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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对讲机杀死了“摩托仔”李国超；对讲机的主人——老赖，禁摩岗的一名协查员。
事发深圳宝安区，数千名“摩托仔”终日在此地穿梭。他们大多来自距此约400公里的广东五华县，载客赚钱，彼此兄弟相称。老赖和同事们则守在检查岗，对他们围追堵截，扣车罚款，努力完成这座移民城市的“禁摩”使命。
2008年11月7日上午9点，阳光很好。31岁的李国超经过检查岗，从生到死。
他死后的那个下午，直到次日凌晨2点，他的“兄弟们”——千余名“摩托仔”，吵闹着聚集在石岩交警中队门前，扔石头砸毁门窗，点燃警车，打伤若干警察和保安，又一桩群体袭警案发生了。
兴奋的查车者
11月9日，石岩交警中队。5辆烧成焦黑状的警车还停在院内，几名警察正在对其勘察取证。一辆警用装甲车停在门外，全副武装的防暴队员步履匆匆。
那个成为众矢之的的检查岗，则在据此不远的宝石东路上。9日下午，此处已看不出任何发生冲突的迹象。
“事发那早，老赖显得精神亢奋，拿着停车指示牌，不时在检查站前后踱着步子。”石岩街道办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公务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作为街道办的工作人员，查车并非老赖的本职工作。
此次上路设立检查岗，是石岩街道办的“统一部署”。《中国新闻周刊》获得的一份石岩街道办的文件显示，11月4日，该街道办下发了《公务活动安排》，详细部署了此次查车行动。“定于11月5日下午5:00－7:00、11月7日上午8:00－10:00，共两天。”
此次行动，石岩街道办主管交通的副主任林松龙担任组长，综治办、执法队、派出所、交警等多部门人员参与。11月7日上午，集结起来的执法者们分别前往四个执法点设立检查岗。此外，还安排交警中队一个行动小组、交管所一个行动小组、执法队一个执法小组和民兵应急分队8名队员流动执法。
老赖是民兵应急分队队员，属于流动执法，机动设立检查岗。
拦车、扣车、罚款、争吵、咒骂，老赖的工作单调但不乏味，“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他的一位同事说。在过去的一天中，检查站拦截了途径至此的众多“摩托仔”，他的几位街道办的同事都不止一次听到他说：“有我在，摩托仔都要回家睡觉了。”几位曾经被他抓过的“摩托仔”也表示，老赖是个“不好对付的角色”。
整个深圳市的“禁摩”是在今年2月下旬加速运转的。这项行动由市公安局发起，在宝安区和龙岗区，各公安分局和交警支队共设了126个整治点，宝安区内的各个街道办也同时行动，“其中使用摩托车、电动车在各街道办汽车站、商业繁华地段等地区从事非法营运、扰乱社会治安”是查处重点之一。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老赖与同事们一直忙碌在路边检查岗上。他所在的石岩街道位于宝安区境内，是一个镇级行政单位，总人口23万，其中户籍人口不足总人口的1/20。
11月7日，一位名叫马德强的市民看到，检查岗上有一个便装男子情绪很激动，每次拦下“摩托仔”，都指手画脚，骂骂咧咧。这个很显眼的男子，就是老赖。
“摩托仔”阿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事发那天早上7点多，他遇见过李国超。“他还在埋怨，一早出来跑，处处有检查岗，不停地躲不停地绕，还怎么拉客?”
