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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31岁的大张伟依然把自己罩在花花绿绿的衣服和头发下面，像他15岁刚组“花儿乐队”时一样。不，应该说，比那时花哨多了。
那时，他还穿宽松罩衫或T恤。北京南城的胡同少年，以“中国最年轻的摇滚乐队”之名，坐着火车去全国演出。经常没座，干站一整夜。有一次站着睡，头发卡在车厢连接处的夹缝里，生疼着拔出来，接着用慵懒的声音哼唱：“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垂死坚持，全部消失。”或者“别理我，我烦着呢，这样的生活我已经受够了，我想要快乐地活着”。歌迷称他为中国朋克的希望。
现在，他套着玫红、艳金加豹纹的泡泡袖衣裳，站在春晚舞台上蹦跳唱二人转电音：“天是那么豁亮，地是那么广。情是那么荡漾，心是那么浪。”
这样的浓艳撞色风格跟大张伟家的装修极相似。据说这种夸张风格，当初找了3家装修公司都不肯接活儿，觉得太没谱，客厅像夜店，卧室像幼儿园。
微博名人谭飞讽刺大张伟“用城乡结合部卖假阿迪的青年的装扮出现在了春晚，说明国家越来越重视城镇化了”。这话对大张伟没什么杀伤力，他早说过类似的话：早些年是城市人农村化，有文化的人都要把自己变得越像农村人越好，这样才不会被整，到改革开放是农村人城市化，是个农村人都想往城市里扎，现在卡在中间，“中国音乐必须要乡镇化才能红，因为大部分人是乡镇的。凤凰传奇这么红很有道理，因为这些歌唱出了他们的心声。”
这首《倍儿爽》迅速爬上各音乐排行榜前几位，有望成为新一代广场舞神曲，大张伟对此表示“无上荣幸”。
才下春晚舞台，又来新的是非。有人贴出了春晚假唱名单，十几人里有大张伟的名字。有记者去问，艺人一般都会回避，他却立刻承认，还顺带说了说中国电视节目里绝大部分都是假唱，因为设备达不到标准。
争议铺天盖地而来，他却不大在乎。他尝过争议的甜头。2006年，他最红的歌《嘻唰唰》陷入抄袭风波。他道歉，到现在还得解释：“我后来知道错了，以前认为抄袭是对的，因为我听了中国好多很红的歌都是抄袭的，就以为这个事情可能是正常的，是心照不宣的。”“比如《潇洒走一回》开头就跟美国Blondie乐队的《call me》一模一样。”“因为上学也抄作业，考试抄卷子，我就觉得很正常。”这大概是他遇到的最大争议，却“恰恰酿成了我后面商演特别多，因为你新闻大呀，又不是致命的新闻”。
“你会唱我歌，你骂我街。那我觉得，你怎么骂我都行，反正你都会唱我歌了。”他嘻笑总结。
和他承受能力相当的是讽刺能力，经常张口就来，随意间就刺中好几人。被问起你黑谁之类的问题，他就回答：“我没黑任何人，只是说我的感受。这社会大家要都不敢说自己感受，那不变态了么？”
这位毒舌怪咖工作起来却是好脾气，配合度相当高。“崔健老师基本按美国艺人要求自己。汪峰老师不能忍的事太多了，我算事少的艺人，基本都还行。”他惟一觉得不能忍的是节目时间太长，但要真太长了，还是忍忍就过去了。这种行动乖巧、口舌叛逆的模式，听起来有点像他的少年宫唱歌时代。那时他用健康清亮的童声唱《太阳出来喜洋洋》或《小小少年》，是北京市少年独唱第一名，进入多少小朋友向往的中央电视台银河少年艺术团和北京金帆艺术团。小学五年级随团出国访问，就知道拿发的钱给妈妈买个金戒指，给爸爸买个电动刮胡刀，自己却什么都没买。
