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盏盏灯，一串串灯，一层层灯，犹闪闪星斗，像灼灼珠串，如层层光点，仍储存在自己大脑的沟回里。虽然我离开那个单位，已经15个年头了。
　　 灯光对于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来说，是这样的亲切，对于从事报刊编辑工作的人而言，就更如阳光一样重要和温暖。因为许多选题是在灯光下商定的，许多文稿是在灯光下加工的，许多期报刊版面是在灯光下画出的，许多种油墨喷香的报纸杂志是在灯光下受到检视和评判的，所以灯光照耀下的光明天地，就成了总编、社长们部署作战的场地，编辑记者们辛勤耕耘的绿洲，同行们检阅稻麦般丰硕收获的方田。
　　 我思念中的闪着灯光的那个单位，起初叫作山西青年社，由于所办报刊从一种杂志增加为《山西青年》、《小学生》、《法制文摘》三种杂志，又恢复了因“文革”而停刊的《山西青年报》，故从1985年8月24日起更名为山西青少年报刊社，但我们还是习惯地称它为青年社。在回忆这个单位工作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便是它那明亮的诱人的灯火。
　　
　　解放路300号的灯光
　　
　　 在风雪呼啸的1976年3月28日，我从外地调来到山西青年社报到上班，社址在太原市解放路300号团省委、省工会和省妇联共用的六层大楼上。
　　 我们占用的这座大楼，过去是省国防工业办公室的办公大楼，在当时看来，它结实漂亮，是解放路上少有的高层建筑。它虽然多达六层，而团省委仅占第五层，青年社所占的第六层一共才有三个房间，即两个单间和一个约为两间面积的大房间。
　　 那时，《山西青年》杂志尚未出刊，全社也只有八九个人，第一负责人是杨宗同志。那天，杨宗把我领到六层上，进了靠西边的一个摆有两张桌子的小房间，说道：“这是政治组的编辑室，你是组长，还有一位编辑，名叫宋耀武，你们就在这里办公吧。”说完，把一组12幅图画交给我，要求尽快配诗，以供5月1号创刊的《山西青年》杂志发表。
　　 根据杨宗同志的指示，我在当天晚上就上了六楼办公室，开始给图画配诗。那天晚上，雪依然在下，风刮得很猛，因玻璃残破用报纸粘糊的窗户呼嗒呼嗒直响。由于房间走风漏气，又没有暖气，不一阵就冻得人浑身发抖。更让我感到不便的是没有台灯，悬在屋顶的只是一盏60瓦的灯泡，灯光发黄且较暗淡，看东西写字都比较吃力。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到深夜，给12幅图画都配上了诗。
　　 就这样，在昏暗的灯光下我在青年社的工作开始了，此后的许多工作都与灯光结下了缘分。
　　


　　 那时没有车辆，杂志的排版、对红在双塔西街的山西新华印刷厂，常常要和同志们结伙骑车去发稿，跟排字工人在车间里改版、校对和对红，一干就是四五个小时。每次下午去印刷厂干完活天都黑了，当我们骑上自行车，穿过青年路，绕过迎泽街，进入解放路，看到那座六层大楼闪耀着层层灯光的时候，心中便产生一种喜悦的感觉。
　　 那时工作没有编辑和记者之分，常常是白天采访，晚上去办公室写稿和加工来稿。这样，头顶上那盏60瓦的灯泡又闪亮起来，将那淡黄色的光撒落下来，照出一方黄中见亮的天地。在这块不大的天地里，我和在其他房间里同样就着灯光艰苦鏖战的同志们一样，构思，畅想，写作，改稿，忘记了劳累，忘记了时间，有时竟忙到了天亮。
　　 那时还是极左思潮极为盛行的时期，《山西青年》杂志突出报道的是三个重大题材：刘胡兰，华国锋，大寨。刘胡兰事迹因为已为众多人所熟悉，加之杨宗和我都参加过前不久出版的《女英雄刘胡兰》一书的写作，故不需要派专人采访和写作。华国锋在山西活动的事迹，社里派黄冰东、马小泉同志专程去交城采写。而当时甚为火爆的大寨事迹与经验的写作，社里则设立了驻昔阳大寨记者站，由我兼任站长，每月昔阳大寨住半个月，回社编稿发稿半个月，故在社内停留的那半个月，我要将政治组应占版面的稿件全部编定。这样，六楼办公室的灯光又陪伴我度过每月的那十多个紧张的夜晚。
　　 创业难，开办杂志社也同样艰难。在青年社起步的那段日子里，燃亮在解放路300号六楼上的灼灼灯光，所述说的全是创业的振奋和艰难的纪事。
