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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恭达罗》是印度梵语剧作家迦梨陀娑撰写的一部多幕剧，讲述了隐士养女沙恭达罗同国王之间坎坷而圆满的自由恋爱如何达成。而《罗密欧与朱丽叶》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一部悲剧作品，讲述一对仇人的儿女是如何自发地相爱又双双迈入死亡。在不同的时期和文化背景，两部作品中的两个女性形象如何分别在自己的生活中突破固有的社会文化困境，表达对自由爱情的坚定追求，值得我们进行探讨。
（一）共性：美好的女性形象
两幕剧以视角交换的形式描绘了两人之间的爱情，从外貌和性格方面分别描写了理想中美好的女性形象。自男权社会的惯性、获得观众主体共鸣的可能和作者性别的潜意识三个角度出发，首先，在两人初见时都是由男性描绘女性姣好的外貌。在罗密欧初见朱丽叶时，他正沉浸在对爱情的苦恼之中。而朱丽叶对于他，是“黑奴耳边璀璨的珠环”“鸦群中蹁跹的白鸽”，这样极富对比意义的描写，突出了女性形象的美好，为爱情增添一些浪漫的必然性。而在沙恭达罗中，国王对沙恭达罗的爱慕同样集中体现在其一次次对她的描述语句中，如“地面上散发不出这样眩目的光耀。”然而这两位女性并不仅仅局限于外貌的美好，她们心灵中充盈着的对爱情和自由的向往，以及追求心之所向所付出的努力，是两出剧目如此动人的内核所在。沙恭达罗作为净修林的女儿，恪守宗教规律，被“树皮衣”束缚许久的她在面对爱情来临的时候，几近纠结最后选择自己的内心，使用干闼婆即自由恋爱的方式和国王结合，并怀孕。而朱丽叶的爱情也是大胆和直接的，她不顾一切地选择同一见倾心的仇人之子结婚。两个人都勇敢地背离了世俗道德观念的捆绑，奔向自己心灵深处渴求的自由爱情。勇气的另一个层面，是沙恭达罗怒斥负心汉和朱丽叶吞下长眠药。丰富的描写将两位女性的性格塑造得更加丰满和动人。追求爱情，这是两位女性独立作出的选择。从外貌到心灵，两位分别来自东西方的剧作家建构了具有共性特征的、两个动人又美好的女性形象。
（二）诅咒的强弱性表达
《沙恭达罗》中的诅咒情节承于梵语文学的历史背景以及文学经验，并对后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迦梨陀娑之所以在其剧作中普遍性使用诅咒的手法，是出于其宗教文化背景和增添浪漫主义色彩的考量。诅咒是隐士这样的仙人所说的话，具有神力。《沙恭达罗》中诅咒的形成和破解之法都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我们可以看到在剧中仙人的话既可以让国王遗忘关于某人的所有记忆，又可以将恢复记忆之神法以某个物质性载体为依托。这样的力量是非常强的。而这力量的来源便是宗教背景的强大。作为国王的刹帝利和作为隐士之女的婆罗门勇敢地结合，这本身也是在宗教背景下才能建立和展示的冲突。所以《沙恭达罗》的诅咒成为了推动其剧情发展的重要力量。而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除了陷入爱火失去理智的两位主角下意识地表达过不安，只有作为证婚人且具有特殊职业的劳伦斯神父，不止一次地叙说过这样的担忧。而且比起两位主角出于对危险的直觉性反应——一种尚且混沌蒙昧的反应，劳伦斯神父的话更加地具体甚至具有预言性质。“最甜的蜜糖可使味觉麻木;不太热烈的爱情才维持久远;太快或太慢，结果都不会圆满。”可以说，劳伦斯由于其与上帝沟通的特殊职业，和作为证婚人在故事牵涉颇深的现实，其言语一定程度上具有较弱的诅咒意味。最后成真的弱性诅咒话语实现、变成了一种预言。两部剧中都有一定的诅咒情节，但是由于强弱不同的宗教势力背景和作者的不同用意，两种诅咒有了强弱化之分，但都被作者运用地极好，为剧作增添了许多别样的意味。
（三）文化背景：开始与结局的差异性考量
在爱侣走向彼此、想要表达心意时，这两位女性有差异非常大的反应。沙恭达罗被“蜜蜂”所扰，为自己爱情的萌生而惊惧，直到生了心病影响了身体，直到同国王互诉衷肠才慢慢地确定爱情。而朱丽叶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作家塑造的女性，在男性向她邀吻时，可以直接回复“你的祷告已蒙神明允准。”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非父亲的附庸，同意了罗密欧的邀约。求爱过程的差异性正是来源于文化背景的不同。求爱过程意味着爱情的开端，已经极富差异性，而结局同样如此。
在东方早期的宗教神化倾向较重的文化背景之下，我们知道沙恭达罗历尽苦辛，即使在怀有身孕变为弃妇的情况下，依然有知晓一切的神仙在其中承担情节调配和缓和冲突的作用。最后也是借由神仙的力量同爱人解开误会，一家团聚。而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即使是神父的精心安排，两个人也无法避过命运必然性的安排，作为两个非全知全能的人，在现实的力量下，双双坠入深渊，而且并不能化蝶。正是剧作完成期的社会现实状况，和作家本身的信仰与观念两者的双重影响下，铸就了两部剧结局的差异性。
固然，出于文化背景的原因，两段爱情的开端和结局具有丰富的差异性。但同时我们也知道，沙恭达罗和朱丽叶的理想美好的女性形象具有跨越时空的共性。两人跨越了时间与空间，成为东西方追求自由爱情的经典女性形象。而剧作家的对爱情与自由的美好愿望也通过两位女性形象传达给了世界。
参考文献：
