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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既不是一场旅行那么随意，也没有达到一些人所认为的自我精神救赎的高度，
“简单来说，间隔年就是一种让学生接地气的成长方式”
日前，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大女儿玛利亚·奥巴马终于走进哈佛大学，迎来了大学生活。而她高中毕业，却是在一年之前。
2016年高中毕业后，玛利亚并没有马上就读大学，而是选择利用一年时间参加社会实践项目，这一段隔开了高中和大学的时间即为“间隔年”。
大学毕业后，甘雨申请成为2017年中国间隔年公益基金资助的大学之一
间隔年由英文“GAP YEAR”翻译而来，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英国，通常指年轻人在正式步入下一个阶段之前，例如升学之前或工作之前，拿出一年时间去体验另一种生活方式。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郭英剑非常支持和鼓励间隔年在中国的推广，“间隔年的意义在于让学生走出课堂、游历四方，在看似游玩之中学习，但又在这种学习之中去体验人生，开阔视野。”
中国间隔年公益基金发起人乔新宇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对间隔年在中国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虽然间隔年现在还不是主流事物，但深入了解的人会知道我们做的实际上是关乎中国未来的大事。间隔年公益基金的社会意义可能十年以后才能被社会广泛接受，现在要做的只有坚持。”
间隔年是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社会步入现代化进程、国民普遍追求更好的精神生活的发展阶段，出现在青年群体中的一种社会现象。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间隔年这一概念在中国的兴起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即便如此，郭英剑仍发现，目前很多人对间隔年还存在误解。郭英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它既不是一场旅行那么随意，也没有达到一些人所认为的自我精神救赎的高度，“简单来说，间隔年就是一种让学生接地气的成长方式。”
对于即将进入大学的学生来说，间隔年是他们潜心学习自己喜欢的知识的机会，可为自己未来进入大学从事与学术有关的学习打下深厚的基础;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利用这段时间思考未来的职业生涯，可以找到自己走向未来、努力奋斗的内在动机。
间隔年的形式有很多种，例如学生可在各地青年旅社打工、参与文化传播和社会服务;也可以申请参加世界各地公益组织机构推出的项目，参加义工工作的同时在当地四处旅行;也有人选择在陌生的地方租房、工作，体验当地人的生活，等等。
郭英剑告诉本刊记者，很多学生会选择在国外度过间隔年，“培养学习他国文化、了解世界的能力和水平，进而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认识世界的思想意识。”
在郭英剑看来，间隔年在学生成长的重要阶段充当过渡和缓冲，还可以强化学生的自我意识，而且后者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前者。“自我意识的培养，不仅是身心的成长，更是对现实生活的考虑以及对未来职业深入思考之上的思想认识。”
这一点和乔新宇的想法不谋而合，“很多人的生活在跟着惯性走，高中毕业就读大学，大学毕业就工作，看谁最早能买房子，谁最早能升职，家庭也给了孩子很大的压力。”在乔新宇看来，间隔年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空间，来思考一些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
“敢为天下先”
2008年，一条帖子《迟到的间隔年》，将间隔年概念带入中国。随后，以此为主题的帖子在更多社交网站上出现，成为年轻人热议的话题。在社区网站豆瓣上，涌现出很多讨论间隔年的热门小组，有的小组关注人数高达10余万。
