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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雄安新区；中六东遗址；唐代墓葬；清代墓葬；白洋淀
【摘要】中六东遗址位于河北省安新县大王镇中六村东的农田中，2017年在对雄安新区全域进行文物调查时发现。2018年5—6月对之前勘探发现的10处遗迹进行了考古发掘，包括4座唐墓、4座清墓、1座汉代砖瓦窑和1眼汉代水井。中六东遗址的发现丰富了该地区的考古资料，对研究该地区多个历史时期物质生活、丧葬习俗、文化艺术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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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受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雄安新区起步区考古勘察与试掘报告整理研究”资助（项目编号：HB20KG0001）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为延续雄安新区历史文脉，切实做好新区文物保护工作，为雄安新区的科学规划和稳步建设提供依据，按照国家文物局要求，河北省文物局组织成立了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现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为主体的雄安新区联合考古队，对雄安新区全域进行了系统的文物调查。调查中，在安新县大王镇中六村东的农田中发现了古代遗存，并命名为“中六东遗址”。
中六东遗址位于中六村与白洋淀之间，西距中六村500米，东距白洋淀200米，南距安新县城3.5公里（图一）。2018年初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发现8座墓葬、1眼水井和1座陶窑，但未发现文化层。为进一步搞清遗址的年代和文化内涵，更好地服务雄安新区建设，2018年5—6月，联合考古队对中六东遗址之前勘探发现的10处遗迹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为180平方米。发掘显示，所有遗迹均遭不同程度的破坏，原开口层位不详，现均开口于耕土层下。现将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此次发掘的墓葬共8座，编号2018AZM1—M8（简称M1—M8），包括唐墓4座（M2、M3、M5、M7）和清墓4座（M1、M4、M6、M8）。下面主要对唐墓的具体发掘情况进行介绍。
1. M2为带墓道单砖室墓，方向约192°。南距M1约1米，西南距M8约16米，东北距M3约7.5米。由墓道、封门、墓室三部分组成，平面呈刀把形。被盗扰严重，整体保存较差，墓室上半部已不存，土圹长约6.78米，宽约2.76米，残深约1.1米（图二）。
墓道长斜坡式，位于墓葬南部。长约3.34米，宽约1.28米，最深处约0.98米。
墓门位于墓道北端，进深约0.32米，宽约0.95米，残高约1.17米。两侧墙壁采用南北向顺砖错缝平铺：西侧现存18层，东侧现存17层，均自12层开始起券。封门为内外两层，均用东西向顺砖错缝平砌而成，厚约0.3米。封门砖自墓底起现存18层，残高0.94～ 1.17米。封门砖均为模制泥质灰陶砖，有两种规格，一种为30.5厘米×16厘米×6厘米，另一种为25.5厘米×13厘米×4厘米。券顶处封门砖加工出缺口，以便与券顶契合。
墓室平面呈马蹄形，长约2.67米，宽约1.06～1.89米，残高约1.06米。墓壁均采用5层平顺砖、1层侧立丁砖交替砌筑的砌法，丁砖大部分为半砖。东、西两壁分别残存15层和14层砌砖，均自第12层起券。墓底基本采用南北向顺砖平铺，变形较严重，铺地砖延伸至墓道口。棺床位于墓室西侧，为土砌，表面用单层砖东西向错缝平铺，东侧和南侧各用一列顺砖包边，长约2.31米，宽约0.78～1.18米，高约5厘米。墓砖均为模制泥质灰陶砖，正面饰细绳纹，其他面为素面，采集标本3件，规格分别为26.8厘米×16.2厘米×5.8厘米、32.4厘米×15.5厘米×5.6厘米、26.4厘米×13.2厘米×4.4厘米。
东壁下出土1件铁三足炉，北、西壁下各出土1件陶罐。
铁三足炉1件。M2∶1，锈蚀严重。盘口，直腹，圜底，三柱足。唇上有一桥状耳，与耳相对的一侧有一横向棒状柄。口径17.34厘米，通高17.6厘米，耳宽7.6厘米，柄残长5厘米，足高6.8厘米（图三，1）。