　　
　　灯光照亮省团校那排平房
　　
　　 省团校北门口靠东的那排低矮残破的平房不知被拆除了没有？若是未拆除，如今的人们绝对不会注意到它，更不会想到青年社曾在此演出过几幕创业的活剧。
　　 1978年初，因“文革”动乱，省团校已被外单位占用而成了大杂院。仅存的校北门靠东的这排残破漏雨的五六间小平房过去曾是传达室，也听说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要将其拆毁，建为一座车库。得到这一消息后，青年社职工抢先进驻，经过一番争执，终于把大本营由解放路300号迁到了这座平房里。人员多，房间少，社领导从铁三局借来一座活动木板房，安装在院内，于是，平房内，木板房里，又在夜里亮起了灯光。
　　 此时，驻昔阳大寨记者站已被撤销，我回到社内安心办刊。
　　 这年第3期《山西青年》开办了《自修大学》专栏，直至1981年第2期结束。以此为标志，杂志社开始进一步贴近读者的需要，并为轰动全国的没有围墙的刊授大学创办奠定了一些基础。
　　 同年10月，省委决定山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红小兵》杂志交由青年社出版。
　　


　　 12月28日，团委省常委会任命杨长青为总编辑，杨宗为副总编辑，杨小池为办公室主任，赵政民、沈闰祥、王纬分别任文教组、科教组、美术摄影组组长。
　　 同年，社内购回一辆吉普车。
　　 第二年，即1979年1月，由《红小兵》更名为《山西少年》的杂志出版了，青年社的读者群由青年一下拓展到了广大少年。
　　 6月2日，青年社来了一位重要客人，即广东青年社副总编李彤来社介绍其工作经验。就是在这次接待中，我社决定和广东青年社联合发起，召开全国地方青年报刊经验交流会议。
　　 6月16日，团省委常委会同意青年社投资12万元，在原山西青年报印刷厂旧址上建10套平房宿舍。
　　 8月28日，团省委常委会依据青年社的请求，同意从1980年起将《山西青年》杂志由32开小本改为16开大本。
　　 9月3日至10日，团省委分管青年社的副书记崔光祖带领杨长青、杨宗、杨小池、赵政民,在广州参加了由我社和广东青年社联合发起的全国地方青年报刊经验交流会议，近20家青年报刊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并决定此会议变为年会，第二次年会由我社于1980年在太原主办。
　　 1978年至1979年，是青年社迅速发展变化的一段日子。此时的青年社已由一种刊物变成了两种刊物，而编辑人员还是一套人马，即所属的三个编辑组，同时承担着《山西青年》和《山西少年》两刊的稿件与编排的任务，也就是既编青年刊，又编少年刊，忙得人们连轴转。当时，我们已在马路对面原山西青年报的那座小楼上占用了几间房屋，还占用了团省委已废弃的两间灶房，但主要活动还是在团校那排平房和木板房内。
　　 初春和隆冬，平房和木板房滴水成冰，而大家生着铁炉子照常工作，灯光常常亮到深夜。
　　 6月至9月，平房和木板房活如蒸笼，而大家抹着汗水，忙碌不止，并把灯光照耀的夜晚视为工作的最佳时机。
　　 应该说，在平房和木板房工作的这段时间，是青年社奠定发展基础的重要时期。
　　 应该说，灯光照耀着的省团校那排平房和那座木板房是青年社演出创业活剧的又一个舞台。
　　 正因为如此，这排平房和木板房长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
　　
　　拐角楼灯光下的人们
　　
　　 从1979年下半年开始，青年社陆续搬离省团校，到年底除在山西青年报原先的小楼上占有图书资料室外，所有人员都搬到团省委院内北楼朝南拐的一楼和二楼上。
　　


　　 这座拐角楼不大，仅二层，每层只有八九个窗户，因修建年代久远，一层房间的地板已塌陷，凹凸不平，垫上砖才可把桌子摆平。一层主要是行政办公室、库房，二层由山西青年编辑室和山西少年编辑室及美术摄影编辑室占用。在这座小楼上我们办公将近5年，直到1985年7月25日在家属院内新建的办公楼竣工时为止。