猫鼠游戏
李国超骑着摩托车快到检查岗时，是上午9点20分左右。当时他载着一人。老赖等人示意他停车，李国超靠边停车，但没有熄火，他让后座的客人下车，自己依旧跨在车上。
检查者要求这个摩托仔下车接受检查，但李加大油门冲了出去，沿着宝石东路由西向东飞驰。很快，他在不远处的红绿灯下停住，并调转车头，由西向东行驶，重新靠近检查站——检查者与逃跑者之间，隔着路中央的护栏。
老赖一边骂着，一边翻身越过护栏。这个石岩街道民兵应急分队的成员，再次试图拦下李国超。但摩托超过了他，被甩在身后的老赖，抄起对讲机砸了过去。
类似的查车岗在宝安区随处可见，相似紧张刺激的查车拦截时有发生，同时充满猫腻。
吴海庆也是一名“摩托仔”，与李国超一样来自五华县。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1月7日出事前的半个月里，他就遇到过5次查车。其中4次情形相似——便衣男子上来查车，自称街道办查车员或者交警协管员，“要罚款，200元，不给钱就拔车钥匙”。还有1次，则是在检查岗被扣车，“当时岗上就一个检查员，塞了两包烟，他就放了我”。
在深圳，“摩托仔”是一个庞大的底层人群。近几年，随着关内4区的全面禁摩，“摩托仔”只在宝安区和龙岗区存在，那些与李国超有着相似人生经验的男人，穿行在石岩街道这样的城郊结合的城镇中。“光石岩一处，就大约有1000多个摩托仔。”当地出租车司机赵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群体在出租车司机眼中，如同蝗虫般令人厌恶，“我们的生意被抢光了”。
同样感到头疼的还有管理部门。石岩街道办一位陈姓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年年禁摩，年年难禁。”根本原因在于关外地区交通设施不够完善，“没有足够的公交车，老百姓出门能怎么办?”
“另外，查车执法不够规范。一些摩托车被查扣了，找关系托人，就能很快赎回来。有些检查人员，还假借查车捞钱。”陈说，“这是个顽疾，摩的自然禁不了。”
今年初，宝安警方开始尝试把经常性查车行动与集中统一行动结合起来。宝安公安分局每周组织全区集中统一整治摩托车行动；各派出所开展链条式、滚动式清查整治行动，每周组织两次整治。
一场针对“摩托仔”的全民战争打响了。在统一综合整治行动中，老赖这样的街道办工作人员纷纷上阵。
很多人质疑街道办工作人员上路查车是否合法。在宝安区，数十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当地居民都认为，道路交通执法的主体只有交警。相似的质疑声，在网上更是铺天盖地。对此，石岩街道办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查车是“综合整治”的一个环节，“黑摩的太多了，不抓怎么行?”
“拦截快速行驶的摩托车，又保证摩托仔的安全，是一项技术活。”一位当地交警说。老赖拿对讲机砸驾车逃跑的李国超，此举“也太业余”。
老赖所在的那个检查岗，事后官方称没有警察参与。
检查岗的杀伤力
李国超和他的摩托车“停下来”了。他的头部被击中，身子失去平衡，摩托车瞬间撞在路边的灯杆上，人摔在一边。
平日，摩托仔们都会骂检查岗“杀伤力”太大，“罚钱扣钱，要把人逼死”。
这一次，真的死人了。
死者曾是名手艺不错的水电工，4年前，他和妻子陈锦华来到深圳打工。两个儿子， 一个5岁，一个7岁，都留在老家。
在经济萧条的背景下，李国超的水电工手艺无处发挥。为赚钱养家，他买了一辆摩托车，每天载客。
那几天，吴海庆听李国超说过类似被查车的遭遇。有几次，李国超都显得神情黯淡，“跑完今年，我打算转做别的。我不想整天提心吊胆”。
