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指出，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人们关于既要全力防控疫情，也要保障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维持基本运转的讨论，充分反映了一个大型系统社会的危机管理难题。既要严防严控切断病毒传播路径，又不能导致经济社会运行出现梗阻甚至局部坏死情况，其间的拿捏，确实需要从系统的角度妥为考虑应对之策。
　　随着一体化的深入，人类社会成了不折不扣的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高度关联的大系统共同运转。大型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脆弱，一旦某个环节或者局部系统出现偏差、失序和失控，便格外容易引发恐慌，而超大规模和高流动性及高关联性，让危机可以瞬间以几何级扩散，从而让人们在应对危机时显得越来越被动。
　　知情权的扩大也升高了人们的主体性意识，人们的易恐心理和对公共资源进行挤兑的自我动员能力也在成指数级上涨。作为政策和应对手段对象的他们也不再甘心于自己的被动角色，充满了能动性或盲动性。而共情时代的到来，则令人们对远方的苦难也充满了参与感，人们不允许自己无动于衷，更不允许有关方面无所作为。
　　在人们对灾难和危机处置的预期大幅升高的同时，对痛苦和损失的承受能力也在直线下降。同样下降的还有忍耐力，人们已经习惯于及时看到效果，希望相关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社会运转能够迅速回到正轨。
　　然而恰恰因为社会运转的复杂和高速，令主政者对纠偏所涉及的操作系统转换更为踌躇，因为由制动和刹车所带来的脱轨可能性本身就足以令人望而却步。就像一名高速驾驶的司机，考虑到脱轨成本巨大，且预期效果难测，往往不敢选择急刹车，而任由事态蔓延，终至难于收拾的局面。
　　而在这个高速运转的大系统里还有各个子系统同时运行，这些子系统是联动的和相互依赖的，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更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和处置的难度。子系统的联动“确保”了危机的传染性，却不能确保子系统的运行总是形成合力。这就好比在一个计算机里，当病毒入侵时，如果不迅速关闭和切断个别子系统，则不能保证整个系统的安全。然而如果操作不得法，则会令子系统之间形成相互对冲，不仅降低了“众志成城”的可能性，还对一些子系统的自我修复造成了掣肘，进而会令整个系统宕机。
　　然而如果能令各个子系统达到一种合意的共振，则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要求做到既保障子系统能及时发现问题，并在小范围内通过自主创新修复问题，使其不至于蔓延全局，又能统筹协调，在局部系统崩塌的情形下，能夠汇聚整个系统的资源和能量加以修复，并同时维系整个系统正常运转。随着整个系统内部信息共享和互动的日益频繁，将有越来越多的工具和方案可供使用，找到解决方案的时间也日益缩短。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要求，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要以实行分区分级精准防控为抓手，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要按照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原则，以县域为单元，确定不同县域风险等级，分区分级制定差异化防控策略。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实事求是做好防控工作，对偏颇和极端做法要及时纠正，不搞简单化一关了之、一停了之，尽可能减少疫情防控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实现上述目标，无疑需要人们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更好推进工作。
　　在这个大联结的时代，有组织的社会行为模式显然更容易预期，更容易形成合力，而原子化的社会显然更容易盲动，能量更容易对冲或耗散。因此提升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是当务之急，对那些拥有现代化网络工具而组织化程度欠缺的社会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现代化的网络叠加前现代的组织和管理模式，必然会导致治理效率的低下。
　　从全国大系统的角度而言，要加快一体化的形成，而避免运转不灵的大型子系统长期存在。如果个别子系统在很多层面都与全国大系统形成联结、嵌套和共振，而其操作系统又相对封闭，自我修复机制相对僵化，那么当这个子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如何更有效地帮助其自我修复，使其不至于硬脱钩或危及整个系统的运行，而且在修复的过程中更好地与大系统兼容，将是中国这个超大系统行稳致远所面临的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