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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9月28日，89岁高龄的王个簃先生应新加坡最大的华文报纸《联合报》和丰隆集团之邀，在其长子王公助和我的陪同下，乘机飞抵新加坡。10月2日，《王个簃书画展》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院画廊隆重开幕。王个簃先生抵新后，甘当民间文化使者，为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新两国文化艺术交流，竭尽全力，乐此不疲。我自1938年17岁时拜王个簃先生为师，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始终追随先生左右，即使十年浩劫也未曾割断我们的师生情。在新加坡短暂的19天中，我与先生朝夕相处，先生高山仰止般的人品、艺品，永远鞭策我为继承和弘扬吴派艺术不断探索。
今年10月是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我谨回忆陪伴先生赴新加坡办展期间的点滴往事，以表达我对先生的无限思念之情。
坚持文化交流不售展品
先生的新加坡书画展，是由在新加坡的学生黄葆芳出面邀请，前后筹备经年。先生那时年近九旬，虽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但毕竟岁月不饶人，体力已大不如前，特别是双腿行走不便，有时需借助轮椅，故在上海已极少外出参加社会活动。不过，他对自己学生出面邀请他赴新加坡举办书画展，感到这是一次开展中新两国民间文化艺术交流，向新加坡人介绍吴派艺术的好机会，所以欣然答应了。蒙先生对我的器重和信任，赴新加坡的一切事务都由我负责联络。
书画展筹备之初，新加坡方面就向我提出，考虑到一方面为满足新加坡书画艺术爱好者的需求，另一方面减轻邀请单位的经费支出，希望先生能同意出售展品。我感到办展览时出售作品，是艺术圈中的惯例，可使主办方、书画家双方得益，这个要求并不过份，表示可把这个设想告诉先生。我原以为先生听了这想法定会很高兴，可出乎意料的是，他似乎未加思考，就态度明确，非常坚决地说：“艺术交流就是交流，不卖画，要卖画，我就不去了。”话说到这份上，我自然无话可说了。当我把先生的意见告诉此次书画展的筹备委员黄葆芳师兄时，他没有坚持。后来主办者也没再提此事。
我起初对先生坚持艺术交流不售作品的想法有点不解，但后来仔细想想，觉得这是先生解放后对画商品画的一贯态度，也就不足为怪了。记得“文革”刚结束，当时的书画市场绝没有今天的景况，画家们并不富裕，几乎没有公开自由卖画的机会。专业经营书画及文房四宝的朵云轩常常向上海中国画院征购作品。院里根据朵云轩要画的数目，按画师不同的名头分配，自然有的多，有的少。有任务意味着有钱赚，可先生对这种赚钱的机会兴趣不大，往往画几张应付一下，使得朵云轩拿不到他的画。朵云轩有关同志就跑到我家里希望我设法通融，但当我把朵云轩的意见告诉先生时，他也拒绝了。
我这一生出席的书画名家、大家的展览会开幕式无数，自己在海内外也举办了许多次个人画展，但觉得先生在新加坡举办的书画展是空前的。开幕式由新加坡社会发展部政务部长庄日昆主持，中国驻新加坡商务代表荣凤祥及文艺界知名人士等数百人出席了开幕式，大厅里挤得满满的。开幕式刚结束，主办方的有关同志又来找我商量，说有不少书画爱好者有意购买先生的作品，可否请王老在展厅即兴挥毫，当场销售。我了解先生的脾气，觉得他不会答应，但又碍于主办方的迫切愿望，就坦言此事希望虽不大，不过愿意就商于先生。结果，当我把卖画的想法一讲，先生连连向我摇手以示反对。先生对赴新加坡举办书画展，意在艺术交流的初衷，始终如一，由此可见一斑。