可他同时也想当个痞子，却因从小运动能力差，举起拳头打人都不疼，所以开始喜欢摇滚乐。16岁他骑自行车等红灯时第一次听美国朋克乐队Green Day，当场呆住，直到后面大爷拍他才知道绿灯了。“我突然知道什么叫青春了。他完全蔑视所有的听众。这种人太棒了，完全不在乎后果，我觉得他们特厉害。”
大张伟试着不在乎后果玩两回，砸个琴，谁看自己不顺眼就骂他，骂完又觉得不合适，跟人家道个歉吧。
1999年，“花儿乐队”出了第一张专辑《幸福的旁边》，卖了四五十万张。2001年第二张专辑《草莓声明》也卖得不错。随后乐队就和公司陷入解约风波。除了理念之争，也有经济之争。大张伟曾回忆：“付冲（老板）老师说做音乐不能想钱的事儿，我说我行，那我还有爸妈呢，普通家庭，我还希望给他们好的生活。”不欢而散。
大张伟经常讲述他的父母，白天工作8小时，晚上回家揉面，10点去夜市摊煎饼，夜里三四点回来，睡两三个小时，早上7点起床接着上班。如此数年。有一次爸爸托着一大脸盆鸡蛋，摔了一跤，腿都折了，硬是稳住鸡蛋一个没碎。这些就为了给大张伟买当时最好的音响。那是1989年的8000块，相当于现在的十几万。
解约风波让大张伟两年没有任何演艺活动，这让他痛苦和恐慌。16岁出第一张专辑时，他选择了上職高而不是高中，他以为自己将职业去做音乐。到了18岁突然解约，音乐好像又变成了梦。“我后边还得活着呢！”
2004年，他开始研究音乐榜单，寻找走红公式。“看各种网络排行榜，代表大众。看《音乐生活报》《大众歌坛》，这代表稍微专业些的媒体导向。看电视上的《音乐风云榜》什么的，那是唱片公司之间的力量竞争。我把这三类重合在一起，知道哪些能红，用排除法，最后选到我惟一能做的就是开心的歌。而且没什么人跟我争，大部分人不愿意做快乐的东西，容易显得肤浅，我不在乎肤浅。”
听完《嘻唰唰》小样，乐队其他成员都惊了，接受不了。大张伟说：这歌呢，摇滚声是没了，有钱声。队友和公司都不大信。然后，如愿红了。
大张伟回想起第一张专辑，他在老师眼皮子下面写歌词，想到什么写什么，觉得轻松。他现在也能张口就背出《稻草上的火鸡》里的一句：“我很羡慕它，因为它没有思想，也不用争抢。他很害怕我，因为我喜怒无常，可能随时会开枪。”“这是我当时写的最好的歌词。”
图/本刊记者 梁辰
人物周刊：你在行动上还是相当配合，配合所有人。
大张伟：因为我要挣钱啊。很多人觉得挣钱这件事情跟做音乐好像相反似的，好像特别没原则，但是我做的是娱乐文化，所以我不需要原则，就这样。
人物周刊：你现在收入主要来自哪方面？
大张伟：演出、录节目。现在价格差不多就会去演，我也不会挑太多这品质那品质。我到现在也不明白“长远”这两字什么意思。这么多年，我只看事实，演艺行业中，觉得这人会长远的都没长远。觉得一定不会长远的，人家现在都活得特别好。即使在我所谓不那么红的时候，我演出还是挺多的，什么都演，包括夜店、演艺吧，除了桑拿，底下正洗澡呢，我不演，吃饭我都可以演。我唱歌不就为了让大家听么，只要大家开心，在哪儿演都一样。
人物周刊：觉得多少钱算够？
大张伟：一个亿差不多吧，有点多了。预估我活60岁，我想后20年完全不工作而且要活得挺好玩的，要把那个钱攒够了，想去法国或者巴西生活一年我就去。为了以后能过我自己好的人生，现在就不去在乎有时候不顺心的事儿。
人物周刊：那音乐对你来说算什么？
大张伟：音乐就是我的一个才华，我利用它让生活变得更富裕，可以完善我很多梦。我的3个音乐梦——上可乐罐、上春晚、开演唱会基本快完成了，就差上可乐罐了。之后我继续写歌，但是你爱听不听，或者，我不想写就不写了。因为现在我觉得写不出特别真诚的音乐来，我自个儿唱着我觉得不真诚，听别人歌也觉得不真诚，这社会就不真诚，所以我想到了心态很真诚的时候再去写。