陶罐2件。均为泥质灰陶，直口，方圆唇，短颈，溜肩，弧腹，平底。肩部有两个对称的圆形穿孔，孔径2厘米。內外壁有轮制痕迹。M2∶2，腹部以下饰凹弦纹。口外径18.5厘米，口内径16.2厘米，最大腹径30厘米，底径15.2厘米，通高28.7厘米，壁厚0.92～1.04厘米，底厚0.84厘米（图三，2）。M2∶3，素面，口部内侧有一周凹槽。口外径15.6厘米，口内径12.8厘米，最大腹径26.4厘米，底径14.4厘米，通高20.8厘米，壁厚0.98～1.27厘米，底厚1.16厘米（图三，3）。
2. M3为带墓道单砖室墓，方向约180°。西北距M7约7.2米，西南距M2约7.5米。由墓道、封门、墓室三部分组成，平面略呈刀把形，保存较差，仅存底部。土圹长约4.55米，宽约2.24米，残深约0.42米（图四）。
墓道呈长方形斜坡状，位于墓葬南部，残长约1.6米，宽约1.04米，最深处约0.42米。
墓门位于墓道北端，进深约0.3米，宽约0.62米。东、西两侧墙壁用南北向顺砖错缝平砌，分别残存7层和3层。封门砖为细绳纹砖，残存4层，最下面一层为平铺砖，其上3层砌成“人”字形，残高约0.21米。
墓室平面近马蹄形，内长约2.18米，最宽处约1.64米，最窄处约0.45米。墓壁均为顺砖错缝平砌，残砖最高7层，高约0.37米，最低3层，高约0.13米。墓底东侧有两处扰坑，铺砖破坏严重。残存铺地砖尺寸不一，整砖和残砖均有。采集2件墓砖标本，均为模制泥质灰陶砖，正面饰细绳纹，其他面为素面。M3砖∶1，长31.6厘米，宽15.7厘米，厚5.4厘米。M3砖∶2，长34.2厘米，宽16.8厘米，厚6厘米。 仅在墓道东北角紧邻封门砖处出土1件陶罐。M3∶1，泥质灰陶，直口，方唇，溜肩，鼓腹，平底，素面。口部内侧有1周凹槽，肩部有两道凹弦纹，腹部下方有刮削痕迹，内外壁均有轮制痕迹。口外径12.88厘米，口内径11.9厘米，最大腹径22.5厘米，底径13.2厘米，通高13.4厘米，壁厚0.66～0.92厘米，底厚1厘米（图三，4）。
3.M5为圆形竖穴砖室墓，方向197°。东北距M4约5.5米，西南距M6约6米，西南距M7约7.5米，南距M3约12米。墓室平面近圆形，墓室上部被破坏无存。土圹长径2.73米，短径2.62米。砖室外长径约2.56米，短径约2.46米；砖室内长径约2.14米，短径约2.08米。墓壁为墓砖错缝平砌而成，多为残砖，最高残存10层，从墓底开始起券。棺床呈“凹”字形，由4层砖砌筑而成，高约0.3米。床面为残砖铺成，无明显的铺砌规律。“凹”字形缺口处长约0.66米，宽约0.62米，深0.54米，底部无铺砖。棺床中部有两具人骨，头向西，保存较差，经初步鉴定，北侧人骨为女性，南侧人骨为男性。根据出土于墓主头顶的铜镜上发现的席纹推测，原用草席作为葬具（图五）。
墓内出土有瓷三足炉1件、瓷碗1件、陶盘1件、铜镜1枚、铜簪1件、铭文砖1块。现介绍如下。
瓷三足炉1件。M5∶1，出土于人骨头部偏南处，口部及足部略有残缺。侈口，圆唇，斜直腹，平底，底部有三足。灰白胎，外壁施白釉，底部无釉。口径12.45厘米，通高7.95厘米，壁厚0.62～0.72厘米，底厚1.05厘米（图三，5）。
瓷碗1件，出土于棺床西南部。M5∶4，残，可复原。敛口，方圆唇，鼓腹，平底微内凹。灰白胎，施白釉，内壁满釉，外壁釉不到底。口径11.5厘米，底径7.6厘米，通高5.7厘米，壁厚0.4～0.9厘米，底厚0.5～1厘米（图三，6）。
陶盘1件，出土于棺床西南部。M5∶2，残缺较多。泥质灰陶，侈口，方圆唇，弧腹，平底，素面。口径42厘米，底径32.4厘米，通高6.6厘米，壁厚0.8厘米，底厚1.14厘米（图三，7）。
铜镜1件，出土于北侧人骨头顶上方。M5∶3，圆形，三角形缘，镜面略外鼓，半球形钮。镜背以双弦纹为界分为内外两区，内区饰石榴花纹，外区饰缠枝花卉纹。直径9厘米，厚0.3厘米；钮径1厘米，钮高0.6厘米；缘宽0.1～0.5厘米，缘厚0.5厘米（图三，8）。
铜簪1件，出土于北侧人骨头顶上方。M5∶5，锈蚀严重，断裂为多截。
铭文砖1件，出土于棺床的凹缺处。M5∶6，泥质灰陶，模制。正面素面，墨书33字，字迹较模糊，部分可识读：“天宝八载二月二日上谷郡容城县□□□德义里□风礼□□□□地埋在此□□”。背面饰粗绳纹。长35.1厘米，宽17.16厘米，厚4.92厘米。
4.M7为带墓道长方形砖室墓，方向194°。位于发掘区中部，南距M2约12.5米，东南距M3约7.2米，西北部被M6打破。由墓道、封门、墓室三部分组成，平面略呈“甲”字形。保存情况较差，仅存墓底和部分墓壁。土圹长3.16米，宽2.64米，深0.4米（图六）。
墓道呈长方形斜坡状，位于墓室南部。长约0.83米，宽约1米，深0.3米。
墓门位于墓道北端。进深0.32米，宽0.83米，残高0.27米。残存3层呈“人”字形垒砌的封门砖。封门砖尺寸为32厘米×16厘米×5.5厘米。
