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平姓霍，与我同村异姓，生于1955年，长我四岁。他比我早一年上学，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母亲曾说，我俩比亲兄弟还亲。
　　玉平家住陕西榆林吴堡县霍家崖，我家住张家湾，中间隔着一道二三百米深的乱石沟。两家的窑洞在同一水平面，直线距离也就两百来米，听得见声音嘹得见人。我站在自家的硷畔上喊几声“玉平”，他一定从他家的窑洞里跑出来。我们隔空拉话，只是发声要比面对面时高一些，晚上能听到回声。
　　村里小学离我家窑洞脑畔只有三四十米。记得上小学时，每天早晨，玉平总是先到我家窑畔叫上我，然后一起去学校。课间休息时，我们在一起形影不离，连上厕所也不例外，同学嬉笑我俩“好得像穿一条裤子”。
　　初中学校离村五华里，要爬过一座山，玉平家窑洞就在半山腰。冬天上学，我顶着满天星星出门，玉平总是站在他家的硷畔上等着我，向我喊话，免除了黑暗和寂静带给我的恐惧。有时，我会头天晚上到他家吃晚饭，和他在一个被窝里睡觉，第二天早晨再一起去学校。他父母待我非常好。
　　初一暑假，我13岁，玉平17岁，我俩和同村几个小伙伴一起去60华里外的辛家沟水利工程打工。工程是同村一个工头承包的，任务是炸石砌渠，非常危险，常有事故发生。但玉平和我在一起，父母少了担忧，我也没感到害怕。工地上，他抡锤打炮眼，干重体力活，我负责打扫炮眼、装炸药、送饭，干轻活，他总是抽空帮我干活，让我免受工头批评。打工一月，我赚了52元，玉平赚了78元，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收入。
　　我上初二时，玉平以优异成绩考到县上最好的任家沟中学上高中。他那一届，是“史无前例的十年”，唯一通过考试“初升高”。中学离我们村80华里，我和玉平上学期间只能书信往来。他是第一个给我写信的人，也是我第一个写信的人。他来信中总会讲一些高中生活的新鲜事，让我对其充满了憧憬。
　　1974年春，我到县城读高中。第一次远离父母，刚开始非常孤独寂寞，就向玉平写信叙述我的乡愁。当时为了照顾住校同学，中学实行“大周末”，即连续上12天课，把两个周日调在一起。由于没有公共交通，我们这些离家太远的同学，也不容易回家。第一个“大周末”，我步行20多华里到任家沟中学见玉平，白天陪他出板报，晚上钻在一个被窝里，聊到天明才入睡。我俩商量出一个办法：我转学到任家沟中学，就可以在一起了。
　　但转学的事被在县城工作的冯德斌老师劝阻了，冯老师曾经在小学教过我们。事后想来，我当时也太幼稚了。即使转学成功，我和玉平一起上学的时间也不超过一年。
　　1974年底，部队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新兵。玉平人机灵，说话幽默，接兵的排長一眼就看上了。加之他学习成绩优异，家庭出身好（贫农），又是年级里唯一的学生党员，毫无悬念地成为任家沟中学五名幸运儿之一。对当时的农村青年来说，当兵是走出“农门”的唯一途径，我为他高兴，虽然我们离的更远了。
　　1978年春，我考进西北大学读书，玉平所在部队原本在西安，但在我入学前不久转入驻扎在铜川耀县的某野战军。他利用周日请假来西安看我，但第一次阴差阳错没有见上。第二次，我们终于在约定的钟楼见了面，又一起去了大雁塔。那是我上大学后最开心的一天！

从“画家”到“油漆匠”