而以专项基金形式在中国推广间隔年则始于2014年底，企业家乔新宇联合畅磊、程明、陈晓晓等12人共同设立了国内第一家专门致力于发展间隔年的“中国间隔年公益基金”，并于2015年启动了“中国间隔年计划”，资助全国高校18?28周岁在校生完成在国内或海外三个月到一年的间隔年活动。
据乔新宇介绍，中国间隔年计划每年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份申请，从中选取10位大学生进行资助，除了第一年退出的两位，已经资助了28位年轻学生。这些人中三分之二是女生，三分之一是男生，70%～80%是本科或研究生应届毕业生，还有一部分正在上学。
根據每个人的计划和实际情况的不同，间隔年时长从3个月到1年不等，选择的活动也五花八门，“有去印度特蕾莎修女院做义工的，有去肯尼亚建希望小学的，有环华骑行的，有穿越北美的，有在澳洲打工度假的，有在藏区做环保旅行的，还有在泰国和斯里兰卡教授中文的……”
符小惠是中国间隔年公益基金第一批资助的大学生。2015年3月，即将大学毕业的符小惠和朋友从广州出发，踏上了骑行的旅途。到2016年8月，符小惠完成了31000公里的骑行，足迹遍布全国34个省份。
乔新宇非常赞赏这一批有“敢为天下先”精神的青年，“回看历史，真正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往往是这一批人，而不是学习成绩最好的人，中国也需要这样的年轻人。”
乔新宇告诉本刊记者，基金目前的资助金额分为两档，第一档是3万元，第二档是1万元。对于一些通过义工换食宿和沿途打工的学生来说，已经足够支持他们完成间隔年计划了。
以符小惠为例，她在一年半的骑行中总共花费42000元，除了基金赞助的3万元以外，剩下的钱都是通过在网上发布骑行日记和骑行视频赚得的，另外还会在旅途中卖特产，没有向家里人要一分钱。
除了给予每位大学生资金上的支持，“中国间隔年公益基金”还与长江商学院合作，为每一位受助人匹配至少一名导师，对他们的间隔年计划进行指导。“其实我们给予学生的是一种信心，一种社会上的认可感，加上他们之间互相扶持，就感觉不是一个人出发。” 乔新宇坦言，他也听到过很多反对的声音，认为这笔钱完全可以帮助更需要的人。他对这样的意见表示理解，也相信之后每一年社会的认可程度都会提高，“新事物刚出现的时候总会有很多人不接受，到后来虽然还有个别杂音，但整体会被社会主流接受，这就是一个历史演化。”
在谈到间隔年的收获时，符小惠认为间隔年所带给她的远远超过了她的想象。
在骑行的路上，符小惠坚持每天写骑行游记、拍摄骑行视频，记录自己的旅行。除此之外，她还坚持沿途参加公益活动，“我们骑车去了一些贫困山区的小学，将学校的信息发布在网络上，帮助他们获得了一些企业的赞助。”
在澳大利亚悉尼打工度假
的中国青年张杨威换宿时在集
市摆摊
作为刚毕业的大学生，符小惠不仅在工作前让自己更加成熟，能更好地适应社会，还拍出了她所期待的骑行纪录片，并在视频网站上获得了不错的收益，在兴趣爱好方面也有所突破和改变，“间隔年能改变一个人的很多想法，因为在路上经历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它不可能带来大富大贵，却能够改变你对待人生的态度。”
正因为如此，符小惠非常不认可有些人把间隔年当作“逃避社会现实”的想法，“就拿我们这三届的间隔年学生来说，每一个人都有非常精密和周全的计划，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应该怎么做，回来之后每个人都变得更积极。”
和符小惠有同样想法的还有2017年开始间隔年计划的甘雨，他对本刊记者说：“在老一辈的传统思想里，会觉得间隔年是不务正业，但我认为一切都是看个人的。有个人目标和明确计划的间隔年，才是一个完整和有意义的间隔年。”
甘雨是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毕业后，甘雨放弃了一线城市国企单位的工作机会，选择给自己放一年假，并申请成为2017年中国间隔年公益基金资助的大学生之一。当初，这个决定首先就受到了父母的反对。
在说服父母时，甘雨说：“年轻的时候谁没点想法呢？我想花一年时间出去走一走，看看创作和旅行能不能碰撞出什么火花。”
甘雨将他的间隔年计划称为“设计修行计划”。通过给路上有设计需求的民宿、客栈、餐饮等商家进行设计，换取食宿和路费。甘雨还打算一路上设计文创产品沿途义卖，并捐给当地的慈善机构。
“在行走的路上帮大家做设计，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了解、去交流、去沟通，也是为以后的事业打下基础。”甘雨说。