墓室平面近弧边长方形，西北部已不存。长约2.5米，宽约2.1米。四壁为墓砖错缝平砌而成：东壁残存5层，高约0.3米；西壁残存6层，高0.34米。墓砖为模制泥质灰陶砖，正面饰细绳纹，其他面为素面。采集标本1件，长30.2厘米，宽19.6厘米，厚5.6厘米。棺床位于墓室北半部，长约2.17米，宽约1.23米，高约0.18米，表面用整砖和残砖铺成，无明显铺排规律，南侧有3层东西向顺砖错缝平铺的包边。
仅在棺床东南角出土陶碗1件。M7∶1，泥質灰陶，敞口，方圆唇，斜腹微弧，平底，素面。口径13.76厘米，底径9.2厘米，通高3.2厘米，壁厚0.72厘米，底厚0.42厘米（图三，9）。
J1位于发掘区最北部，东南距M4约32米。井口平面近圆形，距地表约0.3米，直径约0.85米，残深约3.6米。井壁为砖瓦混砌而成，自上而下用料和砌法有所不同：自井口至深0.34米处用碎瓦“人”字形砌筑6层；深0.34～2.78米处用53层砖错缝平砌；深2.78～ 3.52米处依次用1层侧立砖和2层竖立砖砌筑，井底为圜形（图七）。填土中见有釜、瓮、盆等陶器残片和蚌壳，以及残砖、瓦片，底部出土3件可复原的夹蚌红陶罐。井砖为模制泥质灰陶砖，采集标本1件，素面，一面有抹光痕迹，长27.5厘米，宽13.9厘米，高5厘米。 陶罐3件。均为夹蚌红陶，平沿，溜肩，鼓腹，沿面有凹槽。J1∶1，侈口，圆唇，近圜底，腹部饰3周凹弦纹，近底部有2处破洞。口外径12.4厘米，最大腹径26.2厘米，通高21.2厘米，壁厚0.33～0.56厘米，底厚0.4厘米（图八，1）。J1∶2，微侈口，方圆唇，平底，表面饰弦纹，多已模糊不清。口外径12.4厘米，最大腹径27.2厘米，底径约9.2厘米，通高20.8厘米，壁厚0.45～0.65厘米，底厚0.8厘米（图八，2）。J1∶3，直口，方圆唇，平底。表面纹饰多模糊不清，肩部饰一周纹饰并钻有一孔，近底部有2处破洞。口外径13.2厘米，最大腹径26.88厘米，底径9厘米，通高19.8厘米，壁厚0.4～ 0.83厘米，底厚0.8厘米（图八，3）。
陶釜1件。J标本∶1，夹蚌红陶，轮制，底部残缺。侈口，方尖唇，束颈，鼓腹，肩部有轮制痕迹。口径32厘米，残高18厘米，壁厚0.7～1.2厘米（图八，4）。
陶瓮2件。均为口沿残片，泥质灰陶，轮制。直口，直颈，广肩。颈外有2周凸棱，外壁施黑色陶衣。J标本∶2，尖唇，短颈，口沿内壁有一周凸棱。口径29.8厘米，残高8.4厘米，壁厚0.8～1.2厘米（图八，5）。J标本∶4，沿内卷，红色胎。残长13.9厘米，残宽7.8厘米，壁厚1厘米。
陶盆2件。均为口沿残片，泥质灰陶，轮制拉胚成形。侈口，圆唇，斜直壁，沿上有一周凹弦纹。J标本∶3，沿外翻，唇下垂，沿下内壁有两周凹弦纹。口径52.2厘米，残高14.4厘米，壁厚0.9～1.2厘米（图八，6）。J标本∶5，折沿，腹部内收，沿下器壁上有一直径0.5厘米的钻孔。残长11.55厘米，残宽4.56厘米，壁厚1.3厘米。
丽蚌1件。J标本∶6，丽蚌右扇。长11.7厘米，宽7.9厘米，厚2.9厘米。
Y1开口距地表0.24米，方向177°。由操作坑、窑室和烟道组成，保存较差，东北角被M8打破，顶部大部分不存。从残存部分看，窑顶由草拌泥混合土坯及少量砖块砌成，分为2层，上层6厘米，下层11厘米，中间有一层厚0.25～0.3米的隔土。整个窑室和烟道由一层红烧土包裹，两侧红烧土厚0.16～ 0.2米，烟道口处最厚，约0.53米（图九）。
操作坑位于南部，平面呈曲尺形，开口被破坏，南侧有台阶，底部为一浅方坑。最长处约2.07米，宽约1.22～1.9米，深约0.92米。
窯室位于操作坑以北，由窑门、火膛和窑床组成。平面呈马蹄形，长约3.6米，最宽处约1.96米。窑门位于最南端，进深约0.95米，宽约0.42米，高约0.45米。火膛略呈半圆形，直径约1.8米，深约0.7米。窑床位于北部，其上还有大量未完全烧好的瓦片。按照瓦片的摆放情况可推测，窑内可摆放5排瓦，每排6组，每组由左右各3片瓦扣合摆放，每层180片。
烟道位于最北侧，推测原有3个，呈“品”字形分布，现存西侧与北侧烟道。西侧烟道呈水平状，直接与窑室相接，破坏严重，长约0.25米，宽约0.16米，深约0.3米；北侧烟道为曲尺形，总长约0.67米，宽约0.16米，残高0.29～0.33米，壁厚2.5～3厘米。
窑内出土陶瓦均为模制泥质灰陶板瓦，正面饰细绳纹，部分纹饰被抹平，背面饰由布纹和菱形纹组成的复合纹。采集标本2件。Y1瓦∶1，长47.8厘米，母口残宽31.8厘米，子口宽29.8厘米，厚1.8厘米。Y1瓦∶2，长51厘米，母口宽29.7厘米，子口宽28.5厘米，厚1.7厘米。
除陶瓦外，窑址内还出土有1件陶球和2件略呈圆形的陶片。
陶球Y1∶1，近圆球形，实心，直径2.1厘米。