“什么人都可以查扣我们的车，都伸出手来向我们要钱。”摩托车仔们说，警察、治安员、巡逻队员甚至小区物业也来扣车。随时出现的各路检查员，难分真伪，很多时候根本不开票据。
李国超曾告诉吴海庆，有几次送客到居民小区门口，保安居然会扣下他的车，“不给钱不让走，否则就送派出所”。无牌无证的“摩托仔”们在这时不得不忍气吐声，“交钱免灾”。有一次，吴海庆就不服气，和扣他车的小区保安打架，结果两败俱伤。
有老赖们把守的检查岗，会让“摩托仔”损失更为惨重。这些较为正规的检查岗，通常会没收无证摩托车，要想赎回，需要补办相关手续。很多摩托仔耗不起时间和金钱，就看着自己的摩托车被压路机压成一堆废铁。
为了保住营生的工具，摩托仔们需要时刻警惕着检查岗，寻找安全路线躲避。吴海庆有一次为了躲避检查岗，不得不绕过几个街口，将笨重的摩托车推进田埂边的泥土路上，推着走过去几里路，绕过大路上的两个相叠的检查岗。
在一次集体“吹牛会”上，李国超炫耀着描述自己从检查岗旁擦身而过，检查站的人在他身后干瞪眼。他因为得意的朝后看，险些撞到一个骑自行车的妇女。
吴海庆说，他们的二手车是花2000元买来的，跑一月赚1000多元。如果平时被检查岗查一次，罚款是400到800不等。遇到联合整治行动，车子还要被扣，几个月不能开工，一家老家吃饭都犯愁。
“曾经有几个开摩的的，车子被扣后无钱养家，就拽女孩子的项链和手机。”吴海庆说。
愤怒的“摩托仔”
李国超很快被送到医院急救。脑科参与治疗的一位医生介绍，李国超送到时左瞳孔放大，已经无呼吸，有微弱心跳，血压很低。
中午12时30分左右，医生宣告李国超死亡。死者前额有个伤口，但医生说，致命的是脑干受损。
妻子陈锦余没能看到丈夫的最后一面，她平时在石岩一家电子厂打工，一般一个星期才见丈夫一次。出事前一天，李国超做了苦瓜炒肉，“他送到厂里来给我吃。他说明天立冬了，要我补补身子。”
李国超的家人起初并不知道，是街道工作人员老赖所为，误以为是交警查车时将李国超打死。今年8月，宝安区公安分局曾发布信息称：前两个月共查扣违法上路、非法营运摩托车1.37多万辆，另有1.48多万辆车被销毁——这是该区公安分局成立以来销毁摩托车最多的一次。
当天14时30分，家人抬着李国超的尸体来到石岩交警中队门口讨说法。有人烧纸，有人在放鞭炮。这与哈尔滨警察打死林松岭一案中的情况相同——尸体作为家属要挟警方的砝码。
越来越多的民众聚集过来，“交警打死人”开始流传。
15时40分，数十名防暴队员戴盔持盾来到现场。人们一片哗然：“为什么不处理事情，反而派防暴队过来?”李国超的家属们要求石岩街道办的副主任和宣传负责人立即把防暴队撤走。自发聚集过来几百号“摩托仔”更为愤怒，喊着要为李国超讨说法，交警队大厅有玻璃被砸碎。
李国超的家人很快被安排到附近的京洋宾馆。从五华县赶来的官员，则协助李家人与石岩官方商谈善后事宜。
此时，愤怒的“摩托仔”们开始不停地往警察局内投掷石块，殴打警察，推翻并点燃多辆警车。
晚上7点左右，李国超的父母、儿子、亲友从五华老家赶到事发现场。此时宝安区一位孙姓副区长也赶来与他们协商，提出先给他们20万元作为应急费用，希望家属能够将遗体运到殡仪馆，并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我们家人没有砸玻璃和警车，只是一直守在尸体旁。”事后，李国超的哥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群体性袭警事件一直持续到8日凌晨2时左右，深圳一家报社记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事发当晚12点，官方紧急召开新闻通报会，披露事件过程。“这边开着通报会，那边事态还未平息。直到凌晨2点，那边事态逐渐平息，这边的通报会也同步结束。”
