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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幻大片《机器人总动员》里，地球已经成为漂浮在太空中的一个大垃圾球，人类不得已遗弃家园移居到太空船上，地球上只剩下一个机器人在绝望而又无助地日复一日地处理着永远处理不完的垃圾。
这样的场景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如果按每人每年产生300公斤垃圾计算，全球60年产生的垃圾全部堆放在赤道圈上，可堆成高5米、宽1公里的巨大垃圾墙。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垃圾包围城市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世界每年产生4.9亿吨垃圾，而仅中国每年就产生近1.5亿吨城市垃圾。全国600多座城市，已有三分之二的大中城市陷入垃圾的包围之中，且有四分之一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全国城市垃圾历年堆放总量高达70亿吨，而且产生量每年以约8.98%速度递增。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5亿平方米，相当于75万亩。
无数现代景观崛起的背后就是无边无际的垃圾围绕，现代化的美丽妖娆，甚至让我们忘记了自己正在被垃圾所吞噬。但从积极角度看，如果合理地进行大规模垃圾分类处理，就地消纳和无害化处理“垃圾围城”中的主要污染物，并达到国家环境检测标准，能够使垃圾场转变成为适宜人类居住的建设用地，使垃圾场土地得到解放进而实现土地开发和利用，将是未来我国城市一个崭新的经济增长点。
现状、问题与难点
垃圾处理的现状，已经对城市可持续发展形成倒逼——北京市每天的垃圾处理缺口高达8000吨，东边的高安屯，北边的六里屯、阿苏卫，西边的焦家坡，南边的永合庄、北神树……现有的垃圾场基本都接近或超过了使用期限，频频发出“告急”信号，垃圾已经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围困”北京。上海16天的垃圾量就可以堆起一幢金茂大厦，垃圾处理场都已接近超负荷运作的状态；广州生活垃圾日均产量约2万吨，现有处理设施日处理能力为1.4万吨，九成以上的垃圾被填埋，不到一成的垃圾用于焚烧发电，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到2015年将无处可埋垃圾。
中国城市的垃圾处理起步很晚，垃圾长期露天堆放，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进行垃圾处理，时至今日仍然以填埋为主，旧填埋场逐渐达到其饱和状态，新填埋场选址困难。由于环境保护标准不断提高，一些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垃圾填埋场被迫关闭，但是很多非法垃圾填埋场又不可抑止地冒了出来。填埋垃圾通常会含有无机固体垃圾、有机生活垃圾、重金属和渗滤液，不仅容易给周边地区和深层水源造成二次污染，而且会对垃圾场周边地区生活的居民造成身体内分泌系统和生殖系统的影响。空气中细菌菌落总数严重超标，会造成呼吸道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高发病率。
几被垃圾填满的河道、在垃圾山上谋生的拾荒者、私自焚烧垃圾的滚滚浓烟、肆虐泛滥的蚊蝇、在垃圾中觅食的牲畜……长年拍摄“垃圾围城”的自由摄影师王久良曾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很多触目惊心的景象。在北京市通州区宋庄疃里村，记者看到的景象与不远处的宋庄艺术区反差很大，村旁的自发垃圾堆积场散发着浓重的异味，一些外来拾荒者在垃圾场里建造了自己的小棚屋，村民饲养的一些牛羊正肆无忌惮地争抢着垃圾中的食物……王久良曾在一张卫星地图上，用黄色标签将自己拍摄过的垃圾填埋场标注出来，在北京主城区外，密密麻麻的标签形成了一个黄色的“七环”。而这并不是北京特有的现象，其他一些人口密集、土地资源日益紧张的大中型城市甚至问题更为严重。
焚烧，曾是世界上许多大城市的首选。通过焚烧垃圾来发电，既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垃圾的体积，又利用其产生新能源。近年来，国内部分城市采用焚烧的方法处理垃圾，但就在垃圾焚烧厂遍地开花后，人们却发现了比垃圾更可怕的二恶英——这是一种极危险的致癌物，在目前已经认识的环境激素中，它的毒性最大。因此，垃圾焚烧厂引发的居民抗议屡屡见诸媒体，构成了对地方政府的巨大舆论压力，上海江桥、广州番禹、北京六里屯等地居民，都曾集体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
