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们都从事着同一种高尚且极其重要的工作——培养年轻人。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世界各国在各自的教育上都花费了巨额的资金。同时，各国似乎在教育方面也抱有疑惑。尽管不同国家的疑惑各不一致，但可以概括为两个显著的普遍性的问题：我们的付出得到了最好的回报吗?我们是不是在推行最好的教育?
　　在西方，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都存在不少争议：在英国，是关于严谨的學风在学校是否越来越不受重视的争论；在新西兰，是关于实行国家标准以及在小学中增强教育评估措施的争论；在美国，是“决不落下一个孩子”政策的价值与费用问题的争论；在加拿大，是关于推行标准化考试以“评价”课程设置有效性的争论等等。
　　在中国，同样存在着争议。但当我们调查其原因时应牢记一点：中国远不是唯一一个试图以最有效的方式去决定如何教育好年轻人、如何开发他们潜能的国家。就我所知，这里还有许多需要考虑的问题，如教学方法过于死板和限制过多、现行考试体制与学校和家长对高分成绩的期望一起，给学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以及由于甚少关注应试考试以外的诸多教育方面，导致学生必要的创造能力培养的缺失等等。
　　
　　改革的需要是公认的。要改成什么样子似乎也是清楚的。温家宝总理倡议：“老师除教授学生知识以外，还应该指导学生去思考、生活，以及如何与他人相处。”和很多人一样，温总理同时也希望中国学生能有更多的创造性。但是如何完成改革仍然是一个问题，这也是国内外专家都在寻求解决之道的问题。
　　
　　教育改革的重要前提：勇气和胆识
　　
　　我不敢自称为专家。我有43年的教学经验，其中有20多年担任学校的领导职务。抱着对教育工作的热忱，我的职业生涯全花在了这上面。我很乐意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看法。我要讲的主要是中学教育。
　　
　　为更好地表达我的想法，在这里我想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1937年在延安讲过的一些话：“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
　　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想改革教育，我们必须去尝试改革。我非常清楚一些对于改革的担心：步子走得太快，目前一些好的东西很容易被丢失；步子走慢点，可能永远达不到改革的目的。我无法评判中国教育改革的理想步伐，但是我想起了自己在管理上的一些研究，在这期间我有机会聆听了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杜拉克先生关于基础性改革的几次演讲。他说有两种推进改革的方式——第一种是尽力劝说有改革需要的每个人，等取得一致意见后再推进；第二种是先推行改革，再去管理好它。第一种方法的问题在于：等到取得一致性意见时肯定会做出很多妥协，而最后发生的事情就不是预期的大胆改革了，仅仅是所预期的一个影子，而影子很容易被忽视。在另一方面，做出改革措施后再去管理好它，通常使改革初衷得以保全，并很快使这些改革措施成为一种常态。
　　所以，当一些改革的方式一旦决定下来，管理它们将是学校领导们的任务。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任务艰巨但是值得一搏。
　　
　　教育改革的必要维度：评估、教育方法和时间
　　
　　为了培养学生成为有知识、合群、并且具有创造性思维的公民，我们有必要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进行改革：评估，教育方法和时间。
　　不管学校体制被认为得如何重要，家长、学生和老师所关注的都是决定学生未来的一些重要事情。举个有趣例子，如果由你来决定苹果馅饼烤得最好的学生才能进入北京大学，那么对苹果、烤炉和担任教师的专业厨师的需求会立马增加，数学和科学课程将会无人问津!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培养具有创造性的思想者，就必须对创造性思维进行评估，并把评估创造性思维作为所有考试的一部分。这样一来，简单地回顾在课堂上或在图书馆或家里花数小时拼命死记硬背学到一些事实是无法达到目的的。这类评估是需要通过学生档案袋、公众演示、口头测试、作品展览等方法来完成。显然，这种评估是非常耗时的，评估的结果取决于一个专家评估人的判断。但是，发现和培养真正优秀的思考者，是值得付出这样的努力的。
　　这些就引出了教学的艺术——教育方法的问题。相对而言，教师讲授事实和过程要简单一些，而让学生自主学习要难得多。目前，不只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多数的课堂教学都是以老师为中心。老师决定讲课的内容、讲课的方式以及学生必须提交的作业等等。课堂教学的速度由老师掌控，因为这是预设的课程进度。上次考试得66分的同学，必须和上次考试得99分的同学保持同步；习惯于通过语言来学习的学生，和习惯于通过视觉来学习的学生获得同样的内容；善于单独学习的学生与习惯集体学习的学生同等对待。事实上，目前的教育方法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对财力和人力的巨大误用，对此，我和其他教师一样，都深感内疚。