　　 这是一段非常火红的岁月！那时的人们都是“工作狂”，不恋家，都喜欢来办公室商量事情，写作文稿，编发稿件，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因有这么一批十分敬业的人员，又经受着如此浓烈工作气氛的熏陶，大家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就如火山一样喷发出来了，为青年社的崛起做出了许多令人难忘的事情。
　　 为刘少奇平反采写的稿件轰动一时。早在1979年上半年，我们就开始讨论为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冤案平反的问题，杨小池写出《绝不能因人废言———从能不能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谈起》，发表于当年《山西青年》第11期上。在改为大本的《山西青年》1980年第1期上，又发表了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节选。接着，我依据自己在广州全国地方青年报刊经验交流会议期间了解到的刘少奇家庭的有关材料，并和杨新华赴京采访了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同志，写成报告文学《刘少奇长子之死》，发表在《山西青年》第2期上，一下轰动了全国。接下来又连续发表了《笑在最后的家庭———访王光美同志》、回忆录《少奇同志过晋中》和刘少奇女儿刘爱琴的文章《斩不断的怀念———回忆爸爸刘少奇对我的教育》等。通过这一组文章，使《山西青年》杂志的质量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形成了抢购该刊和卖高价的热潮。
　　 《山西少年》更名是另一桩大事。由《红小兵》改名的《山西少年》出版之后，虽有较好的反映，但明显存在读者对象不集中的问题。为此，编委会进行多次研究，最后决定将该刊更名为《小学生》。由于读者对象抓准了，问题研究深入了，该刊的订数一直稳步上升，到1984年3月，月发行量已上升到77.3万册。
　　 为青年利益鼓与呼报道成为读者喜爱的热门文章。《山西青年》杂志改为大本之后，编辑记者们特别注意青年问题的研究，维护青年权益，十分重视文稿的加工，在灯光下工作的时间更长，因而刊物出现的轰动性的、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稿件越来越多。我们至今仍然记得有为女青年遭遗弃鸣不平的报告文学《是谁把她逼上了绝路》，针对“人生的路越走越窄”的议论所写的报告文学《人生道路上的强者》，为蒙冤入狱女青年维护正当权益的调查报告《谁之罪》，就一青年无端被取消研究生资格问题所开展的红与专的大讨论等等。这些接连不断、不时见刊的好文章，既反映了刊物对青年问题的深入了解，又反映了编辑记者维护青年切身利益的无畏精神，因而都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创办刊授大学更是一项新鲜创造。为解决当时知识断档、进入高等学校较难的问题，《山西青年》在1981年3月号上开专栏并发出刊授大学招生的启事。仅两三个月，就有67万多人报名，寄到邮局的报名表及信件每天多达十几麻袋，青年社不得不求助于企业、学校和部队，派人来搞信件处理、报名登记。刊授大学当年成立后，既办刊，又办报，还编书，并在两年后建起了一座高达16层、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题名的希望大厦。
　　 上述这些大事、好事、令人激动的事，都是同志们不分昼夜苦干出来的。那时候，青年社的白天是繁忙的，夜晚也是十分紧张的，灰色拐角楼那两层窗户的电灯总是光灼灼、亮闪闪的，照耀着生龙活虎、辛勤忙碌着的人们。
　　
　　新办公楼上灯火长明
　　