人物周刊：音乐能带给你最满足的部分是什么？
大张伟：上台，那么多人欢呼，能逗他们，那个气场，我就感觉我特别伟大，能一个人把这么多人都逗高兴了。台是高的，观众在底下，我上去就高兴。（台是）平的就不高兴。录节目对我的荣誉感倒一般。录好多节目的时候，观众比我还高，我就琢磨这像斗兽场，不像演出。
人物周刊：网上流传说，你当年上学的时候，因为嘴贫，招同学打？
大张伟：挨打这事是这样的，北京孩子有一个特点，怎么显得自个儿牛逼呢，就是我打过谁。我99年出专辑那阵儿，整个崇文区没有一个痞子没说过没打过我。一看听谁歌呢，听花儿乐队的磁带，说我打过他，这孩子怂着呢。他们就觉得自个儿特厉害。我这个人，这个脑力，能挨打吗？挨劫是真的。我智斗他们，成功地有过两次把痞子的钱骗到我手里了。劫完我，倒给了我5块钱。
人物周刊：30岁生日你怎么过的？
大张伟：请了一些朋友聚一下。我不喜欢聚会，他们好多时候比如说录完相喜欢聚，我就特别不喜欢去。朋友多了对我来说不是件好事。我自己就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也不在乎别人的感受，只在乎我喜欢的人的感受，但是演艺行业里头，很少是我喜欢的。朋友有几个就足够了。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现在还是一个少年的状态吗？
大张伟：我没觉得像一个成年人有多好，也并没觉得像一个小孩有多么可爱。什么叫年轻？就是犯SB，就是去做愚蠢的事情不在乎后果。什么叫成长？我从来不认为一个人西服夹包，或者说穿得怎么庄重，有责任心，这叫成长，成长就是在乎后果。我喜欢那帮人他们都完全不在乎后果。我成不了不在乎后果的人，忠于自我，像自己就行了。
那时，他还穿宽松罩衫或T恤。北京南城的胡同少年，以“中国最年轻的摇滚乐队”之名，坐着火车去全国演出。经常没座，干站一整夜。有一次站着睡，头发卡在车厢连接处的夹缝里，生疼着拔出来，接着用慵懒的声音哼唱：“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垂死坚持，全部消失。”或者“别理我，我烦着呢，这样的生活我已经受够了，我想要快乐地活着”。歌迷称他为中国朋克的希望。
现在，他套着玫红、艳金加豹纹的泡泡袖衣裳，站在春晚舞台上蹦跳唱二人转电音：“天是那么豁亮，地是那么广。情是那么荡漾，心是那么浪。”
这样的浓艳撞色风格跟大张伟家的装修极相似。据说这种夸张风格，当初找了3家装修公司都不肯接活儿，觉得太没谱，客厅像夜店，卧室像幼儿园。
微博名人谭飞讽刺大张伟“用城乡结合部卖假阿迪的青年的装扮出现在了春晚，说明国家越来越重视城镇化了”。这话对大张伟没什么杀伤力，他早说过类似的话：早些年是城市人农村化，有文化的人都要把自己变得越像农村人越好，这样才不会被整，到改革开放是农村人城市化，是个农村人都想往城市里扎，现在卡在中间，“中国音乐必须要乡镇化才能红，因为大部分人是乡镇的。凤凰传奇这么红很有道理，因为这些歌唱出了他们的心声。”
这首《倍儿爽》迅速爬上各音乐排行榜前几位，有望成为新一代广场舞神曲，大张伟对此表示“无上荣幸”。
才下春晚舞台，又来新的是非。有人贴出了春晚假唱名单，十几人里有大张伟的名字。有记者去问，艺人一般都会回避，他却立刻承认，还顺带说了说中国电视节目里绝大部分都是假唱，因为设备达不到标准。
