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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金：我不相信有所谓的天才。对于一位有志于写作的人来说，更重要的是洞察力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检察风云》：您的第一部诗集《于无声处》这个题目让我想到上海剧作家宗福先的同名话剧。那部戏在“文革”之后火过一阵子，你当时应该也对此有所了解。你用这个题目来做自己的诗集的题目，是否也有这方面的指涉？
哈金：那是我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990年。我从鲁迅那里借用来这个词，和宗福先无关。啊，我们怎么能避开鲁迅的阴影，他的存在就像上帝。
《检察风云》：可是你却说鲁迅不是一个好的小说家，为什么这么说？
哈金：在文体上，他是位伟人。但是作为一位小说家，他并没有完全专心于他的艺术。他写得非常匆忙，制造了快速完成一篇小说的不好先例。就小说而言，他的故事很粗略，常常显示出影响的痕迹，比如说《狂人日记》。有些作家会花时间去修改小说中的标点符号，比如福楼拜就是这样。我很尊敬这样的作家，他们着迷于他们的艺术。在汉语中，我对成语“才华横溢”这个词语感到困惑。我從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人，他的天分多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它都快“溢”出来了。正如叶芝所说的，我们一定要追求完美。没有艺术可以一挥而就。
《检察风云》：怎么会写《南京安魂曲》的？怎么会对南京大屠杀的这段历史感兴趣的？还是明妮·魏特林的故事打动了您？
哈金：一直想写一部关于这个历史事件的长篇，但找不到角度，选择魏特林是想从第三者的视角来看这件事，但写起来变了很多。这本书也是讲述者高安玲的故事，直到改到第三十二遍才找到这个角度，这种平衡——即讲一个外国人的故事，也讲一个中国家庭的故事。这样，如果写得好，民族经验就成了国际经验。还有，我知道这种故事非常难写。这个长篇是对我的艺术挑战，成了我个人的战场，我要在纸上找回一个男人的自尊心。我太太老家是江苏，她读完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后，天天唠叨说：“南京守军里要是有两百个像你二爷那样的军官，南京就不会陷落。”我二爷是山东蓬莱人，是个小地主。日本兵有一回进村把乡亲都抓了起来，要他们供出八路在哪里。我二爷站出来说他知道但不愿意告诉他们。日本兵怎么打他，他仍旧骂个不停，直到他们把他砍头了。其实，他并不知道八路在哪儿，但咽不下这口气。我奶奶活着时常说，要是日本人不把他砍了，二爷也逃不过土改，脾气太刚烈了。對我来说，写这本书是一场个人的战争，在纸上的战争。
《检察风云》：在布兰戴斯大学读书时，您师从诗人法兰克·比达特，后来还两次参加波士顿大学写作班。除了耐心，这些老师对你的具体写作方面是否也指明了方向？
哈金：他们教我懂得了理想主义，我将此又传授给了我的学生――只要一本书写得好，它就会被出版。他们也教会了我对一些伟大的书的尊敬。我的老师艾伦·艾泼菲尔德――他也是一位以色列小说家――强调我们必须每天读俄罗斯的文学。用他的话来说：“俄罗斯文学是我们每天都要吃的面包，而法国文学只是美味佳肴。”
《检察风云》：谈谈你的诗歌吧。叙事在你的诗歌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你是否尝试着把诗歌视作小说的一种变体？
哈金：《于无声处》是我的第一本诗集，其中的大多数诗歌都是叙事性的。我们应该避免闯入现代主义四大师的“包围圈”，他们的声音太强大了，我们自己的声音会被淹没在其中。卡佛主要还是一位短篇小说作家。我喜欢他自然的言说方式，但对于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说，他的耳朵能够辨别得出我的小说中的语言还不是那种地道的英语。因为我的主人公和叙述者都是中国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诗歌的看法也有所改观。如今，我认为诗歌最重要的品质是抒情的张力。事实上，对于一首诗来说，最困难的地方在于如何表现出它的音乐性和力度。
《检察风云》：我还是不清楚你为什么要辞去艾莫里大学的教职？这份工作应该不会占用你太多的时间。而且你刚毕业找不到工作时，是这所大学提供了一份你当时非常渴望的职位，但你似乎并不满意。辞职是否意味着你现在不需要额外的工作也能养活一家人，抑或你现在比年轻时更迫切地需要属于自己的时间？