谦虚精神感动新加坡人
我们到新加坡的翌日，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节，《联合报》邀请先生与新加坡文化界、新闻界朋友聚餐赏月。新加坡著名书法家潘受先生在我们抵新前一天，就写了一首七绝，表达了新加坡人对不远万里而来的老艺术家的欢迎。诗云：“老携画笔作遐搜，鲲徙南溟一小游。待乞天公先洗月，安排摩诘过中秋。”中秋节那天恰好断断续续下起了绵绵雨，充分体现了潘受先生的诗意，似乎天公为迎接先生的到来特意把中秋月濯洗一新。
先生非常看重这次展览，参展的80件作品涵盖了他早、中、晚三个时期的创作，其中以晚期作品占绝大多数，而最早的一张完成于29岁时。从题材来看，有花卉、蔬果、山水、篆刻、书法，可以说是最能反映他一生艺术成就的精品。面对新加坡文化艺术界同行的热情欢迎和充满仰慕的言辞，先生却诚恳地说：“今天刚好是中秋节，我带了作品来这里展览，希望能得到广大观众的批评，不要因为我年资大，而一味说我的画好，这种观念应摒除。”他还说，在不应争论的事物上争论是不好的，但在艺术上探讨却是件好事；并自称年老脑不老，还想学，艺术是永无止境的，即使是活到老也学不了。
先生晚年视力欠佳。我们到新加坡后，先生像往常一样仍看看电视新闻，翻阅报纸的新闻大标题、图片。对一些他感兴趣的新闻，我们就念给他听。对于先生的展览，新加坡和香港的媒体在我们到达的前几天——9月26日就开始以显著的版面和醒目的标题不断宣传，介绍先生的艺术生平和艺术成就。比如，9月26日新加坡的《联合晚报》标题为《中国著名老画家王个簃将亲携佳作来我国展览》；9月30日的《联合早报》标题为《老画家王个簃·中秋节访本报》，《联合晚报》标题为《百岁亦寻常·昂首立天地——欢迎中国著名画家王个簃抵我国》。
记得书画展开幕前，有一天《联合报》董事经理黄锦西先生亲自带着电视台记者，到黄葆芳家里采访先生。其间，先生郑重其事地对黄锦西说：“我到这里已有二三天了，看到你们的媒体对我宣传很多，宣传太过头了，我希望降温。”黄锦西回答说：“你是德高望重的艺术家，我们做这些宣传是应该的。”见黄锦西没有表示要降温之意，先生显得很失望，他懂得客随主便、恭敬不如从命的道理，就没再说什么。
我原以为这件事就此结束了，没想到，10月2日黄锦西代表主办方致开幕辞时十分感慨地说：“我们接待过很多世界各地一流的艺术家，他们只嫌我们宣传不够。这次王老先生来新加坡，我们在宣传上只做了一点应该做的宣传工作，而唯独王老先生认为我们的宣传太过头了，提出要降温……”黄锦西号召新加坡文艺界人士向先生学习，学习他老人家这种谦虚博大的高尚品德。
拜会外交部长赠画《春暖花开》
10月8日上午，先生应约到新加坡政府大厦拜会了外交兼社会发展部长丹那巴南，我和王公助、黄葆芳夫妇、黄锦西等作陪。次日的《联合早报》对这次会见报道说：“虽然得经过双重‘通译’，双方看来仍如沐春风，且谈且笑，妙语与警语如珠。”
何谓双重“通译”?那就是我和王公助把先生的海门话译成普通话，再由黄锦西译成英文；而外交部长丹那巴南讲的英文，则由黄锦西译成普通话，再由我们译成海门话。这样的交流，我想在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中恐怕是少见的。
新加坡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丹那巴南部长是印度裔，很年轻。他首先对先生以89岁高龄作新加坡之行表示高兴和 欢迎。先生马上谦虚地说：“承蒙阁下接见，非常高兴。”丹那巴南部长说：“这应是我的荣幸。你很了不起，论年龄我是你的孙辈。”当丹那巴南部长说到一般亚洲人到了80岁多呆在家里，很少出门时，先生马上高兴地说，他今年4月还在日本访问呢!原来，日本艺坛对吴派艺术极为推崇，有位著名书法家梅舒适在半个世纪中收藏了先生的50余幅作品，先生应日本大阪日中友好协会之邀，专程赴日出席了梅舒适特意为他举办的书画展。先生在大阪和京都都受到盛情款待，大阪市市长在参观展览后，还特地赠予先生一把“金钥匙”。在日本，这是最高荣誉。
