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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建立隋朝的杨家，还是建立唐朝的李家，都属于一个叫作“关陇集团”的军事贵族联盟。西魏、北周、隋、唐四代政权背后都离不开这个集团的运作，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改朝换代更像是集团大股东们从内部选择和更换代理人。
当晚年的杜甫看到一群小儿在路边骑着竹马玩打仗的游戏，不禁作诗感慨，如今天下兵戈不歇，这就是祸乱的根源啊。杜甫意识到，当马上封侯成为全社会的一个价值样板后，和平自然就遥遥无期了。自唐代建立到覆灭的近三百年间，也几乎没有一年不处在战争状态。冒险家的游乐场，这个基调从唐朝建立伊始便已定下。
创业者也是代理人
由于隋炀帝的过度作为导致政权崩溃，天下群雄蜂起。隋朝几乎成了秦代二世而亡的翻版。不同的是，替代者唐高祖李渊的胜利来得太过容易，就像今天那些被风投催大的“巨婴公司”的古代版本，并因此埋下了未来动荡的种子。
天下乱成一团之际，李渊在太原起兵，一路上滥发封赏，将无数“世袭国公”的帽子派给了关西豪族，这变相承认了他们在新政权中的股权，关西地区几乎传檄而定。同时，李渊将处理关东各路起义军的棘手问题全权交给了次子李世民。
有了中间商，必然赚差价，在谋臣房玄龄、杜如晦的谋划下，年轻的李世民一边与各路反王血战，一边招降纳叛，网罗人才。荡平群雄后，秦王李世民的天策府俨然已是另一个中枢系统了，尾大不掉，帐下谋士如云，猛将如雨。
房玄龄、杜如晦在史书中被评为功名利禄之士，那些追随李世民的人才或多或少都有為了“开国封公，子孙食禄”而奋斗的想法。如果李世民不能继位，那些人的期权就无法套现，只会烂在手里，更不会被画成人像摆进凌烟阁中供人瞻仰。
不少史学研究者认为，按照正常的法定程序，李世民是不可能继位的。最终，李世民先下手为强，在玄武门事变中，杀死了长兄皇太子李建成和三弟齐王李元吉。此前一直试图玩弄平衡的李渊忍辱偷生，主动选择了下台，并下诏赐死李建成、李元吉各自的五个孩子，白发人送黑发人。这让原本打算“杀兄弑父”的李世民喜出望外，毕竟弑父之后的烂摊子，并不那么容易摆平。
李世民有一支充满狼性的、从底层打拼出来、等待套现的创业团队，和他处在同一个赛道里的李渊、李建成父子既没有能力消化它，也不敢将李世民诛杀，因为那样可能会激起全国范围的内战。最终，被李世民抢占先机。
虽然李世民通过非常手段攫取了皇位，但政权运转并未出现问题，也可见其势力已经渗透到了朝廷的各个层面。
古人说，“天家无父子”。在巨大的利益和风险之前，人伦都不足以构成所谓的防线。那些发生在今天的创业者和投资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也好，翻脸无情也好，都可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诸葛亮在写给后主刘禅的《前出师表》中说：“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在古代，创业一词基本上等同打江山。
尽管“创”与“造”字意相近，而“造业”却是另一个意思。李世民看似取得了胜利，也成功篡改了历史，但他还是造下了某种“业”，比如，他的后代纷纷在府中豢养死士，都希望有一天像他那样，突然杀进皇宫，黄袍加身。这样的事发生过多次，他的重孙子李隆基便是在唐隆政变中，攻进皇宫诛杀了韦后集团。
另一方面，对于普通人来说，进入某个集团，为人卖命，将来“身股”未尝不能套现，获得荣华富贵。这便是让杜甫感慨的那部分社会意识形态。
创业在今天有了不同的解释。经济学家科尔将创业定义为：发起、维持和发展以利润为导向的企业的有目的性的行为。至于它与现代语义的差别，宏碁电脑创始人施振荣曾有一个很好的论断：“君主们对于组织的生态是没有选择权的，只有土地和人民，某种意义上就是同质化竞争。而现在谁都可以‘圈地为王’，创建组织，可以选择客户，选择我要做什么，选择股东，选择员工，选择合作对象，然后建构一个生态。”
在施振荣看来，今天的创业是以创造价值为前提，所以他主张企业家传贤不传子。我们反过来理解，古人所谓的创业，即创立政权，这本身并不产生价值增量。所以，关于权柄的竞争，就成了孤岛游戏，既要分清敌友，又要一边担心被害，一边筹划将对手一击致命。
