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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Chilton的话语空间理论，借助语料库检索分析工具，剖析习近平主席在2019年5月15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主旨演讲所构建的话语空间。研究表明，习近平主席利用时间、空间、情态三维轴，构建了亚洲文明的话语空间网络，成功地塑造了中国致力于促进亚洲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形象。整个演讲思想深刻而富有远见，引起听众共鸣，实现了政治话语传播的目的。
关键词：话语空间理论;语料库检索;政治语篇;习近平;演讲
中图分类号：H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9）03-0049-04
一、引言
受后现代思潮下语言观向本体论厘革的影响，学者们开始关注语言本真的存在方式——话语。Halliday从宏观社会角度探索语言使用的外在需求。[1]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以van Dijk和Wodak为代表的批评话语研究者将认知元素用于话语尤其是政治话语的分析和识别中，使得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的研究领域呈现跨学科特质。Cap认为认知语言学为CDA的研究提供了学科理论视角，通过揭示潜在的意识形态与语言选择的概念导入关系，能够阐明话语的劝说、操纵和强制特质[2]，从而弥补了CDA在世界观和概念化方面的不足。其中，Chilton提出的话语空间理论（Discourse Space Theory）从时空认知和概念化的研究中汲取成果，在以意识形态主导的意义构建研究中，关注影响他人信念、情感和行为的那些语言表达、认知过程和心理因素，弥补了CDA研究中的“缺失链”（the missing link）。
政治语篇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常用于表明政治立场、观点和主张，并折射出一个国家对待国内国际问题的意识形态和情感倾向。从认知视角阐释和分析国际政治演讲有助于揭示政治语篇中的心理表征和思维过程。目前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将研究范围扩展到了空间认知及思维和语言的关系，认为语言和语篇的使用都离不开心理空间的构建，心理空间为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造成的社会现实藩篱提供了连贯的概念框架。Levinson认为人类非常擅
长借助空间思维能力，把非空间问题转化为空间问题。[3]16基于此，本文尝试运用Chilton的话语空间理论分析和构建政治语篇的话语空间，以探讨其如何成功地获得听众的共鸣，激发听众在情感和认知上对政治主张的认同，达到话语传播的目的。
二、理论框架和研究语料
2004年，Chilton在《分析政治话语：理论与方法》（Analysing Political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一书中首次提出“话语世界”（discourse world）这一概念。Chilton认为，在任何话语构建和加工过程中，人们总是通过空间、时间和情态三个维度轴将其他实体（other entities）定位在自己的世界里。三个维度交汇于指示中心（自我，即“我”或“我们”）。[4]（如图1）其中，其他实体、事件与自身实体（指示中心）的距离在其概念化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即其他实体相对于本体空间而存在于空间、时间和情态相互交织的维度上。时间（Time）被概念化为在空间（Space）中的移动（即采取某种行动的时间到了）。情态（Modality）作为一种修辞延伸，被概念化为距离（即可能性微乎其微或义务情态），指的是遥远和接近的二元对立关系。
其他实体在空间轴（Space axis，简称S）的定位不是依据物理意义上的“距离”远近，而是人们以“自我（I/we）”等语言表征为中心，通过背景知识与指示线索如名词、指示代词、人称词等定位人或物离自己的社会距离。[5]有些靠近“自我”，有些则比较远，位于S轴最远末端的是他者（other）。[6]
其他实体在时间轴（Time axis，简称T）上依据话语发生的时间来定位。“现在”处于话语空间指示中心。沿T轴向左延伸为过去，向右延伸为将来。其目的是运用“過去”或“将来”的时间表征激活听话人“现在”事件的框架[7]，为政治话语的合法化提供历史借鉴和未来发展态势。
情态轴（Modality axis，简称M）的起点表示“认识真实（epistemic true）”和“道义正确（deontic right）”。按照事件的真实程度和道义正确性，将事件置放于情态轴的不同点上，离得越近，真实程度和道义正确性越高。通常是通过具有感情色彩的情态词、形容词、副词等来引导听话者对某一事物定位。[8]具有积极情态指示意义的词常用于修饰距离空间轴较近的实体或事件。反之，消极意义的情态指示词则被用于修饰距离空间轴较远的实体或事件。