愤怒的“摩托仔”们逐渐散去，留下破碎的玻璃、变形的门窗和焚毁的警车，以及数量难以统计的受伤的警察和穿制服的保安人员。
凌晨3时30分，警察开始勘察现场，石岩下屋路事发路段两边，停靠着近百辆警车，现场有警察或者治安员，还包括4条警犬。这些警力并非石岩辖区，大部分是宝安区其他辖区的支援力量。官方表示：公安在处理这起事件中，“一直保持高度克制”。
事发深圳宝安区，数千名“摩托仔”终日在此地穿梭。他们大多来自距此约400公里的广东五华县，载客赚钱，彼此兄弟相称。老赖和同事们则守在检查岗，对他们围追堵截，扣车罚款，努力完成这座移民城市的“禁摩”使命。
2008年11月7日上午9点，阳光很好。31岁的李国超经过检查岗，从生到死。
他死后的那个下午，直到次日凌晨2点，他的“兄弟们”——千余名“摩托仔”，吵闹着聚集在石岩交警中队门前，扔石头砸毁门窗，点燃警车，打伤若干警察和保安，又一桩群体袭警案发生了。
兴奋的查车者
11月9日，石岩交警中队。5辆烧成焦黑状的警车还停在院内，几名警察正在对其勘察取证。一辆警用装甲车停在门外，全副武装的防暴队员步履匆匆。
那个成为众矢之的的检查岗，则在据此不远的宝石东路上。9日下午，此处已看不出任何发生冲突的迹象。
“事发那早，老赖显得精神亢奋，拿着停车指示牌，不时在检查站前后踱着步子。”石岩街道办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公务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作为街道办的工作人员，查车并非老赖的本职工作。
此次上路设立检查岗，是石岩街道办的“统一部署”。《中国新闻周刊》获得的一份石岩街道办的文件显示，11月4日，该街道办下发了《公务活动安排》，详细部署了此次查车行动。“定于11月5日下午5:00－7:00、11月7日上午8:00－10:00，共两天。”
此次行动，石岩街道办主管交通的副主任林松龙担任组长，综治办、执法队、派出所、交警等多部门人员参与。11月7日上午，集结起来的执法者们分别前往四个执法点设立检查岗。此外，还安排交警中队一个行动小组、交管所一个行动小组、执法队一个执法小组和民兵应急分队8名队员流动执法。
老赖是民兵应急分队队员，属于流动执法，机动设立检查岗。
拦车、扣车、罚款、争吵、咒骂，老赖的工作单调但不乏味，“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他的一位同事说。在过去的一天中，检查站拦截了途径至此的众多“摩托仔”，他的几位街道办的同事都不止一次听到他说：“有我在，摩托仔都要回家睡觉了。”几位曾经被他抓过的“摩托仔”也表示，老赖是个“不好对付的角色”。
整个深圳市的“禁摩”是在今年2月下旬加速运转的。这项行动由市公安局发起，在宝安区和龙岗区，各公安分局和交警支队共设了126个整治点，宝安区内的各个街道办也同时行动，“其中使用摩托车、电动车在各街道办汽车站、商业繁华地段等地区从事非法营运、扰乱社会治安”是查处重点之一。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老赖与同事们一直忙碌在路边检查岗上。他所在的石岩街道位于宝安区境内，是一个镇级行政单位，总人口23万，其中户籍人口不足总人口的1/20。
11月7日，一位名叫马德强的市民看到，检查岗上有一个便装男子情绪很激动，每次拦下“摩托仔”，都指手画脚，骂骂咧咧。这个很显眼的男子，就是老赖。
“摩托仔”阿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事发那天早上7点多，他遇见过李国超。“他还在埋怨，一早出来跑，处处有检查岗，不停地躲不停地绕，还怎么拉客?”
