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时，我决意要选择一所离家最远的大学，谁也拦不住。因幼时体弱多病，当时快八十岁的祖母惦念我的身体，苦心相劝，但无济于事。那时刚读过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又被“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的古训所激励，苍天不负少年，最终我果然被一千多公里之外的西南民族大学录取。拿到通知书时欣喜若狂，一踏上火车就暗自筹划：最近十年愿意全力成为一名好作家，甚至寒假暑假也拿出来写作，因此有可能，便不会再回家了！
　　立下的这个誓言，当然也没能兑现。但当时每次寒暑假的大量时间也都用在自费考察、写作采风上，真正回到黄石這座家乡小城的时间，确实可以说屈指可数。特别是寒假，时常是大年二十八回家，到了大年初三、初四就念念叨叨地说“想回成都”。因为有幸作为男孩，所以父母也鼓励“好男儿志在四方”，所以对于我这种“大逆不道”的想法，也没有太多责怪。
　　只是十多年过去之后，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并且已经漂泊了好几个城市，最近的武汉，最远的美国北卡州，不远不近的北京、深圳等等，一下子忽然对家乡产生了一种奇特的依赖心理，甚至开始怀念已经拆掉的高中校园、逐渐老去的父母，以及扶轮而行的祖母，特别是当年关迫近，大街小巷开始播放各种贺年的欢快音乐时，思乡的感觉愈发强烈，以至于家乡的街道、幼年的记忆、中学时代的往事，竟然时常出现在睡梦里。
　　这大概就是余光中先生所说的“乡愁”。表面上，思乡应是没有什么“愁”可言的，当下并非贺知章所在的唐代，“少小离家”不必“老大回”，高铁、飞机如此方便，全世界大多数任何两个地点之间的旅行，所消耗的时间都不会超过二十四个小时，若是思乡，回去便是。但生活便捷了，工作节奏也变快了，我一年几十趟空中飞行，去上海、北京、香港的次数平均都各有好几次，但回家竟然也就一两次，以至于“几过家门而不入”成为了一种常态。乡愁，没想到真的成为了一种愁。这种想回而回不去、对家乡熟悉但又陌生的愁绪，就这样在自己的心中升腾。
　　这让我想到了我曾居住过的悉尼唐人街，它与悉尼市的主干道乔治路（George Street）平行。这里既有浙江会馆，也有福建会馆，还有长沙会馆，它们都是一百年前漂洋过海的华人在异国他乡纾解乡愁的所在。但这些会馆现在大多作为中餐厅使用，仅存的只有斑驳的石刻门牌。一百年前，华侨们经济条件极其有限，且中西交通也不便利，因此背井离乡的华侨们都以为自己这辈子不会再回到家乡。在那些石刻门牌旁，故而都会篆刻有与家乡有关的诗词，甚至有些老华侨在临终前还会托付自己的孩子，如果骨灰不能归葬桑梓，就请在骨灰盒上描摹上家乡的风物。一代代华侨，终老并长眠于此，悉尼郊区的一片片华人公墓，墓志铭不约而同地朝着北方。
　　乡愁，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这片黄土地上人民的灵魂所依，精神所寄。中国人有一句话，叫“身土不二”，这原本是佛教用语，但后来逐渐衍生为一种中国人特有的情怀——人与家乡是一种特定的“天人合一”关系，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对于家乡的牵挂，已经融入血脉，成为记忆深处中最动听，也最温暖的回响。
　　（韩晗：深圳大学副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黄石市青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