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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高等教育机构进行了狂轰滥炸，恣意破坏，妄图毁灭中国文化，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对日本的侵略事实置若罔闻，兼之“速亡论”和“速胜论”的盲目情绪充斥国民党，使刚成长不久的中国高等教育事业面临严重的危机。但广大高校师生以及仁人志士并没有因此失去信心，随着抗战思潮的兴起和国民政府政策的调整，一系列或自发或由国民政府引导的高校开始了可歌可泣的内迁历程。
关键词：国民政府；高教政策
1938年3月，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发表《告全国学生书》，称：“教育为建国之根本大业，各级各种学校之设立，实各有其对国家应负之使命……教育之任务，在为智、德、体各方面培养健全之公民，使其分负建国之艰巨责任。故青年之入校修业，自国家立场视之，读书实为应尽之义务，使青年而有废学之现象，实即国家存亡之危机。”同时强调：青年愿从事军事工作者，送往军事工作地点，认为不适合军事工作者，送往学校；无论在何期学校肄业之青年，遇国家需要时，应随时放弃书本，以应国家征调。
同年4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会上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以及《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重申“教育为立国之本，整个国力之构成，有赖于教育，在平时然，在战时亦然……非战时教育必大有异于平时也”。再次强调了教育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以及确立了在战争期间不能放弃发展教育的原则。1939年3月，蒋介石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发表了《今后教育的基本方针》的训词，其中指出：“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就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期间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从此，国民政府“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战时教育总方针得以正式确立。在这钟方针的指导下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我国高等教育的生存和发展，“高校内迁”便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
尽管国民政府提出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总方针，然而战时毕竟不是平时，要在严峻的战争形势下维持教育正常进行的目标，就必须采取与平时不一样的策略，当时所采用的措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高校内迁及调整。抗战全面爆发后，为尽可能减少高等教育受到破坏，保存教育的有生力量，中国各界“尽量全力与学校迁移”。国民政府于1937年颁布了《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各级学校处理校务临时办法》等文件，对战时学校迁移工作作了具体规定。若各省市教育厅局主管区域辖有战区，则“于其辖境内或境外比较安全之地区，择定若干原有学校，即速量加扩或布置简单临时校舍，以为必要时收容战区学生受课之用，不得延误”。由于多方积极配合，加上各所学校师生员工的努力，从整体上来看，高校的内迁取得了很大成功。据统计，抗战八年间，加入内迁队列的全国高校累计达100余所，搬迁校次近200次之多。抗战时期，不仅完成了高等教育的战略大转移，而且为适应战时需要和保证教育质量，国民政府还对高等教育制度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变革。
第二，国立中学的创设。受当时国民政府体制限制，教育部并不直接对中等教育和国民教育进行办理，而仅负责政策方针与相应法规的制定，同时监督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办理。“九·一八事变”后，为安置流亡关内的东北青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4年设立了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国立中学的设立由此而始。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的大片国土沦丧日军之手，越来越多的师生被迫迁居后方。为了救济流亡到后方的中等学校师生，国民政府在1937年底即开始在后方安全地区设立多所国立中学。从1937年冬至1944年，国民政府先后在河南、陕西、甘肃、四川、贵州、广西、青海、宁夏、绥远、重庆等省市创设28所国立中学，国立边疆学校、国立华侨中学3所，国立专科以上学校附设中学16所。另外，还开办了国立各类师范学校22所及各种职业学校28所。国立中学是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而逐步设立起来的，是教育部在战争非常时期直接开办中等教育的开端。这些国立中等学校的设立，给战区的教师与学生提供了就业与就学的机会，同时也为抗战事业培养了不少中等建设人才。