近圆形陶片均为夹砂红陶，素面。Y1∶2，直径1.8～2厘米，厚0.8厘米。Y1∶3，直径2.3厘米，厚0.65厘米。
中六东遗址虽破坏较严重，文化层不甚明显，但通过科学试掘，可以较为全面地认识遗址的年代和文化内涵。
1.汉代遗存以J1和Y1为代表。
J1出土的3件陶罐形制与北京房山南正遗址M17∶5及M14∶2[1]接近，胡娟在毕业论文《北京地区东汉晚期至西晋时期墓葬研究》[2]中将该类陶罐的年代定为东汉晚期，再结合水井的形制和用料特征，可初步推断J1的年代为东汉晚期。
Y1窑室呈马蹄形，现存2个烟道（推测原有3个烟道）的形制，与湖南常德市城区东汉早中期砖窑Y1[3]、河南洛阳九都路南洛阳电视台院内西汉晚期至东汉砖瓦窑Y5[4]相同，其烧制的细绳纹板瓦也和洛阳Y5所烧产品一致。在此基础上，结合李清临先生在《秦汉时期砖瓦窑研究》中对砖瓦窑的分期[5]，可以推测中六东遗址的Y1为西汉后期至东汉早中期的遗存。
2.唐代遗存以M2、M3、M5和M7为代表。M2、M3均为刀把形砖室墓，墓室为马蹄形，与河北蠡县王庄唐墓M1[6]、河北黄骅齐家务唐墓M2[7]形制相似。且M2出土的2件陶罐与河北元氏南白楼唐墓M5出土的2件陶罐[8]形制相同，M3出土的陶罐与河北黄骅齐家务唐墓M1出土的陶罐[7]形制相同。故将M2、M3的年代初步定为唐代。M5出土的铭文砖上有“天宝八载”纪年，故M5应为唐代天宝年间墓葬。M7为土坑竖穴砖室墓，墓室平面近弧长方形，墓砖为细绳纹砖，与河北黄骅齐家务唐墓M3[7]的形制相同，推测年代也为唐代。 3.此次发掘的4座清代墓葬分别为M1、M4、M6、M8，其中M6打破M7，M8打破Y1。具体来看，M1、M6、M8为长方形竖穴木棺墓，M4为长方形砖室木棺墓，方向150°～ 162°，均被盗扰严重，仅存少量棺木残块和白灰颗粒，推测原有白灰面铺地。各墓内人骨保存均较差，仅M1内人骨可辨识：东侧为一中年男性，西侧为一中年女性。M4墓底为素面灰砖南北向错缝平铺而成。M8土圹北端的木棺外出土模制泥质灰陶朱砂瓦1件（M8∶1），正面素面，有墨书文字，模糊无法识读，背面饰布纹。4座墓葬中均出土少量纪年铜钱，其中M1出土2枚康熙通宝，M4出土11枚乾隆通宝，M6出土2枚乾隆通宝，M8出土2枚康熙通宝和1枚顺治通宝，故M1、M8年代应不早于康熙年间，M4、M6应不早于乾隆年间。
中六东遗址发现的唐代墓葬种类多样，反映了该地区唐代丧葬习俗的多样性。尤其M5中出土的铭文砖明确记载了该墓葬的年代和位置，在研究唐代河北地区行政区划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该墓出土的文物也可以成为该地区唐代遗存分期断代的标尺。Y1的发现为研究汉代砖瓦窑的形制结构、装烧工艺及装烧量提供了新的资料。另外，由于遗址靠近白洋淀大堤，又有汉、唐、清三代多种遗存的分布，为探讨历史上白洋淀的范围和变迁提供了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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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房山南正遺址：拒马河流域战国以降时期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2]胡娟.北京地区东汉晚期至西晋时期墓葬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8.
[3]常德市文物处，常德市博物馆.湖南常德市城区发现汉代砖窑[J].江汉考古，1998（2）：16—17.
[4]洛阳市文物工作队.东周王城战国至汉代陶窑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2004（7）：41—54.
[5]李清临.秦汉时期砖瓦窑研究[J].考古与文物，2014（2）：59—81.
[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所，蠡县文物保管所.河北蠡县王庄唐代墓群发掘简报[J].文物春秋，2015（5）：35—43.
[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黄骅市博物馆.河北黄骅发现的两处古墓葬[J].文物春秋，2019（6）：77—83.
[8]武汉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河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元氏县博物馆.河北元氏县南白楼墓地唐代墓葬发掘简报[J].考古，2018（8）：77—94.