话语空间理论为政治话语分析提供了三维立体模型。说话者从空间、时间和情态三个维度将各个实体的语言表征概念化为“距离”的远近，以使受话者知道并接受其构建话语空间，达到传播思想、表达观点的目的。
本文的研究语料为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英译文（以下简称《演讲》）。利用数据库分析软件AntConc3.3.5，在话语空间理论框架下，整理分类《演讲》主要高频词表（ Word List），构建《演讲》的三维话语空间模型以剖析中国对待不同文明的认知、情感倾向和所构建的中国国家形象。
三、《演讲》话语空间分析
词汇是文本的基本构成要素。词汇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文本的语义表征，更是政治语篇中意识形态的直接反映。本文通过AntConc 检索软件对目标文本进行操作得出高频词表，选取词表中出现的空间表达词、时间表达词、情态表达词（包括情态词、形容词和副词等）作为量化统计范畴，参照出现频率及重要性，识别出每个范畴的主要词汇项目（见表1） 上面例子显示，《演讲》充分利用了亚洲文明辉煌的历史和共同经历的苦难，让听话者形成情感共鸣。一方面增强了文明自信，另一方面将过去的苦难与话语发生的现实联系起来，唤起听众的心理记忆，使得《演讲》提出亚洲文明未来（future）发展倡议得以合法化。正如Chilton 所述，“过去与将来都是遥远的”。由于“history”发生的时间先于“the past decades”，其在时间轴的坐标应是表示过去时间的最末端，并且“trials”由于负面语义，位于空间和情态轴的末端，由此形成“historical trials”在《演讲》中的话语定位。
情态轴上，通过观察其词项列表，“rich”、“beautiful”、“inclusive”、“flourish”、“connected”等词搭建了多元包容的亚洲融合发展的积极意向。相反，执意改造或取代其他文明则会带来灾难性（catastrophic）的后果。这种积极正面的主题意象、态度与看法最终得以形成积极的话语效果。消极认知情境会衍生相应的负面情绪。反映在话语空间里，积极意向靠近情态轴的指示中心，消极情绪则被放置于情态轴的末端。
系统功能语法把情态操作语按照肯定程度的高低分为三个类型：高（如must， ought to），中（如should， will），低（如can， may）。[9]在话语尤其是具有敏感性的政治话语产出过程中，不同量值情态动词的选择关乎话语表达的强烈程度和政治主张的迫切性。因此，根据说话者对所谈事情不同程度的期待和受话者不同的愿望视角，说话者将有目的地选择情态动词。
通过观察《演讲》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情态动词“will”以及位于第二位的“can”索引行，will的高频率使用主要用来表示意愿、打算和决心的情态，暗示协商的语气和立场，表明中国不会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独断专行，肆意抹杀其他人类文明，而是秉持互信、互助、开放、欣赏的方式打破文化的壁垒，真正实现文化交流、互学互鉴。“can”一词用于个人情感和行为描述，折射出亚洲文明势不可挡的态势以及中国政府推动亚洲文化发展的决心。Langacker曾提出，像情态动词“will”和“can”比它们相对应的远距离的情态动词“would”和“could”具有更强的情态意义，因为前面两个情态动词离现实更近。[10]
同时，为了避免听众在认知上对中国提出的共建亚洲文明主张感到价值趋近化，甚至误会曲解这一倡议，在整个《演讲》中高值情态词“must”的使用频率较低，且主要是用于对客观现实进行表达，或借助修辞手段，阐明改变现状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应置于距离情态轴较远的位置。
由此，空间轴、时间轴和情态轴三轴交汇，形成一个立体多维的话語空间网络（如图2所示）。历史上亚洲创造出了无比璀璨的文明，新形势和新挑战下亚洲文明应该秉持交流互鉴的态度续写亚洲文明新的篇章。整个演讲思想深刻而富有远见，阐明了中国主张共绘人类文明画卷的积极倡议。
四、结语
Levison认为，认知话语分析的前提是对与“锚定点”（anchorage point）相关的指示态度和过程关系进行空间认知。[3]16作为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主旨演讲，习近平主席成功地运用话语空间理论，在时间轴、空间轴和情态轴三个维度构建话语表征，将包括中囯在内的亚洲国家作为指示中心，使用具有积极表征意义的词汇和中低量值的情态词汇，搭建了“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包容开放的话语空间，激发了所涉国家对这一理念的认知认同和情感认同，为传承弘扬亚洲和世界各国璀璨辉煌的文明成果提供了精神支撑，塑造了积极正面的中国国家形象。
参考文献：
[1]辛斌，刘辰.Van Dijk的社会-认知话语分析[J].外语学刊，2017（5）：14-19.
