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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第一手的电文、日记、书信，还是回忆录，像师座、旅座、团座等叫法凤毛麟角，几乎不见于记载。至于什么“局座”“处座”之类，更像是导演编剧们脑洞大开的产物。
在民国题材影视剧中，国民党内部的称呼一直是个颇具时代感的元素，看得多了，观众也摸清了门道。领导一律称某座，如“师座”“处座”，“局座”甚至被顽皮的网友用在了当代某著名军事专家身上；同辈官员间喜欢称兄道弟，关键时刻可要“拉兄弟一把”；“校长”就是蒋介石的代名词，有时还叫“总裁”。
这些今天看来带着几分喜感的称谓是怎么来的？最低要达到什么级别才能被称为“座”？什么人可以叫蒋介石校长？什么层次的关系可以称兄道弟？这些问题理一下头绪，会发现影视中很多叫法其实是以讹传讹。实际上在当时国民革命军的将领之间，称呼是非常讲究的，不但“校长”不能乱叫，兄长也不能随便认的，套近乎也要按规矩讲辈分。
从党员“总理”到全民“国父”
说起“国父”，大家都知道指的是孙中山，在电视剧里，会发现很多国民党员称之为“总理”。“国父”与“总理”这两个称谓都是孙中山逝世之后才有的，“国父”这一称谓的出现要晚得多，直到1940年4月1日，国民政府才正式尊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此后，许多叫法也有微妙变化，例如《总理遗嘱》开始被改称《国父遗嘱》，《总理纪念歌》改为《国父纪念歌》，就连原歌词中“我们总理，首创革命”也改成了“我们国父，首创革命”，其实都只改动了两个字，其他均未变。“总理”是政党的职位，而“国父”则上升到了国家层面。看似仅仅是称呼变化，背后伴随的是一系列强制性政策，例如学校学生必须背诵《国父遗嘱》，政府公职人员必须穿中山服等。两字之差，“党员必读”就变成了“全民必读”。
从委员长到总裁
孙中山被尊为国父时已去世多年，实行这一系列措施的是蒋介石。和孙中山比起来，蒋介石的专有名词更多，例如委员长、总裁、校长、蒋公等等，这些称呼又是怎么来呢？
先说人尽皆知的“委员长”。打完中原大战，蒋介石平定了党内几支实力较大的军阀，党、政、军大权越来越集中于他手中。1926年至1936年这10年间，张静江、胡汉民、蒋介石在党内都担任过执行委员会主席之职，但这个职位的权力非常有限。那时候“主席”这两个字实在不怎么值钱，不要说党内的主席，即使是国民政府的主席也只是个名头。既然主席是虚的，那就必须另设机构集权。
1932年3月1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正式通过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恢复了之前二届五中全会后被撤销的军事委员会，并提名由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不久后就正式任命。根据四届二中全会的议案，军委会委员长一职统率全国海陆空军，总管军令、军政等事项，实际上就是国家最高统帅，妇孺皆知的“蒋委员长”就此诞生。1945年抗战胜利后，军事委员会这个机构被撤销，也就是说，“蒋委员长”这个称呼只存在于1932年到1945年之间。现在不少电视剧中，明明已是国共内战时期，国军将领们还一口一个“委员长”地叫，实在是严重穿帮。
除了“委员长”这个特别著名的称呼之外，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还有个专有称谓——总裁。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为应对复杂的形势，国民党于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修改党章，增设了《总裁》一章，与原保存的《总理》一章并存，规定：“总裁代行总理职权。”
