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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1年“9·18”事变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规模空前的侵华战争，这场战争对我们国家民族和整个社会发展造成巨大的破坏。本文仅就日军侵华期间对大同煤炭资源的野蛮掠夺，作些简要的论述。然而就是这种局部和侧面，也足以说明日本侵华战争的残酷性、掠夺性和破坏性。
觊觎已久的掠夺野心
近代以来日本的对外战争，始终以领土扩张和经济掠夺为主要目的。早在1918年，日本临时产业局工程师门仓三能就受命来大同调查煤炭资源状况，历时四个月之久。后来，门仓三能写了《大同炭田地质调查报告》，成为日后日本侵略者制定掠夺大同煤炭计划的依据。1923年，日本的上野、太田等人，以考察为名，在大同进行了长时间的秘密活动，盗走不少地质资料。1929年，晋北矿务局成立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则利用阎锡山及晋北矿务局局长梁上椿给予的方便条件，打着“参观”、“访问”的幌子，经常在大同地区活动。1933年11月，日本对华侵略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就制定了《华北经济调整计划》和《对华北经济调查机关设立案》。1934年10月，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制定了《华北重要资源调查之方针及要领》，其中提出：“要助长帝国发展对华经济，使战时我国国际贸易资源易于补充，同时扶植和增强帝国在华北的经济势力并促成日、满、华北经济圈。”将对华北资源的掠夺提高到战略地位。1935年7月，满洲驻屯军制定了《关于华北新政权产生之相应经济指导案》，提出“应利用一切机会，促进对交通、资源及金融等方面的投资”。其后，日本在华的掠夺性投资发展极快，其重点在于华北。以1936年为例，日本在华的矿业投资支配资产额为2090?郾7万元，其中华北2078?郾9万元，占99%，在矿业投资中煤炭又占主要地位。“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毫不掩饰地宣称“华北正是大东亚共荣圈内战争资源之中核地带”，把大同煤矿称为“东亚热源”、“大东亚共荣圈的主要燃料基地”。满铁产业部将掠夺大同煤炭看作是“华北产业开发”的中心目标，两次派人对大同煤田的储存状况进行调查，分别写出《山西省大同煤田北东部地质调查报告》和《华北矿山调查报告》。报告中写道，“山西省的煤炭储量为1271亿吨，这是一个天文学的惊人数字”，“据有识之士估计，昭和13年(公元1938年)，日本缺煤将达到1200万吨，而抚顺煤的对日输出，今后10年将每年止于300万吨，新邱煤即使在条件好转的情况下，每年也不过可望输出200万吨，因此，这两个煤矿绝难满足日本的需要”，而大同煤矿则是日本最好的掠夺目标。
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大同煤炭的企图还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其侵略扩张和解决国内煤炭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他们妄图通过掠夺山西煤炭(主要是大同煤炭)来控制我国其他产业，进而在世界经济中产生影响。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野心，在满铁的调查报告《北支那炭矿业开发计划案》中表露无遗。此计划案中这样写道：“控制了华北煤，实际上也就等于控制了中国的煤业，进而控制其他产业，因而实在有着深远的意义，并在完成我国的世界经济政策上又将会起很大的作用。华北煤对于我国是必要而不可缺少的，而大同煤在华北煤矿之内是最能对此做出贡献的煤矿之一，它担负国家的使命将是最大的。”