在现代社会情境中，李嘉诚就可以在退休前数年做好安排，由长子李泽钜继承家业，次子李泽楷拿走巨款，自立门户。尽管李泽楷从小就不那么听话，甚至总想摆脱李嘉诚之子的标签，但总的来说，李嘉诚对身后事的安排并不足以影响家庭和睦，正是因为李泽楷可以在不同的空间里驰骋，不必和李嘉诚、李泽钜在一个“赛道”里兵戎相见。
实际上，具体到在某些行业中创业，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常常是同质化的，各种打法也同样“狗血”，甚至类似拼刺刀。因为大家都在同一个“赛道”中，这就和过去“打江山”的情境相去不远了。有学者指出，现在很多企业的竞争手段，越来越“下行”，就属于这种情况。
藩镇割据，中间商必然赚差价
李渊为了消灭关东农民起义军建立的各路政权，授予了李世民自行处置的特权，也为后来的“尾大不掉”埋下了伏笔。战场的情况瞬息万变，如果事事由听不到炮声的大后方来决策，必然会贻误战机，功败垂成。更何况古训也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所以唐代建立后，为了应付对外战争，也在边疆地区设置了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节度使。当朝廷中枢运行良好时，节度使能够为国家守好门户，这种与中央分权的制度也相对高效。
但是当安史之乱爆发后，叛乱之火烧向了统治的腹心地带，为了平定叛乱，政府不得不在已经沦为战场的内地设置了很多节度使，这使得节度使制度内地化；而为了迅速结束战争，一些成建制投降的叛军首领，也在原地被封为节度使。这时，对于中央政府来说，便处处都是中间商了。
实际上，节度使制度和汉代的刺史制度类似，本意就是朝廷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地方，从中央派人监察地方，结果硬生生地插入了一个层级。这个层级反而成了地方效忠的对象，即所谓藩镇，这对朝廷来说，也成为信息的阻断器。 唐代的最后几代皇帝与藩镇的关系都十分微妙，牵一发而动全身，只能威慑，却无力解决它们。而有野心谋反的藩镇也没有足够的实力，有实力的藩镇又缺乏野心，藩镇之间也处于一种互相防备的动态平衡中。天下大体维持着一种名义上的统一。
直到席卷半个中国的黄巢起义爆发，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来了。从镇压黄巢起义中，崛起了像朱温、李克用这样实力强劲的军阀，正如李世民的实力从镇压隋末起义军而获得膨胀一样。平衡被打破了，中央无力制衡地方，宣武军节度使、梁王朱温弑杀唐昭宗，又以“禅让”的方式夺取了唐哀帝的帝位，建立了后梁政权。
此后，各路节度使纷纷叛变，自立为王，中国历史由此进入所谓的五代十国时期。
小股东们也疯狂
当年，公子异人在秦国不得宠，以至于被送到赵国做人质，却被巨商吕不韦看中。吕不韦从天使轮一直跟投到异人回国继位成为秦庄襄王。异人也履行了诺言，与吕不韦共享最高权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物质利益。
这样的投资模式，尽管在今天并不少见，但在古代，乃至在工业社会中创办企业时，却不多见。创业在更多的情况下似乎是凑份子。
李世民在關东招降纳叛就是一种凑份子，以个人魅力和信誉为担保，向投靠他的人画大饼，分股权。
创业者和投资人常常处在博弈之中，古代的领袖们与追随他们的强人也同样如此。宋代学者何去非说：“我曾经探究过这样一个问题，像后唐庄宗和后唐末帝都是凭借自身雄才、武勇，转战沙场，所向无敌，打败了强敌，最终夺得了帝位。他们并不是懦弱昏庸的无能之辈，可是，当李嗣源的军队在邺城叛乱，石敬瑭的军队在并州起兵时，他们却胆战心惊，惊慌万状，只能像小儿女一样悲伤哭泣，低头拱手，等待末日的来临。”
何去非认为，因为有强臣和骄兵控制了他们的命运，只有到了末日，他们才开始省悟自身的孤立和弱小，却已无能为力。《新唐书》《新五代史》都提到军队在利益前面普遍失控，“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
依靠功勋而成就大业的人，身边常常有强臣，凭借武力夺取天下的人，身边常常有骄兵。他们本来并不是强横和跋扈的，是因为他们付出了辛劳，立下功勋，并得到越来越多的爵赏，最后发展到强横难治的。
何去非说：“用乱世取代乱世的人，并不看重管理，每天只知道督促将领去立功，催促士兵们去奋战，所以对爵赏就不能有丝毫的吝惜。发展下去，便是强横的大臣倚靠骄纵的士兵窥伺皇位，以便取而代之，骄纵的士兵劫持大臣犯上作乱，希望谋取更多的赏赐。”
