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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用这句古诗来形容唐弢在文学研究方面的追求再合适不过了。1987年我采访唐弢先生时，唐弢已经74岁高龄，早已“功成名就”，是全国瞩望的著名学者。可他人老心不老，仍在孜孜不倦地搜集资料，忙于完成他的毕生夙愿——鲁迅传记的写作。
“我不想写第11部！”
当时，陆续出版的鲁迅传记已有10部之多。唐弢要写的这部按顺序排列应是第11部，可他跟我说：“我不想写第11部！”他决心超越已有的研究成果，不仅要写出鲁迅作为思想家、文学家的风貌，而且要通过鲁迅这个人把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面貌写出来。他说，法国作家巴比塞写《斯大林传》时，副题就是“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唐弢很喜欢这个副题，这也成为他写鲁迅传记的一个追求。当然这并非易事，不付出极大的努力和艰苦的劳动是不可能做到的。
唐弢也有不少有利的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活动，亲自聆听过鲁迅先生的教诲。当时，唐弢还是一名上海邮局的拣信生，年龄不到20岁。从1932年（时年19岁）开始，他正式接受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教育，同邮局里的年轻职员组织了一个读书会，阅读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和鲁迅的小说、杂文等进步书籍。同时，他还与邮局的一些进步青年一起，背着国民党特务的眼目，秘密地为党员朋友和文艺界进步人士传递信件，有空时也练习写文章投给报刊。1933年，共产党发表共同抗日宣言，工人运动随着转向爱国救亡运动，他就写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散文寄给上海《申报》副刊《自由谈》，还给马彦祥编的天津《益世报》副刊《语林》寄稿。
唐弢开始写散文，后来，因为他喜欢读鲁迅著作，尤其喜欢鲁迅的杂文，就逐渐写起杂文来。他的杂文颇有鲁迅杂文的风骨，以至国民党文人把他的文章当成了鲁迅写的，因为鲁迅先生曾用过一个笔名：唐俟。
1934年1月6日，《申报》副刊《自由谈》编辑黎烈文先生请客，唐弢是被请客人中最年轻的一位，只有20岁。在这次宴会上，令唐弢高兴的是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鲁迅，还见到了郁达夫、林语堂、胡风、阿英、曹聚仁、陈子展、徐懋庸等文学名家。席间，鲁迅跟他开玩笑说：“唐先生写文章让我替你挨骂！”说完，大家都笑了。鲁迅劝他做个业余文学家，认为这样生活比较有保障。鲁迅的话更加坚定了他从事文学写作的决心。有机会同鲁迅先生见面、通信，尤其是经过了上世纪30年代左翼革命文学运动，使唐弢更加认识到鲁迅先生的伟大，鲁迅那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更加增强了他对鲁迅的敬仰。这正是唐弢构思、酝酿写鲁迅传记的思想基础。
锲而不舍的刻苦精神
唐弢是一位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他知识渊博，思维敏捷，既是创作家，又是研究学者。从他1933年6月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第一篇(因为以前的已无从查考)文章《故乡的雨》算起，他从事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已有五六十年的历史，出版的专著比较重要的就有20多种，其中散文集有《落帆集》、《莫斯科抒情及其他》、《生命册上》等；杂文集有《推背集》、《海天集》、《投影集》、《短长书》、《劳薪辑》、《识小录》、《繁弦集》、《春涛集》等，195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唐弢杂文选》；理论集有《文章修养》、《向鲁迅学习》、《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燕雏集》、《海山论集》、《鲁迅的美学思想》、《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情》等；诗歌散文集《劳歌行》等。鲁迅逝世后，唐弢亲自搜集资料，与朋友一起参加《鲁迅全集》初版的编校工作。解放后，由他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及《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后者已译成日文。但他却不以此为满足。
