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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日韩合作秘书处（TCS）成立10周年。中日韩合作秘书处旨在促进中日韩三国和平与共同繁荣，为三国合作机制提供支持。同时，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Tripartite Environment Ministers Meeting， TEMM）也迎来了23周年。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是探讨东北亚地区环境领域最高级别的合作机制，是三国间21个部长级合作机制中历史最长、合作机制最完善的会议。
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于1999年11月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10 3）期间首次举办，除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原因未能如期举办外，会议每年召开一次，且从未因东北亚三国间的摩擦而中断，可谓中日韩合作的典范。
截至目前，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共召开了21次，取得了丰硕成果。三方就大气污染、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环境教育、环境保护产业等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政策方面的探讨，并就应对东北亚乃至全球环境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以过去合作成果为基础，在2019年召开的第21次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上，三方明确了包括生物多样性、绿色经济转型在内的未来优先合作领域，通过并签署了《第二十一次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联合公报》。
近期，中日韩三国环境方面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大气环境治理领域的雾霾问题上。围绕雾霾问题出现的一系列争议暴露出三国不同的立场。同时也告诉我们，地理相近的三国若不与邻国合作是难以解决所面临的环境问题的。我们应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对雾霾进行全面监测，并认识到这是东北亚共同的问题，而不应将责任归咎于中国。大气污染具有跨境传输的特点。要解决这个问题，中韩两国不应互相追究责任或计较污染比重，而应该以双方利益为基础，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努力。三国间的大气环境合作机制也应更加成熟，积极探讨将协同效应最大化的方案，而不是相互阻挠或竞争。
为此，三国不应仅从各自国家利益的角度，而应从整个东北亚的角度来探索环境合作。中日韩三国尤其应探讨符合韩国和中国各自国际地位的合作方案。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标准，中国目前仍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但从国内生产总值上看，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1年7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 第68届贸易和发展理事会上，成员国一致通过，将韩国的地位从原来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升至“发达国家集团”。由此韩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发达国家。因此我们需要开展能够反映中日韩三国当今国际地位并基于可持续发展这一国际规范的环境合作，应以全球关注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为三国合作的基础，而不是以开发和发展为核心进行环境合作。
碳中和是东北亚的热点议题之一，也是中日韩三国政府共同关注并积极推进的领域。根据2015年签署的《巴黎协定》，其长期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基于此，三国乃至国际社会纷纷表明了积极的态度，宣布了符合国际标准的碳中和规划。2020年10月，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国会施政演说中，宣布韩国将在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随后，韩国还将分别运营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绿色增长委员会”“国际气候环境会议”“雾霾特别对策委员会”等四个机构整合為“碳中和委员会”，表明了韩国政府应对气候问题的坚定意志。作为世界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中国在2020年召开的联合国大会视频会议和气候雄心峰会上宣布将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不仅如此，中国成立了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并于2021年5月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体现了中国在国家层面上对该问题的重视。此外，2020年10月，日本首相菅义伟在国会演说中宣布日本将在2050年内实现碳中和，并正在研究绿色增长战略。
过去，应对气候变化主要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主，而碳中和需要在工业和能源领域实现减碳，是一种社会经济结构的全面改革。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对实现碳中和目标至关重要。中日韩三国在能源结构上，化石燃料占比高，碳排放量大。特别是化石燃料占比远大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根据2020年《气候透明度报告》的数据，中日韩三国的化石燃料（煤炭、石油、天然气）占能源结构的比重分别为86%、88%、87%，高于G20国家的平均值。碳排放量少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水力、地热、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和废弃物）及核能分别仅占10%、13%、14%。由此可见，如期实现三国碳中和目标并非易事。
为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碳中和，我们需要对能源结构进行调整，产业结构向低碳转型，并以此为基础，促进环境、产业、科技等跨领域的合作。同时，也需要中日韩三国政府间取长补短、相互合作。三方可以考虑在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的合作机制内或通过有关部门联合的方式，搭建诸如“东北亚碳中和磋商组织（拟）”的平台。无论通过何种形式，中日韩三国都应通过合作，共同绘制东北亚可持续发展蓝图，加速推进实现碳中和。