“领袖制度”确立后，国民党自孙中山逝世以来实行的委员制名存实亡，蒋介石成了党内的最高领袖。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逝世，不久后，蒋经国担任中国国民党党主席。蒋经国告诫国民党党员：以后不要称“蒋经国时代”，也不要称他为领袖。从此以后，党主席一职便是国民党中的最高职位，但这个职务没有任何领袖色彩，并定期通过选举换届，至今如此。
国民党的主席有很多，包括连战、马英九、吴伯雄等人都担任过，但总理与总裁却是独一无二的。言“总理”特指孙中山，言“总裁”则特指蒋介石。但二者又有本质区别，总理一职成专属是在孙中山逝世后才被赋予，是党员对先行者功绩的彰显行为。总裁则不同，这个职务以最高领袖的形式出现，可以代行孙中山之后党内再也没有人担任过的总理一职的职权，并且几十年不换届，等同于终身制，可以说不是党魁，胜似党魁。
除了委座，其他长官很少被叫“座”
如今大众对国军部队中的称呼还有这么个印象，那就是军长不叫军长，而叫军座；师长不称师长，称师座。在老电影《南征北战》中，国民党的张军长麾下的参谋就以“军座”称呼长官，此后但凡涉及国民党时代的影视作品中，什么委座、总座、军座、师座、团座、局座、处座？层出不穷。当下不少民国将领的粉丝们也很喜欢用“座”来称呼自己的偶像。在百度百科输入“军座”，词条显示的解释是“在国民党的部队中，各级人员都有着严格的官职称谓甚至是尊称”。我不知道这个词条的依据到底是什么？
先从这个“座”字来看。“座”是敬辞，取宝座之意，可以是下级对上级的尊称，也可能是对没有隶属关系的人的敬辞。但若是将“座”视为国军的专利，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从正式军职来说，在国民革命军中没有“某座”这个职务，有的只是和解放军一样的军长、师长、团长等。当然，“座”这种称呼在民国军队中的确存在，例如解放军的将军陈锐霆就曾称呼在莱芜战役中被俘的国军将领李仙洲为“军座”，这显然只是一种表示尊敬的称呼，用或不用完全看个人习惯。其性质与北洋军阀头目之间喜欢称“帅”，民国老百姓叫军人“老总”一样。其实翻开民国第一手史料（书信、日记、电报等），见得最多的“座”恰恰不是军座、师座、团座，而是“委座”与“钧座”。先说“委座”，这个称呼在抗战期间出现得较为频繁。举两个例子，一例是南昌会战期间，薛岳发给陈诚的电报中提到“现迭奉委座电令”之语。另一例出自戴安澜日记，有一次他在缅甸迷了路，见到有车驶来以为是当地英军，便将车拦下。戴安澜上前用英语问路，结果车中下来一位国军同僚，见面就说：“老戴，你发什么疯？此乃委座乘车也。”两个例子的不同之处在于，薛岳发的属于正规的电文，戴安澜日记中的场景则属于生活日常，两处皆出现“委座”称呼，可见是国军将领对蒋介石比较普遍的尊称。顾名思义，这个称谓是根据委员长一职而来，在抗战胜利后就不用了。
“钧座”就是另一码事了。“钧”是古代的重量单位，衍生为敬辞，也就是说“钧”和“座”两个字都不是指职务，这一点和“委座”有很大区别。1944年8月，衡阳城陷落前夕，国军第10军军长方先觉给蒋介石发出“最后一电”：“职等誓以一死以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其中出现的“钧座”一词，用在这里可看作下级对上级的尊称。接下来看另一例，湖南在驱逐军阀张敬尧斗争期间，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写了一封《致张敬尧的公开信》中提到：“钧座为地方长官，似应一查真象。”这封信至少可以证明两个问题。其一，“钧座”一词不仅是军中下级对上级可以用，民间人士对军政人物同样适用，有点类似古时“大人”的叫法。其二，驱张运动时，国民革命军还没有诞生，可知“钧座”并非国民党的专利，早在北洋时期就有了，充其量只能说是民国军队中常用的尊称之一，不是什么国军特色。
