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涉互联网知识产权的权利客体的无形性,权利与权利载体的分离等特点决定了权利人在知识产权维权诉讼中难以完整举证证明侵权行为及损害后果.控制证据方利用“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妨碍应当完成的证明义务,本质上是一种违反诉讼诚信的行为,阻碍了人民法院对案件事实的查明,亦损害了被妨碍一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从而威胁到民事诉讼的结果公正.针对知识产权诉讼特点,在特定情形下适用证据妨碍排除规则旨在“避免通过证明责任作出判决”的技术以实现实质的诉讼公正.虽然相关部门法对证据妨碍排除作了规定,但具体的适用条件和适用路径,司法实践通过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涉互联网知识产权的权利客体的无形性,权利与权利载体的分离等特点决定了权利人在知识产权维权诉讼中难以完整举证证明侵权行为及损害后果.控制证据方利用“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妨碍应当完成的证明义务,本质上是一种违反诉讼诚信的行为,阻碍了人民法院对案件事实的查明,亦损害了被妨碍一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从而威胁到民事诉讼的结果公正.针对知识产权诉讼特点,在特定情形下适用证据妨碍排除规则旨在“避免通过证明责任作出判决”的技术以实现实质的诉讼公正.虽然相关部门法对证据妨碍排除作了规定,但具体的适用条件和适用路径,司法实践通过个案的探索作进一步梳理与探讨,不断完善和总结经验,通过证明责任的分配和证明标准的认定,发挥证据妨碍排除规则平衡“证据天平”作用,从而促进案件裁判结果公平公正,实现其程序及实体正义价值.
其他文献
推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是民族国家构建的首要任务和目标.多民族国家在此过程中需要调和不同族群的关系,使国家能够得到不同民族的认同.尼泊尔自18世纪中期实现国家统一以来,持续的移民活动改变了该国人口和族群结构,在其南部的特莱平原形成了马德西人群体.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构建民族国家的努力演变为对马德西人的系统性歧视和同化,反而增强了这一群体的族群认同,并在内战和外部势力介入的推动下发展成族群运动,改变了国家政治格局,也给尼泊尔的民族国家构建过程增添了不确定性.
多层级政府正面临数字项目采购中的纵向协调难题.已有研究主要将数字项目采购作为一种采购场景,分析单个政府主体实施采购的影响因素,还未回应数字技术对组织形态提出的挑战,较少关注跨层级政府协作的数字项目采购安排.杭州市两个政策补贴在线平台建设实践的追踪研究表明,多层级政府可以通过纵向协调的方式形成采购联盟,市、县/区共同付费,与企业深度合作采购数字项目.杭州市分别采用了层级式协调和磋商式协调两种纵向协调策略,形成采购的规模效应,降低了整体采购成本,同时也保留了地方灵活调整公共服务的空间.上述发现拓展了政府采购研
目标群体社会建构与政策设计框架是政策过程的主流框架之一,目前已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然而,既有研究主要关注目标群体社会建构的不同类型对政策设计的影响,相对忽视了目标群体社会建构的动态转型过程对政策变迁的影响及对其政策反馈的考察.本文通过比较中国艾滋病和乙肝人群社会形象建构转型的过程,分析目标群体社会建构的转型模式对政策变迁和目标群体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的影响.本研究认为,目标群体社会建构的转型具有“国家主导”和“社会主导”两种类型.在国家主导模式下,相关政策设计变迁速度较快、力度较大、目标群体福利获得情况较好
“一带一路”在南亚取得重要进展,但地区恐怖主义也对“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与人员安全构成现实威胁.从近中期看,南亚呈现出的恐怖组织多、 恐袭事件多、 因恐致死人数多的“三多”态势将是南亚恐怖主义的常态,而域外恐怖组织渗透、 印巴对立、 大国博弈以及新冠疫情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都导致地区恐怖主义态势趋于复杂.目前,南亚恐怖主义对“一带一路”的威胁主要集中于中巴经济走廊,其中又以俾路支地区民族分裂型恐怖主义威胁最为突出,而“伊斯兰国”与俾路支民族分裂组织相勾连也导致威胁程度上升.本文认为,应对南亚恐怖主义对“一带
