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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求学:从两次辍学到西南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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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1月17日,王鸿祯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父亲王晢是前清秀才,擅长书法,喜欢古文诗词。年幼的王鸿祯受父亲的教育和影响,擅长诗词歌赋。1925年,9岁的王鸿祯进入山东郯城马头私立兢进小学,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在学习国学的同时,他尤其对地理、绘画感兴趣。1927年王鸿祯小学毕业,但因战乱,不得不在家辍学一年,他利用这一年时间阅读了不少古典小说、历史名人传记。
1927年,王鸿祯考入临沂山东省立第五中学。1931年,父亲王晢去世。1933年春,家道中落的王鸿祯不得不又一次辍学,此时,他读至高中二年级。1933年秋,王鸿祯随其兄长王鸿祺赴北平求学。由于对绘画的热爱,王鸿祯就读于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在学习绘画的同时,广猎书籍,补充知识。他在《独立评论》上读到了著名学者丁文江、胡适的文章,又从报纸上了解中国科学家在西北科学考察团中的重大发现,在当时国困民危的境况下,逐渐产生了“科学救国”的想法,于是决定改学自然科学。1934年春,王鸿祯进入宏达中学,继续完成剩余的高中学业,并报考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洋大学,均被录取,他选择了北京大学地质系。
1935年,当王鸿祯入校就读时,李四光担任地质系主任,谢家荣、高振西、袁复礼、王烈、葛利普(A.W.Grabau)等人都在此任教。“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开始南迁,在长沙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底,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继续西迁,前往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在西迁的过程中,根据师生们的健康状况和身体条件,校方规划了三条迁滇路线,一条海路、一条依赖交通工具的陆路,最后一条是几乎完全依靠步行的陆路。王鸿祯加入了最后这条艰苦的路线,与其他233名师生一起,组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湘黔滇旅行团”。
他们于1938年2月20日从长沙出发,4月28日到达昆明。在68天的行程中,除了领略到祖国山河的壮丽外,地质系的学生们也对沿途的地形地貌、构造变形进行了观测,并采集了标本。同行的袁复礼教授一路向学生讲授地质知识,例如在湘西、黔东,讲授河流、地貌和岩层的构造变形;在黔西,介绍岩溶地貌和地文发育,给王鸿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参与这场中国教育史上的壮举,也成为王鸿祯人生中一笔宝贵的财富。
2 研究:始于珊瑚,多领域拓展
1939年,王鸿祯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系毕业,并留校任教。因为孙云铸教授的影响,王鸿祯对地层古生物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开始尝试这方面研究。他精读了大量有关珊瑚方面的文献,采集和磨制了约500片珊瑚化石薄片,很快在四射珊瑚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发表了几篇文章,如《云南婆兮及曲靖之中泥盆纪四射珊瑚及其分带》《云南北部及东部志留志四射珊瑚》等。
1945年,王鸿祯赴剑桥大学留学,延续他的珊瑚研究。他在剑桥的导师博曼(D.M.Bulman)主要研究方向为笔石和哺乳动物,他鼓励王鸿祯继续四射珊瑚结构和分类方面的研究,并建议其拜访英国研究珊瑚的权威史密斯(B.Smith)教授和大英博物馆的托马斯(D.Thomas)博士。
王鸿祯以从中国带去的珊瑚资料为基础,又广泛收集英国各地所藏的珊瑚薄片,并查阅了上千种文献,采用新的方法,终于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完成了博士论文《从骨骼微细构造观点论四射珊瑚分类》。该文总结了四射珊瑚的时空分布,提出了古地理变迁和演化阶段的新认识,这在当时是一项创新。
1947年冬,王鸿祯回到国内。1948年春回到北京大学继续执教,主讲地史学课程,给高年级学生开设了标准化石和地文学课程,指导学生的野外实习和毕业论文,同时他还受孙云铸教授指派,在唐山铁道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兼课。
1952年国内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原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清华大学地学地质组、天津大学地质工程系和唐山铁道学院采矿系地质组、西北大学地学系地质本科3个班组建成新的北京地质学院,王鸿祯也相应地调入北京地质学院。
建校之初,王鸿祯是10位建校委员会成员之一,参与了新学校的建设工作;他又担任矿产地质勘探系的系主任,对该系的规划、管理和教学做了奠基工作;同时他还担任古生物地史学教研室主任,为古生物地史学专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52年至1956年,王鸿祯担任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工作繁忙,他每天利用中午11时到12时之间的一个小时,集中而高效地处理政务工作,展示出强大的工作能力。
此时,王鸿祯的研究工作,在珊瑚研究的基础上拓展到多個领域,例如历史大地构造学、古地理学等。
3 坚守:迎来“科学的春天”
1966年“文革”开始,王鸿祯受到很大冲击。1969年下放到江西峡江的“五七干校”,1970年迁往湖北钟祥的沙洋干校。身处逆境的王鸿祯,因为英语、德语流利,利用劳动之余,热心地给向其请教的其他老师辅导外语。
1972年,王鸿祯回到北京,开始夜以继日地阅读文献,以求弥补被耽误的科研岁月。1973~1975年王鸿祯参与编制了亚洲地质图,他结合自己搜集的资料,将自己的研究与心得渗透在图中,首次提出将亚洲划分为六大地层区:南亚大陆区、南亚陆间区、中轴大陆区、北亚陆间区、北亚大陆区和环太平洋区。1982年,亚洲地质图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亚洲地质》一书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一等奖。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全国的科技工作者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王鸿祯在以往研究积累的基础上,珍惜时间,奋起直追,发表了大量著作,仅1977~1980年,他就独立完成或参与完成了20多篇论文。1980年,由于在古生物学、地层学领域的突出成就,王鸿祯当选为学部委员。同年,王鸿祯与刘本培共同出版了新的《地史学教程》,这本书随后获得了国家高校优秀教材特等奖。
1993年,他承担了由前国家科委和前地质矿产部联合资助的“中国古大陆及其边缘层序地层和海平面变化研究(SSLC)”项目,为我国油气及沉积资源矿产的勘探和区域地质制图提供了参考;2000年,王鸿祯对中国中、新元古代以来海相地层露头层序地层学研究进行了总结,编著了《中国层序地层研究》一书,此书获得了2003年全国优秀图书奖。
王鸿祯很欣赏德国物理学家W·海森伯的一句话:“在人类思想史上,最有成果的发展常常发生在两条不同的思想路线的交叉点上。”他在教学和科研中,常遇到质变与量变、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普遍与特殊、定性和定量,以及原因与结果、内因与外因等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变的问题,把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就是时间上的连续和非连续、空间上的均一和非均一在认识上的矛盾,也是对“均变论”或“渐变论”和“激变论”或“突变论”这两种对立观点的理解和应用。所以,他认为各种地质作用过程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地球的节律,地球的演化过程在空间上是全球构造的活动论,在时间上是历史发展的阶段论。
王鸿祯在总结自己学术思维特点时,使用了“多识慎思,综合创新”八个字。他说:“从事科学研究,范围不可太狭;掌握知识资料力求广一些、多一些,予以周密的思考,去粗取精,综合各个方面,分析比较,必能有所提高和创新。这是我长期努力的方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