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简单地说，一个人能够决定一个王朝的兴衰，但在某个历史条件下，一个人对王朝的意义有时非同寻常。魏征对于唐代贞观一朝，作用巨大，功不可没。
　　魏征作为历史名臣，以谏臣而名世。他的谏诤规避了朝政失误。如他规谏太宗与民休养生息，力戒奢靡之风，反对营造宫室台榭和对外穷兵黩武；他规谏太宗废除隋的严刑峻法，代之以宽平的刑律；他规谏太宗用人要“才德俱兼”。在刑赏问题上，他认为刑赏之本在于劝善惩恶，在王法面前，“贵贱亲疏”一律对待。在君主的思想作风上，他规谏太宗兼听广纳，“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以防止下情不能上达。他还规谏太宗要以“亡隋为戒”，接受教训，居安思危，力戒骄奢淫逸。凡是有关国家治乱、社稷存亡的问题，魏征上谏时都坚持原则，据理力争。
　　贞观六年，群臣请太宗去封禅，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有些不高兴，问魏征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国内未安、四夷未服、年谷未丰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人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来贺。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什么要做呢？”封禅一事只好作罢。
　　魏征向太宗面谏五十余次，前后两百余事，数十万言。最为著名的《谏太宗十思疏》，力劝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简”，太宗置于案头，奉为座右铭；《十渐不克终疏》直指太宗十个方面行为不如贞观初期谨慎，太宗亲笔书于屏风之上，时刻提醒自己。
　　魏征的作用，还表现在无私无畏，敢于担当上。魏征不仅敢说，而且敢做，面对矛盾和问题能够将个人得失、进退、安危置之度外，一心为公，忠心辅国。贞观元年，河北一带原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的旧属因玄武门事件人人自危，李世民派魏征前往河北进行安抚。路上，魏征遇见太子和齐王的旧属李志安、李思行被押往京城，魏征下令将二人释放。魏征这样做，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因为玄武门事变前，他曾在太子李建成手下任职。魏征当然清楚，在这敏感时刻，以自己特殊身份，如果下令继续将他们押送至长安，可以表明与李建成余党划清界线，显示对李世民的忠诚。但这样做，将损害国家政令的威信及社会人心的安定。因为朝廷已经下令，对李建成、李元吉余党不予追捕。下令将他们释放，会让人怀疑，自己仍与李建成旧部藕断丝连，政治生命乃至身家性命极有可能受到影响。一边是国家公义，一边是个人命运，他最终选择了为国为公而不是为己为私，义无反顾，慨然下令，当场释放李志安、李思行二人。消息传到长安，李世民不但没有心生嫌隙，相反十分高兴，赞赏了魏征的做法。
　　魏征身上体现的正是人们常说的无私无畏，敢于担当的精神。魏征不仅是雕琢“美玉”的良工、矫正君过的“人镜”，更重要的作用体现在对贞观初期国家政策的制定上。
　　魏征鉴于隋末人口流亡、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的事实，力劝太宗偃革兴文，布德施惠，实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休养生息政策，太宗采纳了魏征的建议，制定了经国治世的基本国策，开创了大唐盛世。唐太宗曾颇有感慨地说：“朕即位之初，有上书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威慑四夷，远人自服。唯有魏征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语，天下安宁。”
　　唐太宗对魏征“敬之重之，同与师傅，不以人臣处之”。 魏征的确发挥了“帝师”“帝王之心”的作用。“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唯魏征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这是唐太宗对魏征的评价，也是对魏征人生价值的最佳注释。
　　魏征作为历史人物，不论当世还是后世，都是一面“人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