日本对华经济侵略机构北支那开发调查局在“华北产业开发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把大同列为六个重点掠夺的矿山之一。1938年到1942年日本在大同煤矿的计划投资占博山(博山、淄川)、中兴(中兴、大汶口)、井陉(井陉、正丰)、磁县(磁县、六河沟)、太原(太原、平定)、大同(大同、下花园)六个矿山总计划投资的44%。日本帝国主义对大同煤炭的掠夺野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38年，日本政府在《大同煤田开发计划》中要求，“在昭和17年(公元1942年)能向日本输出1000万吨煤炭，昭和22年(公元1947年)能向日本输出3000万吨煤炭，以此作为大同煤炭的开发目标”，并声称：本计划的基础材料为门仓三能1918年实地勘查所制《大同炭田地质调查报告》。日本侵略者这种贪得无厌的掠夺野心显然难以实现。1940年日本政府又制定了“宫本计划”，计划中对大同煤炭的掠夺数字是1941年计划掠夺300万吨，1942年380万吨，1943年500万吨，1944年630万吨，1945年760万吨，并计划把掠夺煤炭的58%运往日本本土。
残暴野蛮的掠夺手段
1937年9月13日(农历八月初九)大同沦陷。日寇侵占大同后，立即分兵占领大同矿区，很快解除了晋北矿务局的全部矿警武装，对大同煤矿实行了军事管制。1937年10月，早已做好准备的满铁受日本关东军军部委托，劫夺了大同煤矿。日本植田房雄等有关技术人员一行11人，于1937年9月29日从满铁总社所在地大连出发，途经天律、北平、张家口，10月6日到达大同煤矿永定庄矿(原为晋北矿务局管辖)。
当时，大同煤矿划归伪蒙疆联合政府管辖，由伪蒙疆联合政府产业专门委员会直接管理。1938年2月11日，经日本关东军军部、伪蒙疆联合政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三方签定协议，正式委托满铁临时经营。同时，伪蒙疆联合政府与满铁的子公司兴中公司缔结了煤炭委托销售合同。
1937年底到1938年初，满铁从劫夺多年的抚顺煤矿调入大同煤矿317名各类管理人员，并从各地抓骗来5500名矿工。他们首先利用半机械化矿井永定庄矿、忻州窑矿、煤峪口矿开始出煤。又相继开采了同家梁、四老沟(宝藏坑)、白洞(国宝坑矿)，改建了白土窑、胡家湾矿，还在怀仁县鹅毛口北开凿了昭和坑，在大同拖皮村与石头村之间开凿了平旺炭矿，在白土窑开凿了大北沟坑。除此之外，日寇将大同煤矿附近的庄瓦沟、大青窑、马口窑、马家梁、苏家堡、和尚嘴、黄土沟、梅家坟、杨树湾、小窑沟等17处小煤窑没收为己有，划归“兴亚公司”掌握。对其余地势偏僻、交通不便的小煤窑，一律下了禁令，不许开采。1938年6月下旬，满铁通过兴中公司，第一次将约35万吨大同煤运往日本大阪、神户的重化工业会社和电力会社。
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先后与26个国家处于直接交战状态。为了维持其庞大的军事需要，日本国内对煤炭的需要量急剧增长。当时大同煤矿所产之煤多运往日本，连小窑煤炭也被严格控制。日本政府规定，“煤炭的运日数必须达到65%，尽管华北煤荒日益严重，对日煤炭输出总数也不能减少”，致使遍地煤炭的大同，当地竟然无煤可烧。日寇在大同设立“兴亚公司”，专供民用燃料，只在城内设煤场一座，“每天早六时排队挂号，下午三时开始买煤，每人只许买两角钱的土煤面。煤场每天拥挤不堪，妇女小孩哭叫吵闹，甚至有人被挤得头破血流”。
日本侵略者为加快掠夺步伐，不惜追加投资，多开矿井，修建铁路，建设发电厂、炸药厂。为了便利煤炭运输，由日本对华经济侵略机构华北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将阎锡山所修窄轨北同蒲铁路(大同——太原)改为准轨。为控制煤炭销售，日本各炭矿业经营资本家集股，成立了“华北石炭贩卖公司”，资本2000万元，在日寇的严密控制下，连民用煤也得经过这家贩卖公司。