〔编辑：迟畅；责任编辑：成彩虹〕
【摘要】中六东遗址位于河北省安新县大王镇中六村东的农田中，2017年在对雄安新区全域进行文物调查时发现。2018年5—6月对之前勘探发现的10处遗迹进行了考古发掘，包括4座唐墓、4座清墓、1座汉代砖瓦窑和1眼汉代水井。中六东遗址的发现丰富了该地区的考古资料，对研究该地区多个历史时期物质生活、丧葬习俗、文化艺术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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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受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雄安新区起步区考古勘察与试掘报告整理研究”资助（项目编号：HB20KG0001）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为延续雄安新区历史文脉，切实做好新区文物保护工作，为雄安新区的科学规划和稳步建设提供依据，按照国家文物局要求，河北省文物局组织成立了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现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为主体的雄安新区联合考古队，对雄安新区全域进行了系统的文物调查。调查中，在安新县大王镇中六村东的农田中发现了古代遗存，并命名为“中六东遗址”。
中六东遗址位于中六村与白洋淀之间，西距中六村500米，东距白洋淀200米，南距安新县城3.5公里（图一）。2018年初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发现8座墓葬、1眼水井和1座陶窑，但未发现文化层。为进一步搞清遗址的年代和文化内涵，更好地服务雄安新区建设，2018年5—6月，联合考古队对中六东遗址之前勘探发现的10处遗迹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为180平方米。发掘显示，所有遗迹均遭不同程度的破坏，原开口层位不详，现均开口于耕土层下。现将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一、墓葬
此次发掘的墓葬共8座，编号2018AZM1—M8（简称M1—M8），包括唐墓4座（M2、M3、M5、M7）和清墓4座（M1、M4、M6、M8）。下面主要对唐墓的具体发掘情况进行介绍。
1. M2为带墓道单砖室墓，方向约192°。南距M1约1米，西南距M8约16米，东北距M3约7.5米。由墓道、封门、墓室三部分组成，平面呈刀把形。被盗扰严重，整体保存较差，墓室上半部已不存，土圹长约6.78米，宽约2.76米，残深约1.1米（图二）。
墓道长斜坡式，位于墓葬南部。长约3.34米，宽约1.28米，最深处约0.98米。
墓门位于墓道北端，进深约0.32米，宽约0.95米，残高约1.17米。两侧墙壁采用南北向顺砖错缝平铺：西侧现存18层，东侧现存17层，均自12层开始起券。封门为内外两层，均用东西向顺砖错缝平砌而成，厚约0.3米。封门砖自墓底起现存18层，残高0.94～ 1.17米。封门砖均为模制泥质灰陶砖，有两种规格，一种为30.5厘米×16厘米×6厘米，另一种为25.5厘米×13厘米×4厘米。券顶处封门砖加工出缺口，以便与券顶契合。
墓室平面呈马蹄形，长约2.67米，宽约1.06～1.89米，残高约1.06米。墓壁均采用5层平顺砖、1层侧立丁砖交替砌筑的砌法，丁砖大部分为半砖。东、西两壁分别残存15层和14层砌砖，均自第12层起券。墓底基本采用南北向顺砖平铺，变形较严重，铺地砖延伸至墓道口。棺床位于墓室西侧，为土砌，表面用单层砖东西向错缝平铺，东侧和南侧各用一列顺砖包边，长约2.31米，宽约0.78～1.18米，高约5厘米。墓砖均为模制泥质灰陶砖，正面饰细绳纹，其他面为素面，采集标本3件，规格分别为26.8厘米×16.2厘米×5.8厘米、32.4厘米×15.5厘米×5.6厘米、26.4厘米×13.2厘米×4.4厘米。
东壁下出土1件铁三足炉，北、西壁下各出土1件陶罐。
铁三足炉1件。M2∶1，锈蚀严重。盘口，直腹，圜底，三柱足。唇上有一桥状耳，与耳相对的一侧有一横向棒状柄。口径17.34厘米，通高17.6厘米，耳宽7.6厘米，柄残长5厘米，足高6.8厘米（图三，1）。