哈金：我离开艾莫里大学是为了完成《战废品》这部长篇小说。后来我想回到那所大学，但没能成功。因此我去了波士顿大学，在那里教授写作课，这门课在该校颇负盛名。我经常抱怨，教授这门课占据了我太多的时间，但固定的收入对于一名作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否则，他就会老是想着如何出书卖钱，没办法，我只能委曲求全。图书市场的暴政比大学还要糟糕。
《检察风云》：很多批评家都将您和契诃夫和卡佛相提并论，你怎么看？您是否也受到美国简单派的很大影响？除了纳博科夫、舍伍德·安德森和乔依斯，你喜爱的中国和西方的小说家有哪些？
哈金：我不知道人们把我和卡佛相提并论。我并不喜欢美国的简单派，他们现在也快销声匿迹了吧。我热爱的是俄国的大师，他们的作品一直是我的文学食粮。至于中国的文学作品，我则偏爱唐宋诗词。
《检察风云》：迄今为止，你已经得了包括美国国家图书奖、福克纳奖、海明威奖等多个重要的文学奖项，这在一位华裔的小说家来说是绝无仅有的。我知道你写作非常勤奋，每天都坚持写一点（或者是修改）。你认为对于一位作家来说，天赋和个人奋斗哪个更重要——这是一个老掉牙的问题。
哈金：我不相信有所谓的天才。对于一位有志于写作的人来说，更重要的是洞察力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检察风云》：在《自由生活》之前，你所写的——即使是用英文——仍然是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故事。这一次，你将故事背景放到了美国，是否也可以视作是自己在美国20多年生活的一次文学性的总结？
哈金：我不这样认为。我只是想要写一个这样的故事。只是当这本书最终变成铅字的时候，我非常高兴。我认为这是一本艰难同时又富有重要意义的书。我的一些朋友告诉我，还没有一个来自汉语世界的作者能够成功地用英语写出一部关于美国的书。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总是觉得这部小说可能随时随地会失败。那么，失败就成为我的写作过程中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无时无刻地面对失败，因为我们是人类。 《检察风云》：怎么写论文集《移居作家》的，是开始关注到移民这个主题了吗？华裔在美国政治、文化、艺术、金融等领域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你看来，美国作为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它是在融化华裔，让华裔成为美国人，还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平台，承托着众多的外来文化？
哈金：赖斯大学邀请我到他们大学去教几节课。我提了几个讲课的题目。他们最喜欢的是“移民作家”這个题目，因此，我就开始做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和写作。也就是说，我是在有约定的情况下来写作这本小书的。将各民族变成一个大熔炉的国家，这种观念已经过时了，虽然许多美国人仍然坚持这一立场。在加拿大，人们常说：“色拉盘。”意思是，每种蔬菜在色拉盘中都保持着它们原来的样子，但是它们给放在一起，这些蔬菜就变成了一盘菜。我相信，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会试着去接受这种加拿大观念。
《检察风云》：既要成为一个好作家，又要成为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是很困难的，你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等待》是你的第六本书。在此之前，所有五本书都是由小出版社出版的，根本赚不到钱。当时家庭中是否还继续一如既往地支持你写作？艾默里大学系主任直到你的小说《光天化日》获得奥康纳奖之后，才对你刮目相看，是这样的吗？
哈金：我的妻子一直支持我，帮助我集中精力于写作。我不是个好丈夫或好父亲，虽然我尝试过。我很幸运，我的妻子和儿子从未想要我在某些方面也做得很好。至于我的艾默里大学，确实在我刚去艾默里大学的时候我很困难。但我仍然很感谢艾默里，這是我的第一份全职工作。那就是为什么在《自由生活》中，我使用了艾默里的真名，作为对它的一点小小的敬意。
《检察风云》：美国文坛诗苑的盘根错节、钩心斗角，真的有那么严重吗？大媒体的书评如果批评得没有道理，也会影响这位作家的著作吗？即使那是一位名作家？
哈金：在美国同样如此，公开的情况比不公开的要好一些。但许多美国作家，特别是那些最优秀的作家，关注的更多的是他们的声誉，而不是他们著作的销量。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去拜访约瑟夫·布罗茨基。这位诗人当时已经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却边说话边啜泣，因为他的诗歌刚刚得到了一个负面的评价。在这些诗人中，偏执和卑鄙是非常常见的――他们有自己的小圈子，通常互相帮忙，因此他们才能活下去。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