日寇对大同煤炭资源采取赤裸裸的掠夺政策，以多产、迅速为宗旨，强迫工人在恶劣的生产条件下出煤。至于井下的安全设施，则根本不予考虑，甚至以延长劳动时间来增加产量，拼命榨取工人血汗，来换取更多的煤炭。工人每天在井下劳作12小时，而在“努力出煤日”这一天，要劳动20多个小时。日寇为满足其掠夺欲望，不顾开采规程，吃肥丢瘦，取易撇难，甚至于连掌子面煤柱、大巷煤壁也盗采一空，致使许多掌子面不等采完就冒了大顶。“1938年4月7日，煤峪口矿南沟井下发生恶性透水事故，100名矿工丧生”。“1941年9月，白洞矿西坑掌子面发生大面积塌顶，70余名矿工遇难”。“1943年春天，忻州窑矿四号采煤掌子面顶板下落，压住8个工人，其中一人半截身子被压在石头底下，而人还活着，日寇为抢救机器，竟将这位露着半个身子的工人用刀活活砍死”。法西斯强盗视人命如草芥，每一吨煤炭都渗透着中国矿工的鲜血和生命。
“以人换煤”的血腥统治
日本帝国主义对大同煤炭资源的掠夺，是建立在大同矿工的累累白骨之上的。“昔日矿山悲歌多，矿工血泪染成河，只见煤车天天走，不见矿工几个活”，这是日寇“以人换煤”的血腥政策的真实写照。
日寇要实现掠夺大同煤炭资源的目的，首先要解决的是劳工问题，他们采取了种种手段，强化募集劳工。一是骗：日寇经常以盖房、筑路为名，在山东、江苏、河北、河南、安徽、天津、北京、山西等地哄骗大批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等到矿山当劳工。招工的往往信口雌黄，说大同煤矿工钱多，吃得好等等。仅1940年6月一次，日寇就从河北保定一带骗招来800多劳工。二是抓：日寇常常以“剿匪”为名，到乡下四处抓人，充当劳工。其中有五六十岁的老人，有十三四岁的小孩。三是押：为了扩充劳动力，日寇还经常把战场上的战俘、监狱里的囚犯押解到矿上，另行看守，为其出煤。四是派：日寇窜通地方日伪组织，每年在煤矿附近的农村，按村庄大小摊派民夫，每个村子20到30人不等。还以组织“勤劳报国青年队”为由，强行组织青年到煤矿做工，规定每六个月一期，每期3000人。大批被抓骗来的矿工，一到矿山，就被矿警队关到阴森恐怖的大房子里当作“囚犯”一样看管起来，失去了一切人身自由。
日寇还在矿区建立了法西斯统治网，利用宪兵队、矿警队、督察队等疯狂地镇压矿工，设立什么“隔离所”、“拉尸队”，把大批被他们折磨得丧失了劳动能力的矿工拉进“隔离所”横加摧残，直到奄奄一息的时候，由“拉尸队”扔到荒郊野外。经济上，他们挖空心思，巧立名目，千方百计地克扣工人工资。“七七”事变前，工人日平均工资为4角，当时1元钱可买白面40斤。事变后物价猛涨，1元钱只能买二斤半白面。1942年，工人日工资最高为3?郾18元，最低为0?郾84元，平均1?郾58元，1元5角左右的工资，又何以维持工人一家之生活。矿工们吃的是用霉高粱、糠、花生皮混合磨成的所谓“兴亚面”。由于劳动条件极端恶劣，工人伤亡惨重。据满铁华北经济调查所写的《大同煤矿劳动概要调查报告》统计，1941年在籍人员6943名，死亡869名，死亡率为12?郾5%，负伤者2983名，负伤率为58?郾1%。而到1942年，死亡人员增加到1700多名。在日寇的血腥统治下，有6万多名矿工被摧残致死，按日寇掠夺大同煤炭的数量1400多万吨计算，平均每千吨就死亡四名多矿工。当时在矿区的荒郊野外、河滩山谷、废旧矿井形成了一个个大大小小的“万人坑”。
大同煤矿究竟有多少万人坑，现在很难查出确切数字。仅据老工人回忆，比较大的万人坑就有21处，如忻州窑的杨树湾，同家梁的黄草洼，永定庄的大南湾，白洞的老爷庙，煤峪口的南沟等。煤峪口万人坑是现存万人坑中比较完整的一个，这里层层叠叠堆满了死难矿工的尸体。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残害、荼毒中国矿工的铁证，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无法改变的历史。从坑内尸骨的姿态看，有的是活着被扔进万人坑的。“1937年，日寇从河北开平等地抓骗来三百多工人，最后只剩下煤峪口的莫会英父子两人，其余都被折磨死了”。“1939年从河南抓来的四百多人，最后只剩下永定庄崔子才”。除万人坑外，日寇还用烧人场和炼人坑残害荼毒矿工。“1942年忻州窑南山的劳工房闹起了传染病，每天要被烧掉几十人，后来鬼子干脆停止了检查，凡认为有病的，一律烧死。那一回，忻州窑整整烧了四天”。