中国环境科学院研究员赵章元告诉记者，对付“垃圾围城”最好的办法还是对现有的垃圾场进行消纳并进行土地再开发利用，但尚缺少足够的政府支持和配套政策，这其中主要有三大难点：在土地性质方面，垃圾场土地难以变性并用于开发利用。在技术处理方面，就地消纳和无害化处理垃圾场的主要污染物，特别是对无机固体垃圾的消纳方面技术推广非常有限，往往选择再次回填，造成更为深远的污染隐患。在产业资金方面，治理垃圾场会大幅增加当地政府的财政开支。
经济价值所在
清华大学环境与工程学院教授聂永丰向本刊记者指出，“十二五”规划中，国家对垃圾场的存量整治工程有211亿元的资金支持。中央财政对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发展也有专项资金，采取补助、贴息、奖励等方式。垃圾场被合理处理后可以达到土地一级开发的目的，可以解决新型城镇化加速和建设用地供不应求的矛盾，在规划上增加了城市建设用地的储备量，保护了耕地面积不受侵犯。其得到的回报将远远高于前期治理的投入，同时也能够缓解垃圾场污染引发的民生问题以及舆论压力。通过后续的商业开发和工业建设，也可以提升良性GDP，增加就业岗位等。
很多城市已经率先开始了各自针对市民层面的垃圾处理方式探索，记者采访了解到，北京市采取给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居民一定奖励，东城区居民通过一个IC卡积分，每月能领10元至20元的奖励，类似试点还在西城、石景山部分地区推广，还继续拉大混运和分类垃圾处理费差，用价格杠杆鼓励垃圾分类的实施。目前北京未分类的混合垃圾运到垃圾转运站的处理费为每吨203元，分类垃圾每吨处理费153元，今后还会继续拉大两者的差距；上海实施“百万家庭低碳行，垃圾分类要先行”计划，减少人均垃圾产量，增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能力建设；广州也将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部署分解到各区市和职能部门，号召市民打响一场解决“垃圾围城”的“人民战争”。但垃圾处理必须通盘考虑、设计城市垃圾处理的整个产业链，包括垃圾收集、分类、运输、加工、交易、废品回收市场建设、检查与监控等各环节的协调发展。
循环经济、绿色GDP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垃圾处理蕴含了巨大的商机，但只有形成了完善的市场机制和产业环境，才能真正破解“垃圾围城”。
这样的场景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如果按每人每年产生300公斤垃圾计算，全球60年产生的垃圾全部堆放在赤道圈上，可堆成高5米、宽1公里的巨大垃圾墙。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垃圾包围城市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世界每年产生4.9亿吨垃圾，而仅中国每年就产生近1.5亿吨城市垃圾。全国600多座城市，已有三分之二的大中城市陷入垃圾的包围之中，且有四分之一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全国城市垃圾历年堆放总量高达70亿吨，而且产生量每年以约8.98%速度递增。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5亿平方米，相当于75万亩。
无数现代景观崛起的背后就是无边无际的垃圾围绕，现代化的美丽妖娆，甚至让我们忘记了自己正在被垃圾所吞噬。但从积极角度看，如果合理地进行大规模垃圾分类处理，就地消纳和无害化处理“垃圾围城”中的主要污染物，并达到国家环境检测标准，能够使垃圾场转变成为适宜人类居住的建设用地，使垃圾场土地得到解放进而实现土地开发和利用，将是未来我国城市一个崭新的经济增长点。
现状、问题与难点
垃圾处理的现状，已经对城市可持续发展形成倒逼——北京市每天的垃圾处理缺口高达8000吨，东边的高安屯，北边的六里屯、阿苏卫，西边的焦家坡，南边的永合庄、北神树……现有的垃圾场基本都接近或超过了使用期限，频频发出“告急”信号，垃圾已经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围困”北京。上海16天的垃圾量就可以堆起一幢金茂大厦，垃圾处理场都已接近超负荷运作的状态；广州生活垃圾日均产量约2万吨，现有处理设施日处理能力为1.4万吨，九成以上的垃圾被填埋，不到一成的垃圾用于焚烧发电，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到2015年将无处可埋垃圾。