“水政治”指的是对水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和使用.在围绕水展开的互动中,涉及对象具有丰富性,行为体具有多样性,所关联的问题具有广泛性.具体到费尼河水政治,涉及对象包括费尼河及其地下水系统.行为体既包括印度、 孟加拉国两个国家行为体,也包括两国设立的第三方水资源管理机构,还包括各邦政府、 城镇和居民.这些行为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促进合作或引发争议.就关联的问题而言,费尼河问题不仅是简单的水量分享,还与生态环境、 经贸往来、 民众的情感诉求等紧密相关.对费尼河水政治的研究对于全面审视印度和孟加拉国的跨境河
近年来,美国开始推动对其网络版权法进行改革.在初步形成的改革提议中,加强网络服务商的义务成为美国版权局和一些立法者的共识.在《第512条报告》中,美国版权局主要建议通过修法来纠正美国法院偏向网络服务商的立场,从而在安全港规则的框架内,强化网络服务商的义务.但部分立法者认为,现有的安全港规则已经无法适应技术和实践的变化,需要对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因此,在《数字版权法案》的讨论稿中,网络服务商被施加了更多的义务,甚至要承担一定的版权审查义务.我国应持续关注这一改革动向,稳健地推动网络版权规则的更新.
突发事件应急信息的传播效果受到多重并发因素的共同影响,从组态视角探讨应急信息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不仅有利于从理论上系统把握应急信息传播效果的因果关系,更对管理部门做好应急沟通具有实践指导价值.本文以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安徽疾控”微信公众号信息发布情况为例,结合信息生态理论提炼包含信息环境、信息主体和信息三个层面的五个前因条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对97条与疫情防控相关的信息进行分析,以探求影响应急信息传播效果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研究发现,产生高阅读量的五条解释路径可以归纳为时间策略
政府绩效评价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工具.本文从大城市公共管理的满意度、完成度和效率三个方面入手,利用上海城市综合执法大数据的一个微观样本,构建度量城市公共管理的整体绩效指标.同时,本文通过建立计量回归模型,剥离出外部客观环境约束对绩效造成的影响,构造工作绩效指标用于政府内部工作绩效评价或考核.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建立起评价政府整体绩效和工作绩效的不同评价体系,能够引导城市公共管理绩效水平提升.同时,本文还在建立回归模型的基础上,以效率为例,进一步分析了城市公共管理效率的影响因素,发现常住人口规模或密度增加反
游戏画面的作品构成和权利归属是游戏产业著作权治理的核心问题.对此,我国各界的研究缺乏体系,应当依循类型化的路径予以进一步深入.游戏画面应当区分为游戏运行画面和游戏直播画面,针对前者,不同类型下游戏运行画面的作品属性结论各异,但是类型化思维本身也存在缺陷;围绕后者,游戏直播画面可能构成汇编作品或者视听作品,甚至可以在立法上增设新的多媒体作品类型.但是独创性要件的天然障碍呼吁各界重新重视邻接权模式的制度安排.游戏画面的著作权归属亟需正视玩家的角色地位,警惕过分随意地使用其他单一主体或者权利共享的权属模式.在类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属构建是实现生成物价值,促进人工智能技术进步与产业开发,契合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发展的制度保障.人工智能生成行为模拟了人类的创作行为,而著作权范式的权属结构则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属构建提供了制度性参照.人工智能生成物在著作权范式下构建权属规则面临不能回避的法律问题,但生成物的应用价值和权属结构需要通过构建而实现其使用、开发、保护等方面的稳定性.权属构建需要从微观层面考察不同主体在生成行为中的利益诉求,同时兼顾各主体之间利益的平衡.宏观层面,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属构建要为技术与行业发展提供制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