丛之中。埃佛尔先生轻轻拥抱着埃佛尔太太。一切都像童话一样……
两天后，埃佛尔太太去世了。我没有出席葬礼，因为我实在不愿看到埃佛尔先生那张悲伤的面容。不过，埃佛尔先生在电话里似乎很平静：“约翰娜走时一切都很好，没有痛苦，她是在玫瑰花丛里离开的。”
1999年，我拿到了国际金融硕士学位，就要离开芬兰回国了。回国前两天，我去了赫尔辛基南郊的墓园，想要再看一眼埃佛尔太太。
墓碑前，摆着一大束火红的玫瑰。埃佛尔太太那面带微笑的面容静静地藏在玫瑰后面，乍一看去，就像是她躺在玫瑰花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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