每当说起自己的治学经验，他总是说：“我成名早，底子差，我没有读过正规大学，基础知识缺乏，靠自学求知，基本功不足。我觉得自学一点儿一般知识不难，钻一行也不难，但要做到博而且专，那就难了。我的办法是下苦功边做边学。如果别人写一篇文章用两天时间，我就用4天时间。认真地查资料，认真地写。”唐弢正是靠这种锲而不舍的刻苦精神弥补了自己的不足，成为一位自学成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直到老年，唐弢仍然保持着这种良好的治学作风，从不满足自己的水平，而是抓住一切时机吸收新的知识，以充实自己的知识储备。
与时俱进研究新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文艺界掀起文学观念和方法论的讨论，唐弢十分关心。他认为，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应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不能停止在一个水平上，要有所突破，有所提高，这就要学习和吸收一些新的观念和研究方法。在这个问题上，老专家也不例外，不然就跟不上时代了。
因此，唐弢多年来总是一边做研究工作，一边密切、敏锐地关注着文艺界的动态。即使是有时生病住院，他也要家人把报纸、杂志带给他，一有时间就认真阅览，以获取新的文学信息。尤其可贵的是，唐弢不论接受什么新知识、新方法、新观念，从不生搬硬套，更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是经过自己的思考和消化，拿出自己的看法来，即使遭到一些头脑发热的提倡者的反对，他还是要坚持，并做耐心的解释说明工作。
比如，关于“寻根文学”。当时创作界出现了一股寻根热，理论界和评论界也一起跟着张扬。唐弢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寻根”是移民文学特有的现象，比如，有一个黑人作家写了一部作品《根》，他是从非洲移民到美国的，他要寻根，这是可以理解的。而我们就生活在祖国的大地上，根就在你的脚下，你还要寻什么根呢？
关于方法论问题，唐弢认为，在文学研究中，方法论很重要。过去我们在研究方法上一直是注重立场、观点的研究，而不注重方法论的研究，这是不对的。对于一篇作品或研究论文来说，内容好固然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方法，还是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
从这一点说，唐弢认为当年把“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来是可以的，但一定要介绍得准确、运用得恰当，不能生搬硬套。他认为，有些人在介绍新方法时，存在着一些片面性，他们把方法论只理解为思维方法。思维方法是重要的，但光有这点还不够，艺术方法论至少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维方法，一是表现方法。文艺比别的意识形态更重视形式，形式要讲究表现，在戏剧中就是表演。形式应当丰富多彩，表现方法也应多种多样。例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意识流等等，戏剧的表演体系还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等的区分，他们互相借鉴、相互补充，丰富了戏剧艺术的表现手法，使内容得到更好的体现。可以说，形式与内容是同等重要的。舞蹈靠动作，绘画靠色彩，文学靠语言，每一种艺术如果离开了它赖以生存的表现形式，它自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唐弢说，把思维方法同表现方法结合起来，才能促进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发展，把方法论只说成思维方法，写出来的文章像哲学论文，而不是真正的文学评论。评论文章也应该给人以艺术上的审美感受。有人把阿Q的行为用哲学方法去解释，这样一来，阿Q就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了。还有人把结构主义套在阿Q头上，用这种死的、抽象的方法去分析人物的做法是不合适的。这是唐弢宝贵的经验之谈，也是唐弢对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的深切体会。唐弢的理论文章就写得非常活泼，艺术性很强，使人读起来不感到枯燥乏味，如他写的《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深入浅出，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趣味。
唐弢说：“有人评论我的杂文，认为散文气息较浓。这也许同我的生活经历和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另外，我也有我个人的追求，就是杂文不要写得干巴巴，要写得艺术性强一些。我想，写文艺评论也应该这样。世界上许多有名的文艺评论家本身就是文体家，写评论文章既强调科学性，又注意艺术性。我认为，既然是文艺论文，就应该写得有点儿艺术性。在理论上给人以理智的启发，也在感情上给人以美的享受。”