《检察风云》：您的第一部诗集《于无声处》这个题目让我想到上海剧作家宗福先的同名话剧。那部戏在“文革”之后火过一阵子，你当时应该也对此有所了解。你用这个题目来做自己的诗集的题目，是否也有这方面的指涉？
哈金：那是我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990年。我从鲁迅那里借用来这个词，和宗福先无关。啊，我们怎么能避开鲁迅的阴影，他的存在就像上帝。
《检察风云》：可是你却说鲁迅不是一个好的小说家，为什么这么说？
哈金：在文体上，他是位伟人。但是作为一位小说家，他并没有完全专心于他的艺术。他写得非常匆忙，制造了快速完成一篇小说的不好先例。就小说而言，他的故事很粗略，常常显示出影响的痕迹，比如说《狂人日记》。有些作家会花时间去修改小说中的标点符号，比如福楼拜就是这样。我很尊敬这样的作家，他们着迷于他们的艺术。在汉语中，我对成语“才华横溢”这个词语感到困惑。我從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人，他的天分多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它都快“溢”出来了。正如叶芝所说的，我们一定要追求完美。没有艺术可以一挥而就。
《检察风云》：怎么会写《南京安魂曲》的？怎么会对南京大屠杀的这段历史感兴趣的？还是明妮·魏特林的故事打动了您？
哈金：一直想写一部关于这个历史事件的长篇，但找不到角度，选择魏特林是想从第三者的视角来看这件事，但写起来变了很多。这本书也是讲述者高安玲的故事，直到改到第三十二遍才找到这个角度，这种平衡——即讲一个外国人的故事，也讲一个中国家庭的故事。这样，如果写得好，民族经验就成了国际经验。还有，我知道这种故事非常难写。这个长篇是对我的艺术挑战，成了我个人的战场，我要在纸上找回一个男人的自尊心。我太太老家是江苏，她读完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后，天天唠叨说：“南京守军里要是有两百个像你二爷那样的军官，南京就不会陷落。”我二爷是山东蓬莱人，是个小地主。日本兵有一回进村把乡亲都抓了起来，要他们供出八路在哪里。我二爷站出来说他知道但不愿意告诉他们。日本兵怎么打他，他仍旧骂个不停，直到他们把他砍头了。其实，他并不知道八路在哪儿，但咽不下这口气。我奶奶活着时常说，要是日本人不把他砍了，二爷也逃不过土改，脾气太刚烈了。對我来说，写这本书是一场个人的战争，在纸上的战争。
《检察风云》：在布兰戴斯大学读书时，您师从诗人法兰克·比达特，后来还两次参加波士顿大学写作班。除了耐心，这些老师对你的具体写作方面是否也指明了方向？
哈金：他们教我懂得了理想主义，我将此又传授给了我的学生――只要一本书写得好，它就会被出版。他们也教会了我对一些伟大的书的尊敬。我的老师艾伦·艾泼菲尔德――他也是一位以色列小说家――强调我们必须每天读俄罗斯的文学。用他的话来说：“俄罗斯文学是我们每天都要吃的面包，而法国文学只是美味佳肴。”
《检察风云》：谈谈你的诗歌吧。叙事在你的诗歌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你是否尝试着把诗歌视作小说的一种变体？
哈金：《于无声处》是我的第一本诗集，其中的大多数诗歌都是叙事性的。我们应该避免闯入现代主义四大师的“包围圈”，他们的声音太强大了，我们自己的声音会被淹没在其中。卡佛主要还是一位短篇小说作家。我喜欢他自然的言说方式，但对于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说，他的耳朵能够辨别得出我的小说中的语言还不是那种地道的英语。因为我的主人公和叙述者都是中国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诗歌的看法也有所改观。如今，我认为诗歌最重要的品质是抒情的张力。事实上，对于一首诗来说，最困难的地方在于如何表现出它的音乐性和力度。
《检察风云》：我还是不清楚你为什么要辞去艾莫里大学的教职？这份工作应该不会占用你太多的时间。而且你刚毕业找不到工作时，是这所大学提供了一份你当时非常渴望的职位，但你似乎并不满意。辞职是否意味着你现在不需要额外的工作也能养活一家人，抑或你现在比年轻时更迫切地需要属于自己的时间？
哈金：我离开艾莫里大学是为了完成《战废品》这部长篇小说。后来我想回到那所大学，但没能成功。因此我去了波士顿大学，在那里教授写作课，这门课在该校颇负盛名。我经常抱怨，教授这门课占据了我太多的时间，但固定的收入对于一名作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否则，他就会老是想着如何出书卖钱，没办法，我只能委曲求全。图书市场的暴政比大学还要糟糕。