甘雨的旅程从2017年8月15日开始。8月31日，甘雨在微信朋友圈中写道：“终于在拉萨安顿下来了。从成都到拉萨2250公里，15天搭了13辆车，遇到了很多好人才让我一路到拉萨，途搭真是一个神奇的事情，经历了川藏暴雨冰雹暴晒……再次感谢一路上帮助我的朋友。”
目前在拉萨一家客栈当义工的甘雨，已经联系好了下一站尼泊尔的当地客栈，为客栈做品牌设计包装和新媒体的运营，对方则免费提供他在尼泊尔的食宿。接下来甘雨还计划去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
“用这一年去思考自己，真正地看看这个世界，在旅行中磨炼自己，最后修成正果。”甘雨开玩笑地说，“变黑了才叫间隔年。”
间隔年的概念在西方国家已经非常流行，哈佛大学每年有80到110名学生选择间隔年。除了奥巴马的女儿，英国王室的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都曾经历过间隔年。
“就美国而言，目前虽然尚没有一个具体的统计数据，但很多高校特别是顶尖高校，会鼓励学生利用间隔年。”郭英剑介绍，根据美国相关机构的调查，选择间隔年的学生逐年增多。
乔新宇告诉本刊記者，国外的间隔年都是自发的，“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人生的重要一课。”和西方相比，虽然经过这几年的推广，间隔年在中国逐渐被了解，但是其接受度还是远远不及西方。
对此，郭英剑认为学生、家长和高校方面都有一定的原因。学生的父母以及学生本人还没有意识到间隔年的性质与目的，国内高校对间隔年的包容程度也远远不及国外高校。
据郭英剑了解，国外的很多高校特别是顶尖高校允许学生被录取后延迟入学，还会安排好因部分学生延迟入学所造成的人员缺失与住宿等相关问题。
“现在国内高校尚未意识到间隔年的重要意义，也无法为今年录取而明年才能来上学的学生提供制度上的保障。除非是申请国外大学的留学生，在国内读书的人中很少有人采取这样的方式休学一年。”郭英剑说。
如果希望间隔年能在中国得到更广泛的接受，高校方面的配合非常重要。郭英剑建议，中国高校可吸收国外高校鼓励学生参加间隔年的经验，设计配套制度。“其实这样的制度没有那么复杂，主要是大学生入学的计算、当年的宿舍安排等基本问题。”
在有了相应的制度后，也可以从社会的角度适当宣传间隔年，帮助高中生和学生父母正确地了解间隔年的意义。“只有使大家意识到间隔年的重要性，才会有更多的人在未来选择间隔年，至少不会拒绝它。”郭英剑说。
“简单来说，间隔年就是一种让学生接地气的成长方式”
日前，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大女儿玛利亚·奥巴马终于走进哈佛大学，迎来了大学生活。而她高中毕业，却是在一年之前。
2016年高中毕业后，玛利亚并没有马上就读大学，而是选择利用一年时间参加社会实践项目，这一段隔开了高中和大学的时间即为“间隔年”。
间隔年由英文“GAP YEAR”翻译而来，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英国，通常指年轻人在正式步入下一个阶段之前，例如升学之前或工作之前，拿出一年时间去体验另一种生活方式。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郭英剑非常支持和鼓励间隔年在中国的推广，“间隔年的意义在于让学生走出课堂、游历四方，在看似游玩之中学习，但又在这种学习之中去体验人生，开阔视野。”
中国间隔年公益基金发起人乔新宇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对间隔年在中国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虽然间隔年现在还不是主流事物，但深入了解的人会知道我们做的实际上是关乎中国未来的大事。间隔年公益基金的社会意义可能十年以后才能被社会广泛接受，现在要做的只有坚持。”
惯性成长中的缓冲
间隔年是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社会步入现代化进程、国民普遍追求更好的精神生活的发展阶段，出现在青年群体中的一种社会现象。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间隔年这一概念在中国的兴起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即便如此，郭英剑仍发现，目前很多人对间隔年还存在误解。郭英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它既不是一场旅行那么随意，也没有达到一些人所认为的自我精神救赎的高度，“简单来说，间隔年就是一种让学生接地气的成长方式。”
