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0日，在北京北郊的一次聚会中，笔者二人再次见到被尊称为韦教官的韦大卫先生。已经年过80岁高龄的韦先生仍然记得2003年第一次会面的情形。正是在那次会面拜访中，韦大卫先生讲述了1956年驾驶蒋纬国的游览专机冒险起义，飞越祖国大陆的经过。当时，韦先生还拿出了一本名为《弘中道》的书，那是蒋纬国先生派机要秘书回大陆看望他时专门赠送的。书的扉页上有蒋先生的亲笔题名：“大韦先生指正！于台北市蒋纬国敬赠。”落款的时间是：“1993年4月4日”。
　　1930年12月26日，韦大卫先生出生于广西，壮族。1949年，在广西桂林象山艺苑学习声乐的韦大卫，因学校停课，便和几位同学离开桂林去到广州。7月，为去台湾而投考了国民党青年军。8月下旬抵达台湾高雄港，被编入陆军第80军1019团。后经同乡介绍进入空军第11大队任绘图员。
　　
　　身居宝岛心恋故乡
　　1950年初，韦大卫考入国民党海军士官学校声纳科，1951年毕业，派赴“永泰”军舰任声纳军士。韦大卫亲眼看到海军两艘军舰起义失败，于是决定离开海军报考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35期学习飞行。先在东港预备学校受训6个月，以后又到虎尾初期班学习飞行半年。在这期间，由于海军政治部门对韦大卫的怀疑，转到空军一直受到监视，指导员找韦大卫的谈话经常到深夜，而且第二天还要飞行，连教官都说找你谈话是让你睡眠不足摔飞机，自己消灭自己。另一个同学也告诉他，你在台湾无亲无故，干脆走吧。
　　1953年12月18日晚上，34期学员陶开府与秦保尊于夜航驾机起义返回祖国大陆，空军军官校被迫停飞“整肃”。由此，韦大卫等20多位学员受到怀疑，被送到东港嵌顶集体受训。
　　其间，韦大卫和34期学员胡弘一等秘密策划起义，但准备就绪后，胡弘一却一人回冈山驾机走了。由此，韦大卫因涉嫌成了“不稳分子”，于1954年下半年被单独调往台北空军作战司令部软禁，年底被捕，关入台北空军监狱。后又转押至台南空军监狱，与同期学员刘涤、苏思齐、梁中梁等7人关在一起。
　　在被关期间，因曾来探望的同学刘若龙和宋宝荣驾机起义，韦大卫更被怀疑为幕后策划分子，从此被单独关押。
　　由于苏思齐是国民党原空军总司令、当时参谋总长周至柔的外甥，在周的影响下，国民党空军决定释放韦大卫等8人。
　　韦大卫知道空军已经很不信任自己了，回去也不会有什么发展，便趁机离开去了台北谋生。由于韦大卫念念不忘回大陆，为此他曾想利用国民党海军在左营的飞机横渡海峡。韦大卫与正好在左营海军基地工作的海军时的同学翟笑梧，一起去了解情况。他们发现那20架飞机全是速度慢、续航时间短的小飞机，不合用，于是又返回台北另想办法。
　　1955年12月4日，经多方努力和同学邹鹏飞的介绍，韦大卫到台北一家飞行社当了职员。该社拥有几种类型的小飞机20多架，但马力小，速度慢，不适应飞越海峡的要求。唯一理想的是有一架委托该社代管的“赛斯纳”，那是蒋纬国的游览专机，速度较快，性能也好。但该机有专门的飞行员、机械士和警卫，每次飞行回来，机械士都要将一些零部件拆掉，汽油放光，有时甚至连飞机电瓶都拿走，并将飞机锁入机库，看管很严密。韦大卫也从未驾驶过该型飞机，甚至连座舱设备都未能见过。
　　为此，韦大卫一方面借工作之便，想方设法和警卫及相关人员混熟；一方面悄悄弄来“赛斯纳”飞机的说明书和座舱图，记熟它的各种设备和性能数据，并认真观察该机的起降等操作程序。这样韦大卫就逐渐对“赛斯纳”比较熟悉了，还借机配了一把该机磁电机电门的钥匙。
　　与此同时，韦大卫还找来大陆沿海的地图，熟悉地形，计划飞行航线。那时，韦大卫已经可以使用飞行社的小型飞机“空中吉普”，在松山机场附近作熟练飞行，观察了机场的地形和高炮阵地。从机场沿淡水河一直到出海口，对这一带的情况韦大卫熟记清楚了。韦大卫确信，即使是天气不好的情况下也能顺利地飞出去。经过一段紧张的准备，韦大卫决定争取机会于12月飞走。同时，为了不使其他同伴和朋友受牵连，韦大卫搬出了住处，断绝了和其他人员的往来。