猫鼠游戏
李国超骑着摩托车快到检查岗时，是上午9点20分左右。当时他载着一人。老赖等人示意他停车，李国超靠边停车，但没有熄火，他让后座的客人下车，自己依旧跨在车上。
检查者要求这个摩托仔下车接受检查，但李加大油门冲了出去，沿着宝石东路由西向东飞驰。很快，他在不远处的红绿灯下停住，并调转车头，由西向东行驶，重新靠近检查站——检查者与逃跑者之间，隔着路中央的护栏。
老赖一边骂着，一边翻身越过护栏。这个石岩街道民兵应急分队的成员，再次试图拦下李国超。但摩托超过了他，被甩在身后的老赖，抄起对讲机砸了过去。
类似的查车岗在宝安区随处可见，相似紧张刺激的查车拦截时有发生，同时充满猫腻。
吴海庆也是一名“摩托仔”，与李国超一样来自五华县。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1月7日出事前的半个月里，他就遇到过5次查车。其中4次情形相似——便衣男子上来查车，自称街道办查车员或者交警协管员，“要罚款，200元，不给钱就拔车钥匙”。还有1次，则是在检查岗被扣车，“当时岗上就一个检查员，塞了两包烟，他就放了我”。
在深圳，“摩托仔”是一个庞大的底层人群。近几年，随着关内4区的全面禁摩，“摩托仔”只在宝安区和龙岗区存在，那些与李国超有着相似人生经验的男人，穿行在石岩街道这样的城郊结合的城镇中。“光石岩一处，就大约有1000多个摩托仔。”当地出租车司机赵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群体在出租车司机眼中，如同蝗虫般令人厌恶，“我们的生意被抢光了”。
同样感到头疼的还有管理部门。石岩街道办一位陈姓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年年禁摩，年年难禁。”根本原因在于关外地区交通设施不够完善，“没有足够的公交车，老百姓出门能怎么办?”
“另外，查车执法不够规范。一些摩托车被查扣了，找关系托人，就能很快赎回来。有些检查人员，还假借查车捞钱。”陈说，“这是个顽疾，摩的自然禁不了。”
今年初，宝安警方开始尝试把经常性查车行动与集中统一行动结合起来。宝安公安分局每周组织全区集中统一整治摩托车行动；各派出所开展链条式、滚动式清查整治行动，每周组织两次整治。
一场针对“摩托仔”的全民战争打响了。在统一综合整治行动中，老赖这样的街道办工作人员纷纷上阵。
很多人质疑街道办工作人员上路查车是否合法。在宝安区，数十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当地居民都认为，道路交通执法的主体只有交警。相似的质疑声，在网上更是铺天盖地。对此，石岩街道办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查车是“综合整治”的一个环节，“黑摩的太多了，不抓怎么行?”
“拦截快速行驶的摩托车，又保证摩托仔的安全，是一项技术活。”一位当地交警说。老赖拿对讲机砸驾车逃跑的李国超，此举“也太业余”。
老赖所在的那个检查岗，事后官方称没有警察参与。
检查岗的杀伤力
李国超和他的摩托车“停下来”了。他的头部被击中，身子失去平衡，摩托车瞬间撞在路边的灯杆上，人摔在一边。
平日，摩托仔们都会骂检查岗“杀伤力”太大，“罚钱扣钱，要把人逼死”。
这一次，真的死人了。
死者曾是名手艺不错的水电工，4年前，他和妻子陈锦华来到深圳打工。两个儿子， 一个5岁，一个7岁，都留在老家。
在经济萧条的背景下，李国超的水电工手艺无处发挥。为赚钱养家，他买了一辆摩托车，每天载客。
那几天，吴海庆听李国超说过类似被查车的遭遇。有几次，李国超都显得神情黯淡，“跑完今年，我打算转做别的。我不想整天提心吊胆”。
“什么人都可以查扣我们的车，都伸出手来向我们要钱。”摩托车仔们说，警察、治安员、巡逻队员甚至小区物业也来扣车。随时出现的各路检查员，难分真伪，很多时候根本不开票据。