　　
　　这不是过去那些著名教师的教学方法。例如，众所周知，如果不同的学生在不同的时期询问同一个问题，孔子会根据自己对学生已有知识和理解能力的了解给出不同的答案。苏格拉底提出问题，其学生必须通过谈论、思考和实践，才能获得答案。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从来不教我的学生，我只尽力提供他们可以从中学习的条件。”《孩子是怎样失败的》以及《孩子如何学习》的作者、著名作家约翰·霍尔特认为：“学习的最大敌人，就是喋喋不休的教师。”
　　为了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才能，帮助他们学会思考。老师必须是一个博学的人。要理解学生，应能够记住学生的问题、参与学生的讨论、给予学生建议和指导。老师还应是一个拥有博学知识的人，其博学不仅是针对自己的学科，而且是针对许多其他学科，比如：大脑神经学和学习科学等学科。老师应能有团队合作精神，，在制定最优化课程时，要表现出卓越的、更深远的合作意识。为了鼓励创造力，创造性的探索是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人文学科要与艺术、设计、摄影、木工制品、编制等完美结合，要参与戏剧、音乐、舞蹈的表演。为了培养思考技能，学生们需要在他们学习的过程中，有选择性地学习。当然，他们需要根据别人的建议，按照他们自己的方法，回答老师或者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的学习方式将更严格，他们的理解将更深刻，他们的求知欲望将更强烈。
　　老师的作用并没有因此被贬低，相反通过这种教学得到了很大提高。在西方，改革者常说：老师必须从“讲台上的圣人”变成“在台下的领路人”。
　　我提出的第三个需要改革的方面是时间。如果用于学习的时间不能增加和难以安排时，我所说的教学就不能获得成功。让我给大家讲一讲我自己的一个经历，这也许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多年以前，我去教室听课，那时每节课为一小时，我听了好几节科学实验课。
　　(现在，科学课是为数不多的几门能让学生自己发现事物真相的科目之一。)当时，我看到一些勤奋的学生遵循实验室的说明做实验，兴奋地等待观察即将发生的现象。但是。每次实验课，下课时间总是在实验还没有结束时就到了。 因此，老师不得不给出实验结论，这使整个实验过程失去了意义。实验过程、反复尝试、发现、讨论、争论、对话、阅读、写论文、创造性的艺术、诠释音乐等等，都不应该受到时间的限制。学生和老师要想从新的教学中获益，就需要较长的时间。从绝对意义上说，他们需要的时间更多，因为学习比讲授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义务教育的年限有可能延长吗?
　　
　　教育改革的发展方向：强烈国际性
　　
　　还有另一个因素，这个因素把我们聚集在一起却通常被人们忽略，但它是人们相互理解。共同生活的关键，这就是国际性。我们的学生向其他国家的学生学习和了解得越多，他们的创造性就越强。在另外一片土地上似乎陌生的一切，在它的背后有其原因。原因的发现能培养深刻的洞察力。我经常观察到：当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一起学习时，他们原有的观念受到了挑战，他们成见得到了纠正，他们的思想更加开放。当我的学生与合作学校的学生一起学习时，我常听到学生解释为什么许多的看法都是错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看法来自某些人——来自新闻记者或政治家，他们观察中国，但常常戴着西方的有色眼镜看中国。他们也许没有在中国生活过，没有在中国的家庭中生活过；他们也许没有把语言学到足够的深度，以便能真正了解吃透中国的文化：也许他们从未想到自己也是有着不同的习俗、饮食和驾驶习惯。就在三周前，我在新西兰，有220名来自日本学生住在新西兰人的家里。这些日本学生体验新西兰人的生活和学习，参加体育和户外活动。我每年去考察这项交流活动，已有十多年了，因此，我认识到给予教育国际化的维度的重要意义。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和平的世界。能让我们把这个希望变为现实的最好方法就是：允许他们，尽可能鼓励他们共同学习，共同工作。在交流项目、国际学校、多元文化工作项目、国际学生大会等等活动中我们都会看到年轻人全面进发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所以，我认为，对于中国来说，为了鼓励和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应该提倡国际性，与合作学校从简单、短期的交流项目开始进一步向前推进，有计划地让学生参与设计一所学校、制作一部纪录片、为一所小学组织并实施一次活动、向联合国提交一份报告等活动中来。在此，我提倡具有強烈国际性的教育改革。
　　总之，我想说的是：教育改革需要勇气和胆识，而且教育改革的管理将是困难和具有挑战性的。当然，能使年轻人成为具有创造性、会思考的人才，更将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