中国城市的垃圾处理起步很晚，垃圾长期露天堆放，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进行垃圾处理，时至今日仍然以填埋为主，旧填埋场逐渐达到其饱和状态，新填埋场选址困难。由于环境保护标准不断提高，一些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垃圾填埋场被迫关闭，但是很多非法垃圾填埋场又不可抑止地冒了出来。填埋垃圾通常会含有无机固体垃圾、有机生活垃圾、重金属和渗滤液，不仅容易给周边地区和深层水源造成二次污染，而且会对垃圾场周边地区生活的居民造成身体内分泌系统和生殖系统的影响。空气中细菌菌落总数严重超标，会造成呼吸道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高发病率。
几被垃圾填满的河道、在垃圾山上谋生的拾荒者、私自焚烧垃圾的滚滚浓烟、肆虐泛滥的蚊蝇、在垃圾中觅食的牲畜……长年拍摄“垃圾围城”的自由摄影师王久良曾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很多触目惊心的景象。在北京市通州区宋庄疃里村，记者看到的景象与不远处的宋庄艺术区反差很大，村旁的自发垃圾堆积场散发着浓重的异味，一些外来拾荒者在垃圾场里建造了自己的小棚屋，村民饲养的一些牛羊正肆无忌惮地争抢着垃圾中的食物……王久良曾在一张卫星地图上，用黄色标签将自己拍摄过的垃圾填埋场标注出来，在北京主城区外，密密麻麻的标签形成了一个黄色的“七环”。而这并不是北京特有的现象，其他一些人口密集、土地资源日益紧张的大中型城市甚至问题更为严重。
焚烧，曾是世界上许多大城市的首选。通过焚烧垃圾来发电，既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垃圾的体积，又利用其产生新能源。近年来，国内部分城市采用焚烧的方法处理垃圾，但就在垃圾焚烧厂遍地开花后，人们却发现了比垃圾更可怕的二恶英——这是一种极危险的致癌物，在目前已经认识的环境激素中，它的毒性最大。因此，垃圾焚烧厂引发的居民抗议屡屡见诸媒体，构成了对地方政府的巨大舆论压力，上海江桥、广州番禹、北京六里屯等地居民，都曾集体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
中国环境科学院研究员赵章元告诉记者，对付“垃圾围城”最好的办法还是对现有的垃圾场进行消纳并进行土地再开发利用，但尚缺少足够的政府支持和配套政策，这其中主要有三大难点：在土地性质方面，垃圾场土地难以变性并用于开发利用。在技术处理方面，就地消纳和无害化处理垃圾场的主要污染物，特别是对无机固体垃圾的消纳方面技术推广非常有限，往往选择再次回填，造成更为深远的污染隐患。在产业资金方面，治理垃圾场会大幅增加当地政府的财政开支。
经济价值所在
清华大学环境与工程学院教授聂永丰向本刊记者指出，“十二五”规划中，国家对垃圾场的存量整治工程有211亿元的资金支持。中央财政对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发展也有专项资金，采取补助、贴息、奖励等方式。垃圾场被合理处理后可以达到土地一级开发的目的，可以解决新型城镇化加速和建设用地供不应求的矛盾，在规划上增加了城市建设用地的储备量，保护了耕地面积不受侵犯。其得到的回报将远远高于前期治理的投入，同时也能够缓解垃圾场污染引发的民生问题以及舆论压力。通过后续的商业开发和工业建设，也可以提升良性GDP，增加就业岗位等。
很多城市已经率先开始了各自针对市民层面的垃圾处理方式探索，记者采访了解到，北京市采取给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居民一定奖励，东城区居民通过一个IC卡积分，每月能领10元至20元的奖励，类似试点还在西城、石景山部分地区推广，还继续拉大混运和分类垃圾处理费差，用价格杠杆鼓励垃圾分类的实施。目前北京未分类的混合垃圾运到垃圾转运站的处理费为每吨203元，分类垃圾每吨处理费153元，今后还会继续拉大两者的差距；上海实施“百万家庭低碳行，垃圾分类要先行”计划，减少人均垃圾产量，增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能力建设；广州也将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部署分解到各区市和职能部门，号召市民打响一场解决“垃圾围城”的“人民战争”。但垃圾处理必须通盘考虑、设计城市垃圾处理的整个产业链，包括垃圾收集、分类、运输、加工、交易、废品回收市场建设、检查与监控等各环节的协调发展。
循环经济、绿色GDP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垃圾处理蕴含了巨大的商机，但只有形成了完善的市场机制和产业环境，才能真正破解“垃圾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