　　玉平很有艺术天赋，十三四岁时，成了村里文艺宣传队的主力，扮演的“老汉”惟妙惟肖，令人称绝。这应该是遗传，他父亲是远近有名的秧歌队伞头，锣鼓一响，出口成章。兄弟姐妹六人，个个都是闹秧歌高手。
　　玉平最擅长的是绘画，无师自通。小学一年级时，一次课间休息，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只鸟，栩栩如生，准备上课的冯德斌老师惊讶得目瞪口呆，不忍心擦掉。从此，他成了学校人人皆知的“小画家”。见啥画啥，画啥像啥，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寥寥几笔，活灵活现。他还给同学们画人物素描，让“模特”受宠若惊。从小学到高中，学校的宣传板报栏上都有他的杰作。
　　玉平当兵时，部队里像他这样硬牌的高中毕业生凤毛麟角。入伍第一年，他被抽调到团部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当辅导员，给战士们授课，兼写新闻报道稿。一天午休，他在《人民日报》看到喀麦隆总统阿希乔的小头像，就随手临摹了一张，被团宣传科干事发现。团部专门成立了“美术创作组”，他的绘画才能在全团出尽风头。他曾与著名农民画家李凤兰交流画技，还参观了上海画家的西安画展。一个普通战士享受着干部灶上吃饭的待遇，足见他当时多么走红。
　　善评：印象中的张维迎，身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教授，风格犀利、不庸主流，理性而冷峻。这篇人物素描是他少见的人文作品，读来如黄土高坡般厚重而意深。
　　文章语言清简、朴素，讲述了一个胜似血缘的非血缘兄弟之情，读来唏嘘不已。这是一个时代的留痕，一个隐而不露的真挚情缘。若无内心的刻骨铭心，怎可能如此感同身受？（吴言）
　　遗憾的是，提携他的宣传干事因纪律问题被部队开除，美术创作组解散。玉平只能返回连队，最后才熬到副班长的位置。
　　没能在部队提干，也与他实话实说的性格有关。一次部队吃“忆苦思甜饭”，他说好吃，比自家饭香，被人举报说思想有问题，受到批评。好在连指导员是绥德人，知道他说的是实话，也就没有继续深究。
　　提干没有希望，玉平开始寻思出路。1978年春，部队准备抗越自卫反击战，他在连里第一个写请战书，想立功或牺牲，被调到某野战军。但他所在的某师，没有被派往前线。心灰意冷之下，加之父母催婚，他于1979年底复员。
　　复员回村后不久，玉平就结婚成家，对象是媒人介绍的，他说能过日子就行。文化程度高，又能写会画，他很快被枣林峁中学聘为“民请教师”。虽然当“民请教师”每月30元工资，按照每天1元的“派遣费”交给生产队，换成每月260工分。但苦轻，也体面，他愿意。
　　玉平教书时，一位村民偶然得知他会绘画，就请他画炕围子。窑洞里的炕围子就像楼房间的壁纸，既防墙土剥落，也是一种装饰。干了一天，主人很满意，送给他两把挂面和一瓶一元五角的“即墨酒”，他觉得太值了。 　　他绘画的名声传开了，请他画炕围子和油漆木箱子的人越来越多，他开始收钱。两个月赚了3000多元后，他决定辞去教职，专门干油漆工。
　　开始几年，他在周围几十里范围的村子里画。我家新窑炕围子就是他画的，但他坚决不收钱。后来他转到榆林城里，业务也扩大到房屋装修。他还被请到铜川市，给一座新建的“孟姜女庙”绘壁画。
　　1983年，玉平的第一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之后，又有两个女儿相继出生。老婆身体不好，看病要花钱，养活三个孩子，供他们上学也要花钱，他不拼命干活怎么行？
　　他拼命干活，赚了些钱，但也伤了身体。当时的油漆和画料含许多有害物质，使他染上了气短的毛病。有次干活，他晕倒在卫生间，幸亏弟弟有车，及时送医院输氧，才活过来。此后，他不得不放慢工作节奏，直到几年前不再揽活。
　　最近几次我回榆林见到他，他总是不时咳嗽。这毛病不好治，他说习惯了。

假如玉平当年不当兵……

　　玉平今年64岁。作为曾经当过五年兵的退伍军人，他现在享受民政局发放的“60后老兵优抚补贴”，每月300多元。
　　1990年初，落实农村复员军人政策时，许多和他一样没有“参战”的老兵填了“参战”，都蒙混过关。他太老实，没有填，结果他现在拿的补贴比别人少了一半。
　　但玉平很自豪曾当过兵。他经常与老战友们聚会，也通过微信群聊天。儿子考大学时，他希望能上军校，但最后上了延安大学，毕业后考上公务员，先分在府谷县公安局工作，后来调在榆林市。
　　玉平的两个女儿也都上了大学，毕业后找到了还算满意的工作。
　　玉平当“油漆匠”赚了点钱，但几年前煤炭价格高涨时，经不住高利息的诱惑，把他的几十万元储蓄借给开煤矿的人，没料到煤炭价格下跌后投资人破产了，结果血本无归。
　　玉平俩口子现在榆林市，和儿子一家住在一起，帮助照看孙子，房子是租来的。儿子曾买了单位的集资房，但工程“烂杆”了，一拖好几年，房子没拿到手，30万集资款也要不回来。最近，女儿给他买了一套商品房，有望明年入住。
　　老家的窯洞，他们没有再住过。他现在回村，只是为了给父母烧纸，当天去、当天走。
　　现在每次回榆林见到玉平，我不由得想：假如当年高中毕业时，他没有去当兵，而是回乡当农民，1977年恢复高考后，以他的文化水平，很有希望像我一样考上大学。
　　如果能考上大学，玉平或许能成为一位有名的画家，或者成为一名公职人员。
　　但如果那样，他就只能有一个孩子。
　　孰好孰坏？真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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