　　 1984年6月下旬，团省委常委会任命我为青年社总编辑，并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一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领导岗位。在这个富有创造精神和冲击力的领导班子领导下，时隔一个月，经团省委批准，就自筹资金于8月份在家属院西墙根那排废煤池处动工兴建5层高、1100平方米的办公大楼，第二年7月该楼和4个车库、一座3层小楼竣工，青年社各部室于25日这天全部迁入新楼。原来长明于拐角楼的那片灯光，又在新楼上闪亮了，新的创业也开始了。
　　


　　 《山西青年报》是在这座楼上复刊的。当年7月12日省委宣传部批准该报复刊之后，以张不代、黄冰东为领导的筹备班子便开始工作，选调人员，组织稿件，终于使停刊18年的《山西青年报》于1985年1月2日又与读者见面了。有了这张报纸，就使我社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青少年报刊系列，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变得更为及时和灵活，与团省委的活动配合得更加紧密。1985年初，团省委作出了开展推荐青年人才活动的决定，青年报就提出了《关于“荐才”活动宣传报道的具体安排》，使团省委的活动得到了充分的反映，造成了很大的声势。同年11月，老山前线解放军英模汇报团来山西作巡回报告，我们的报纸充分发挥其反应快、方便灵活的优势，提前派记者赴京采访组稿，发回了一批报道，英模团在太原活动期间，仅发专刊就多达3期，刊载文章、诗歌36篇，照片25幅，还邀请坚守英雄连指导员朱永全到社里座谈，并聘其为本报特约记者。
　　 《法制文摘》杂志也是在这座楼上创办的。1984年11月下旬，香港歌星张明敏来太原演出，我们在22日晚与陪同张明敏来太原的北京同行商定了创办《法制文摘》杂志一事。第二天去省委宣传部送交了办刊申请报告，得到了批准。12月初，又派人赴京组建了北京编辑部。到1985年2月，《法制文摘》第一、二期就以合刊形式出版了，印数达30万份。以后各期皆按月出版。这一刊物的创办，不仅加强了对青年的法制教育，扩充了本社工作的内容，而且由于它投入少，产出多，效益好，给本社增加了不少经济收入。随着本社力量的逐步充实，同时也为方便工作，1985年12月29日，编委会决定撤销《法制文摘》驻北京编辑部，所有工作全由社里同志承担。从此，该刊走上了稳步健康的发展之路。
　　 山西省青少年文化事业基金会的主要活动，就是在这座楼上策划和开展的。该基金会的前身山西省文化艺术服务总公司，于1985年1月初邀请东方歌舞团来太原进行“祝您奋进文艺演出周”活动，王昆团长及李玲玉、索宝利、蔡金梁、訾沙莉等一批名演员都来到了太原，在湖滨会堂演出近10场，为扩大山西青少年报刊社的影响发挥了巨大作用。当基金会独立发展之后，又接受香港商人的捐赠，给社内接回15辆日本车，即超豪华皇冠卧车5辆，丰田面包车8辆，尼桑工具车2辆，使我社形成了一支高级车队，成了省城的一大新闻。
　　 在精心搞好各类活动、不断拓展事业的同时，同志们不忘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报纸杂志的质量上。由于思想集中，力量汇集在主攻方向上，因而本社报刊质量都有提高，《山西青年》最高月订数达到118万零20份，《小学生》最高月订数达到77万3千份，《法制文摘》月发行量一直维持在30万份左右，最低订数也未下过26万份。
　　


　　 这么多的报刊，这么大的工作量，对于一个仅有65个编制的单位来说，真可谓是头绪多，任务重，人手少。在这种情况下，编委成员们除白天忙自己分管的事务外，各种会议就只好放在晚上开。编辑记者们的工作更为琐细，更为具体，许多工作都在晚上来进行。这样，新建五层办公楼的每个窗户，每天晚上都亮起了灯光。
　　 我敢说，那个时候团省委家属院内，灯火最亮的是我们的新办公楼！整个青年路灯火最密集、熄灭得最晚的，也是我们的新建办公楼！
　　 我们办公楼的灯火是那么明亮，那么迷人，在我离开多年之后，眼前仍不时地浮现那亮闪闪的灯光，并使我时时怀念自己工作过的这个温馨的朝气勃勃的单位。
　　 愿青年社的灯光永远灼亮，永远辉煌！
　　 2003年5月1日下午
　　 （题图为作者于1982年在山西省团校平房草地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