《检察风云》：很多批评家都将您和契诃夫和卡佛相提并论，你怎么看？您是否也受到美国简单派的很大影响？除了纳博科夫、舍伍德·安德森和乔依斯，你喜爱的中国和西方的小说家有哪些？
哈金：我不知道人们把我和卡佛相提并论。我并不喜欢美国的简单派，他们现在也快销声匿迹了吧。我热爱的是俄国的大师，他们的作品一直是我的文学食粮。至于中国的文学作品，我则偏爱唐宋诗词。
《检察风云》：迄今为止，你已经得了包括美国国家图书奖、福克纳奖、海明威奖等多个重要的文学奖项，这在一位华裔的小说家来说是绝无仅有的。我知道你写作非常勤奋，每天都坚持写一点（或者是修改）。你认为对于一位作家来说，天赋和个人奋斗哪个更重要——这是一个老掉牙的问题。
哈金：我不相信有所谓的天才。对于一位有志于写作的人来说，更重要的是洞察力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检察风云》：在《自由生活》之前，你所写的——即使是用英文——仍然是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故事。这一次，你将故事背景放到了美国，是否也可以视作是自己在美国20多年生活的一次文学性的总结？
哈金：我不这样认为。我只是想要写一个这样的故事。只是当这本书最终变成铅字的时候，我非常高兴。我认为这是一本艰难同时又富有重要意义的书。我的一些朋友告诉我，还没有一个来自汉语世界的作者能够成功地用英语写出一部关于美国的书。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总是觉得这部小说可能随时随地会失败。那么，失败就成为我的写作过程中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无时无刻地面对失败，因为我们是人类。 《检察风云》：怎么写论文集《移居作家》的，是开始关注到移民这个主题了吗？华裔在美国政治、文化、艺术、金融等领域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你看来，美国作为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它是在融化华裔，让华裔成为美国人，还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平台，承托着众多的外来文化？
哈金：赖斯大学邀请我到他们大学去教几节课。我提了几个讲课的题目。他们最喜欢的是“移民作家”這个题目，因此，我就开始做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和写作。也就是说，我是在有约定的情况下来写作这本小书的。将各民族变成一个大熔炉的国家，这种观念已经过时了，虽然许多美国人仍然坚持这一立场。在加拿大，人们常说：“色拉盘。”意思是，每种蔬菜在色拉盘中都保持着它们原来的样子，但是它们给放在一起，这些蔬菜就变成了一盘菜。我相信，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会试着去接受这种加拿大观念。
《检察风云》：既要成为一个好作家，又要成为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是很困难的，你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等待》是你的第六本书。在此之前，所有五本书都是由小出版社出版的，根本赚不到钱。当时家庭中是否还继续一如既往地支持你写作？艾默里大学系主任直到你的小说《光天化日》获得奥康纳奖之后，才对你刮目相看，是这样的吗？
哈金：我的妻子一直支持我，帮助我集中精力于写作。我不是个好丈夫或好父亲，虽然我尝试过。我很幸运，我的妻子和儿子从未想要我在某些方面也做得很好。至于我的艾默里大学，确实在我刚去艾默里大学的时候我很困难。但我仍然很感谢艾默里，這是我的第一份全职工作。那就是为什么在《自由生活》中，我使用了艾默里的真名，作为对它的一点小小的敬意。
《检察风云》：美国文坛诗苑的盘根错节、钩心斗角，真的有那么严重吗？大媒体的书评如果批评得没有道理，也会影响这位作家的著作吗？即使那是一位名作家？
哈金：在美国同样如此，公开的情况比不公开的要好一些。但许多美国作家，特别是那些最优秀的作家，关注的更多的是他们的声誉，而不是他们著作的销量。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去拜访约瑟夫·布罗茨基。这位诗人当时已经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却边说话边啜泣，因为他的诗歌刚刚得到了一个负面的评价。在这些诗人中，偏执和卑鄙是非常常见的――他们有自己的小圈子，通常互相帮忙，因此他们才能活下去。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