陶罐2件。均为泥质灰陶，直口，方圆唇，短颈，溜肩，弧腹，平底。肩部有两个对称的圆形穿孔，孔径2厘米。內外壁有轮制痕迹。M2∶2，腹部以下饰凹弦纹。口外径18.5厘米，口内径16.2厘米，最大腹径30厘米，底径15.2厘米，通高28.7厘米，壁厚0.92～1.04厘米，底厚0.84厘米（图三，2）。M2∶3，素面，口部内侧有一周凹槽。口外径15.6厘米，口内径12.8厘米，最大腹径26.4厘米，底径14.4厘米，通高20.8厘米，壁厚0.98～1.27厘米，底厚1.16厘米（图三，3）。
2. M3为带墓道单砖室墓，方向约180°。西北距M7约7.2米，西南距M2约7.5米。由墓道、封门、墓室三部分组成，平面略呈刀把形，保存较差，仅存底部。土圹长约4.55米，宽约2.24米，残深约0.42米（图四）。
墓道呈长方形斜坡状，位于墓葬南部，残长约1.6米，宽约1.04米，最深处约0.42米。
墓门位于墓道北端，进深约0.3米，宽约0.62米。东、西两侧墙壁用南北向顺砖错缝平砌，分别残存7层和3层。封门砖为细绳纹砖，残存4层，最下面一层为平铺砖，其上3层砌成“人”字形，残高约0.21米。
墓室平面近马蹄形，内长约2.18米，最宽处约1.64米，最窄处约0.45米。墓壁均为顺砖错缝平砌，残砖最高7层，高约0.37米，最低3层，高约0.13米。墓底东侧有两处扰坑，铺砖破坏严重。残存铺地砖尺寸不一，整砖和残砖均有。采集2件墓砖标本，均为模制泥质灰陶砖，正面饰细绳纹，其他面为素面。M3砖∶1，长31.6厘米，宽15.7厘米，厚5.4厘米。M3砖∶2，长34.2厘米，宽16.8厘米，厚6厘米。 仅在墓道东北角紧邻封门砖处出土1件陶罐。M3∶1，泥质灰陶，直口，方唇，溜肩，鼓腹，平底，素面。口部内侧有1周凹槽，肩部有两道凹弦纹，腹部下方有刮削痕迹，内外壁均有轮制痕迹。口外径12.88厘米，口内径11.9厘米，最大腹径22.5厘米，底径13.2厘米，通高13.4厘米，壁厚0.66～0.92厘米，底厚1厘米（图三，4）。
3.M5为圆形竖穴砖室墓，方向197°。东北距M4约5.5米，西南距M6约6米，西南距M7约7.5米，南距M3约12米。墓室平面近圆形，墓室上部被破坏无存。土圹长径2.73米，短径2.62米。砖室外长径约2.56米，短径约2.46米；砖室内长径约2.14米，短径约2.08米。墓壁为墓砖错缝平砌而成，多为残砖，最高残存10层，从墓底开始起券。棺床呈“凹”字形，由4层砖砌筑而成，高约0.3米。床面为残砖铺成，无明显的铺砌规律。“凹”字形缺口处长约0.66米，宽约0.62米，深0.54米，底部无铺砖。棺床中部有两具人骨，头向西，保存较差，经初步鉴定，北侧人骨为女性，南侧人骨为男性。根据出土于墓主头顶的铜镜上发现的席纹推测，原用草席作为葬具（图五）。
墓内出土有瓷三足炉1件、瓷碗1件、陶盘1件、铜镜1枚、铜簪1件、铭文砖1块。现介绍如下。
瓷三足炉1件。M5∶1，出土于人骨头部偏南处，口部及足部略有残缺。侈口，圆唇，斜直腹，平底，底部有三足。灰白胎，外壁施白釉，底部无釉。口径12.45厘米，通高7.95厘米，壁厚0.62～0.72厘米，底厚1.05厘米（图三，5）。
瓷碗1件，出土于棺床西南部。M5∶4，残，可复原。敛口，方圆唇，鼓腹，平底微内凹。灰白胎，施白釉，内壁满釉，外壁釉不到底。口径11.5厘米，底径7.6厘米，通高5.7厘米，壁厚0.4～0.9厘米，底厚0.5～1厘米（图三，6）。
陶盘1件，出土于棺床西南部。M5∶2，残缺较多。泥质灰陶，侈口，方圆唇，弧腹，平底，素面。口径42厘米，底径32.4厘米，通高6.6厘米，壁厚0.8厘米，底厚1.14厘米（图三，7）。
铜镜1件，出土于北侧人骨头顶上方。M5∶3，圆形，三角形缘，镜面略外鼓，半球形钮。镜背以双弦纹为界分为内外两区，内区饰石榴花纹，外区饰缠枝花卉纹。直径9厘米，厚0.3厘米；钮径1厘米，钮高0.6厘米；缘宽0.1～0.5厘米，缘厚0.5厘米（图三，8）。
铜簪1件，出土于北侧人骨头顶上方。M5∶5，锈蚀严重，断裂为多截。
铭文砖1件，出土于棺床的凹缺处。M5∶6，泥质灰陶，模制。正面素面，墨书33字，字迹较模糊，部分可识读：“天宝八载二月二日上谷郡容城县□□□德义里□风礼□□□□地埋在此□□”。背面饰粗绳纹。长35.1厘米，宽17.16厘米，厚4.92厘米。
4.M7为带墓道长方形砖室墓，方向194°。位于发掘区中部，南距M2约12.5米，东南距M3约7.2米，西北部被M6打破。由墓道、封门、墓室三部分组成，平面略呈“甲”字形。保存情况较差，仅存墓底和部分墓壁。土圹长3.16米，宽2.64米，深0.4米（图六）。
墓道呈长方形斜坡状，位于墓室南部。长约0.83米，宽约1米，深0.3米。
墓门位于墓道北端。进深0.32米，宽0.83米，残高0.27米。残存3层呈“人”字形垒砌的封门砖。封门砖尺寸为32厘米×16厘米×5.5厘米。