争议铺天盖地而来，他却不大在乎。他尝过争议的甜头。2006年，他最红的歌《嘻唰唰》陷入抄袭风波。他道歉，到现在还得解释：“我后来知道错了，以前认为抄袭是对的，因为我听了中国好多很红的歌都是抄袭的，就以为这个事情可能是正常的，是心照不宣的。”“比如《潇洒走一回》开头就跟美国Blondie乐队的《call me》一模一样。”“因为上学也抄作业，考试抄卷子，我就觉得很正常。”这大概是他遇到的最大争议，却“恰恰酿成了我后面商演特别多，因为你新闻大呀，又不是致命的新闻”。
“你会唱我歌，你骂我街。那我觉得，你怎么骂我都行，反正你都会唱我歌了。”他嘻笑总结。
和他承受能力相当的是讽刺能力，经常张口就来，随意间就刺中好几人。被问起你黑谁之类的问题，他就回答：“我没黑任何人，只是说我的感受。这社会大家要都不敢说自己感受，那不变态了么？”
这位毒舌怪咖工作起来却是好脾气，配合度相当高。“崔健老师基本按美国艺人要求自己。汪峰老师不能忍的事太多了，我算事少的艺人，基本都还行。”他惟一觉得不能忍的是节目时间太长，但要真太长了，还是忍忍就过去了。这种行动乖巧、口舌叛逆的模式，听起来有点像他的少年宫唱歌时代。那时他用健康清亮的童声唱《太阳出来喜洋洋》或《小小少年》，是北京市少年独唱第一名，进入多少小朋友向往的中央电视台银河少年艺术团和北京金帆艺术团。小学五年级随团出国访问，就知道拿发的钱给妈妈买个金戒指，给爸爸买个电动刮胡刀，自己却什么都没买。
可他同时也想当个痞子，却因从小运动能力差，举起拳头打人都不疼，所以开始喜欢摇滚乐。16岁他骑自行车等红灯时第一次听美国朋克乐队Green Day，当场呆住，直到后面大爷拍他才知道绿灯了。“我突然知道什么叫青春了。他完全蔑视所有的听众。这种人太棒了，完全不在乎后果，我觉得他们特厉害。”
大张伟试着不在乎后果玩两回，砸个琴，谁看自己不顺眼就骂他，骂完又觉得不合适，跟人家道个歉吧。
1999年，“花儿乐队”出了第一张专辑《幸福的旁边》，卖了四五十万张。2001年第二张专辑《草莓声明》也卖得不错。随后乐队就和公司陷入解约风波。除了理念之争，也有经济之争。大张伟曾回忆：“付冲（老板）老师说做音乐不能想钱的事儿，我说我行，那我还有爸妈呢，普通家庭，我还希望给他们好的生活。”不欢而散。
大张伟经常讲述他的父母，白天工作8小时，晚上回家揉面，10点去夜市摊煎饼，夜里三四点回来，睡两三个小时，早上7点起床接着上班。如此数年。有一次爸爸托着一大脸盆鸡蛋，摔了一跤，腿都折了，硬是稳住鸡蛋一个没碎。这些就为了给大张伟买当时最好的音响。那是1989年的8000块，相当于现在的十几万。
解约风波让大张伟两年没有任何演艺活动，这让他痛苦和恐慌。16岁出第一张专辑时，他选择了上職高而不是高中，他以为自己将职业去做音乐。到了18岁突然解约，音乐好像又变成了梦。“我后边还得活着呢！”
2004年，他开始研究音乐榜单，寻找走红公式。“看各种网络排行榜，代表大众。看《音乐生活报》《大众歌坛》，这代表稍微专业些的媒体导向。看电视上的《音乐风云榜》什么的，那是唱片公司之间的力量竞争。我把这三类重合在一起，知道哪些能红，用排除法，最后选到我惟一能做的就是开心的歌。而且没什么人跟我争，大部分人不愿意做快乐的东西，容易显得肤浅，我不在乎肤浅。”
听完《嘻唰唰》小样，乐队其他成员都惊了，接受不了。大张伟说：这歌呢，摇滚声是没了，有钱声。队友和公司都不大信。然后，如愿红了。