丹那巴南部长听先生饶有兴致地介绍日本之行后，用非常钦佩的口吻说：“你这么大年纪，一年出国两次，仍精神奕奕，真是了不起啊!像我这种年纪，旅行一趟回来就感到很累了。”
先生又说，自己平素爱说笑，喜欢诙谐。丹那巴南部长立即问道：“那你的幽默有没有在画里表现出来?”先生回答说：“做人虽然要老实，但画画却要调皮些才有美感。”在谈到艺术的继承和创新时，先生指出，作画须重视传统和生活，但有时却要把它们扔掉，创作出高于传统和生活的作品。一个人要常常觉得所学不足，常觉得学无止境，才会永远觉得自己年轻。他特别强调：“年老不要紧，头脑年轻才重要。”
这次会见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20多分钟，但宾主一老一少，谈得欢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场的还有新加坡社会发展部政务部长庄日昆、公关外长黄友江、联合报集团总经理马宝山以及中国驻新加坡商务代表荣凤祥等。
临别，先生把一幅近作牡丹图《春暖花开》赠给丹那巴南部长。丹那巴南部长欣赏了作品高兴地表示，他要把这幅画装裱后挂在办公室一个好的地方。
挥毫示范强调“敦品力学”
10月9日晚，主办方在《联合报》的报业中心礼堂组织了一场“王个簃大师国画示范”。我原以为国画示范无非是请先生随便画几笔，讲几句话而已。但当我们来到大厅，只见大厅里坐满了当地同行和书画爱好者，至少有300余人。大厅悬挂的横幅前，放着一张大画桌，并备好了纸墨笔砚。
活动主持人、《联合早报》总编辑莫理光致欢迎辞后，本想直接请先生示范。可先生并没有急着动笔，他向主持人表示一定要讲几句。他说：“我看到横幅上写着‘示范讲学’，不敢当。在座的不论年纪大小，都是我的艺术同行。示范讲学实在不敢当，我建议改为‘艺术交流’好不好?”当我把先生的话译成普通话，大厅里立即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此时，先生显得很高兴。他拿起画笔，蘸上墨汁，在六尺整张的宣纸上画了几笔后，说：“我这是随意涂两笔。”接着又风趣地说：“但新学画的人可别学我的样。”引得全场听众大笑，气氛十分融洽。先生对我们学生一贯强调“敦品力学”。那天，他在示范交流时仍不忘强调“敦品力学”。他说：“画品、人品，人品第一，人品差者，其画也不会很好；人品不好，即使画得很好，也等于零。”
先生对做人与从艺关系的独特见解，博得了满堂掌声。
先生又说：“画家作画的过程是从胸有成竹到胸无成竹，在作画过程中会有变化，作画者要适应这种变化。画家有时要有意造险破险，也即是制造矛盾(如有呈视参差、交叉)，再解决矛盾，达到画面的统一。吴昌硕作画也没有一定的章法，而是随机应变。你们看吴昌硕的画没有一张章法相同的，这就是笔墨达到自由王国随心所欲的最高境界了。我现在也是现场随意挥毫之作，大家莫取笑，但奉劝初学画者最好不要随便。”
这天，先生边画边讲，前后一个多小时，一幅《山茶花》呈现在听众面前，并题上“赤玉盘开气象新”诗句。先生兴致很高，画好后说再拿一张纸来，也是六尺的，说：“我再写几个字。”我当时既不晓得他画什么，也没想到他画好画后还要写字。只见先生握笔凝视片刻，“龙马精神”四个大字一挥而就，大气磅礴，充满生命力，令听众大开眼界。
最后，先生把这两幅作品现场赠给《联合报》，祝贺报业中心落成之喜。
先生的新加坡之行对于促进中新文化艺术交流功不可没。在书画展开幕式上，新加坡社会发展部政务部长庄日昆就表示，政府将鼓励并资助新加坡艺术家到中国大陆学习中国画。