[2]Cap，P.Studying ideological worldviews in political Discourse Space： Critical-cognitive advances in the analysis of conflict and coercion [J].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7（108）：17-27.
[3]Levinson，S.C. Spa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 Explorations in Cognitive Diversit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4]Chilton， P. Analysing Political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M]. London： Routledge， 2004：57-58.
[5]文秋芳.国家话语研究——服务国家战略的新领域[J].中国外语.2016（6）：9-11.
[6]汪徽，孙静.政治演讲的话语空间建构研究——以习近平主席 2014 年国家公祭日讲话为例[J].山东外语教学，2016（1）：28-37.
[7]潘东.批评话语分析的新方法——趋近化分析[J].山东外语教学.2017（4）：9-16.
[8]刘文宇，徐博书.从“伙伴”到“对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话语空间分析[J].外语研究，2018（6）：5-15.
[9]徐中意.认识情态在政治话语中的认知——功能研究[J].外语研究，2017（6）：26-31.
[10]Langacker，R.W.Foundation of Cognitive Grammar，Volume II：Description Application[M].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246.
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Chilton’s Discourse Space Theory， conducts a corpus-based analysis on the discourse space construct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s Keynote Speech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Conference on Dialogue of Asian Civilizations. The study shows that in the speech， President Xi Jinping successfully constructs a discourse space where impetus and inspir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ivilizations is advocated in time， space and modality dimensions. This has stricken a chord with the audience and successfully created a positive image of China by showing our dedication to deepening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Asian civilizations.
Key Words： Discourse Space Theory; corpus-based; Political Discourse; Xi Jinping; speech
关键词：话语空间理论;语料库检索;政治语篇;习近平;演讲
中图分类号：H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9）03-0049-04
一、引言
受后现代思潮下语言观向本体论厘革的影响，学者们开始关注语言本真的存在方式——话语。Halliday从宏观社会角度探索语言使用的外在需求。[1]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以van Dijk和Wodak为代表的批评话语研究者将认知元素用于话语尤其是政治话语的分析和识别中，使得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的研究领域呈现跨学科特质。Cap认为认知语言学为CDA的研究提供了学科理论视角，通过揭示潜在的意识形态与语言选择的概念导入关系，能够阐明话语的劝说、操纵和强制特质[2]，从而弥补了CDA在世界观和概念化方面的不足。其中，Chilton提出的话语空间理论（Discourse Space Theory）从时空认知和概念化的研究中汲取成果，在以意识形态主导的意义构建研究中，关注影响他人信念、情感和行为的那些语言表达、认知过程和心理因素，弥补了CDA研究中的“缺失链”（the missing link）。
政治语篇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常用于表明政治立场、观点和主张，并折射出一个国家对待国内国际问题的意识形态和情感倾向。从认知视角阐释和分析国际政治演讲有助于揭示政治语篇中的心理表征和思维过程。目前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将研究范围扩展到了空间认知及思维和语言的关系，认为语言和语篇的使用都离不开心理空间的构建，心理空间为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造成的社会现实藩篱提供了连贯的概念框架。Levinson认为人类非常擅