这种事情在晚唐、五代简直不胜枚举，其中最高潮的一幕就是“陈桥兵变”，并建立了宋代。后周显德七年正月初一，忽然传闻契丹联合北汉大举入侵。宰相范质等人不辨真伪，急遣赵匡胤率军北上迎敌，军队夜宿距开封东北二十公里的陈桥驿，赵匡胤的一些亲信在将士中散布言论，说：“如今皇帝幼弱，不能亲政，我们为国卖命杀敌，有谁知道，还不如先拥立赵匡胤为皇帝，然后再出发北征。”
兵变情绪很快就被煽动起来，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和亲信赵普见时机成熟，便授意将士将一件事先准备好的黄袍披在假装醉酒的赵匡胤身上，一同拜于庭下，齐呼万岁，要拥立他做皇帝。 醒来的赵匡胤却做出被迫的样子说：“你们自己贪图富贵，立我为天子，你们要是以后能听我的话，我就依了你们，不然，我就不做你们的主上。”
这几乎是赵匡胤的老领导郭威篡位做皇帝的翻版，在上次行动中，赵匡胤还是个积极分子。
为了不被后浪拍死在沙滩上，建隆二年七月初九日晚朝时，宋太祖赵匡胤把石守信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喝酒，酒兴正浓，赵匡胤突然屏退侍从。他叹了一口气说：“若不是靠你们出力，我是到不了这个地位的，为此我从内心一直感念你们的功德。但是啊，做皇帝太难了，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我整夜都不敢安枕而卧啊。”石守信等人惊骇地忙问其故，赵匡胤继续说：“这不难知道，这个皇帝位谁不想要呢？” 石守信等人听了，急忙表示皆无异心。赵匡胤说：“你们虽然无异心，然而你们的部下如果想要富贵，把黄袍加在你的身上，你即使不想当皇帝，到时候恐怕也是身不由己了。”
赵匡胤又说道：“人生在世，就像白驹过隙那样短促，所以要得到富贵的人，不过是想弄些金钱，多多娱乐，使子孙后代免于贫乏而已。你们不如放弃兵权，到地方上去，多置良田美宅，为子孙弄些长远产业；同时多买些歌姬，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我与你们再结为亲家，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
第二天早朝，那些曾经的心腹大将纷纷上表辞职，放弃股权，拿钱走人。就这样，一个“创业者”和“股东们”相爱相杀的时代结束了。
当晚年的杜甫看到一群小儿在路边骑着竹马玩打仗的游戏，不禁作诗感慨，如今天下兵戈不歇，这就是祸乱的根源啊。杜甫意识到，当马上封侯成为全社会的一个价值样板后，和平自然就遥遥无期了。自唐代建立到覆灭的近三百年间，也几乎没有一年不处在战争状态。冒险家的游乐场，这个基调从唐朝建立伊始便已定下。
创业者也是代理人
由于隋炀帝的过度作为导致政权崩溃，天下群雄蜂起。隋朝几乎成了秦代二世而亡的翻版。不同的是，替代者唐高祖李渊的胜利来得太过容易，就像今天那些被风投催大的“巨婴公司”的古代版本，并因此埋下了未来动荡的种子。
天下乱成一团之际，李渊在太原起兵，一路上滥发封赏，将无数“世袭国公”的帽子派给了关西豪族，这变相承认了他们在新政权中的股权，关西地区几乎传檄而定。同时，李渊将处理关东各路起义军的棘手问题全权交给了次子李世民。
有了中间商，必然赚差价，在谋臣房玄龄、杜如晦的谋划下，年轻的李世民一边与各路反王血战，一边招降纳叛，网罗人才。荡平群雄后，秦王李世民的天策府俨然已是另一个中枢系统了，尾大不掉，帐下谋士如云，猛将如雨。
房玄龄、杜如晦在史书中被评为功名利禄之士，那些追随李世民的人才或多或少都有為了“开国封公，子孙食禄”而奋斗的想法。如果李世民不能继位，那些人的期权就无法套现，只会烂在手里，更不会被画成人像摆进凌烟阁中供人瞻仰。
不少史学研究者认为，按照正常的法定程序，李世民是不可能继位的。最终，李世民先下手为强，在玄武门事变中，杀死了长兄皇太子李建成和三弟齐王李元吉。此前一直试图玩弄平衡的李渊忍辱偷生，主动选择了下台，并下诏赐死李建成、李元吉各自的五个孩子，白发人送黑发人。这让原本打算“杀兄弑父”的李世民喜出望外，毕竟弑父之后的烂摊子，并不那么容易摆平。
李世民有一支充满狼性的、从底层打拼出来、等待套现的创业团队，和他处在同一个赛道里的李渊、李建成父子既没有能力消化它，也不敢将李世民诛杀，因为那样可能会激起全国范围的内战。最终，被李世民抢占先机。
虽然李世民通过非常手段攫取了皇位，但政权运转并未出现问题，也可见其势力已经渗透到了朝廷的各个层面。