对年轻学者热情帮助
唐弢不仅做学问认真，为人也非常谦和可亲。平时，他自己要做研究，还要指导前来求教的年轻人的创作与论文，研究所和研究室的活动要参加，社会上的活动也要参加(唐弢曾连续几届当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年轻的学者出书希望他写序，年长的学者(多是他的朋友)出书也希望他写序或写书评，对此，唐弢不好拒绝，却有些应接不暇。
唐弢是一个干什么事都非常认真的人，不论写序或写书评，他必定要通读原稿才肯下笔。遇到文学历史方面的问题，还得去查阅当年的书籍和杂志。唐弢的书多，但因住房狭窄，很多书只能装箱、打捆，摞起来存放或放到床下，因此想要找到一本需要的书或参考资料，不出一身汗是办不到的。有时为找一本书，半天的时间就全泡汤了。所以，唐弢几次说，他年纪大了，做起事来很慢。有时，刚坐下来想构思自己的作品，一个电话，一次来访，就搅乱了思路。一次，我对唐弢说，您想写鲁迅传记，这是个大工程，需要安静的环境，对外面的事情或别人求办的事就推掉一些吧。唐弢看着我笑笑，没有回答。
唐弢对自己很严格，对年轻人却非常热情。我来文学所后，唐弢对我很关心。但是，看到唐弢忙碌的情况，没有特别的事情，我尽量不去打扰唐弢。有一个时期，我和唐弢住在同一个小区。有时看到办公室里唐弢的信件多了就顺便给他带回去。
一天，我去唐弢家把信件带给他。唐弢坐下来，问我今后打算选择什么研究方向？我说，现在研究室里研究小说、诗歌、散文的同志比较多，我想研究戏剧。唐弢说：“那好。现代研究室还没有人研究戏剧，你既然对戏剧感兴趣，作为研究方向是可以的。”
我请教他从哪方面入手？唐弢说：“你先不要急于写文章，先从阅读‘五四’以来的原始资料入手。先了解现代文学的发展状况和戏剧发展的脉络，多读作家的作品，多记笔记，把基础打扎实。此外，还要多看戏。研究戏剧不能只读剧本，还要懂得舞台演出，即使是研究现代戏剧也要关注当代戏剧的发展，不要等别人写成了戏剧史再去读剧本。”唐弢的话对我的启发很大。
我按唐弢的话去做了，一边阅读“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杂志如《新青年》、《小说月报》等，一边阅读小说作家和剧作家的作品选集，有感想就随时记下来。虽然花费了几年的工夫，但对我的研究工作却帮助很大。可以说我后来能够在现代戏剧研究方面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与那几年的阅读和资料储备是分不开的。
1992年，我读到《鲁迅研究月刊》第5期和第6期连载发表唐弢撰写的《鲁迅传——
“我不想写第11部！”
当时，陆续出版的鲁迅传记已有10部之多。唐弢要写的这部按顺序排列应是第11部，可他跟我说：“我不想写第11部！”他决心超越已有的研究成果，不仅要写出鲁迅作为思想家、文学家的风貌，而且要通过鲁迅这个人把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面貌写出来。他说，法国作家巴比塞写《斯大林传》时，副题就是“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唐弢很喜欢这个副题，这也成为他写鲁迅传记的一个追求。当然这并非易事，不付出极大的努力和艰苦的劳动是不可能做到的。
唐弢也有不少有利的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活动，亲自聆听过鲁迅先生的教诲。当时，唐弢还是一名上海邮局的拣信生，年龄不到20岁。从1932年（时年19岁）开始，他正式接受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教育，同邮局里的年轻职员组织了一个读书会，阅读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和鲁迅的小说、杂文等进步书籍。同时，他还与邮局的一些进步青年一起，背着国民党特务的眼目，秘密地为党员朋友和文艺界进步人士传递信件，有空时也练习写文章投给报刊。1933年，共产党发表共同抗日宣言，工人运动随着转向爱国救亡运动，他就写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散文寄给上海《申报》副刊《自由谈》，还给马彦祥编的天津《益世报》副刊《语林》寄稿。
唐弢开始写散文，后来，因为他喜欢读鲁迅著作，尤其喜欢鲁迅的杂文，就逐渐写起杂文来。他的杂文颇有鲁迅杂文的风骨，以至国民党文人把他的文章当成了鲁迅写的，因为鲁迅先生曾用过一个笔名：唐俟。