对于即将进入大学的学生来说，间隔年是他们潜心学习自己喜欢的知识的机会，可为自己未来进入大学从事与学术有关的学习打下深厚的基础;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利用这段时间思考未来的职业生涯，可以找到自己走向未来、努力奋斗的内在动机。
间隔年的形式有很多种，例如学生可在各地青年旅社打工、参与文化传播和社会服务;也可以申请参加世界各地公益组织机构推出的项目，参加义工工作的同时在当地四处旅行;也有人选择在陌生的地方租房、工作，体验当地人的生活，等等。
郭英剑告诉本刊记者，很多学生会选择在国外度过间隔年，“培养学习他国文化、了解世界的能力和水平，进而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认识世界的思想意识。”
在郭英剑看来，间隔年在学生成长的重要阶段充当过渡和缓冲，还可以强化学生的自我意识，而且后者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前者。“自我意识的培养，不仅是身心的成长，更是对现实生活的考虑以及对未来职业深入思考之上的思想认识。”
这一点和乔新宇的想法不谋而合，“很多人的生活在跟着惯性走，高中毕业就读大学，大学毕业就工作，看谁最早能买房子，谁最早能升职，家庭也给了孩子很大的压力。”在乔新宇看来，间隔年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空间，来思考一些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
“敢为天下先”
2008年，一条帖子《迟到的间隔年》，将间隔年概念带入中国。随后，以此为主题的帖子在更多社交网站上出现，成为年轻人热议的话题。在社区网站豆瓣上，涌现出很多讨论间隔年的热门小组，有的小组关注人数高达10余万。
而以专项基金形式在中国推广间隔年则始于2014年底，企业家乔新宇联合畅磊、程明、陈晓晓等12人共同设立了国内第一家专门致力于发展间隔年的“中国间隔年公益基金”，并于2015年启动了“中国间隔年计划”，资助全国高校18?28周岁在校生完成在国内或海外三个月到一年的间隔年活动。
据乔新宇介绍，中国间隔年计划每年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份申请，从中选取10位大学生进行资助，除了第一年退出的两位，已经资助了28位年轻学生。这些人中三分之二是女生，三分之一是男生，70%～80%是本科或研究生应届毕业生，还有一部分正在上学。
根據每个人的计划和实际情况的不同，间隔年时长从3个月到1年不等，选择的活动也五花八门，“有去印度特蕾莎修女院做义工的，有去肯尼亚建希望小学的，有环华骑行的，有穿越北美的，有在澳洲打工度假的，有在藏区做环保旅行的，还有在泰国和斯里兰卡教授中文的……”
符小惠是中国间隔年公益基金第一批资助的大学生。2015年3月，即将大学毕业的符小惠和朋友从广州出发，踏上了骑行的旅途。到2016年8月，符小惠完成了31000公里的骑行，足迹遍布全国34个省份。
乔新宇非常赞赏这一批有“敢为天下先”精神的青年，“回看历史，真正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往往是这一批人，而不是学习成绩最好的人，中国也需要这样的年轻人。”
乔新宇告诉本刊记者，基金目前的资助金额分为两档，第一档是3万元，第二档是1万元。对于一些通过义工换食宿和沿途打工的学生来说，已经足够支持他们完成间隔年计划了。
以符小惠为例，她在一年半的骑行中总共花费42000元，除了基金赞助的3万元以外，剩下的钱都是通过在网上发布骑行日记和骑行视频赚得的，另外还会在旅途中卖特产，没有向家里人要一分钱。
除了给予每位大学生资金上的支持，“中国间隔年公益基金”还与长江商学院合作，为每一位受助人匹配至少一名导师，对他们的间隔年计划进行指导。“其实我们给予学生的是一种信心，一种社会上的认可感，加上他们之间互相扶持，就感觉不是一个人出发。” 乔新宇坦言，他也听到过很多反对的声音，认为这笔钱完全可以帮助更需要的人。他对这样的意见表示理解，也相信之后每一年社会的认可程度都会提高，“新事物刚出现的时候总会有很多人不接受，到后来虽然还有个别杂音，但整体会被社会主流接受，这就是一个历史演化。”
间隔年不是逃避
在谈到间隔年的收获时，符小惠认为间隔年所带给她的远远超过了她的想象。
