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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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帕特南和林南那里开始,关于互联网使用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作用,究竟是侵蚀还是促进,就一直存在争论。随着互联网对社会影响的不断增大,这一问题的显著度及重要性越来越高。近20年来,我国研究者们先后对不同对象、不同网络传播渠道、不同互联网使用方式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作用,做了大量检验,但结论仍莫衷一是。论文采用元分析方法,在既有的127个独立研究中,筛选出52个符合研究要求的对象,进行随机效应模型分析,总样本量为23202个。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中国经验中的互联网使用和社会资本具有中等强度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0.2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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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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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互联网群组治理与社会资本的约束作用研究”(项目编号:18XXW012)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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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帕特南和林南那里开始,关于互联网使用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作用,究竟是侵蚀还是促进,就一直存在争论。随着互联网对社会影响的不断增大,这一问题的显著度及重要性越来越高。近20年来,我国研究者们先后对不同对象、不同网络传播渠道、不同互联网使用方式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作用,做了大量检验,但结论仍莫衷一是。论文采用元分析方法,在既有的127个独立研究中,筛选出52个符合研究要求的对象,进行随机效应模型分析,总样本量为23202个。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中国经验中的互联网使用和社会资本具有中等强度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0.28,95%置信区间[0.23,0.33])。而且,以往研究的高异质性是由于真正的差异,而非抽样误差造成的。对9个潜在调节变量的探究显示:性别比例、文献发表时间、调查情境3个因素,并不影响互联网使用对社会资本作用的研究。而互联网类型、使用者身份类别、互联网使用测量方式、社会资本测量方式、抽样方式、发表偏见这6个因素,都显著影响到互联网使用对社会资本获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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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角色是由丰富的地方性实践建构的,但记者比较的三种范式分别以不同方式消解了记者角色的地方性:在西方新闻业的差异中提炼属于西方文化精神的“公约数”,进而化约为记者角色的规范性表述,遮蔽西方的多样性记者角色;在“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元对立中固化地方记者角色的差异性,以地方中心主义遮蔽地方与地方之间记者角色的多样性联系;通过属性测量贯通西方与非西方新闻实践,记者角色的地方性实践被概念化、类型化的分析所消解。论文倡导建构以跨文化理解为导向的比较范式,还原地方性新闻实践中那些被化约的文化意义,包括三种具体的研究路径
传播学存在挥之不去的正当性焦虑,焦点涣散,边界模糊,这在学科碰撞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论文以媒介社会学为个案,运用“边界工作”概念,考察英美学界如何通过反思式话语实践界定这个交叉领域,并谋求正当性。个案探讨有助于把握传播研究与社会学的互动,并从话语实践角度增进对知识生产和学科分化的理解。研究发现,英美媒介社会学从各个学科的“十字路口”踏入传播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中间地带”,其话语实践始终强调媒介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并愈发凸显“社会学敏感性”。这套话语实践为媒介社会学者在学科互动场域拓展出知识和制度空间,但也
传统媒体“倒贴钱”实习常态化背后实习生“同意的制造”如何成为可能,这是论文探讨的起点。论文沿劳动过程理论脉络,解释“实习生为何自愿倒贴钱实习”的内在逻辑。(1)劳资博弈中的力量不平衡、新闻教育规模扩张下的劳动力供需失衡等成为实习生“劳动同意”的条件性因素。(2)编排差异化身份下的不稳定感、人际关系中的归属需求、“灵活自由”工作方式背后的自我规训、情怀激励下的赶工、追求“好名声”的自我管控等制造出了实习生的自愿“同意”,构成隐蔽劳动控制机制,将其概括为“理想游戏”。(3)“倒贴钱”实习潜藏的矛盾表现为实习生
近代以降,“缺乏常识”长期被视为国人通病,构成反思国民特征的重要内容。以报刊话语为中心,论文试图理清该现象形成脉络。20世纪初,“常识”概念从日本传入中国,“缺乏常识”成为立宪派与革命派共享的观念前提,尤其在前者的政治构想中占据重要地位;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后,“缺乏常识”进入官方话语,成为清廷立宪行动的重要表达,具备了政治合法性,这一方面促使海内外立宪派展开大规模灌输常识的传播实践,另一方面也在官方教育体系中催生了各类常识传播活动;民初,新政权的一项使命便是锻造有常识的新国民,“缺乏常识”成为政治界与
1934年,学者钱端升出任天津《益世报》社论主笔,其间积极批判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外交政策,该报因而遭遇“停邮”处分。回顾这一事件的全过程,诸种关系缠绕交错,当局制裁举措引而缓发;派系政治隐现其间,报刊言论空间随之起伏。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其时党国政权与民营报刊关系的动态与复杂:在“结构性紧张”的基调下,因行动者在权力网络中的具体位置而有着微妙分际。此个案显示出“关系取向”是“训政”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新闻统制政策“实践逻辑”的一个重要特征。
传播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中已有大量研究涉及“录像”,主要表现为“以录像作为研究对象”或“以录像呈现研究成果”。论文介绍一种与此二者相比有诸多不同的录像研究——“以录像数据作为经验研究的素材”。这种方法也被称为“录像分析”,它起源于常人方法学和会话分析,在西方学界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其讨论却相对欠缺。论文旨在介绍录像分析的理论缘起和理论贡献,展示录像分析的经典经验研究案例,并阐释录像分析作为研究方法与其他研究进路的区别。最后,结合中国时代背景,提出录像分析可为中国社会的互动
新媒体技术对乡村人际交往的影响已经得到许多研究者的关注,但研究结论却莫衷一是,甚至对于乡村居民网络人际交往和具体现实人际交往缺乏深入研究。因此,论文基于问卷调研和焦点小组访谈,从关系传播理论视角出发,重点探讨了社交网络使用对乡村居民人际交往的影响。研究发现,乡村居民在社交网络使用、现实人际交往质量和网络人际交往质量上的表现较为突出。数据分析显示,在宏观视角上,社交网络使用的社会心理因素(网络社会临场感)和社交网络使用行为(网络自我表露、网络信息分享、网络娱乐活动)均对乡村居民现实和网络人际交往质量具有显著
话语分析是国内传播研究的常用方法之一,尤其以语言学导向的话语分析和批判话语分析为主流;还有不少文章仅把话语分析当作技术性的操作工具,而缺乏对背后丰富的理论意义的深入理解。近年来,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家拉克劳与墨菲的话语理论为支撑的埃塞克斯学派的话语分析方法论逐步被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特别在欧洲传播学领域得到进一步发展。论文旨在阐释该路径的话语理论的基本思路(包括社会本体论、政治身份理论及激进民主理论),并评述基于该理论视角展开的媒介场域的话语分析逻辑,尤其对批判的政治话语分析进行了梳理和讨论。论文试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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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恩和霍尔等人关于道德恐慌和媒体的研究代表了这一领域的两个经典范式。霍尔等人的研究借鉴了科恩对道德恐慌的内涵、过程和特征的研究成果。但相对于科恩的建构主义越轨社会学模式的去政治化倾向,霍尔等人通过葛兰西转向把对道德恐慌的分析从相对微观的互动机制研究引向了更为宏观的文化政治批判,试图通过对道德恐慌形成机制的社会分析进一步追问这一现象的观念和政治社会根源,及其在特定历史情势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厘清道德恐慌的概念内涵和经典范式之间的关系,对本土社会科学研究避免概念误用,更好地考察中国语境下的道德恐慌与媒体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