如今，先生离开我们19年了，给我们留下了不尽的哀思，也留下了无限的责任。先生的道德文章双璧交辉，是世界级的画家，是历史画廊中熠熠生辉的巨星。三元桥下，文峰塔畔，王个簃艺术馆古朴典雅，建馆17年来，它已成为艺术研究之宫，收藏珍品之馆，展览交流之所，影响深远。一个艺术家能够在那么多人心中留下如此难忘的艺术形象，他的生命是永恒的。缅怀师德，赋二十字以志怀：
紫琅明月夜，
千古一画人；
艺术生命在，
先生道日新。
今年10月是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我谨回忆陪伴先生赴新加坡办展期间的点滴往事，以表达我对先生的无限思念之情。
坚持文化交流不售展品
先生的新加坡书画展，是由在新加坡的学生黄葆芳出面邀请，前后筹备经年。先生那时年近九旬，虽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但毕竟岁月不饶人，体力已大不如前，特别是双腿行走不便，有时需借助轮椅，故在上海已极少外出参加社会活动。不过，他对自己学生出面邀请他赴新加坡举办书画展，感到这是一次开展中新两国民间文化艺术交流，向新加坡人介绍吴派艺术的好机会，所以欣然答应了。蒙先生对我的器重和信任，赴新加坡的一切事务都由我负责联络。
书画展筹备之初，新加坡方面就向我提出，考虑到一方面为满足新加坡书画艺术爱好者的需求，另一方面减轻邀请单位的经费支出，希望先生能同意出售展品。我感到办展览时出售作品，是艺术圈中的惯例，可使主办方、书画家双方得益，这个要求并不过份，表示可把这个设想告诉先生。我原以为先生听了这想法定会很高兴，可出乎意料的是，他似乎未加思考，就态度明确，非常坚决地说：“艺术交流就是交流，不卖画，要卖画，我就不去了。”话说到这份上，我自然无话可说了。当我把先生的意见告诉此次书画展的筹备委员黄葆芳师兄时，他没有坚持。后来主办者也没再提此事。
我起初对先生坚持艺术交流不售作品的想法有点不解，但后来仔细想想，觉得这是先生解放后对画商品画的一贯态度，也就不足为怪了。记得“文革”刚结束，当时的书画市场绝没有今天的景况，画家们并不富裕，几乎没有公开自由卖画的机会。专业经营书画及文房四宝的朵云轩常常向上海中国画院征购作品。院里根据朵云轩要画的数目，按画师不同的名头分配，自然有的多，有的少。有任务意味着有钱赚，可先生对这种赚钱的机会兴趣不大，往往画几张应付一下，使得朵云轩拿不到他的画。朵云轩有关同志就跑到我家里希望我设法通融，但当我把朵云轩的意见告诉先生时，他也拒绝了。
我这一生出席的书画名家、大家的展览会开幕式无数，自己在海内外也举办了许多次个人画展，但觉得先生在新加坡举办的书画展是空前的。开幕式由新加坡社会发展部政务部长庄日昆主持，中国驻新加坡商务代表荣凤祥及文艺界知名人士等数百人出席了开幕式，大厅里挤得满满的。开幕式刚结束，主办方的有关同志又来找我商量，说有不少书画爱好者有意购买先生的作品，可否请王老在展厅即兴挥毫，当场销售。我了解先生的脾气，觉得他不会答应，但又碍于主办方的迫切愿望，就坦言此事希望虽不大，不过愿意就商于先生。结果，当我把卖画的想法一讲，先生连连向我摇手以示反对。先生对赴新加坡举办书画展，意在艺术交流的初衷，始终如一，由此可见一斑。
谦虚精神感动新加坡人
我们到新加坡的翌日，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节，《联合报》邀请先生与新加坡文化界、新闻界朋友聚餐赏月。新加坡著名书法家潘受先生在我们抵新前一天，就写了一首七绝，表达了新加坡人对不远万里而来的老艺术家的欢迎。诗云：“老携画笔作遐搜，鲲徙南溟一小游。待乞天公先洗月，安排摩诘过中秋。”中秋节那天恰好断断续续下起了绵绵雨，充分体现了潘受先生的诗意，似乎天公为迎接先生的到来特意把中秋月濯洗一新。