古人说，“天家无父子”。在巨大的利益和风险之前，人伦都不足以构成所谓的防线。那些发生在今天的创业者和投资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也好，翻脸无情也好，都可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诸葛亮在写给后主刘禅的《前出师表》中说：“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在古代，创业一词基本上等同打江山。
尽管“创”与“造”字意相近，而“造业”却是另一个意思。李世民看似取得了胜利，也成功篡改了历史，但他还是造下了某种“业”，比如，他的后代纷纷在府中豢养死士，都希望有一天像他那样，突然杀进皇宫，黄袍加身。这样的事发生过多次，他的重孙子李隆基便是在唐隆政变中，攻进皇宫诛杀了韦后集团。
另一方面，对于普通人来说，进入某个集团，为人卖命，将来“身股”未尝不能套现，获得荣华富贵。这便是让杜甫感慨的那部分社会意识形态。
创业在今天有了不同的解释。经济学家科尔将创业定义为：发起、维持和发展以利润为导向的企业的有目的性的行为。至于它与现代语义的差别，宏碁电脑创始人施振荣曾有一个很好的论断：“君主们对于组织的生态是没有选择权的，只有土地和人民，某种意义上就是同质化竞争。而现在谁都可以‘圈地为王’，创建组织，可以选择客户，选择我要做什么，选择股东，选择员工，选择合作对象，然后建构一个生态。”
在施振荣看来，今天的创业是以创造价值为前提，所以他主张企业家传贤不传子。我们反过来理解，古人所谓的创业，即创立政权，这本身并不产生价值增量。所以，关于权柄的竞争，就成了孤岛游戏，既要分清敌友，又要一边担心被害，一边筹划将对手一击致命。
在现代社会情境中，李嘉诚就可以在退休前数年做好安排，由长子李泽钜继承家业，次子李泽楷拿走巨款，自立门户。尽管李泽楷从小就不那么听话，甚至总想摆脱李嘉诚之子的标签，但总的来说，李嘉诚对身后事的安排并不足以影响家庭和睦，正是因为李泽楷可以在不同的空间里驰骋，不必和李嘉诚、李泽钜在一个“赛道”里兵戎相见。
实际上，具体到在某些行业中创业，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常常是同质化的，各种打法也同样“狗血”，甚至类似拼刺刀。因为大家都在同一个“赛道”中，这就和过去“打江山”的情境相去不远了。有学者指出，现在很多企业的竞争手段，越来越“下行”，就属于这种情况。
藩镇割据，中间商必然赚差价
李渊为了消灭关东农民起义军建立的各路政权，授予了李世民自行处置的特权，也为后来的“尾大不掉”埋下了伏笔。战场的情况瞬息万变，如果事事由听不到炮声的大后方来决策，必然会贻误战机，功败垂成。更何况古训也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所以唐代建立后，为了应付对外战争，也在边疆地区设置了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节度使。当朝廷中枢运行良好时，节度使能够为国家守好门户，这种与中央分权的制度也相对高效。
但是当安史之乱爆发后，叛乱之火烧向了统治的腹心地带，为了平定叛乱，政府不得不在已经沦为战场的内地设置了很多节度使，这使得节度使制度内地化；而为了迅速结束战争，一些成建制投降的叛军首领，也在原地被封为节度使。这时，对于中央政府来说，便处处都是中间商了。
实际上，节度使制度和汉代的刺史制度类似，本意就是朝廷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地方，从中央派人监察地方，结果硬生生地插入了一个层级。这个层级反而成了地方效忠的对象，即所谓藩镇，这对朝廷来说，也成为信息的阻断器。 唐代的最后几代皇帝与藩镇的关系都十分微妙，牵一发而动全身，只能威慑，却无力解决它们。而有野心谋反的藩镇也没有足够的实力，有实力的藩镇又缺乏野心，藩镇之间也处于一种互相防备的动态平衡中。天下大体维持着一种名义上的统一。
直到席卷半个中国的黄巢起义爆发，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来了。从镇压黄巢起义中，崛起了像朱温、李克用这样实力强劲的军阀，正如李世民的实力从镇压隋末起义军而获得膨胀一样。平衡被打破了，中央无力制衡地方，宣武军节度使、梁王朱温弑杀唐昭宗，又以“禅让”的方式夺取了唐哀帝的帝位，建立了后梁政权。
此后，各路节度使纷纷叛变，自立为王，中国历史由此进入所谓的五代十国时期。
小股东们也疯狂