大张伟回想起第一张专辑，他在老师眼皮子下面写歌词，想到什么写什么，觉得轻松。他现在也能张口就背出《稻草上的火鸡》里的一句：“我很羡慕它，因为它没有思想，也不用争抢。他很害怕我，因为我喜怒无常，可能随时会开枪。”“这是我当时写的最好的歌词。”
人物周刊：你在行动上还是相当配合，配合所有人。
大张伟：因为我要挣钱啊。很多人觉得挣钱这件事情跟做音乐好像相反似的，好像特别没原则，但是我做的是娱乐文化，所以我不需要原则，就这样。
人物周刊：你现在收入主要来自哪方面？
大张伟：演出、录节目。现在价格差不多就会去演，我也不会挑太多这品质那品质。我到现在也不明白“长远”这两字什么意思。这么多年，我只看事实，演艺行业中，觉得这人会长远的都没长远。觉得一定不会长远的，人家现在都活得特别好。即使在我所谓不那么红的时候，我演出还是挺多的，什么都演，包括夜店、演艺吧，除了桑拿，底下正洗澡呢，我不演，吃饭我都可以演。我唱歌不就为了让大家听么，只要大家开心，在哪儿演都一样。
人物周刊：觉得多少钱算够？
大张伟：一个亿差不多吧，有点多了。预估我活60岁，我想后20年完全不工作而且要活得挺好玩的，要把那个钱攒够了，想去法国或者巴西生活一年我就去。为了以后能过我自己好的人生，现在就不去在乎有时候不顺心的事儿。
人物周刊：那音乐对你来说算什么？
大张伟：音乐就是我的一个才华，我利用它让生活变得更富裕，可以完善我很多梦。我的3个音乐梦——上可乐罐、上春晚、开演唱会基本快完成了，就差上可乐罐了。之后我继续写歌，但是你爱听不听，或者，我不想写就不写了。因为现在我觉得写不出特别真诚的音乐来，我自个儿唱着我觉得不真诚，听别人歌也觉得不真诚，这社会就不真诚，所以我想到了心态很真诚的时候再去写。
人物周刊：音乐能带给你最满足的部分是什么？
大张伟：上台，那么多人欢呼，能逗他们，那个气场，我就感觉我特别伟大，能一个人把这么多人都逗高兴了。台是高的，观众在底下，我上去就高兴。（台是）平的就不高兴。录节目对我的荣誉感倒一般。录好多节目的时候，观众比我还高，我就琢磨这像斗兽场，不像演出。
人物周刊：网上流传说，你当年上学的时候，因为嘴贫，招同学打？
大张伟：挨打这事是这样的，北京孩子有一个特点，怎么显得自个儿牛逼呢，就是我打过谁。我99年出专辑那阵儿，整个崇文区没有一个痞子没说过没打过我。一看听谁歌呢，听花儿乐队的磁带，说我打过他，这孩子怂着呢。他们就觉得自个儿特厉害。我这个人，这个脑力，能挨打吗？挨劫是真的。我智斗他们，成功地有过两次把痞子的钱骗到我手里了。劫完我，倒给了我5块钱。
人物周刊：30岁生日你怎么过的？
大张伟：请了一些朋友聚一下。我不喜欢聚会，他们好多时候比如说录完相喜欢聚，我就特别不喜欢去。朋友多了对我来说不是件好事。我自己就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也不在乎别人的感受，只在乎我喜欢的人的感受，但是演艺行业里头，很少是我喜欢的。朋友有几个就足够了。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现在还是一个少年的状态吗？
大张伟：我没觉得像一个成年人有多好，也并没觉得像一个小孩有多么可爱。什么叫年轻？就是犯SB，就是去做愚蠢的事情不在乎后果。什么叫成长？我从来不认为一个人西服夹包，或者说穿得怎么庄重，有责任心，这叫成长，成长就是在乎后果。我喜欢那帮人他们都完全不在乎后果。我成不了不在乎后果的人，忠于自我，像自己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