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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拿枪的侵略者
1905年，日俄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辽宁金县的居民惊奇地发现，他们有了一群来自异国的“邻居”，这个名叫“爱川村”的聚落是中国东北的第一个日本移民村，也是日本开拓团的序曲。
这些不成体系的第一代“开拓者”多是日本退伍军人和零散的自愿移民，大部分来自极端贫困的地区。这些团民除了少数狂热分子和御用民间组织外，大部分仅仅是为了不在本国饿死或沦为奴工和妓女才前往中国，还有一部分人为了逃避兵役。
10多年后的19世纪20年代末，日本遭遇了“昭和恐慌”：空前的经济危机和关东大地震的双重打击，令日本农村凋零，许多人流落到南洋和中国，这为后来“满洲开拓”的移民之源埋下了伏笔。
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的第一个冬天，正沉浸在国土沦丧之痛中的佳木斯市市民，发现一个名为“佳木斯屯垦第一大队”的日本移民团体在城市中进行武装游行。到1936年为止，日本有9个武装移民团侵入中国东北，达3000人分布在黑龙江各地；此外，还有900名其他团体组成的自由移民，分布在中国东北和内蒙。
也正是这一年，广田弘毅内阁制定了《满洲开拓移民推进计划》，把移民作为日本的七大国策之一，计划从1936年到1956年之间向中国移民500万，同时建设100万户的居民住宅。同一时刻，伪满新京（长春）成立了“满洲拓植株式会社”，日本的移民开始进一步组织化。到1945年初，日本向中国派遣的开拓团总数达到了860多个，33万多人，他们密布东北各地。
企图将“伪满洲国”合法化
“中国的地可肥了，一捏直出油，根本不用上粪。但因地多，开垦不过来，大部分荒山都白白地撂着。我们开拓团的任务，就是帮助中国开发土地，实现‘日满协和’、大东亚共荣。”当时的一位开拓者如是说。他们无偿强占或以极低廉的价格强迫收购了中国人土地的日本人，由于人均占有的土地太多，绝大多数都无力耕作，大部分都租给中国农民耕种，成了地主。
在开拓的过程中，开拓团一般会将中国当地农民已经开垦好的土地指定为“无人地带”，然后将当地农民驱赶到所谓的“集团部落”中，然后伪满政府以极为低廉的价格购买那些原来属于中国农民的土地给开拓团使用。
有的时候“收买”变成赤裸裸的明抢。比如哈尔滨的日本特工曾经雇用500名土匪，扫荡在海伦附近的4个乡村，腾出地方来给650名日本移民。日方资料承认，以这些形式强制掠夺的土地超过2000万亩。
黑龙江方正县珠河乡的村民陶青山回忆到，他4岁时从其他地方迁来，因为日本人占了他们的好地，他一家五口，父母，两个姐姐和自己，与隔壁老梁家一起，被一老牛车拉来了这里。多年以前，这里还是一个从来没人住过野山坡，并圈了起来，叫做“部落”。
原来日本人说是每户都给房子，给牛给马，结果来了之后，也没房子，两家人合伙盖了在地下挖个坑，上面盖上树枝和草，住了下来。后来日本人在部落周围搭起了大墙、炮楼，两道门，天黑后还有人敲梆子，管得很严。开始时，日本人还给集中发点苞谷，但发得很少，后来还没有了。
不久后，部落里开始闹瘟疫，陶青山的父亲和大姐就死在了这次瘟疫中。那时，也没医生。那年冬天，部落里的200人一连气死掉108人，有10户“挑灶”（意为：满门死绝）。
1934年，依兰等地的中国农民为了反抗开拓团掠夺土地，最终惨遭日军镇压，数千人被屠杀。面对中国民众的反抗以及半军事化管理的压制，很多开拓团民也感到中国远非乐土，退团、脱团事件不断出现，甚至出现各团互相火并和自杀的现象。
另一方面，日本开拓团生产效率低下却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几乎没有使用多少机械，全靠人力和畜力。由于很多人对当地实情不了解，依旧沿用日本的耕作经验，导致庄稼歉收。即便如此，这些家庭依然凭借发放的大米吃饱，企图将“伪满洲”地块分裂出中国。
战败国子民的命运
2008年的电影《海角七号》讲述了一个故事，浪漫的背后，却揭开了百万日本侨民悲酸经历的一面：一位叫友子的老人收到了一件错过的邮包，里面是七封迟来的凄婉悱恻的情书。夕阳下，老人的思绪被带回60年前，那是台湾光复的日子，但自己的日籍恋人却也在那时一去不返……就在裕仁天皇宣布投降之时，滞留在中国的日本人约有260万人，其中50万人在台湾，60万关东军被苏联俘获，而最多的一部分，是集中在东北的110万人。