日寇的残暴统治给大同矿区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军侵占大同煤矿八年间，6万名矿工死于非命。难以数计的家庭失去父母、丈夫、儿子，户户哭亲人，家家泪长流，许多人因承受不了这极大的精神摧残而致疯致癫。1940年10月19日的《晋绥日报》上有一篇文章写道：“黄土沟是人们去口泉的一条捷径，往年路上的行人总是络绎不绝，今年这条路上几乎断绝了行人，即或有人走，也是寥寥无几，原因是黄土沟的死人臭气太大了，每天总有三五个死人从口泉煤矿抬到黄土沟，不是病死的，便是自缢的或被打死的煤矿工人，总是浑身被剥得一丝不挂，赤条条地躺在那里，让野狗野狼信口大嚼，咬得血肉狼藉。有脚无手或有腿无头，伤心惨目，莫过于是……”这样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罕见的，而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在中国制造的这种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何止几百次、几千次!
主要参考文献：
①《日本侵华内幕》，〔日〕重光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日译本。
②《大同矿务局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③《东亚与日本》，〔日〕近代日本研究会，山川出版社1980年版。
④《日本的对华投资》，〔日〕东亚研究所，上原书房1974年复刻版。
⑤《大同煤矿史》，大同矿务局矿史办公室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责编 郄 智 )
觊觎已久的掠夺野心
近代以来日本的对外战争，始终以领土扩张和经济掠夺为主要目的。早在1918年，日本临时产业局工程师门仓三能就受命来大同调查煤炭资源状况，历时四个月之久。后来，门仓三能写了《大同炭田地质调查报告》，成为日后日本侵略者制定掠夺大同煤炭计划的依据。1923年，日本的上野、太田等人，以考察为名，在大同进行了长时间的秘密活动，盗走不少地质资料。1929年，晋北矿务局成立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则利用阎锡山及晋北矿务局局长梁上椿给予的方便条件，打着“参观”、“访问”的幌子，经常在大同地区活动。1933年11月，日本对华侵略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就制定了《华北经济调整计划》和《对华北经济调查机关设立案》。1934年10月，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制定了《华北重要资源调查之方针及要领》，其中提出：“要助长帝国发展对华经济，使战时我国国际贸易资源易于补充，同时扶植和增强帝国在华北的经济势力并促成日、满、华北经济圈。”将对华北资源的掠夺提高到战略地位。1935年7月，满洲驻屯军制定了《关于华北新政权产生之相应经济指导案》，提出“应利用一切机会，促进对交通、资源及金融等方面的投资”。其后，日本在华的掠夺性投资发展极快，其重点在于华北。以1936年为例，日本在华的矿业投资支配资产额为2090?郾7万元，其中华北2078?郾9万元，占99%，在矿业投资中煤炭又占主要地位。