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早晨，空气尚且凛冽，面对一夜间怒放在机车链轨缝隙间的一株红灿灿的野蒜花，父亲坐下来，燃起一支烟，静静地和它对视。我伸出的手被父亲按住，他说，让它再长一会儿吧。几分钟后那朵花儿别在了我的辫子上，父亲和他的机车隆隆地奔向原野。是的，是原野。
　　为了彻底打败无边无际的野草，父亲在砍断野草的地方种上了黄豆和玉米，他希望春风像呵护野草一样把黄豆和玉米撒得漫山遍野，荒山野岭都挂满粮食。
　　在父亲离开我的很多年里，闭上眼睛，我常常看到父亲和他的机车驰骋在原野里，像一只蚂蚁，一口一口地啃噬着茂密的野草，每一口都艰辛无比。
　　每年春天，我们的家跟在父亲机车后面移动，父亲的战场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
　　父亲与草的战争持续了一生，他没有打败草，这是他引以为骄傲的。与我们所理解的胜利不同，父亲说，原野是草的家园，人类是掠夺者。这低微的生生不息的野草，为他提供了一份赖以生存的工作，在他活著的时光中，野草是紧贴着父亲的最真切的生命。
　　细叶芒，是父亲家乡的草，一个跟野草博弈半生的人，对故乡最深切的思念竟然还是野草。当然，不只是野草，父亲念念不忘的故乡还有黄河吕剧、阿胶和曹植。他说，故乡是长在骨头里的，肉能增增减减，谁的骨头能变呢？
　　故乡于父亲那一代来说，是骨与髓，他们的故乡是无法移动的一方土地；故乡于我们这一代来说，是父母的家，父母在哪儿，故乡就在哪儿。
　　我对父亲的故乡充满了好奇。若干年后，我走进父亲的故乡，太阳照在细长的胡同中，照在红色、黄色的大门上，照在一张张被时间细细雕刻过的脸上，我对他们眉头的皱纹、眼角的笑意是如此熟悉，仿佛昨日我才离开。我站在父亲无数次描述过的他来来回回进出的胡同口，那些掀起过他帽子的风钻进我的衣服，抚摸着我凉森森的皮肤，我突然泪雨滂沱。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