李国超曾告诉吴海庆，有几次送客到居民小区门口，保安居然会扣下他的车，“不给钱不让走，否则就送派出所”。无牌无证的“摩托仔”们在这时不得不忍气吐声，“交钱免灾”。有一次，吴海庆就不服气，和扣他车的小区保安打架，结果两败俱伤。
有老赖们把守的检查岗，会让“摩托仔”损失更为惨重。这些较为正规的检查岗，通常会没收无证摩托车，要想赎回，需要补办相关手续。很多摩托仔耗不起时间和金钱，就看着自己的摩托车被压路机压成一堆废铁。
为了保住营生的工具，摩托仔们需要时刻警惕着检查岗，寻找安全路线躲避。吴海庆有一次为了躲避检查岗，不得不绕过几个街口，将笨重的摩托车推进田埂边的泥土路上，推着走过去几里路，绕过大路上的两个相叠的检查岗。
在一次集体“吹牛会”上，李国超炫耀着描述自己从检查岗旁擦身而过，检查站的人在他身后干瞪眼。他因为得意的朝后看，险些撞到一个骑自行车的妇女。
吴海庆说，他们的二手车是花2000元买来的，跑一月赚1000多元。如果平时被检查岗查一次，罚款是400到800不等。遇到联合整治行动，车子还要被扣，几个月不能开工，一家老家吃饭都犯愁。
“曾经有几个开摩的的，车子被扣后无钱养家，就拽女孩子的项链和手机。”吴海庆说。
愤怒的“摩托仔”
李国超很快被送到医院急救。脑科参与治疗的一位医生介绍，李国超送到时左瞳孔放大，已经无呼吸，有微弱心跳，血压很低。
中午12时30分左右，医生宣告李国超死亡。死者前额有个伤口，但医生说，致命的是脑干受损。
妻子陈锦余没能看到丈夫的最后一面，她平时在石岩一家电子厂打工，一般一个星期才见丈夫一次。出事前一天，李国超做了苦瓜炒肉，“他送到厂里来给我吃。他说明天立冬了，要我补补身子。”
李国超的家人起初并不知道，是街道工作人员老赖所为，误以为是交警查车时将李国超打死。今年8月，宝安区公安分局曾发布信息称：前两个月共查扣违法上路、非法营运摩托车1.37多万辆，另有1.48多万辆车被销毁——这是该区公安分局成立以来销毁摩托车最多的一次。
当天14时30分，家人抬着李国超的尸体来到石岩交警中队门口讨说法。有人烧纸，有人在放鞭炮。这与哈尔滨警察打死林松岭一案中的情况相同——尸体作为家属要挟警方的砝码。
越来越多的民众聚集过来，“交警打死人”开始流传。
15时40分，数十名防暴队员戴盔持盾来到现场。人们一片哗然：“为什么不处理事情，反而派防暴队过来?”李国超的家属们要求石岩街道办的副主任和宣传负责人立即把防暴队撤走。自发聚集过来几百号“摩托仔”更为愤怒，喊着要为李国超讨说法，交警队大厅有玻璃被砸碎。
李国超的家人很快被安排到附近的京洋宾馆。从五华县赶来的官员，则协助李家人与石岩官方商谈善后事宜。
此时，愤怒的“摩托仔”们开始不停地往警察局内投掷石块，殴打警察，推翻并点燃多辆警车。
晚上7点左右，李国超的父母、儿子、亲友从五华老家赶到事发现场。此时宝安区一位孙姓副区长也赶来与他们协商，提出先给他们20万元作为应急费用，希望家属能够将遗体运到殡仪馆，并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我们家人没有砸玻璃和警车，只是一直守在尸体旁。”事后，李国超的哥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群体性袭警事件一直持续到8日凌晨2时左右，深圳一家报社记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事发当晚12点，官方紧急召开新闻通报会，披露事件过程。“这边开着通报会，那边事态还未平息。直到凌晨2点，那边事态逐渐平息，这边的通报会也同步结束。”
愤怒的“摩托仔”们逐渐散去，留下破碎的玻璃、变形的门窗和焚毁的警车，以及数量难以统计的受伤的警察和穿制服的保安人员。
凌晨3时30分，警察开始勘察现场，石岩下屋路事发路段两边，停靠着近百辆警车，现场有警察或者治安员，还包括4条警犬。这些警力并非石岩辖区，大部分是宝安区其他辖区的支援力量。官方表示：公安在处理这起事件中，“一直保持高度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