墓室平面近弧边长方形，西北部已不存。长约2.5米，宽约2.1米。四壁为墓砖错缝平砌而成：东壁残存5层，高约0.3米；西壁残存6层，高0.34米。墓砖为模制泥质灰陶砖，正面饰细绳纹，其他面为素面。采集标本1件，长30.2厘米，宽19.6厘米，厚5.6厘米。棺床位于墓室北半部，长约2.17米，宽约1.23米，高约0.18米，表面用整砖和残砖铺成，无明显铺排规律，南侧有3层东西向顺砖错缝平铺的包边。
仅在棺床东南角出土陶碗1件。M7∶1，泥質灰陶，敞口，方圆唇，斜腹微弧，平底，素面。口径13.76厘米，底径9.2厘米，通高3.2厘米，壁厚0.72厘米，底厚0.42厘米（图三，9）。
二、水井遗址
J1位于发掘区最北部，东南距M4约32米。井口平面近圆形，距地表约0.3米，直径约0.85米，残深约3.6米。井壁为砖瓦混砌而成，自上而下用料和砌法有所不同：自井口至深0.34米处用碎瓦“人”字形砌筑6层；深0.34～2.78米处用53层砖错缝平砌；深2.78～ 3.52米处依次用1层侧立砖和2层竖立砖砌筑，井底为圜形（图七）。填土中见有釜、瓮、盆等陶器残片和蚌壳，以及残砖、瓦片，底部出土3件可复原的夹蚌红陶罐。井砖为模制泥质灰陶砖，采集标本1件，素面，一面有抹光痕迹，长27.5厘米，宽13.9厘米，高5厘米。 陶罐3件。均为夹蚌红陶，平沿，溜肩，鼓腹，沿面有凹槽。J1∶1，侈口，圆唇，近圜底，腹部饰3周凹弦纹，近底部有2处破洞。口外径12.4厘米，最大腹径26.2厘米，通高21.2厘米，壁厚0.33～0.56厘米，底厚0.4厘米（图八，1）。J1∶2，微侈口，方圆唇，平底，表面饰弦纹，多已模糊不清。口外径12.4厘米，最大腹径27.2厘米，底径约9.2厘米，通高20.8厘米，壁厚0.45～0.65厘米，底厚0.8厘米（图八，2）。J1∶3，直口，方圆唇，平底。表面纹饰多模糊不清，肩部饰一周纹饰并钻有一孔，近底部有2处破洞。口外径13.2厘米，最大腹径26.88厘米，底径9厘米，通高19.8厘米，壁厚0.4～ 0.83厘米，底厚0.8厘米（图八，3）。
陶釜1件。J标本∶1，夹蚌红陶，轮制，底部残缺。侈口，方尖唇，束颈，鼓腹，肩部有轮制痕迹。口径32厘米，残高18厘米，壁厚0.7～1.2厘米（图八，4）。
陶瓮2件。均为口沿残片，泥质灰陶，轮制。直口，直颈，广肩。颈外有2周凸棱，外壁施黑色陶衣。J标本∶2，尖唇，短颈，口沿内壁有一周凸棱。口径29.8厘米，残高8.4厘米，壁厚0.8～1.2厘米（图八，5）。J标本∶4，沿内卷，红色胎。残长13.9厘米，残宽7.8厘米，壁厚1厘米。
陶盆2件。均为口沿残片，泥质灰陶，轮制拉胚成形。侈口，圆唇，斜直壁，沿上有一周凹弦纹。J标本∶3，沿外翻，唇下垂，沿下内壁有两周凹弦纹。口径52.2厘米，残高14.4厘米，壁厚0.9～1.2厘米（图八，6）。J标本∶5，折沿，腹部内收，沿下器壁上有一直径0.5厘米的钻孔。残长11.55厘米，残宽4.56厘米，壁厚1.3厘米。
丽蚌1件。J标本∶6，丽蚌右扇。长11.7厘米，宽7.9厘米，厚2.9厘米。
三、窑址
Y1开口距地表0.24米，方向177°。由操作坑、窑室和烟道组成，保存较差，东北角被M8打破，顶部大部分不存。从残存部分看，窑顶由草拌泥混合土坯及少量砖块砌成，分为2层，上层6厘米，下层11厘米，中间有一层厚0.25～0.3米的隔土。整个窑室和烟道由一层红烧土包裹，两侧红烧土厚0.16～ 0.2米，烟道口处最厚，约0.53米（图九）。
操作坑位于南部，平面呈曲尺形，开口被破坏，南侧有台阶，底部为一浅方坑。最长处约2.07米，宽约1.22～1.9米，深约0.92米。
窯室位于操作坑以北，由窑门、火膛和窑床组成。平面呈马蹄形，长约3.6米，最宽处约1.96米。窑门位于最南端，进深约0.95米，宽约0.42米，高约0.45米。火膛略呈半圆形，直径约1.8米，深约0.7米。窑床位于北部，其上还有大量未完全烧好的瓦片。按照瓦片的摆放情况可推测，窑内可摆放5排瓦，每排6组，每组由左右各3片瓦扣合摆放，每层180片。
烟道位于最北侧，推测原有3个，呈“品”字形分布，现存西侧与北侧烟道。西侧烟道呈水平状，直接与窑室相接，破坏严重，长约0.25米，宽约0.16米，深约0.3米；北侧烟道为曲尺形，总长约0.67米，宽约0.16米，残高0.29～0.33米，壁厚2.5～3厘米。
窑内出土陶瓦均为模制泥质灰陶板瓦，正面饰细绳纹，部分纹饰被抹平，背面饰由布纹和菱形纹组成的复合纹。采集标本2件。Y1瓦∶1，长47.8厘米，母口残宽31.8厘米，子口宽29.8厘米，厚1.8厘米。Y1瓦∶2，长51厘米，母口宽29.7厘米，子口宽28.5厘米，厚1.7厘米。
除陶瓦外，窑址内还出土有1件陶球和2件略呈圆形的陶片。
陶球Y1∶1，近圆球形，实心，直径2.1厘米。
近圆形陶片均为夹砂红陶，素面。Y1∶2，直径1.8～2厘米，厚0.8厘米。Y1∶3，直径2.3厘米，厚0.65厘米。
四、相关讨论
中六东遗址虽破坏较严重，文化层不甚明显，但通过科学试掘，可以较为全面地认识遗址的年代和文化内涵。