先生非常看重这次展览，参展的80件作品涵盖了他早、中、晚三个时期的创作，其中以晚期作品占绝大多数，而最早的一张完成于29岁时。从题材来看，有花卉、蔬果、山水、篆刻、书法，可以说是最能反映他一生艺术成就的精品。面对新加坡文化艺术界同行的热情欢迎和充满仰慕的言辞，先生却诚恳地说：“今天刚好是中秋节，我带了作品来这里展览，希望能得到广大观众的批评，不要因为我年资大，而一味说我的画好，这种观念应摒除。”他还说，在不应争论的事物上争论是不好的，但在艺术上探讨却是件好事；并自称年老脑不老，还想学，艺术是永无止境的，即使是活到老也学不了。
先生晚年视力欠佳。我们到新加坡后，先生像往常一样仍看看电视新闻，翻阅报纸的新闻大标题、图片。对一些他感兴趣的新闻，我们就念给他听。对于先生的展览，新加坡和香港的媒体在我们到达的前几天——9月26日就开始以显著的版面和醒目的标题不断宣传，介绍先生的艺术生平和艺术成就。比如，9月26日新加坡的《联合晚报》标题为《中国著名老画家王个簃将亲携佳作来我国展览》；9月30日的《联合早报》标题为《老画家王个簃·中秋节访本报》，《联合晚报》标题为《百岁亦寻常·昂首立天地——欢迎中国著名画家王个簃抵我国》。
记得书画展开幕前，有一天《联合报》董事经理黄锦西先生亲自带着电视台记者，到黄葆芳家里采访先生。其间，先生郑重其事地对黄锦西说：“我到这里已有二三天了，看到你们的媒体对我宣传很多，宣传太过头了，我希望降温。”黄锦西回答说：“你是德高望重的艺术家，我们做这些宣传是应该的。”见黄锦西没有表示要降温之意，先生显得很失望，他懂得客随主便、恭敬不如从命的道理，就没再说什么。
我原以为这件事就此结束了，没想到，10月2日黄锦西代表主办方致开幕辞时十分感慨地说：“我们接待过很多世界各地一流的艺术家，他们只嫌我们宣传不够。这次王老先生来新加坡，我们在宣传上只做了一点应该做的宣传工作，而唯独王老先生认为我们的宣传太过头了，提出要降温……”黄锦西号召新加坡文艺界人士向先生学习，学习他老人家这种谦虚博大的高尚品德。
拜会外交部长赠画《春暖花开》
10月8日上午，先生应约到新加坡政府大厦拜会了外交兼社会发展部长丹那巴南，我和王公助、黄葆芳夫妇、黄锦西等作陪。次日的《联合早报》对这次会见报道说：“虽然得经过双重‘通译’，双方看来仍如沐春风，且谈且笑，妙语与警语如珠。”
何谓双重“通译”?那就是我和王公助把先生的海门话译成普通话，再由黄锦西译成英文；而外交部长丹那巴南讲的英文，则由黄锦西译成普通话，再由我们译成海门话。这样的交流，我想在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中恐怕是少见的。
新加坡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丹那巴南部长是印度裔，很年轻。他首先对先生以89岁高龄作新加坡之行表示高兴和 欢迎。先生马上谦虚地说：“承蒙阁下接见，非常高兴。”丹那巴南部长说：“这应是我的荣幸。你很了不起，论年龄我是你的孙辈。”当丹那巴南部长说到一般亚洲人到了80岁多呆在家里，很少出门时，先生马上高兴地说，他今年4月还在日本访问呢!原来，日本艺坛对吴派艺术极为推崇，有位著名书法家梅舒适在半个世纪中收藏了先生的50余幅作品，先生应日本大阪日中友好协会之邀，专程赴日出席了梅舒适特意为他举办的书画展。先生在大阪和京都都受到盛情款待，大阪市市长在参观展览后，还特地赠予先生一把“金钥匙”。在日本，这是最高荣誉。
丹那巴南部长听先生饶有兴致地介绍日本之行后，用非常钦佩的口吻说：“你这么大年纪，一年出国两次，仍精神奕奕，真是了不起啊!像我这种年纪，旅行一趟回来就感到很累了。”