1934年1月6日，《申报》副刊《自由谈》编辑黎烈文先生请客，唐弢是被请客人中最年轻的一位，只有20岁。在这次宴会上，令唐弢高兴的是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鲁迅，还见到了郁达夫、林语堂、胡风、阿英、曹聚仁、陈子展、徐懋庸等文学名家。席间，鲁迅跟他开玩笑说：“唐先生写文章让我替你挨骂！”说完，大家都笑了。鲁迅劝他做个业余文学家，认为这样生活比较有保障。鲁迅的话更加坚定了他从事文学写作的决心。有机会同鲁迅先生见面、通信，尤其是经过了上世纪30年代左翼革命文学运动，使唐弢更加认识到鲁迅先生的伟大，鲁迅那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更加增强了他对鲁迅的敬仰。这正是唐弢构思、酝酿写鲁迅传记的思想基础。
锲而不舍的刻苦精神
唐弢是一位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他知识渊博，思维敏捷，既是创作家，又是研究学者。从他1933年6月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第一篇(因为以前的已无从查考)文章《故乡的雨》算起，他从事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已有五六十年的历史，出版的专著比较重要的就有20多种，其中散文集有《落帆集》、《莫斯科抒情及其他》、《生命册上》等；杂文集有《推背集》、《海天集》、《投影集》、《短长书》、《劳薪辑》、《识小录》、《繁弦集》、《春涛集》等，195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唐弢杂文选》；理论集有《文章修养》、《向鲁迅学习》、《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燕雏集》、《海山论集》、《鲁迅的美学思想》、《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情》等；诗歌散文集《劳歌行》等。鲁迅逝世后，唐弢亲自搜集资料，与朋友一起参加《鲁迅全集》初版的编校工作。解放后，由他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及《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后者已译成日文。但他却不以此为满足。
每当说起自己的治学经验，他总是说：“我成名早，底子差，我没有读过正规大学，基础知识缺乏，靠自学求知，基本功不足。我觉得自学一点儿一般知识不难，钻一行也不难，但要做到博而且专，那就难了。我的办法是下苦功边做边学。如果别人写一篇文章用两天时间，我就用4天时间。认真地查资料，认真地写。”唐弢正是靠这种锲而不舍的刻苦精神弥补了自己的不足，成为一位自学成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直到老年，唐弢仍然保持着这种良好的治学作风，从不满足自己的水平，而是抓住一切时机吸收新的知识，以充实自己的知识储备。
与时俱进研究新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文艺界掀起文学观念和方法论的讨论，唐弢十分关心。他认为，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应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不能停止在一个水平上，要有所突破，有所提高，这就要学习和吸收一些新的观念和研究方法。在这个问题上，老专家也不例外，不然就跟不上时代了。
因此，唐弢多年来总是一边做研究工作，一边密切、敏锐地关注着文艺界的动态。即使是有时生病住院，他也要家人把报纸、杂志带给他，一有时间就认真阅览，以获取新的文学信息。尤其可贵的是，唐弢不论接受什么新知识、新方法、新观念，从不生搬硬套，更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是经过自己的思考和消化，拿出自己的看法来，即使遭到一些头脑发热的提倡者的反对，他还是要坚持，并做耐心的解释说明工作。
比如，关于“寻根文学”。当时创作界出现了一股寻根热，理论界和评论界也一起跟着张扬。唐弢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寻根”是移民文学特有的现象，比如，有一个黑人作家写了一部作品《根》，他是从非洲移民到美国的，他要寻根，这是可以理解的。而我们就生活在祖国的大地上，根就在你的脚下，你还要寻什么根呢？
关于方法论问题，唐弢认为，在文学研究中，方法论很重要。过去我们在研究方法上一直是注重立场、观点的研究，而不注重方法论的研究，这是不对的。对于一篇作品或研究论文来说，内容好固然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方法，还是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