长借助空间思维能力，把非空间问题转化为空间问题。[3]16基于此，本文尝试运用Chilton的话语空间理论分析和构建政治语篇的话语空间，以探讨其如何成功地获得听众的共鸣，激发听众在情感和认知上对政治主张的认同，达到话语传播的目的。
二、理论框架和研究语料
2004年，Chilton在《分析政治话语：理论与方法》（Analysing Political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一书中首次提出“话语世界”（discourse world）这一概念。Chilton认为，在任何话语构建和加工过程中，人们总是通过空间、时间和情态三个维度轴将其他实体（other entities）定位在自己的世界里。三个维度交汇于指示中心（自我，即“我”或“我们”）。[4]（如图1）其中，其他实体、事件与自身实体（指示中心）的距离在其概念化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即其他实体相对于本体空间而存在于空间、时间和情态相互交织的维度上。时间（Time）被概念化为在空间（Space）中的移动（即采取某种行动的时间到了）。情态（Modality）作为一种修辞延伸，被概念化为距离（即可能性微乎其微或义务情态），指的是遥远和接近的二元对立关系。
其他实体在空间轴（Space axis，简称S）的定位不是依据物理意义上的“距离”远近，而是人们以“自我（I/we）”等语言表征为中心，通过背景知识与指示线索如名词、指示代词、人称词等定位人或物离自己的社会距离。[5]有些靠近“自我”，有些则比较远，位于S轴最远末端的是他者（other）。[6]
其他实体在时间轴（Time axis，简称T）上依据话语发生的时间来定位。“现在”处于话语空间指示中心。沿T轴向左延伸为过去，向右延伸为将来。其目的是运用“過去”或“将来”的时间表征激活听话人“现在”事件的框架[7]，为政治话语的合法化提供历史借鉴和未来发展态势。
情态轴（Modality axis，简称M）的起点表示“认识真实（epistemic true）”和“道义正确（deontic right）”。按照事件的真实程度和道义正确性，将事件置放于情态轴的不同点上，离得越近，真实程度和道义正确性越高。通常是通过具有感情色彩的情态词、形容词、副词等来引导听话者对某一事物定位。[8]具有积极情态指示意义的词常用于修饰距离空间轴较近的实体或事件。反之，消极意义的情态指示词则被用于修饰距离空间轴较远的实体或事件。
话语空间理论为政治话语分析提供了三维立体模型。说话者从空间、时间和情态三个维度将各个实体的语言表征概念化为“距离”的远近，以使受话者知道并接受其构建话语空间，达到传播思想、表达观点的目的。
本文的研究语料为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英译文（以下简称《演讲》）。利用数据库分析软件AntConc3.3.5，在话语空间理论框架下，整理分类《演讲》主要高频词表（ Word List），构建《演讲》的三维话语空间模型以剖析中国对待不同文明的认知、情感倾向和所构建的中国国家形象。
三、《演讲》话语空间分析
词汇是文本的基本构成要素。词汇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文本的语义表征，更是政治语篇中意识形态的直接反映。本文通过AntConc 检索软件对目标文本进行操作得出高频词表，选取词表中出现的空间表达词、时间表达词、情态表达词（包括情态词、形容词和副词等）作为量化统计范畴，参照出现频率及重要性，识别出每个范畴的主要词汇项目（见表1） 上面例子显示，《演讲》充分利用了亚洲文明辉煌的历史和共同经历的苦难，让听话者形成情感共鸣。一方面增强了文明自信，另一方面将过去的苦难与话语发生的现实联系起来，唤起听众的心理记忆，使得《演讲》提出亚洲文明未来（future）发展倡议得以合法化。正如Chilton 所述，“过去与将来都是遥远的”。由于“history”发生的时间先于“the past decades”，其在时间轴的坐标应是表示过去时间的最末端，并且“trials”由于负面语义，位于空间和情态轴的末端，由此形成“historical trials”在《演讲》中的话语定位。
情态轴上，通过观察其词项列表，“rich”、“beautiful”、“inclusive”、“flourish”、“connected”等词搭建了多元包容的亚洲融合发展的积极意向。相反，执意改造或取代其他文明则会带来灾难性（catastrophic）的后果。这种积极正面的主题意象、态度与看法最终得以形成积极的话语效果。消极认知情境会衍生相应的负面情绪。反映在话语空间里，积极意向靠近情态轴的指示中心，消极情绪则被放置于情态轴的末端。
系统功能语法把情态操作语按照肯定程度的高低分为三个类型：高（如must， ought to），中（如should， will），低（如can， may）。[9]在话语尤其是具有敏感性的政治话语产出过程中，不同量值情态动词的选择关乎话语表达的强烈程度和政治主张的迫切性。因此，根据说话者对所谈事情不同程度的期待和受话者不同的愿望视角，说话者将有目的地选择情态动词。
通过观察《演讲》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情态动词“will”以及位于第二位的“can”索引行，will的高频率使用主要用来表示意愿、打算和决心的情态，暗示协商的语气和立场，表明中国不会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独断专行，肆意抹杀其他人类文明，而是秉持互信、互助、开放、欣赏的方式打破文化的壁垒，真正实现文化交流、互学互鉴。“can”一词用于个人情感和行为描述，折射出亚洲文明势不可挡的态势以及中国政府推动亚洲文化发展的决心。Langacker曾提出，像情态动词“will”和“can”比它们相对应的远距离的情态动词“would”和“could”具有更强的情态意义，因为前面两个情态动词离现实更近。[10]