1.汉代遗存以J1和Y1为代表。
J1出土的3件陶罐形制与北京房山南正遗址M17∶5及M14∶2[1]接近，胡娟在毕业论文《北京地区东汉晚期至西晋时期墓葬研究》[2]中将该类陶罐的年代定为东汉晚期，再结合水井的形制和用料特征，可初步推断J1的年代为东汉晚期。
Y1窑室呈马蹄形，现存2个烟道（推测原有3个烟道）的形制，与湖南常德市城区东汉早中期砖窑Y1[3]、河南洛阳九都路南洛阳电视台院内西汉晚期至东汉砖瓦窑Y5[4]相同，其烧制的细绳纹板瓦也和洛阳Y5所烧产品一致。在此基础上，结合李清临先生在《秦汉时期砖瓦窑研究》中对砖瓦窑的分期[5]，可以推测中六东遗址的Y1为西汉后期至东汉早中期的遗存。
2.唐代遗存以M2、M3、M5和M7为代表。M2、M3均为刀把形砖室墓，墓室为马蹄形，与河北蠡县王庄唐墓M1[6]、河北黄骅齐家务唐墓M2[7]形制相似。且M2出土的2件陶罐与河北元氏南白楼唐墓M5出土的2件陶罐[8]形制相同，M3出土的陶罐与河北黄骅齐家务唐墓M1出土的陶罐[7]形制相同。故将M2、M3的年代初步定为唐代。M5出土的铭文砖上有“天宝八载”纪年，故M5应为唐代天宝年间墓葬。M7为土坑竖穴砖室墓，墓室平面近弧长方形，墓砖为细绳纹砖，与河北黄骅齐家务唐墓M3[7]的形制相同，推测年代也为唐代。 3.此次发掘的4座清代墓葬分别为M1、M4、M6、M8，其中M6打破M7，M8打破Y1。具体来看，M1、M6、M8为长方形竖穴木棺墓，M4为长方形砖室木棺墓，方向150°～ 162°，均被盗扰严重，仅存少量棺木残块和白灰颗粒，推测原有白灰面铺地。各墓内人骨保存均较差，仅M1内人骨可辨识：东侧为一中年男性，西侧为一中年女性。M4墓底为素面灰砖南北向错缝平铺而成。M8土圹北端的木棺外出土模制泥质灰陶朱砂瓦1件（M8∶1），正面素面，有墨书文字，模糊无法识读，背面饰布纹。4座墓葬中均出土少量纪年铜钱，其中M1出土2枚康熙通宝，M4出土11枚乾隆通宝，M6出土2枚乾隆通宝，M8出土2枚康熙通宝和1枚顺治通宝，故M1、M8年代应不早于康熙年间，M4、M6应不早于乾隆年间。
中六东遗址发现的唐代墓葬种类多样，反映了该地区唐代丧葬习俗的多样性。尤其M5中出土的铭文砖明确记载了该墓葬的年代和位置，在研究唐代河北地区行政区划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该墓出土的文物也可以成为该地区唐代遗存分期断代的标尺。Y1的发现为研究汉代砖瓦窑的形制结构、装烧工艺及装烧量提供了新的资料。另外，由于遗址靠近白洋淀大堤，又有汉、唐、清三代多种遗存的分布，为探讨历史上白洋淀的范围和变迁提供了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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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房山南正遺址：拒马河流域战国以降时期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2]胡娟.北京地区东汉晚期至西晋时期墓葬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8.
[3]常德市文物处，常德市博物馆.湖南常德市城区发现汉代砖窑[J].江汉考古，1998（2）：16—17.
[4]洛阳市文物工作队.东周王城战国至汉代陶窑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2004（7）：41—54.
[5]李清临.秦汉时期砖瓦窑研究[J].考古与文物，2014（2）：59—81.
[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所，蠡县文物保管所.河北蠡县王庄唐代墓群发掘简报[J].文物春秋，2015（5）：35—43.
[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黄骅市博物馆.河北黄骅发现的两处古墓葬[J].文物春秋，2019（6）：77—83.
[8]武汉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河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元氏县博物馆.河北元氏县南白楼墓地唐代墓葬发掘简报[J].考古，2018（8）：77—94.
〔编辑：迟畅；责任编辑：成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