无论是第一手的电文、日记、书信，还是回忆录，像师座、旅座、团座等叫法凤毛麟角，几乎不见于记载。至于什么“局座”“处座”之类，更像是导演编剧们脑洞大开的产物。总而言之，国军中称“座”的叫法的确存在，但远远没有影视剧中那么频繁，也没有那般标准化。
在民国题材影视剧中，国民党内部的称呼一直是个颇具时代感的元素，看得多了，观众也摸清了门道。领导一律称某座，如“师座”“处座”，“局座”甚至被顽皮的网友用在了当代某著名军事专家身上；同辈官员间喜欢称兄道弟，关键时刻可要“拉兄弟一把”；“校长”就是蒋介石的代名词，有时还叫“总裁”。
这些今天看来带着几分喜感的称谓是怎么来的？最低要达到什么级别才能被称为“座”？什么人可以叫蒋介石校长？什么层次的关系可以称兄道弟？这些问题理一下头绪，会发现影视中很多叫法其实是以讹传讹。实际上在当时国民革命军的将领之间，称呼是非常讲究的，不但“校长”不能乱叫，兄长也不能随便认的，套近乎也要按规矩讲辈分。
从党员“总理”到全民“国父”
说起“国父”，大家都知道指的是孙中山，在电视剧里，会发现很多国民党员称之为“总理”。“国父”与“总理”这两个称谓都是孙中山逝世之后才有的，“国父”这一称谓的出现要晚得多，直到1940年4月1日，国民政府才正式尊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此后，许多叫法也有微妙变化，例如《总理遗嘱》开始被改称《国父遗嘱》，《总理纪念歌》改为《国父纪念歌》，就连原歌词中“我们总理，首创革命”也改成了“我们国父，首创革命”，其实都只改动了两个字，其他均未变。“总理”是政党的职位，而“国父”则上升到了国家层面。看似仅仅是称呼变化，背后伴随的是一系列强制性政策，例如学校学生必须背诵《国父遗嘱》，政府公职人员必须穿中山服等。两字之差，“党员必读”就变成了“全民必读”。
从委员长到总裁
孙中山被尊为国父时已去世多年，实行这一系列措施的是蒋介石。和孙中山比起来，蒋介石的专有名词更多，例如委员长、总裁、校长、蒋公等等，这些称呼又是怎么来呢？
先说人尽皆知的“委员长”。打完中原大战，蒋介石平定了党内几支实力较大的军阀，党、政、军大权越来越集中于他手中。1926年至1936年这10年间，张静江、胡汉民、蒋介石在党内都担任过执行委员会主席之职，但这个职位的权力非常有限。那时候“主席”这两个字实在不怎么值钱，不要说党内的主席，即使是国民政府的主席也只是个名头。既然主席是虚的，那就必须另设机构集权。
1932年3月1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正式通过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恢复了之前二届五中全会后被撤销的军事委员会，并提名由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不久后就正式任命。根据四届二中全会的议案，军委会委员长一职统率全国海陆空军，总管军令、军政等事项，实际上就是国家最高统帅，妇孺皆知的“蒋委员长”就此诞生。1945年抗战胜利后，军事委员会这个机构被撤销，也就是说，“蒋委员长”这个称呼只存在于1932年到1945年之间。现在不少电视剧中，明明已是国共内战时期，国军将领们还一口一个“委员长”地叫，实在是严重穿帮。
除了“委员长”这个特别著名的称呼之外，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还有个专有称谓——总裁。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为应对复杂的形势，国民党于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修改党章，增设了《总裁》一章，与原保存的《总理》一章并存，规定：“总裁代行总理职权。”
“领袖制度”确立后，国民党自孙中山逝世以来实行的委员制名存实亡，蒋介石成了党内的最高领袖。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逝世，不久后，蒋经国担任中国国民党党主席。蒋经国告诫国民党党员：以后不要称“蒋经国时代”，也不要称他为领袖。从此以后，党主席一职便是国民党中的最高职位，但这个职务没有任何领袖色彩，并定期通过选举换届，至今如此。
