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森把采访约在傍晚6点,启智总队的工作室。在这个多人共用的,嘈杂的办公室里,谈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我们站到走廊里,聊到8点,一直饿着肚子。这是李森的工作常态。
　　
　　成为电信系统的一名员工,在工作难找的当下无疑让很多人羡慕不已,出了一份“铁饭碗”,还有令人眼红的工资和闲暇。向李森这样坐不住的人,旁人以为是“下作”,不过谁人又知道他心中的乌托邦?
　　2000年,电信员工李森有了另一个名字——乌托邦,这是李森给自己取的网民,在广州志愿者协会报名处简单地填写完一份报名表后,他就获得了青年志愿者协会的会员证,正式成为了其中一员,他有了另一个身份——义工老乌。
　　“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做义工帮人开心”,在本职工作里从没做过管理的老乌,在志愿者团队里,用着国际最流行的NGO管理思维和启智总队一起壮大。2010年,普通义工老乌 已经是拥有2.5万志愿者的广州规模最大NGO的队长了,时光荏苒,一做十年,而这些,都是靠老乌“自己走路、坐车、坐地铁、晚上一个人的时候琢磨出来的。”
　　单亲家庭出身的老乌,很小时候就明白很多事情只能靠自己。他的脑子里总是会清楚接下来要做什么,哪天该做什么,绝不会忘;说话不多,但是说话前
　　总会冷静地想清楚,做事情有恒心。
　　2005年,启智团队进入发展瓶颈期,每个月只有20个志愿者加入。传统NGO路线的志愿者流失率高,热情低,大部分事情落到几个组织者、骨干身上的情况开始出现。老乌冷静思考之后开始调整,从志愿者角度出发设计。除了传统探访孤寡老人,为亚运会等大型活动服务,为街头露宿者、流浪者服务等40种因志愿者兴趣不同而设计的项目在广州各区分布开来。对于并不看重物质奖励的志愿者,老乌开始服务时数记录制、星级会员制等等不同方式的精神鼓励,跟一些一线义工和中层管理义工聊,调查志愿者们的帮助意愿,然后开放新的帮助方式,成立新的小组,自此团队就像滚雪球一样发展起来,活跃义工人迅速膨胀到5000左右,每周的服务岗位就有一千多个。
　　
　　对话
　　
　　《风尚周报》:你们团队志愿者的动机一开始都有哪些?
　　李森:有结交朋友、服务他人;有人是广州“移民”,想融入社会;有的白领平时生活压力大,想通过服务舒缓压力;有的妈妈带着孩子来,希望进行感恩教育,最小的孩子只有9个月;还有些退休人士,借志愿服务以消遣时光。
　　《风尚周报》:团队的资金来源和用途主要是怎样的?
　　李森:我们可以说是负资金。租工作间加上3名专职人员的月薪,一共是6600块。我们的收入大多来自志愿者入会费用:15元。我们会发给他们胸卡、光盘和一些宣传资料,这些成本是5块钱,所以每个月有7、8000块钱的收入维持行政运转。团委那边每年基本也能申请到1万块钱的活动费用。所有开支,在我们的官网上都有明细。
　　《风尚周报》:想过找企业赞助吗?
　　李森:找企业赞助要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商谈,现在还不太想……而且一来,企业最多赞助具体某次活动;二来,我们现在还没有像壹基金那样有合法、官方认可的身份——这在目前严格的NGO审批制度下很难获得——所以我们没有合法的公共帐号。其实志愿者团队最关键的,不是资金,而是好的项目。
　　《风尚周报》:这么大的团队,有没有想过放弃?
　　李森: 2009年上半年时想过,其他服务队的志愿者说我们队做的一些活动,抢了他们本该做的项目,抢了风头。而我们这种团队,团委给予我们的身份认同、对活动的支持非常关键。但后来还是坚持下来了。
　　《风尚周报》:10年义工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李森:做志愿者团队带来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远远多过我的本职工作。2008年8月我在水立方做奥运志愿者,和世界各地志愿者相处的一个月是我美好的回忆之一。
　　《风尚周报》:你管理2.5万名义工的方法是什么?
　　李森:我想出了届长制的管理方式:每个月新招收的7、800位新义工都由8名有经验的老义工带领,每个小组也有组长管理。用金字塔的方式就很容易管理。香港高级社工胡良喜在得知我们只有3名专职义工就能运转这么多事情时,非常惊讶,“在香港这需要100名左右的专职社工”。这是因为我们这里的届长、组长这样的中层管理义工已经承担了他们专职社工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