“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毫不掩饰地宣称“华北正是大东亚共荣圈内战争资源之中核地带”，把大同煤矿称为“东亚热源”、“大东亚共荣圈的主要燃料基地”。满铁产业部将掠夺大同煤炭看作是“华北产业开发”的中心目标，两次派人对大同煤田的储存状况进行调查，分别写出《山西省大同煤田北东部地质调查报告》和《华北矿山调查报告》。报告中写道，“山西省的煤炭储量为1271亿吨，这是一个天文学的惊人数字”，“据有识之士估计，昭和13年(公元1938年)，日本缺煤将达到1200万吨，而抚顺煤的对日输出，今后10年将每年止于300万吨，新邱煤即使在条件好转的情况下，每年也不过可望输出200万吨，因此，这两个煤矿绝难满足日本的需要”，而大同煤矿则是日本最好的掠夺目标。
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大同煤炭的企图还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其侵略扩张和解决国内煤炭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他们妄图通过掠夺山西煤炭(主要是大同煤炭)来控制我国其他产业，进而在世界经济中产生影响。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野心，在满铁的调查报告《北支那炭矿业开发计划案》中表露无遗。此计划案中这样写道：“控制了华北煤，实际上也就等于控制了中国的煤业，进而控制其他产业，因而实在有着深远的意义，并在完成我国的世界经济政策上又将会起很大的作用。华北煤对于我国是必要而不可缺少的，而大同煤在华北煤矿之内是最能对此做出贡献的煤矿之一，它担负国家的使命将是最大的。”
日本对华经济侵略机构北支那开发调查局在“华北产业开发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把大同列为六个重点掠夺的矿山之一。1938年到1942年日本在大同煤矿的计划投资占博山(博山、淄川)、中兴(中兴、大汶口)、井陉(井陉、正丰)、磁县(磁县、六河沟)、太原(太原、平定)、大同(大同、下花园)六个矿山总计划投资的44%。日本帝国主义对大同煤炭的掠夺野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38年，日本政府在《大同煤田开发计划》中要求，“在昭和17年(公元1942年)能向日本输出1000万吨煤炭，昭和22年(公元1947年)能向日本输出3000万吨煤炭，以此作为大同煤炭的开发目标”，并声称：本计划的基础材料为门仓三能1918年实地勘查所制《大同炭田地质调查报告》。日本侵略者这种贪得无厌的掠夺野心显然难以实现。1940年日本政府又制定了“宫本计划”，计划中对大同煤炭的掠夺数字是1941年计划掠夺300万吨，1942年380万吨，1943年500万吨，1944年630万吨，1945年760万吨，并计划把掠夺煤炭的58%运往日本本土。
残暴野蛮的掠夺手段
1937年9月13日(农历八月初九)大同沦陷。日寇侵占大同后，立即分兵占领大同矿区，很快解除了晋北矿务局的全部矿警武装，对大同煤矿实行了军事管制。1937年10月，早已做好准备的满铁受日本关东军军部委托，劫夺了大同煤矿。日本植田房雄等有关技术人员一行11人，于1937年9月29日从满铁总社所在地大连出发，途经天律、北平、张家口，10月6日到达大同煤矿永定庄矿(原为晋北矿务局管辖)。
当时，大同煤矿划归伪蒙疆联合政府管辖，由伪蒙疆联合政府产业专门委员会直接管理。1938年2月11日，经日本关东军军部、伪蒙疆联合政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三方签定协议，正式委托满铁临时经营。同时，伪蒙疆联合政府与满铁的子公司兴中公司缔结了煤炭委托销售合同。