在骑行的路上，符小惠坚持每天写骑行游记、拍摄骑行视频，记录自己的旅行。除此之外，她还坚持沿途参加公益活动，“我们骑车去了一些贫困山区的小学，将学校的信息发布在网络上，帮助他们获得了一些企业的赞助。”
的中国青年张杨威换宿时在集
市摆摊
作为刚毕业的大学生，符小惠不仅在工作前让自己更加成熟，能更好地适应社会，还拍出了她所期待的骑行纪录片，并在视频网站上获得了不错的收益，在兴趣爱好方面也有所突破和改变，“间隔年能改变一个人的很多想法，因为在路上经历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它不可能带来大富大贵，却能够改变你对待人生的态度。”
正因为如此，符小惠非常不认可有些人把间隔年当作“逃避社会现实”的想法，“就拿我们这三届的间隔年学生来说，每一个人都有非常精密和周全的计划，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应该怎么做，回来之后每个人都变得更积极。”
和符小惠有同样想法的还有2017年开始间隔年计划的甘雨，他对本刊记者说：“在老一辈的传统思想里，会觉得间隔年是不务正业，但我认为一切都是看个人的。有个人目标和明确计划的间隔年，才是一个完整和有意义的间隔年。”
甘雨是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毕业后，甘雨放弃了一线城市国企单位的工作机会，选择给自己放一年假，并申请成为2017年中国间隔年公益基金资助的大学生之一。当初，这个决定首先就受到了父母的反对。
在说服父母时，甘雨说：“年轻的时候谁没点想法呢？我想花一年时间出去走一走，看看创作和旅行能不能碰撞出什么火花。”
甘雨将他的间隔年计划称为“设计修行计划”。通过给路上有设计需求的民宿、客栈、餐饮等商家进行设计，换取食宿和路费。甘雨还打算一路上设计文创产品沿途义卖，并捐给当地的慈善机构。
“在行走的路上帮大家做设计，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了解、去交流、去沟通，也是为以后的事业打下基础。”甘雨说。
甘雨的旅程从2017年8月15日开始。8月31日，甘雨在微信朋友圈中写道：“终于在拉萨安顿下来了。从成都到拉萨2250公里，15天搭了13辆车，遇到了很多好人才让我一路到拉萨，途搭真是一个神奇的事情，经历了川藏暴雨冰雹暴晒……再次感谢一路上帮助我的朋友。”
目前在拉萨一家客栈当义工的甘雨，已经联系好了下一站尼泊尔的当地客栈，为客栈做品牌设计包装和新媒体的运营，对方则免费提供他在尼泊尔的食宿。接下来甘雨还计划去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
“用这一年去思考自己，真正地看看这个世界，在旅行中磨炼自己，最后修成正果。”甘雨开玩笑地说，“变黑了才叫间隔年。”
至少不要拒绝它
间隔年的概念在西方国家已经非常流行，哈佛大学每年有80到110名学生选择间隔年。除了奥巴马的女儿，英国王室的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都曾经历过间隔年。
“就美国而言，目前虽然尚没有一个具体的统计数据，但很多高校特别是顶尖高校，会鼓励学生利用间隔年。”郭英剑介绍，根据美国相关机构的调查，选择间隔年的学生逐年增多。
乔新宇告诉本刊記者，国外的间隔年都是自发的，“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人生的重要一课。”和西方相比，虽然经过这几年的推广，间隔年在中国逐渐被了解，但是其接受度还是远远不及西方。
对此，郭英剑认为学生、家长和高校方面都有一定的原因。学生的父母以及学生本人还没有意识到间隔年的性质与目的，国内高校对间隔年的包容程度也远远不及国外高校。
据郭英剑了解，国外的很多高校特别是顶尖高校允许学生被录取后延迟入学，还会安排好因部分学生延迟入学所造成的人员缺失与住宿等相关问题。
“现在国内高校尚未意识到间隔年的重要意义，也无法为今年录取而明年才能来上学的学生提供制度上的保障。除非是申请国外大学的留学生，在国内读书的人中很少有人采取这样的方式休学一年。”郭英剑说。
如果希望间隔年能在中国得到更广泛的接受，高校方面的配合非常重要。郭英剑建议，中国高校可吸收国外高校鼓励学生参加间隔年的经验，设计配套制度。“其实这样的制度没有那么复杂，主要是大学生入学的计算、当年的宿舍安排等基本问题。”
在有了相应的制度后，也可以从社会的角度适当宣传间隔年，帮助高中生和学生父母正确地了解间隔年的意义。“只有使大家意识到间隔年的重要性，才会有更多的人在未来选择间隔年，至少不会拒绝它。”郭英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