[1]威廉·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M].朱生豪译.北京：中国宇航出版社，2016
（作者單位：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 张碧蔚）
（一）共性：美好的女性形象
两幕剧以视角交换的形式描绘了两人之间的爱情，从外貌和性格方面分别描写了理想中美好的女性形象。自男权社会的惯性、获得观众主体共鸣的可能和作者性别的潜意识三个角度出发，首先，在两人初见时都是由男性描绘女性姣好的外貌。在罗密欧初见朱丽叶时，他正沉浸在对爱情的苦恼之中。而朱丽叶对于他，是“黑奴耳边璀璨的珠环”“鸦群中蹁跹的白鸽”，这样极富对比意义的描写，突出了女性形象的美好，为爱情增添一些浪漫的必然性。而在沙恭达罗中，国王对沙恭达罗的爱慕同样集中体现在其一次次对她的描述语句中，如“地面上散发不出这样眩目的光耀。”然而这两位女性并不仅仅局限于外貌的美好，她们心灵中充盈着的对爱情和自由的向往，以及追求心之所向所付出的努力，是两出剧目如此动人的内核所在。沙恭达罗作为净修林的女儿，恪守宗教规律，被“树皮衣”束缚许久的她在面对爱情来临的时候，几近纠结最后选择自己的内心，使用干闼婆即自由恋爱的方式和国王结合，并怀孕。而朱丽叶的爱情也是大胆和直接的，她不顾一切地选择同一见倾心的仇人之子结婚。两个人都勇敢地背离了世俗道德观念的捆绑，奔向自己心灵深处渴求的自由爱情。勇气的另一个层面，是沙恭达罗怒斥负心汉和朱丽叶吞下长眠药。丰富的描写将两位女性的性格塑造得更加丰满和动人。追求爱情，这是两位女性独立作出的选择。从外貌到心灵，两位分别来自东西方的剧作家建构了具有共性特征的、两个动人又美好的女性形象。
（二）诅咒的强弱性表达
《沙恭达罗》中的诅咒情节承于梵语文学的历史背景以及文学经验，并对后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迦梨陀娑之所以在其剧作中普遍性使用诅咒的手法，是出于其宗教文化背景和增添浪漫主义色彩的考量。诅咒是隐士这样的仙人所说的话，具有神力。《沙恭达罗》中诅咒的形成和破解之法都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我们可以看到在剧中仙人的话既可以让国王遗忘关于某人的所有记忆，又可以将恢复记忆之神法以某个物质性载体为依托。这样的力量是非常强的。而这力量的来源便是宗教背景的强大。作为国王的刹帝利和作为隐士之女的婆罗门勇敢地结合，这本身也是在宗教背景下才能建立和展示的冲突。所以《沙恭达罗》的诅咒成为了推动其剧情发展的重要力量。而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除了陷入爱火失去理智的两位主角下意识地表达过不安，只有作为证婚人且具有特殊职业的劳伦斯神父，不止一次地叙说过这样的担忧。而且比起两位主角出于对危险的直觉性反应——一种尚且混沌蒙昧的反应，劳伦斯神父的话更加地具体甚至具有预言性质。“最甜的蜜糖可使味觉麻木;不太热烈的爱情才维持久远;太快或太慢，结果都不会圆满。”可以说，劳伦斯由于其与上帝沟通的特殊职业，和作为证婚人在故事牵涉颇深的现实，其言语一定程度上具有较弱的诅咒意味。最后成真的弱性诅咒话语实现、变成了一种预言。两部剧中都有一定的诅咒情节，但是由于强弱不同的宗教势力背景和作者的不同用意，两种诅咒有了强弱化之分，但都被作者运用地极好，为剧作增添了许多别样的意味。
（三）文化背景：开始与结局的差异性考量
在爱侣走向彼此、想要表达心意时，这两位女性有差异非常大的反应。沙恭达罗被“蜜蜂”所扰，为自己爱情的萌生而惊惧，直到生了心病影响了身体，直到同国王互诉衷肠才慢慢地确定爱情。而朱丽叶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作家塑造的女性，在男性向她邀吻时，可以直接回复“你的祷告已蒙神明允准。”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非父亲的附庸，同意了罗密欧的邀约。求爱过程的差异性正是来源于文化背景的不同。求爱过程意味着爱情的开端，已经极富差异性，而结局同样如此。
在东方早期的宗教神化倾向较重的文化背景之下，我们知道沙恭达罗历尽苦辛，即使在怀有身孕变为弃妇的情况下，依然有知晓一切的神仙在其中承担情节调配和缓和冲突的作用。最后也是借由神仙的力量同爱人解开误会，一家团聚。而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即使是神父的精心安排，两个人也无法避过命运必然性的安排，作为两个非全知全能的人，在现实的力量下，双双坠入深渊，而且并不能化蝶。正是剧作完成期的社会现实状况，和作家本身的信仰与观念两者的双重影响下，铸就了两部剧结局的差异性。
固然，出于文化背景的原因，两段爱情的开端和结局具有丰富的差异性。但同时我们也知道，沙恭达罗和朱丽叶的理想美好的女性形象具有跨越时空的共性。两人跨越了时间与空间，成为东西方追求自由爱情的经典女性形象。而剧作家的对爱情与自由的美好愿望也通过两位女性形象传达给了世界。
参考文献：
[1]威廉·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M].朱生豪译.北京：中国宇航出版社，2016
（作者單位：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 张碧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