第三，贷金及公费制度的实行。由于战争的破坏，许多学生的家乡早已沦陷，他们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连基本的生活都没有保障。为了让学生们能够安心学习，国民政府教育部自1938年颁发了《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其规定“公立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家在战区，费用来源断绝，经确切证明必须救济者，得向所在学校申请贷金”，此为贷金制设立之始。贷金包括饮食及衣服等各项费用，学校免费提供住宿。随着贷金覆盖范围的扩大，非战区家庭困难的学生也可以获得贷金。后来由于法币贬值以及贷金制度实行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贷金制度很难在继续实施下去。按照学科专业的不同来决定公费生的资助种类及名额，改贷金制度为公费制度。
从以上的举措可以看出，国民政府为应变抗战，在教育方面努力实现三方面的目的：一是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集中教育方面的财力、物力和智力来加强教育管理，提高教育质量，注意传授抗战急需知识和培养抗战人才；二是实现“战时须作平时看”之发展教育事业的目标，国民政府在尽力地保证中国教育事业正常发展，使其不致因战争而中断，并且企求利用战争时期对全国教育进行一定的整顿和调整。三是作为国家政权保障的事业之一，国民政府将战时的着眼点定位在“不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的角度，这样才能在调整有关教育目标和措施之时，既照顾到战时抗敌之需，也能放眼于战后建设之必要，尽管这些规定和措施有借机加强对教育领域的一党专制主义控制的考虑，但这些条文或政策不仅汇集了教育工作者和专家学者们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从战争时期的实际出发，有利于促进全国教育有计划、有秩序的发展，对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故能够成为抗战时期教育工作的指南。
从以上可以看出，高校内迁的直接原因是日侵略者对高校及其工作人员的迫害，而抗战教育思潮的兴起为高校提供了舆论和思想上的支持，同时，国民政府及其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则为高校师生提供了物质生活的支持和保障。八年抗战期间，虽然国民政府时时出现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导向及行动，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国统区广大民主爱国人士及人民群众的要求及推动下，国民政府在教育上基本没有偏离抗战的轨道，从教育政策的制定及其在教育各界的实施都表现出这一点，可以说国民政府的战时高教政策为高校内迁的进行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指向和思想的指导以及物质上的帮助。
【参考文献】
[1]孙正邦.六十年来的中国教育[M].台北：台湾中正书局，1971
[2]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作者简介：于思雨（1992年12月—）女，吉林辽源人，长江大学文学院2011级历史专业本科。
关键词：国民政府；高教政策
1938年3月，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发表《告全国学生书》，称：“教育为建国之根本大业，各级各种学校之设立，实各有其对国家应负之使命……教育之任务，在为智、德、体各方面培养健全之公民，使其分负建国之艰巨责任。故青年之入校修业，自国家立场视之，读书实为应尽之义务，使青年而有废学之现象，实即国家存亡之危机。”同时强调：青年愿从事军事工作者，送往军事工作地点，认为不适合军事工作者，送往学校；无论在何期学校肄业之青年，遇国家需要时，应随时放弃书本，以应国家征调。
同年4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会上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以及《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重申“教育为立国之本，整个国力之构成，有赖于教育，在平时然，在战时亦然……非战时教育必大有异于平时也”。再次强调了教育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以及确立了在战争期间不能放弃发展教育的原则。1939年3月，蒋介石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发表了《今后教育的基本方针》的训词，其中指出：“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就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期间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从此，国民政府“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战时教育总方针得以正式确立。在这钟方针的指导下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我国高等教育的生存和发展，“高校内迁”便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