生于京都市的水野百合子，正是其中一员。1942年4月，贫民出生的她，生计越来越艰难的，于是和丈夫带着两个女儿，同20多家农户一起来到了黑龙江省依兰县天田“开拓团”。
但好景不长，随着苏联对日宣战，关东军很快瓦解。1945年6月，水野百合子所在的“开拓团”，男人们全部被征走了，只剩下两个年龄过高的团长。直到战争的最后关头，很多“开拓村”里的日本人对战争的局势还毫不知情。
突然有一天，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大家都胆颤心惊地在团长的带领下向方正县奔去。途中既不许坐车，也不准乘船，更不能和中国人接触。水野百合子带的孩子多，影响了大伙赶路，团长甚至威吓她必须抛弃一个孩子。
战败后，有的“开拓团”声称接到了奉命回国的指示，有的则认为关东军的命令是要求他们集体自杀，大批日本平民及军人家属“自杀”或“被自杀”。天气越来越冷，没有食物，没有药品，去码头的途中，山野百合子失去了4岁的女儿。10月初，他们终于到达了方正县。然而，“根本就没有谁来接我们，听说船是来过的，但接走的都是日本军队，没人管我们这些平民百姓。”
所有人都盼望早点回国。长春最大的百货商场三井百货店（今长春百货大楼），被临时辟作“日本人居留民救济总会”。日本侨民每天都聚在这里，焦躁不安地打听什么时候能够回国，他们的生活将被怎样安排。然而，8月20日，日本外务省发布的训电说：“现在还谈不到遣送驻外侨民，应尽可能使驻外侨民停留在现地。”
与滞留在外的同胞相比，能够返回国内的也不见得更好。在每一个海港，到岸的船只上挤满了失去孩子的母亲和失去父母的儿童。他们少得可怜的行李中，最为常见的是亲人或战友的骨灰盒。许多成年人，数年后从海外归来，发现自己的家已经无迹可寻。城市中的街区整个被夷为平地。父母妻子在空袭中被炸死或疏散到了乡下。
这些情绪在电影《海角七号》里，被温情地写进了一封情书，这封出自一个日籍侨民教师手中的信，无疑融入了所有“开拓者”的疑问：“我是战败国的子民，贵族的骄傲瞬间堕落为犯人的枷。我只是个穷教师，为何要背负一个民族的罪？”
1905年，日俄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辽宁金县的居民惊奇地发现，他们有了一群来自异国的“邻居”，这个名叫“爱川村”的聚落是中国东北的第一个日本移民村，也是日本开拓团的序曲。
这些不成体系的第一代“开拓者”多是日本退伍军人和零散的自愿移民，大部分来自极端贫困的地区。这些团民除了少数狂热分子和御用民间组织外，大部分仅仅是为了不在本国饿死或沦为奴工和妓女才前往中国，还有一部分人为了逃避兵役。
10多年后的19世纪20年代末，日本遭遇了“昭和恐慌”：空前的经济危机和关东大地震的双重打击，令日本农村凋零，许多人流落到南洋和中国，这为后来“满洲开拓”的移民之源埋下了伏笔。
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的第一个冬天，正沉浸在国土沦丧之痛中的佳木斯市市民，发现一个名为“佳木斯屯垦第一大队”的日本移民团体在城市中进行武装游行。到1936年为止，日本有9个武装移民团侵入中国东北，达3000人分布在黑龙江各地；此外，还有900名其他团体组成的自由移民，分布在中国东北和内蒙。
也正是这一年，广田弘毅内阁制定了《满洲开拓移民推进计划》，把移民作为日本的七大国策之一，计划从1936年到1956年之间向中国移民500万，同时建设100万户的居民住宅。同一时刻，伪满新京（长春）成立了“满洲拓植株式会社”，日本的移民开始进一步组织化。到1945年初，日本向中国派遣的开拓团总数达到了860多个，33万多人，他们密布东北各地。
企图将“伪满洲国”合法化
“中国的地可肥了，一捏直出油，根本不用上粪。但因地多，开垦不过来，大部分荒山都白白地撂着。我们开拓团的任务，就是帮助中国开发土地，实现‘日满协和’、大东亚共荣。”当时的一位开拓者如是说。他们无偿强占或以极低廉的价格强迫收购了中国人土地的日本人，由于人均占有的土地太多，绝大多数都无力耕作，大部分都租给中国农民耕种，成了地主。
在开拓的过程中，开拓团一般会将中国当地农民已经开垦好的土地指定为“无人地带”，然后将当地农民驱赶到所谓的“集团部落”中，然后伪满政府以极为低廉的价格购买那些原来属于中国农民的土地给开拓团使用。