从这一点说，唐弢认为当年把“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来是可以的，但一定要介绍得准确、运用得恰当，不能生搬硬套。他认为，有些人在介绍新方法时，存在着一些片面性，他们把方法论只理解为思维方法。思维方法是重要的，但光有这点还不够，艺术方法论至少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维方法，一是表现方法。文艺比别的意识形态更重视形式，形式要讲究表现，在戏剧中就是表演。形式应当丰富多彩，表现方法也应多种多样。例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意识流等等，戏剧的表演体系还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等的区分，他们互相借鉴、相互补充，丰富了戏剧艺术的表现手法，使内容得到更好的体现。可以说，形式与内容是同等重要的。舞蹈靠动作，绘画靠色彩，文学靠语言，每一种艺术如果离开了它赖以生存的表现形式，它自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唐弢说，把思维方法同表现方法结合起来，才能促进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发展，把方法论只说成思维方法，写出来的文章像哲学论文，而不是真正的文学评论。评论文章也应该给人以艺术上的审美感受。有人把阿Q的行为用哲学方法去解释，这样一来，阿Q就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了。还有人把结构主义套在阿Q头上，用这种死的、抽象的方法去分析人物的做法是不合适的。这是唐弢宝贵的经验之谈，也是唐弢对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的深切体会。唐弢的理论文章就写得非常活泼，艺术性很强，使人读起来不感到枯燥乏味，如他写的《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深入浅出，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趣味。
唐弢说：“有人评论我的杂文，认为散文气息较浓。这也许同我的生活经历和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另外，我也有我个人的追求，就是杂文不要写得干巴巴，要写得艺术性强一些。我想，写文艺评论也应该这样。世界上许多有名的文艺评论家本身就是文体家，写评论文章既强调科学性，又注意艺术性。我认为，既然是文艺论文，就应该写得有点儿艺术性。在理论上给人以理智的启发，也在感情上给人以美的享受。”
对年轻学者热情帮助
唐弢不仅做学问认真，为人也非常谦和可亲。平时，他自己要做研究，还要指导前来求教的年轻人的创作与论文，研究所和研究室的活动要参加，社会上的活动也要参加(唐弢曾连续几届当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年轻的学者出书希望他写序，年长的学者(多是他的朋友)出书也希望他写序或写书评，对此，唐弢不好拒绝，却有些应接不暇。
唐弢是一个干什么事都非常认真的人，不论写序或写书评，他必定要通读原稿才肯下笔。遇到文学历史方面的问题，还得去查阅当年的书籍和杂志。唐弢的书多，但因住房狭窄，很多书只能装箱、打捆，摞起来存放或放到床下，因此想要找到一本需要的书或参考资料，不出一身汗是办不到的。有时为找一本书，半天的时间就全泡汤了。所以，唐弢几次说，他年纪大了，做起事来很慢。有时，刚坐下来想构思自己的作品，一个电话，一次来访，就搅乱了思路。一次，我对唐弢说，您想写鲁迅传记，这是个大工程，需要安静的环境，对外面的事情或别人求办的事就推掉一些吧。唐弢看着我笑笑，没有回答。
唐弢对自己很严格，对年轻人却非常热情。我来文学所后，唐弢对我很关心。但是，看到唐弢忙碌的情况，没有特别的事情，我尽量不去打扰唐弢。有一个时期，我和唐弢住在同一个小区。有时看到办公室里唐弢的信件多了就顺便给他带回去。
一天，我去唐弢家把信件带给他。唐弢坐下来，问我今后打算选择什么研究方向？我说，现在研究室里研究小说、诗歌、散文的同志比较多，我想研究戏剧。唐弢说：“那好。现代研究室还没有人研究戏剧，你既然对戏剧感兴趣，作为研究方向是可以的。”
我请教他从哪方面入手？唐弢说：“你先不要急于写文章，先从阅读‘五四’以来的原始资料入手。先了解现代文学的发展状况和戏剧发展的脉络，多读作家的作品，多记笔记，把基础打扎实。此外，还要多看戏。研究戏剧不能只读剧本，还要懂得舞台演出，即使是研究现代戏剧也要关注当代戏剧的发展，不要等别人写成了戏剧史再去读剧本。”唐弢的话对我的启发很大。
我按唐弢的话去做了，一边阅读“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杂志如《新青年》、《小说月报》等，一边阅读小说作家和剧作家的作品选集，有感想就随时记下来。虽然花费了几年的工夫，但对我的研究工作却帮助很大。可以说我后来能够在现代戏剧研究方面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与那几年的阅读和资料储备是分不开的。
1992年，我读到《鲁迅研究月刊》第5期和第6期连载发表唐弢撰写的《鲁迅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