先生又说，自己平素爱说笑，喜欢诙谐。丹那巴南部长立即问道：“那你的幽默有没有在画里表现出来?”先生回答说：“做人虽然要老实，但画画却要调皮些才有美感。”在谈到艺术的继承和创新时，先生指出，作画须重视传统和生活，但有时却要把它们扔掉，创作出高于传统和生活的作品。一个人要常常觉得所学不足，常觉得学无止境，才会永远觉得自己年轻。他特别强调：“年老不要紧，头脑年轻才重要。”
这次会见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20多分钟，但宾主一老一少，谈得欢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场的还有新加坡社会发展部政务部长庄日昆、公关外长黄友江、联合报集团总经理马宝山以及中国驻新加坡商务代表荣凤祥等。
临别，先生把一幅近作牡丹图《春暖花开》赠给丹那巴南部长。丹那巴南部长欣赏了作品高兴地表示，他要把这幅画装裱后挂在办公室一个好的地方。
挥毫示范强调“敦品力学”
10月9日晚，主办方在《联合报》的报业中心礼堂组织了一场“王个簃大师国画示范”。我原以为国画示范无非是请先生随便画几笔，讲几句话而已。但当我们来到大厅，只见大厅里坐满了当地同行和书画爱好者，至少有300余人。大厅悬挂的横幅前，放着一张大画桌，并备好了纸墨笔砚。
活动主持人、《联合早报》总编辑莫理光致欢迎辞后，本想直接请先生示范。可先生并没有急着动笔，他向主持人表示一定要讲几句。他说：“我看到横幅上写着‘示范讲学’，不敢当。在座的不论年纪大小，都是我的艺术同行。示范讲学实在不敢当，我建议改为‘艺术交流’好不好?”当我把先生的话译成普通话，大厅里立即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此时，先生显得很高兴。他拿起画笔，蘸上墨汁，在六尺整张的宣纸上画了几笔后，说：“我这是随意涂两笔。”接着又风趣地说：“但新学画的人可别学我的样。”引得全场听众大笑，气氛十分融洽。先生对我们学生一贯强调“敦品力学”。那天，他在示范交流时仍不忘强调“敦品力学”。他说：“画品、人品，人品第一，人品差者，其画也不会很好；人品不好，即使画得很好，也等于零。”
先生对做人与从艺关系的独特见解，博得了满堂掌声。
先生又说：“画家作画的过程是从胸有成竹到胸无成竹，在作画过程中会有变化，作画者要适应这种变化。画家有时要有意造险破险，也即是制造矛盾(如有呈视参差、交叉)，再解决矛盾，达到画面的统一。吴昌硕作画也没有一定的章法，而是随机应变。你们看吴昌硕的画没有一张章法相同的，这就是笔墨达到自由王国随心所欲的最高境界了。我现在也是现场随意挥毫之作，大家莫取笑，但奉劝初学画者最好不要随便。”
这天，先生边画边讲，前后一个多小时，一幅《山茶花》呈现在听众面前，并题上“赤玉盘开气象新”诗句。先生兴致很高，画好后说再拿一张纸来，也是六尺的，说：“我再写几个字。”我当时既不晓得他画什么，也没想到他画好画后还要写字。只见先生握笔凝视片刻，“龙马精神”四个大字一挥而就，大气磅礴，充满生命力，令听众大开眼界。
最后，先生把这两幅作品现场赠给《联合报》，祝贺报业中心落成之喜。
先生的新加坡之行对于促进中新文化艺术交流功不可没。在书画展开幕式上，新加坡社会发展部政务部长庄日昆就表示，政府将鼓励并资助新加坡艺术家到中国大陆学习中国画。
如今，先生离开我们19年了，给我们留下了不尽的哀思，也留下了无限的责任。先生的道德文章双璧交辉，是世界级的画家，是历史画廊中熠熠生辉的巨星。三元桥下，文峰塔畔，王个簃艺术馆古朴典雅，建馆17年来，它已成为艺术研究之宫，收藏珍品之馆，展览交流之所，影响深远。一个艺术家能够在那么多人心中留下如此难忘的艺术形象，他的生命是永恒的。缅怀师德，赋二十字以志怀：
紫琅明月夜，
千古一画人；
艺术生命在，
先生道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