有的时候“收买”变成赤裸裸的明抢。比如哈尔滨的日本特工曾经雇用500名土匪，扫荡在海伦附近的4个乡村，腾出地方来给650名日本移民。日方资料承认，以这些形式强制掠夺的土地超过2000万亩。
黑龙江方正县珠河乡的村民陶青山回忆到，他4岁时从其他地方迁来，因为日本人占了他们的好地，他一家五口，父母，两个姐姐和自己，与隔壁老梁家一起，被一老牛车拉来了这里。多年以前，这里还是一个从来没人住过野山坡，并圈了起来，叫做“部落”。
原来日本人说是每户都给房子，给牛给马，结果来了之后，也没房子，两家人合伙盖了在地下挖个坑，上面盖上树枝和草，住了下来。后来日本人在部落周围搭起了大墙、炮楼，两道门，天黑后还有人敲梆子，管得很严。开始时，日本人还给集中发点苞谷，但发得很少，后来还没有了。
不久后，部落里开始闹瘟疫，陶青山的父亲和大姐就死在了这次瘟疫中。那时，也没医生。那年冬天，部落里的200人一连气死掉108人，有10户“挑灶”（意为：满门死绝）。
1934年，依兰等地的中国农民为了反抗开拓团掠夺土地，最终惨遭日军镇压，数千人被屠杀。面对中国民众的反抗以及半军事化管理的压制，很多开拓团民也感到中国远非乐土，退团、脱团事件不断出现，甚至出现各团互相火并和自杀的现象。
另一方面，日本开拓团生产效率低下却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几乎没有使用多少机械，全靠人力和畜力。由于很多人对当地实情不了解，依旧沿用日本的耕作经验，导致庄稼歉收。即便如此，这些家庭依然凭借发放的大米吃饱，企图将“伪满洲”地块分裂出中国。
战败国子民的命运
2008年的电影《海角七号》讲述了一个故事，浪漫的背后，却揭开了百万日本侨民悲酸经历的一面：一位叫友子的老人收到了一件错过的邮包，里面是七封迟来的凄婉悱恻的情书。夕阳下，老人的思绪被带回60年前，那是台湾光复的日子，但自己的日籍恋人却也在那时一去不返……就在裕仁天皇宣布投降之时，滞留在中国的日本人约有260万人，其中50万人在台湾，60万关东军被苏联俘获，而最多的一部分，是集中在东北的110万人。
生于京都市的水野百合子，正是其中一员。1942年4月，贫民出生的她，生计越来越艰难的，于是和丈夫带着两个女儿，同20多家农户一起来到了黑龙江省依兰县天田“开拓团”。
但好景不长，随着苏联对日宣战，关东军很快瓦解。1945年6月，水野百合子所在的“开拓团”，男人们全部被征走了，只剩下两个年龄过高的团长。直到战争的最后关头，很多“开拓村”里的日本人对战争的局势还毫不知情。
突然有一天，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大家都胆颤心惊地在团长的带领下向方正县奔去。途中既不许坐车，也不准乘船，更不能和中国人接触。水野百合子带的孩子多，影响了大伙赶路，团长甚至威吓她必须抛弃一个孩子。
战败后，有的“开拓团”声称接到了奉命回国的指示，有的则认为关东军的命令是要求他们集体自杀，大批日本平民及军人家属“自杀”或“被自杀”。天气越来越冷，没有食物，没有药品，去码头的途中，山野百合子失去了4岁的女儿。10月初，他们终于到达了方正县。然而，“根本就没有谁来接我们，听说船是来过的，但接走的都是日本军队，没人管我们这些平民百姓。”
所有人都盼望早点回国。长春最大的百货商场三井百货店（今长春百货大楼），被临时辟作“日本人居留民救济总会”。日本侨民每天都聚在这里，焦躁不安地打听什么时候能够回国，他们的生活将被怎样安排。然而，8月20日，日本外务省发布的训电说：“现在还谈不到遣送驻外侨民，应尽可能使驻外侨民停留在现地。”
与滞留在外的同胞相比，能够返回国内的也不见得更好。在每一个海港，到岸的船只上挤满了失去孩子的母亲和失去父母的儿童。他们少得可怜的行李中，最为常见的是亲人或战友的骨灰盒。许多成年人，数年后从海外归来，发现自己的家已经无迹可寻。城市中的街区整个被夷为平地。父母妻子在空袭中被炸死或疏散到了乡下。
这些情绪在电影《海角七号》里，被温情地写进了一封情书，这封出自一个日籍侨民教师手中的信，无疑融入了所有“开拓者”的疑问：“我是战败国的子民，贵族的骄傲瞬间堕落为犯人的枷。我只是个穷教师，为何要背负一个民族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