1937年底到1938年初，满铁从劫夺多年的抚顺煤矿调入大同煤矿317名各类管理人员，并从各地抓骗来5500名矿工。他们首先利用半机械化矿井永定庄矿、忻州窑矿、煤峪口矿开始出煤。又相继开采了同家梁、四老沟(宝藏坑)、白洞(国宝坑矿)，改建了白土窑、胡家湾矿，还在怀仁县鹅毛口北开凿了昭和坑，在大同拖皮村与石头村之间开凿了平旺炭矿，在白土窑开凿了大北沟坑。除此之外，日寇将大同煤矿附近的庄瓦沟、大青窑、马口窑、马家梁、苏家堡、和尚嘴、黄土沟、梅家坟、杨树湾、小窑沟等17处小煤窑没收为己有，划归“兴亚公司”掌握。对其余地势偏僻、交通不便的小煤窑，一律下了禁令，不许开采。1938年6月下旬，满铁通过兴中公司，第一次将约35万吨大同煤运往日本大阪、神户的重化工业会社和电力会社。
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先后与26个国家处于直接交战状态。为了维持其庞大的军事需要，日本国内对煤炭的需要量急剧增长。当时大同煤矿所产之煤多运往日本，连小窑煤炭也被严格控制。日本政府规定，“煤炭的运日数必须达到65%，尽管华北煤荒日益严重，对日煤炭输出总数也不能减少”，致使遍地煤炭的大同，当地竟然无煤可烧。日寇在大同设立“兴亚公司”，专供民用燃料，只在城内设煤场一座，“每天早六时排队挂号，下午三时开始买煤，每人只许买两角钱的土煤面。煤场每天拥挤不堪，妇女小孩哭叫吵闹，甚至有人被挤得头破血流”。
日本侵略者为加快掠夺步伐，不惜追加投资，多开矿井，修建铁路，建设发电厂、炸药厂。为了便利煤炭运输，由日本对华经济侵略机构华北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将阎锡山所修窄轨北同蒲铁路(大同——太原)改为准轨。为控制煤炭销售，日本各炭矿业经营资本家集股，成立了“华北石炭贩卖公司”，资本2000万元，在日寇的严密控制下，连民用煤也得经过这家贩卖公司。
日寇对大同煤炭资源采取赤裸裸的掠夺政策，以多产、迅速为宗旨，强迫工人在恶劣的生产条件下出煤。至于井下的安全设施，则根本不予考虑，甚至以延长劳动时间来增加产量，拼命榨取工人血汗，来换取更多的煤炭。工人每天在井下劳作12小时，而在“努力出煤日”这一天，要劳动20多个小时。日寇为满足其掠夺欲望，不顾开采规程，吃肥丢瘦，取易撇难，甚至于连掌子面煤柱、大巷煤壁也盗采一空，致使许多掌子面不等采完就冒了大顶。“1938年4月7日，煤峪口矿南沟井下发生恶性透水事故，100名矿工丧生”。“1941年9月，白洞矿西坑掌子面发生大面积塌顶，70余名矿工遇难”。“1943年春天，忻州窑矿四号采煤掌子面顶板下落，压住8个工人，其中一人半截身子被压在石头底下，而人还活着，日寇为抢救机器，竟将这位露着半个身子的工人用刀活活砍死”。法西斯强盗视人命如草芥，每一吨煤炭都渗透着中国矿工的鲜血和生命。
“以人换煤”的血腥统治
日本帝国主义对大同煤炭资源的掠夺，是建立在大同矿工的累累白骨之上的。“昔日矿山悲歌多，矿工血泪染成河，只见煤车天天走，不见矿工几个活”，这是日寇“以人换煤”的血腥政策的真实写照。
日寇要实现掠夺大同煤炭资源的目的，首先要解决的是劳工问题，他们采取了种种手段，强化募集劳工。一是骗：日寇经常以盖房、筑路为名，在山东、江苏、河北、河南、安徽、天津、北京、山西等地哄骗大批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等到矿山当劳工。招工的往往信口雌黄，说大同煤矿工钱多，吃得好等等。仅1940年6月一次，日寇就从河北保定一带骗招来800多劳工。二是抓：日寇常常以“剿匪”为名，到乡下四处抓人，充当劳工。其中有五六十岁的老人，有十三四岁的小孩。三是押：为了扩充劳动力，日寇还经常把战场上的战俘、监狱里的囚犯押解到矿上，另行看守，为其出煤。四是派：日寇窜通地方日伪组织，每年在煤矿附近的农村，按村庄大小摊派民夫，每个村子20到30人不等。还以组织“勤劳报国青年队”为由，强行组织青年到煤矿做工，规定每六个月一期，每期3000人。大批被抓骗来的矿工，一到矿山，就被矿警队关到阴森恐怖的大房子里当作“囚犯”一样看管起来，失去了一切人身自由。