当年，公子异人在秦国不得宠，以至于被送到赵国做人质，却被巨商吕不韦看中。吕不韦从天使轮一直跟投到异人回国继位成为秦庄襄王。异人也履行了诺言，与吕不韦共享最高权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物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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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在關东招降纳叛就是一种凑份子，以个人魅力和信誉为担保，向投靠他的人画大饼，分股权。
创业者和投资人常常处在博弈之中，古代的领袖们与追随他们的强人也同样如此。宋代学者何去非说：“我曾经探究过这样一个问题，像后唐庄宗和后唐末帝都是凭借自身雄才、武勇，转战沙场，所向无敌，打败了强敌，最终夺得了帝位。他们并不是懦弱昏庸的无能之辈，可是，当李嗣源的军队在邺城叛乱，石敬瑭的军队在并州起兵时，他们却胆战心惊，惊慌万状，只能像小儿女一样悲伤哭泣，低头拱手，等待末日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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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功勋而成就大业的人，身边常常有强臣，凭借武力夺取天下的人，身边常常有骄兵。他们本来并不是强横和跋扈的，是因为他们付出了辛劳，立下功勋，并得到越来越多的爵赏，最后发展到强横难治的。
何去非说：“用乱世取代乱世的人，并不看重管理，每天只知道督促将领去立功，催促士兵们去奋战，所以对爵赏就不能有丝毫的吝惜。发展下去，便是强横的大臣倚靠骄纵的士兵窥伺皇位，以便取而代之，骄纵的士兵劫持大臣犯上作乱，希望谋取更多的赏赐。”
这种事情在晚唐、五代简直不胜枚举，其中最高潮的一幕就是“陈桥兵变”，并建立了宋代。后周显德七年正月初一，忽然传闻契丹联合北汉大举入侵。宰相范质等人不辨真伪，急遣赵匡胤率军北上迎敌，军队夜宿距开封东北二十公里的陈桥驿，赵匡胤的一些亲信在将士中散布言论，说：“如今皇帝幼弱，不能亲政，我们为国卖命杀敌，有谁知道，还不如先拥立赵匡胤为皇帝，然后再出发北征。”
兵变情绪很快就被煽动起来，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和亲信赵普见时机成熟，便授意将士将一件事先准备好的黄袍披在假装醉酒的赵匡胤身上，一同拜于庭下，齐呼万岁，要拥立他做皇帝。 醒来的赵匡胤却做出被迫的样子说：“你们自己贪图富贵，立我为天子，你们要是以后能听我的话，我就依了你们，不然，我就不做你们的主上。”
这几乎是赵匡胤的老领导郭威篡位做皇帝的翻版，在上次行动中，赵匡胤还是个积极分子。
为了不被后浪拍死在沙滩上，建隆二年七月初九日晚朝时，宋太祖赵匡胤把石守信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喝酒，酒兴正浓，赵匡胤突然屏退侍从。他叹了一口气说：“若不是靠你们出力，我是到不了这个地位的，为此我从内心一直感念你们的功德。但是啊，做皇帝太难了，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我整夜都不敢安枕而卧啊。”石守信等人惊骇地忙问其故，赵匡胤继续说：“这不难知道，这个皇帝位谁不想要呢？” 石守信等人听了，急忙表示皆无异心。赵匡胤说：“你们虽然无异心，然而你们的部下如果想要富贵，把黄袍加在你的身上，你即使不想当皇帝，到时候恐怕也是身不由己了。”
赵匡胤又说道：“人生在世，就像白驹过隙那样短促，所以要得到富贵的人，不过是想弄些金钱，多多娱乐，使子孙后代免于贫乏而已。你们不如放弃兵权，到地方上去，多置良田美宅，为子孙弄些长远产业；同时多买些歌姬，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我与你们再结为亲家，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
第二天早朝，那些曾经的心腹大将纷纷上表辞职，放弃股权，拿钱走人。就这样，一个“创业者”和“股东们”相爱相杀的时代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