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劳模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计划经济时代，为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一是依靠发挥职工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二是依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在劳动竞赛中表现突出者，经民主评选可成为劳动模范。当年的王进喜就是这样的劳动模范。那时，对劳模是以精神奖励为主，而以物质奖励为辅，因为当时的劳动者具有主人翁的地位，劳动者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国家之间，都是无限责任关系。当然，因为人的觉悟不同，才要通过劳动竞赛带动落后。
　　市场经济条件下，还会出现王进喜这样的劳模吗?显然是不可能了。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利益主体，人与人之间，个人与企业之间，是等价有偿的关系，是利益交换的关系，是合同和雇佣关系。既然是合同关系，双方必然处在利益的两极，通过某种平衡妥协(当然多半是劳动者妥协)才能达成一致。在合同关系中，双方承担的是有限责任，只以合同约定的义务为限。理论上说，如果劳动者的付出超出了合同的义务，老板就必须支付相应的报酬。例如节日加班，必须支付加倍工资，否则就违背了劳动法，就要受到惩处(尽管事实上做不到)。而劳动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不会无偿为老板多干活，如果多干，就违背了等价有偿和公平竞争的原则。
　　这样说来，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没有劳模可言的，让私企老板当劳模就更加荒唐了。老板一是要遵守国家法令依法经营按章纳税，二是要履行合同的义务，这两者都是法定的义务，能做到是应该的，评为讲信用重合同的模范都是多余(因为不守信用不重合同是要受惩罚的)，又怎么可能当劳模?私企老板是为了赚钱的，国企经营承包者也是为了赚钱的，企业经营好了，他们自己首先取得了经济利益，国家有什么必要再另外给以精神和物质奖励?这笔支出又从何而来?如果是企业自己出，那还不是老板用自己的钱吗?再说可以给私企老板评劳模，那么外企老板怎么办?如果不能评，岂不是违反了非歧视原则?
　　至于小沈阳当劳模，同样是笑话。上春晚是艺人成名的阶梯和捷径，艺人能上春晚，哪怕是星光大道，就已经是三生有幸了。但是，小沈阳的艺术成就到底有多大?这可是有目共睹的。这种水平的演员和这种格调的节目，能登大雅之堂就已经是滑天下之大稽了，再当什么劳模，岂不是让劳模和小沈阳一样，性别都分不清了?
　　
　　笑声也是生产力
　　王旭东
　　
　　在今年春晚小品《不差钱》中，小沈阳穿着苏格兰七分裤中的一条裤腿，结果“跑偏了”。但这次荣获沈阳市“五一劳动奖章”可不是“跑偏了”。绝大多数网友认为，小沈阳获奖是“实至名归”的。
　　小沈阳的形象、幽默和“委婉”，带给亿万观众快乐与笑声。小沈阳火了，连他以前的二人传也在电视上频频回放，有些卫视还做起“小沈阳模仿秀”节目。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小沈阳效应”，这个效应就是快乐效应。
　　我们生活在一个压力很大的社会，即便没有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们的生活工作也未必都轻松。亚健康、过劳死，看似遥远，其实离我们中的许多人很近。我国2006年人才蓝皮书指出，七成知识分子处于“过劳死”的边缘。据估算，每年因“过劳死”去世的人多达60万。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湖北省委主委姚凯伦曾大声疾呼：“中青年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事例频频发生，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思考，关注中年知识分子的健康问题已经刻不容缓。”不仅是知识分子，其他人群同样承受着工作生活的重压。
　　笑一笑，十年少。夸张一点说，笑声也是生产力。我们需要轻松，需要快乐，需要笑声，需要释放压力和忧郁的载体与通道，需要像小沈阳这样能带给我们快乐与笑声的“模范”。尤其在当下经济的寒流之中，我们在期待相关法律法规给予劳动者更有力的保护的同时，我们也要自己动脑筋，想办法消减工作生活的压力。情绪上有张有弛的调节，既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提高工作效率与质量的有效之策。
　　小沈阳是艺术创作者，他的劳动付出，给无数人带来了欢乐。他的表演为社会创造了价值，在实现自我人生的同时，也让更多人的生活多了份轻松和快乐。小沈阳获奖，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