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家风无疑是回应时代之需，也契合杭州的文化语境，可以挖掘人们内心的心灵栖息之所。尽管各家的家风不同，尽管家风也要与时俱进，但家与家、新与旧之间互有叠合。好的家风总是共通的，历久弥新。
　　马未都先生的脱口秀《都嘟》有句名言： 文明一定趋同，文化必须求异。纵观世界历史发展，当人类社会进阶到全新的阶段，人种之间、信仰之间、国家之间都会从斗争转化为合作，这就是文明趋同。与此同时，民族风俗、宗教信仰、国情民情等都要保持其独立性，彰显个性的同时吸引更多外界关注，这就是文化求异。2003年10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上通过，旨在保护以传统、口头表述、节庆礼仪、手工技能、音乐、舞蹈等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文化印记、智慧结晶，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传统家教家风是一种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古人云：“察德泽之浅深，可以知门祚之久暂。”家风的重要作用可见一斑。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在日常生活中积淀形成的风范，注重对人的塑造，含伦理教化之意。中国文化历来重视对家风的培育，并留下《诫子书》《钱氏家训》《郑氏家规》等传统家教典范，对于中国人的人格塑造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作为家风的传承文本，家训浓缩了先人的生命智慧。如《钱氏家训》所言，“欲造优美之家庭，须立良好之规则”。江南吴越王钱镠非常重视家教，他善于总结自身经历，为教育子孙“上承祖祢之泽，下广子孙之传”。钱王亲自于晚唐五代乾化二年（公元912年）正月制定了《武肃王八训》和《武肃王遗训》及《家训》。清举人武肃王32世孙钱文选先生不辞辛劳地为钱氏恭辑成《钱氏家训》，他根据《武肃王八训》和《武肃王遗训》的内涵，收集和参考了历代钱氏的家训家规，取其菁华格言，分门别类，归纳为“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个部分，采用了现代语言方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切实可行的《钱氏家训》，受到了全国钱氏家族的广泛欢迎及采纳。《钱氏家训》分为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大部分，对钱氏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国的思想行为，作了全面的规范和教诲。一千多年来，遗训和《家训》世代相传，更得到子孙后代的身体力行，成为立族之本、旺族之纲，形成了崇文倡学、徳才并重的錢氏家风。
　　传统家教家风，注重诗书传家。“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是对传统文化的核心解读。所谓“富贵传家，不过三代；诗书传家，继世绵长”，千百年来几成共识。吴越王钱鏐是钱家人发奋学习的榜样。他出身贫寒，却从小酷爱读书，直到晚年还坚持阅读，并立下家训“子孙虽愚，诗书须读”。秉承这样的家学渊源，钱玄同父子、钱均夫父子、钱穆叔侄、钱学熙父子等钱氏后代，都是勤奋好学的典范。诗书传家以德育人的，虽可能一时衰败，但总能在一两代后，出现英才，重振宗族，使之绵延不绝。现代要想恢复古代的家族制度，聚族而居，已经是不可能了。而且读书的目的不一样了，读的书也不一样了，但诗书传家的文化传统依然在，这也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历经磨难仍然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力量。
　　在传统家教家风中，以君子教育为思想政治之本。注重气节与操守，讲究崇高的精神境界，主张通过重德修身、重学教化，培养“不可夺志”的独立人格，追求“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儒学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是圣人，但是，圣人千载难求，因此，儒学设计了一种相对易于达到的人格标准，这就是“君子”。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后来，朱熹就将“君子”定位为二等“圣人”。他说：“君子者，才德出众之名。”“次于圣人者也。” 在中国历史的漫长发展中，“君子”长期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人格典范。今天的人们往往重视实用技术的训练，漠视艺术的修为、情操的陶冶。培养君子人格，绝非单纯的道德说教所能奏效，必须将道、德、仁、艺等完美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培养出内心坚强而柔美的现代君子。
　　然而，近代以降，家风传统丧失土壤，不断衰落。现代社会公共化程度越来越高，“家”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核心家庭”，即两代人的家庭，取代了世代型大家庭。随之产生了一些问题，传统家族的规范力量减弱使家教的影响减弱，道德和伦理资源不足甚至严重缺乏。现在核心家庭的年轻父母，很难做到重视道德与修身，有时甚至不能成为合格的施教者，而应该成为施教对象。在这一过程中，家庭也把教育子女的部分责任转交给了学校和社会，家庭教育欠缺渐成普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重拾家风无疑是回应时代之需，也契合杭州的文化语境，可以挖掘人们内心的心灵栖息之所。尽管各家的家风不同，尽管家风也要与时俱进，但家与家、新与旧之间互有叠合。好的家风总是共通的，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