自2011年起，三国环境部长会议期间平行举办青年论坛，旨在增进中日韩青年间的相互理解，推动三国青年在环境保护领域加强信息交流、建立合作关系。图为2018年6月在苏州举行的青年论坛的参与者们。
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于1999年11月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10 3）期间首次举办，除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原因未能如期举办外，会议每年召开一次，且从未因东北亚三国间的摩擦而中断，可谓中日韩合作的典范。
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的成果
截至目前，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共召开了21次，取得了丰硕成果。三方就大气污染、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环境教育、环境保护产业等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政策方面的探讨，并就应对东北亚乃至全球环境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以过去合作成果为基础，在2019年召开的第21次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上，三方明确了包括生物多样性、绿色经济转型在内的未来优先合作领域，通过并签署了《第二十一次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联合公报》。
近期，中日韩三国环境方面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大气环境治理领域的雾霾问题上。围绕雾霾问题出现的一系列争议暴露出三国不同的立场。同时也告诉我们，地理相近的三国若不与邻国合作是难以解决所面临的环境问题的。我们应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对雾霾进行全面监测，并认识到这是东北亚共同的问题，而不应将责任归咎于中国。大气污染具有跨境传输的特点。要解决这个问题，中韩两国不应互相追究责任或计较污染比重，而应该以双方利益为基础，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努力。三国间的大气环境合作机制也应更加成熟，积极探讨将协同效应最大化的方案，而不是相互阻挠或竞争。
为此，三国不应仅从各自国家利益的角度，而应从整个东北亚的角度来探索环境合作。中日韩三国尤其应探讨符合韩国和中国各自国际地位的合作方案。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标准，中国目前仍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但从国内生产总值上看，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1年7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 第68届贸易和发展理事会上，成员国一致通过，将韩国的地位从原来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升至“发达国家集团”。由此韩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发达国家。因此我们需要开展能够反映中日韩三国当今国际地位并基于可持续发展这一国际规范的环境合作，应以全球关注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为三国合作的基础，而不是以开发和发展为核心进行环境合作。
碳中和：中日韩合作的新领域
碳中和是东北亚的热点议题之一，也是中日韩三国政府共同关注并积极推进的领域。根据2015年签署的《巴黎协定》，其长期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基于此，三国乃至国际社会纷纷表明了积极的态度，宣布了符合国际标准的碳中和规划。2020年10月，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国会施政演说中，宣布韩国将在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随后，韩国还将分别运营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绿色增长委员会”“国际气候环境会议”“雾霾特别对策委员会”等四个机构整合為“碳中和委员会”，表明了韩国政府应对气候问题的坚定意志。作为世界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中国在2020年召开的联合国大会视频会议和气候雄心峰会上宣布将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不仅如此，中国成立了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并于2021年5月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体现了中国在国家层面上对该问题的重视。此外，2020年10月，日本首相菅义伟在国会演说中宣布日本将在2050年内实现碳中和，并正在研究绿色增长战略。
过去，应对气候变化主要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主，而碳中和需要在工业和能源领域实现减碳，是一种社会经济结构的全面改革。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对实现碳中和目标至关重要。中日韩三国在能源结构上，化石燃料占比高，碳排放量大。特别是化石燃料占比远大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根据2020年《气候透明度报告》的数据，中日韩三国的化石燃料（煤炭、石油、天然气）占能源结构的比重分别为86%、88%、87%，高于G20国家的平均值。碳排放量少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水力、地热、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和废弃物）及核能分别仅占10%、13%、14%。由此可见，如期实现三国碳中和目标并非易事。
为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碳中和，我们需要对能源结构进行调整，产业结构向低碳转型，并以此为基础，促进环境、产业、科技等跨领域的合作。同时，也需要中日韩三国政府间取长补短、相互合作。三方可以考虑在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的合作机制内或通过有关部门联合的方式，搭建诸如“东北亚碳中和磋商组织（拟）”的平台。无论通过何种形式，中日韩三国都应通过合作，共同绘制东北亚可持续发展蓝图，加速推进实现碳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