　　
　　1956年1月6日，天气预报第二天台北大雾多云。韦大卫认为这是个好机会，他等飞行社的工作人员下班后，单独留下来，故意对那架飞机的警卫员说：“真倒霉，明天又要起个大早！”因为韦大卫事先已经弄清楚了这个警卫员正好是6点至8点的岗，警卫听后问韦大卫有什么事，韦大卫解释说：“明天要飞花莲港，主任命令我提前试车，为他做准备。”警卫虽然知道韦大卫不是这架飞机的驾驶员，但是否可以试车他也不清楚。他看到韦大卫手里拿着机库的钥匙，也毫不怀疑了。韦大卫若无其事地打开机库大门，并叫警卫也进去帮着把飞机蒙布拿掉，将汽油加满。然后，韦大卫仔细地检查了一遍飞机，把拆下来的火花塞装上，又进入座舱试了一下电门钥匙，认为没有问题才放心走出机库，离开了机场。
　　智夺“赛斯纳”
　　当晚，韦大卫找到梁枫和翟笑梧商量驾机起义事宜。为了不连累别人，韦大卫向过去的同学、朋友写了30多封信，将自己起义的决心告诉他们，要他们销毁自己过去曾经寄过的信件和照片。
　　1956年1月7日凌晨，天上飘着细雨。5点40分，韦大卫等三个人一同步行到了机场。韦大卫先将信件全部投入信箱，同时叫他们两人先在暗处等候，自己先进办公室。6点左右，昨天的警卫上岗，韦大卫便招呼他到办公室喝茶，并当着他的面给调度室打电话，询问花莲的天气情况，然后叫警卫帮着把飞机从机库里推出来试车。飞机发动后，韦大卫仔细检查一切正常。
　　试车后，韦大卫关车和警卫员一同回到办公室，并偷偷招呼梁、翟二人上飞机。之后，韦大卫借口去调度室办手续，走出办公室后便上了飞机并立即开车。但这次很不顺利，没有发动起来，连钥匙都拧弯了。无奈韦大卫让二人下机隐蔽，自己重新回到办公室用榔头将钥匙敲平。第二次上了飞机，这次开车顺利成功。韦大卫赶忙打手势叫那两人上机。由于发动机一响，警卫到窗口看发现奔上飞机的两个人，知道情况不好，就从办公室里面冲出来，一边嘴里吆喝着什么，一边拨出腰里的手枪。梁、翟两人刚上飞机，韦大卫便立即松刹车，滑出停机坪，回头看警卫，他正朝韦大卫的飞机开枪。
　　当时，机场停放着几排大、中型飞机，中间仅有一条通道，但不很宽。韦大卫只能从通道间快速滑跑，快到尽头时将驾驶杆一拉，“赛斯纳”便昂首腾空而起，离开了地面。时间是6时15分。韦大卫回头看看机场，正乱作一团，人们四处奔跑。这时，耳机里传来塔台焦急的问话：“你是谁？为什么要从停机坪起飞？马上落地！” 韦大卫拿起话筒回答：“我叫韦大卫，你告诉蒋介石，我们回大陆去了！”说完就超低空穿越高射炮阵地，冲出了机场。
　　韦大卫原来计划沿淡水河出海，但这时耳机里听到了松山机场塔台和桃园、新竹等基地通话的内容。根据原来了解到的情况，F-86飞机从最近的基地起飞拦截，只需要8分钟。于是，韦大卫临时改变计划，向北穿过草山，从当时蒋介石的住处上空飞出去。到达海边后立即改向西飞，这时发现3艘美国第七舰队的驱逐舰正在游弋，舰上的雷达在转动。韦大卫决定避开，又改航向飞往基隆。这里，韦大卫在海军时就很熟悉，飞过基隆那座屏风似的大山后立即降低高度，贴着海面又向西飞，直奔日夜思念的祖国大陆。
　　在飞机上，韦大卫专心致志地在浪尖上低飞，同时让梁枫和翟笑梧担任警戒，监视海面情况，观察追击的飞机。韦大卫的耳机里一直响着台湾的呼叫。韦大卫拿着话筒，一边笑，一边骂。大约8点钟，韦大卫驾驶的飞机飞越几个小岛后，海水开始呈现出淡黄色，估计离大陆不远了。这时，机舱里的红灯亮了，接着飞机发动机喘息了几下，就突然停车了。韦大卫马上意识到主油箱的油已经用光了，那时飞行高度很低，转瞬就要坠落到海里，便赶紧打开副油箱，起动打油泵，不一会儿供油恢复正常，飞机继续昂首向西飞行
　　原计划飞福州，韦大卫不断变换无线电频率向大陆空军基地呼叫，却始终未能联络上，反倒被金门、马祖的国民党守军听到了，威胁说：“你从哪里来的，赶快回那里去，不然将派飞机追击。”