国民党的主席有很多，包括连战、马英九、吴伯雄等人都担任过，但总理与总裁却是独一无二的。言“总理”特指孙中山，言“总裁”则特指蒋介石。但二者又有本质区别，总理一职成专属是在孙中山逝世后才被赋予，是党员对先行者功绩的彰显行为。总裁则不同，这个职务以最高领袖的形式出现，可以代行孙中山之后党内再也没有人担任过的总理一职的职权，并且几十年不换届，等同于终身制，可以说不是党魁，胜似党魁。
除了委座，其他长官很少被叫“座”
如今大众对国军部队中的称呼还有这么个印象，那就是军长不叫军长，而叫军座；师长不称师长，称师座。在老电影《南征北战》中，国民党的张军长麾下的参谋就以“军座”称呼长官，此后但凡涉及国民党时代的影视作品中，什么委座、总座、军座、师座、团座、局座、处座？层出不穷。当下不少民国将领的粉丝们也很喜欢用“座”来称呼自己的偶像。在百度百科输入“军座”，词条显示的解释是“在国民党的部队中，各级人员都有着严格的官职称谓甚至是尊称”。我不知道这个词条的依据到底是什么？
先从这个“座”字来看。“座”是敬辞，取宝座之意，可以是下级对上级的尊称，也可能是对没有隶属关系的人的敬辞。但若是将“座”视为国军的专利，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从正式军职来说，在国民革命军中没有“某座”这个职务，有的只是和解放军一样的军长、师长、团长等。当然，“座”这种称呼在民国军队中的确存在，例如解放军的将军陈锐霆就曾称呼在莱芜战役中被俘的国军将领李仙洲为“军座”，这显然只是一种表示尊敬的称呼，用或不用完全看个人习惯。其性质与北洋军阀头目之间喜欢称“帅”，民国老百姓叫军人“老总”一样。其实翻开民国第一手史料（书信、日记、电报等），见得最多的“座”恰恰不是军座、师座、团座，而是“委座”与“钧座”。先说“委座”，这个称呼在抗战期间出现得较为频繁。举两个例子，一例是南昌会战期间，薛岳发给陈诚的电报中提到“现迭奉委座电令”之语。另一例出自戴安澜日记，有一次他在缅甸迷了路，见到有车驶来以为是当地英军，便将车拦下。戴安澜上前用英语问路，结果车中下来一位国军同僚，见面就说：“老戴，你发什么疯？此乃委座乘车也。”两个例子的不同之处在于，薛岳发的属于正规的电文，戴安澜日记中的场景则属于生活日常，两处皆出现“委座”称呼，可见是国军将领对蒋介石比较普遍的尊称。顾名思义，这个称谓是根据委员长一职而来，在抗战胜利后就不用了。
“钧座”就是另一码事了。“钧”是古代的重量单位，衍生为敬辞，也就是说“钧”和“座”两个字都不是指职务，这一点和“委座”有很大区别。1944年8月，衡阳城陷落前夕，国军第10军军长方先觉给蒋介石发出“最后一电”：“职等誓以一死以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其中出现的“钧座”一词，用在这里可看作下级对上级的尊称。接下来看另一例，湖南在驱逐军阀张敬尧斗争期间，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写了一封《致张敬尧的公开信》中提到：“钧座为地方长官，似应一查真象。”这封信至少可以证明两个问题。其一，“钧座”一词不仅是军中下级对上级可以用，民间人士对军政人物同样适用，有点类似古时“大人”的叫法。其二，驱张运动时，国民革命军还没有诞生，可知“钧座”并非国民党的专利，早在北洋时期就有了，充其量只能说是民国军队中常用的尊称之一，不是什么国军特色。
无论是第一手的电文、日记、书信，还是回忆录，像师座、旅座、团座等叫法凤毛麟角，几乎不见于记载。至于什么“局座”“处座”之类，更像是导演编剧们脑洞大开的产物。总而言之，国军中称“座”的叫法的确存在，但远远没有影视剧中那么频繁，也没有那般标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