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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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中国各地各行业都掀起了放“卫星”的竞赛。按照当时要求，“卫星”集中在农业、工业，尤其钢铁产量方面。文化部门也按捺不住。 当时科学院各研究所报告自己的指标，都以字数计。一个研究所报：我们一年出1000万字！另一个研究所就说，我们一年出1200万字！再一个研究所一合计：我们再加200万字，共计1400万字！（没有成倍叠加，还算不过分）汇报场所，成了你争我抢打擂台的地方。这些数字，其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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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中国各地各行业都掀起了放“卫星”的竞赛。按照当时要求，“卫星”集中在农业、工业，尤其钢铁产量方面。文化部门也按捺不住。
当时科学院各研究所报告自己的指标，都以字数计。一个研究所报：我们一年出1000万字！另一个研究所就说，我们一年出1200万字！再一个研究所一合计：我们再加200万字，共计1400万字！（没有成倍叠加，还算不过分）汇报场所，成了你争我抢打擂台的地方。这些数字，其实是“游戏”，笼而统之“说大话”而已，所以不能具体化，一具体化就会出洋相。
可是，有个研究所在汇报时，就来了个“具体化”。他们说，我们的翻译人员，产量最高，每天能翻译8万字。各研究所的人员，都是弄文字一辈子的主，不用想就知道不可能。结果这话一出来，大家就要求当场表演。据一位参与“表演”者自述：因为是单位领导，大话说出，不得不亲自上阵，否则不能带动他人。他们是这样安排的：表演的头几天，就让参加表演的人反复阅读将要翻译的内容，看的过程，心里便打下翻译文字腹稿，只等运用。到了“表演”那一天，表演者是一上班便埋首疾笔，顾不上吃饭，顾不得下班。“奋战”整整一天，结果距离8万字还差老远老远……这下子，丢脸不说，组织者由于过度操心费力，第二天就病倒了，一直躺了好几天才起床。
（冯友兰/文，摘自《三松堂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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