　　韦大卫和机组人员分析，如果按计划去福州，可能台湾追击的飞机早在那里等着呢？于是，当飞机快接近大陆时，韦大卫当机立断改向南飞，从泉州进入大陆。当时，泉州湾内渔船众多，却不见一个人的影子。大概是这个地处前线的港口已经发出了警报，韦大卫小心翼翼地操纵着飞机往境内飞，突然高射炮响了，飞机四周全是炮弹爆炸的烟雾，韦大卫按规定摇动双翼，也没有效果。过一段时间，高射炮不响了，韦大卫迅速下降高度，寻找降落地点。那一带全是山，没有一块平地，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学校大操场，韦大卫想在那里降落，可发现操场上观看的学生很多，不得已又转向别处。最后，韦大卫终于发现一座山坳间有一条大车道，决定在这里尽快落地。
　　机舱外仍下着小雨，韦大卫叫梁枫和翟笑梧系好安全带，并提醒他们飞机迫降的时候可能要摔坏，要他们注意保护自己。随即开始降落，由于道面长度不够，飞机冒险擦过树梢，起落架带着树枝落地，韦大卫机警地关闭了飞机上所有的电、油门开关，任飞机在烂泥中滑行，眼看飞机要倒栽在一条两米深的大沟里，却安稳地在沟边停下来了，算是万幸！
　　1956年1月7日9点20分，飞机完好无损地降落在福建省南安县境内，终于胜利地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大陆。
　　当天，就到达了福州市，受到叶飞将军的亲自接见，并陪同吃饭。那年6月11日，韦大卫被安排在民航继续当飞行员，先后到东北、内蒙以及河北等地执行过护林、灭虫等专业任务。
　　后记
　　重返故土的韦大卫正值青春年华，他驾机起义归来的举动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接见过他，也成为了青年们崇拜的英雄。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几年里，韦大卫常被一些大学和机关单位请去演讲，他那惊险的故事广为人知。
　　1964年，台湾一架RF—101飞机窜犯祖国大陆时被解放军击落，飞行员吴宝智上尉被活捉，在北京同韦大卫见面时，吴宝智说：“当年就是我带4架飞机追赛斯纳，早知道是你我会送一程。” 韦大卫说：“早知道是你，我会带你一同归来。”
　　“文革”中，韦大卫也受到迫害，被迫与妻子离婚。1974年，根据叶剑英元帅的指示，国务院、公安部、民航总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终于查明，这起牵涉数十人的所谓反革命案，确系林彪一伙蓄意制造、迫害起义人员的一起冤假错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韦大卫于是1975年平反。
　　“四人帮”垮台后，韦大卫又恢复了在民航的工作。经朋友介绍韦大卫同一位名叫靳玉珍的女士再婚，如今韦大卫夫妇生活非常充实，平时有个外孙女在身边，给生活带来无限的乐趣。
　　空军成立航空博物院馆时，曾要求寻找韦大卫当年飞的“赛斯纳”飞机，由于“文化大革命”毁坏找不到了。后来，美国商界一位名叫席斯勒的朋友参观航空博物院馆，看到没有“赛斯纳”飞机就专门赠送一架，并且花钱运送到北京，韦大卫参加了隆重的飞机交接仪式。
　　韦大卫曾经担任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为祖国统一和国家经济建设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现在，韦大卫身体健康，他善于多方联络海外朋友，仍然为祖国统一忙碌着，祈盼祖国早日统一。
　　与韦大卫一同归来的翟笑梧，其父亲翟炳章是四川军阀杨森的部下，曾担任督察长，后加入孙中山同盟会。翟笑梧从小深受父亲影响，他于1948年随姐姐、姐夫去台湾，考入空军军官校。当时只有20岁的翟笑梧与民航机械师韦大卫很要好，他们身居宝岛心恋故乡，渴望回到祖国大陆。后来，翟笑梧担任四川省政府参事，虽然双脚患风湿病走路困难，仍柱着拐杖，积极为政府出谋划策，为两岸早日统一奔走。另一位梁枫则在广西南宁市工作，曾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