日寇还在矿区建立了法西斯统治网，利用宪兵队、矿警队、督察队等疯狂地镇压矿工，设立什么“隔离所”、“拉尸队”，把大批被他们折磨得丧失了劳动能力的矿工拉进“隔离所”横加摧残，直到奄奄一息的时候，由“拉尸队”扔到荒郊野外。经济上，他们挖空心思，巧立名目，千方百计地克扣工人工资。“七七”事变前，工人日平均工资为4角，当时1元钱可买白面40斤。事变后物价猛涨，1元钱只能买二斤半白面。1942年，工人日工资最高为3?郾18元，最低为0?郾84元，平均1?郾58元，1元5角左右的工资，又何以维持工人一家之生活。矿工们吃的是用霉高粱、糠、花生皮混合磨成的所谓“兴亚面”。由于劳动条件极端恶劣，工人伤亡惨重。据满铁华北经济调查所写的《大同煤矿劳动概要调查报告》统计，1941年在籍人员6943名，死亡869名，死亡率为12?郾5%，负伤者2983名，负伤率为58?郾1%。而到1942年，死亡人员增加到1700多名。在日寇的血腥统治下，有6万多名矿工被摧残致死，按日寇掠夺大同煤炭的数量1400多万吨计算，平均每千吨就死亡四名多矿工。当时在矿区的荒郊野外、河滩山谷、废旧矿井形成了一个个大大小小的“万人坑”。
大同煤矿究竟有多少万人坑，现在很难查出确切数字。仅据老工人回忆，比较大的万人坑就有21处，如忻州窑的杨树湾，同家梁的黄草洼，永定庄的大南湾，白洞的老爷庙，煤峪口的南沟等。煤峪口万人坑是现存万人坑中比较完整的一个，这里层层叠叠堆满了死难矿工的尸体。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残害、荼毒中国矿工的铁证，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无法改变的历史。从坑内尸骨的姿态看，有的是活着被扔进万人坑的。“1937年，日寇从河北开平等地抓骗来三百多工人，最后只剩下煤峪口的莫会英父子两人，其余都被折磨死了”。“1939年从河南抓来的四百多人，最后只剩下永定庄崔子才”。除万人坑外，日寇还用烧人场和炼人坑残害荼毒矿工。“1942年忻州窑南山的劳工房闹起了传染病，每天要被烧掉几十人，后来鬼子干脆停止了检查，凡认为有病的，一律烧死。那一回，忻州窑整整烧了四天”。
日寇的残暴统治给大同矿区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军侵占大同煤矿八年间，6万名矿工死于非命。难以数计的家庭失去父母、丈夫、儿子，户户哭亲人，家家泪长流，许多人因承受不了这极大的精神摧残而致疯致癫。1940年10月19日的《晋绥日报》上有一篇文章写道：“黄土沟是人们去口泉的一条捷径，往年路上的行人总是络绎不绝，今年这条路上几乎断绝了行人，即或有人走，也是寥寥无几，原因是黄土沟的死人臭气太大了，每天总有三五个死人从口泉煤矿抬到黄土沟，不是病死的，便是自缢的或被打死的煤矿工人，总是浑身被剥得一丝不挂，赤条条地躺在那里，让野狗野狼信口大嚼，咬得血肉狼藉。有脚无手或有腿无头，伤心惨目，莫过于是……”这样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罕见的，而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在中国制造的这种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何止几百次、几千次!
主要参考文献：
①《日本侵华内幕》，〔日〕重光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日译本。
②《大同矿务局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③《东亚与日本》，〔日〕近代日本研究会，山川出版社1980年版。
④《日本的对华投资》，〔日〕东亚研究所，上原书房1974年复刻版。
⑤《大同煤矿史》，大同矿务局矿史办公室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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