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求学：从两次辍学到西南联大

　　1916年11月17日，王鸿祯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父亲王晢是前清秀才，擅长书法，喜欢古文诗词。年幼的王鸿祯受父亲的教育和影响，擅长诗词歌赋。1925年，9岁的王鸿祯进入山东郯城马头私立兢进小学，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在学习国学的同时，他尤其对地理、绘画感兴趣。1927年王鸿祯小学毕业，但因战乱，不得不在家辍学一年，他利用这一年时间阅读了不少古典小说、历史名人传记。
　　1927年，王鸿祯考入临沂山东省立第五中学。1931年，父亲王晢去世。1933年春，家道中落的王鸿祯不得不又一次辍学，此时，他读至高中二年级。1933年秋，王鸿祯随其兄长王鸿祺赴北平求学。由于对绘画的热爱，王鸿祯就读于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在学习绘画的同时，广猎书籍，补充知识。他在《独立评论》上读到了著名学者丁文江、胡适的文章，又从报纸上了解中国科学家在西北科学考察团中的重大发现，在当时国困民危的境况下，逐渐产生了“科学救国”的想法，于是决定改学自然科学。1934年春，王鸿祯进入宏达中学，继续完成剩余的高中学业，并报考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洋大学，均被录取，他选择了北京大学地质系。
　　1935年，当王鸿祯入校就读时，李四光担任地质系主任，谢家荣、高振西、袁复礼、王烈、葛利普（A.W.Grabau）等人都在此任教。“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开始南迁，在长沙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底，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继续西迁，前往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在西迁的过程中，根据师生们的健康状况和身体条件，校方规划了三条迁滇路线，一条海路、一条依赖交通工具的陆路，最后一条是几乎完全依靠步行的陆路。王鸿祯加入了最后这条艰苦的路线，与其他233名师生一起，组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湘黔滇旅行团”。
　　他们于1938年2月20日从长沙出发，4月28日到达昆明。在68天的行程中，除了领略到祖国山河的壮丽外，地质系的学生们也对沿途的地形地貌、构造变形进行了观测，并采集了标本。同行的袁复礼教授一路向学生讲授地质知识，例如在湘西、黔东，讲授河流、地貌和岩层的构造变形;在黔西，介绍岩溶地貌和地文发育，给王鸿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参与这场中国教育史上的壮举，也成为王鸿祯人生中一笔宝贵的财富。

2  研究：始于珊瑚，多领域拓展

　　1939年，王鸿祯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系毕业，并留校任教。因为孙云铸教授的影响，王鸿祯对地层古生物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开始尝试这方面研究。他精读了大量有关珊瑚方面的文献，采集和磨制了约500片珊瑚化石薄片，很快在四射珊瑚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发表了几篇文章，如《云南婆兮及曲靖之中泥盆纪四射珊瑚及其分带》《云南北部及东部志留志四射珊瑚》等。
　　1945年，王鸿祯赴剑桥大学留学，延续他的珊瑚研究。他在剑桥的导师博曼（D.M.Bulman）主要研究方向为笔石和哺乳动物，他鼓励王鸿祯继续四射珊瑚结构和分类方面的研究，并建议其拜访英国研究珊瑚的权威史密斯（B.Smith）教授和大英博物馆的托马斯（D.Thomas）博士。
　　王鸿祯以从中国带去的珊瑚资料为基础，又广泛收集英国各地所藏的珊瑚薄片，并查阅了上千种文献，采用新的方法，终于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完成了博士论文《从骨骼微细构造观点论四射珊瑚分类》。该文总结了四射珊瑚的时空分布，提出了古地理变迁和演化阶段的新认识，这在当时是一项创新。
　　1947年冬，王鸿祯回到国内。1948年春回到北京大学继续执教，主讲地史学课程，给高年级学生开设了标准化石和地文学课程，指导学生的野外实习和毕业论文，同时他还受孙云铸教授指派，在唐山铁道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兼课。
　　1952年国内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原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清华大学地学地质组、天津大学地质工程系和唐山铁道学院采矿系地质组、西北大学地学系地质本科3个班组建成新的北京地质学院，王鸿祯也相应地调入北京地质学院。
　　建校之初，王鸿祯是10位建校委员会成员之一，参与了新学校的建设工作;他又担任矿产地质勘探系的系主任，对该系的规划、管理和教学做了奠基工作;同时他还担任古生物地史学教研室主任，为古生物地史学专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52年至1956年，王鸿祯担任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工作繁忙，他每天利用中午11时到12时之间的一个小时，集中而高效地处理政务工作，展示出强大的工作能力。
　　此时，王鸿祯的研究工作，在珊瑚研究的基础上拓展到多個领域，例如历史大地构造学、古地理学等。

3  坚守：迎来“科学的春天”

　　1966年“文革”开始，王鸿祯受到很大冲击。1969年下放到江西峡江的“五七干校”，1970年迁往湖北钟祥的沙洋干校。身处逆境的王鸿祯，因为英语、德语流利，利用劳动之余，热心地给向其请教的其他老师辅导外语。
　　1972年，王鸿祯回到北京，开始夜以继日地阅读文献，以求弥补被耽误的科研岁月。1973～1975年王鸿祯参与编制了亚洲地质图，他结合自己搜集的资料，将自己的研究与心得渗透在图中，首次提出将亚洲划分为六大地层区：南亚大陆区、南亚陆间区、中轴大陆区、北亚陆间区、北亚大陆区和环太平洋区。1982年，亚洲地质图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亚洲地质》一书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一等奖。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全国的科技工作者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王鸿祯在以往研究积累的基础上，珍惜时间，奋起直追，发表了大量著作，仅1977～1980年，他就独立完成或参与完成了20多篇论文。1980年，由于在古生物学、地层学领域的突出成就，王鸿祯当选为学部委员。同年，王鸿祯与刘本培共同出版了新的《地史学教程》，这本书随后获得了国家高校优秀教材特等奖。
　　1993年，他承担了由前国家科委和前地质矿产部联合资助的“中国古大陆及其边缘层序地层和海平面变化研究（SSLC）”项目，为我国油气及沉积资源矿产的勘探和区域地质制图提供了参考;2000年，王鸿祯对中国中、新元古代以来海相地层露头层序地层学研究进行了总结，编著了《中国层序地层研究》一书，此书获得了2003年全国优秀图书奖。
　　王鸿祯很欣赏德国物理学家W·海森伯的一句话：“在人类思想史上，最有成果的发展常常发生在两条不同的思想路线的交叉点上。”他在教学和科研中，常遇到质变与量变、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普遍与特殊、定性和定量，以及原因与结果、内因与外因等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变的问题，把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就是时间上的连续和非连续、空间上的均一和非均一在认识上的矛盾，也是对“均变论”或“渐变论”和“激变论”或“突变论”这两种对立观点的理解和应用。所以，他认为各种地质作用过程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地球的节律，地球的演化过程在空间上是全球构造的活动论，在时间上是历史发展的阶段论。
　　王鸿祯在总结自己学术思维特点时，使用了“多识慎思，综合创新”八个字。他说：“从事科学研究，范围不可太狭;掌握知识资料力求广一些、多一些，予以周密的思考，去粗取精，综合各个方面，分析比较，必能有所提高和创新。这是我长期努力的方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