尽管国民政府提出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总方针，然而战时毕竟不是平时，要在严峻的战争形势下维持教育正常进行的目标，就必须采取与平时不一样的策略，当时所采用的措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高校内迁及调整。抗战全面爆发后，为尽可能减少高等教育受到破坏，保存教育的有生力量，中国各界“尽量全力与学校迁移”。国民政府于1937年颁布了《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各级学校处理校务临时办法》等文件，对战时学校迁移工作作了具体规定。若各省市教育厅局主管区域辖有战区，则“于其辖境内或境外比较安全之地区，择定若干原有学校，即速量加扩或布置简单临时校舍，以为必要时收容战区学生受课之用，不得延误”。由于多方积极配合，加上各所学校师生员工的努力，从整体上来看，高校的内迁取得了很大成功。据统计，抗战八年间，加入内迁队列的全国高校累计达100余所，搬迁校次近200次之多。抗战时期，不仅完成了高等教育的战略大转移，而且为适应战时需要和保证教育质量，国民政府还对高等教育制度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变革。
第二，国立中学的创设。受当时国民政府体制限制，教育部并不直接对中等教育和国民教育进行办理，而仅负责政策方针与相应法规的制定，同时监督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办理。“九·一八事变”后，为安置流亡关内的东北青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4年设立了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国立中学的设立由此而始。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的大片国土沦丧日军之手，越来越多的师生被迫迁居后方。为了救济流亡到后方的中等学校师生，国民政府在1937年底即开始在后方安全地区设立多所国立中学。从1937年冬至1944年，国民政府先后在河南、陕西、甘肃、四川、贵州、广西、青海、宁夏、绥远、重庆等省市创设28所国立中学，国立边疆学校、国立华侨中学3所，国立专科以上学校附设中学16所。另外，还开办了国立各类师范学校22所及各种职业学校28所。国立中学是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而逐步设立起来的，是教育部在战争非常时期直接开办中等教育的开端。这些国立中等学校的设立，给战区的教师与学生提供了就业与就学的机会，同时也为抗战事业培养了不少中等建设人才。
第三，贷金及公费制度的实行。由于战争的破坏，许多学生的家乡早已沦陷，他们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连基本的生活都没有保障。为了让学生们能够安心学习，国民政府教育部自1938年颁发了《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其规定“公立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家在战区，费用来源断绝，经确切证明必须救济者，得向所在学校申请贷金”，此为贷金制设立之始。贷金包括饮食及衣服等各项费用，学校免费提供住宿。随着贷金覆盖范围的扩大，非战区家庭困难的学生也可以获得贷金。后来由于法币贬值以及贷金制度实行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贷金制度很难在继续实施下去。按照学科专业的不同来决定公费生的资助种类及名额，改贷金制度为公费制度。
从以上的举措可以看出，国民政府为应变抗战，在教育方面努力实现三方面的目的：一是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集中教育方面的财力、物力和智力来加强教育管理，提高教育质量，注意传授抗战急需知识和培养抗战人才；二是实现“战时须作平时看”之发展教育事业的目标，国民政府在尽力地保证中国教育事业正常发展，使其不致因战争而中断，并且企求利用战争时期对全国教育进行一定的整顿和调整。三是作为国家政权保障的事业之一，国民政府将战时的着眼点定位在“不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的角度，这样才能在调整有关教育目标和措施之时，既照顾到战时抗敌之需，也能放眼于战后建设之必要，尽管这些规定和措施有借机加强对教育领域的一党专制主义控制的考虑，但这些条文或政策不仅汇集了教育工作者和专家学者们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从战争时期的实际出发，有利于促进全国教育有计划、有秩序的发展，对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故能够成为抗战时期教育工作的指南。
从以上可以看出，高校内迁的直接原因是日侵略者对高校及其工作人员的迫害，而抗战教育思潮的兴起为高校提供了舆论和思想上的支持，同时，国民政府及其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则为高校师生提供了物质生活的支持和保障。八年抗战期间，虽然国民政府时时出现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导向及行动，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国统区广大民主爱国人士及人民群众的要求及推动下，国民政府在教育上基本没有偏离抗战的轨道，从教育政策的制定及其在教育各界的实施都表现出这一点，可以说国民政府的战时高教政策为高校内迁的进行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指向和思想的指导以及物质上的帮助。
【参考文献】
[1]孙正邦.六十年来的中国教育[M].台北：台湾中正书局，1971
[2]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作者简介：于思雨（1992年12月—）女，吉林辽源人，长江大学文学院2011级历史专业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