同时，为了避免听众在认知上对中国提出的共建亚洲文明主张感到价值趋近化，甚至误会曲解这一倡议，在整个《演讲》中高值情态词“must”的使用频率较低，且主要是用于对客观现实进行表达，或借助修辞手段，阐明改变现状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应置于距离情态轴较远的位置。
由此，空间轴、时间轴和情态轴三轴交汇，形成一个立体多维的话語空间网络（如图2所示）。历史上亚洲创造出了无比璀璨的文明，新形势和新挑战下亚洲文明应该秉持交流互鉴的态度续写亚洲文明新的篇章。整个演讲思想深刻而富有远见，阐明了中国主张共绘人类文明画卷的积极倡议。
四、结语
Levison认为，认知话语分析的前提是对与“锚定点”（anchorage point）相关的指示态度和过程关系进行空间认知。[3]16作为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主旨演讲，习近平主席成功地运用话语空间理论，在时间轴、空间轴和情态轴三个维度构建话语表征，将包括中囯在内的亚洲国家作为指示中心，使用具有积极表征意义的词汇和中低量值的情态词汇，搭建了“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包容开放的话语空间，激发了所涉国家对这一理念的认知认同和情感认同，为传承弘扬亚洲和世界各国璀璨辉煌的文明成果提供了精神支撑，塑造了积极正面的中国国家形象。
参考文献：
[1]辛斌，刘辰.Van Dijk的社会-认知话语分析[J].外语学刊，2017（5）：14-19.
[2]Cap，P.Studying ideological worldviews in political Discourse Space： Critical-cognitive advances in the analysis of conflict and coercion [J].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7（108）：17-27.
[3]Levinson，S.C. Spa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 Explorations in Cognitive Diversit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4]Chilton， P. Analysing Political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M]. London： Routledge， 2004：57-58.
[5]文秋芳.国家话语研究——服务国家战略的新领域[J].中国外语.2016（6）：9-11.
[6]汪徽，孙静.政治演讲的话语空间建构研究——以习近平主席 2014 年国家公祭日讲话为例[J].山东外语教学，2016（1）：28-37.
[7]潘东.批评话语分析的新方法——趋近化分析[J].山东外语教学.2017（4）：9-16.
[8]刘文宇，徐博书.从“伙伴”到“对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话语空间分析[J].外语研究，2018（6）：5-15.
[9]徐中意.认识情态在政治话语中的认知——功能研究[J].外语研究，2017（6）：26-31.
[10]Langacker，R.W.Foundation of Cognitive Grammar，Volume II：Description Application[M].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246.
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Chilton’s Discourse Space Theory， conducts a corpus-based analysis on the discourse space construct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s Keynote Speech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Conference on Dialogue of Asian Civilizations. The study shows that in the speech， President Xi Jinping successfully constructs a discourse space where impetus and inspir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ivilizations is advocated in time， space and modality dimensions. This has stricken a chord with the audience and successfully created a positive image of China by showing our dedication to deepening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Asian civilizations.
Key Words： Discourse Space Theory; corpus-based; Political Discourse; Xi Jinping; spee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