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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失衡是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面对自身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世界发达经济体已经开始调整其经济结构。我国即将出台的“十二五”规划也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作为重要目标。
“后危机”的主词仍是危机，即当前仍处于危机过程之中，止跌回稳仅仅意味着阶段性调整，经济复苏的道路仍然漫长。“后危机”时代，一方面，造成此次百年不遇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基本上没有被根除，可谓“旧患未除”；另一方面，危机中各国所采取的大量非常规的救助措施，其负作用正渐次显现，可谓“新忧又至”。
“后危机时代”的“旧患”
“后危机时代”的“旧患”分别表现在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两个方面。实体经济领域中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一是全球经济失衡以及与之互为表里的各国经济失衡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有恶化之势：二是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进一步恶化，这体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占有资源、拥有信息和处理国际事务上的不平衡。
在这次危机中，金融领域中的问题依然故我：一是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疏远化”，一方面使得金融发展不能有效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带来一些副作用；二是货币政策效力递减；三是金融监管严重滞后，场外、表外业务的放大进一步增添了监管难度；四是金融业治理机制发生扭曲；五是国际货币体系仍不合理。
“后危机时代”的“新忧”
为了救助危机，各国政府近两年均以强力推出了大量非常规措施。这些措施的积极作用，有助于迅速止住经济下滑趋势，但同时亦添“新忧”：一是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全球范围的生产国、消费国和资源供应国的矛盾进一步凸显，全球化遇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干扰；二是天文数字的货币信贷投放，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特别是迄今尚无有效解决办法的资产价格膨胀；三是财政赤字严重恶化，增加了经济调控的难度，延长了经济调整的时间；四是经济运行秩序全面崩坏，令经济难以正常运行。
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与“中国谜团”
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 长期以来，中国的消费占GDP比重下降、投资占比平稳、出口占比上升。受国际金融危机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影响，中国出口扩张已遇障碍，2009年形势急转直下，2010年我国出口将继续恢复，预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转变为正，但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难恢复到过去的水平，中国确实到了应当调整过度依赖外需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的时候。
至于消费，短期很难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消费增长受制于国民收入增长及国民收入的分配，特别是初次分配。要想启动国内消费，必须首先调整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这要求提高居民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相应地，则要降低企业和政府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占比。这并不容易做到。
高储蓄高投资的“中国谜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储蓄率一直高悬，且仍有上升之势。高储蓄和低消费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当储蓄产生之后，要使经济正常运转，就必须把储蓄“吸收”掉。吸收储蓄的路径，不是投资，就是出口。这样看，在高储蓄率条件下，不仅经济运行必须依赖高投资，而且还须依赖高出口，由此形成了以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高外汇储备、高经济增长率为基本特征的“中国谜团”。
高投资或反映尚不了解的潜在因素长期持续的高投资，不因持续的理论抨击和政策抑制而发生变化。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它反映了，中国经济运行中有我们尚不了解的潜在因素，需要认真分析；进一步，它可能意味着，我们批评高投资所依凭的经济理论的正确性和适用性值得讨论。探讨中国之谜，须从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特征人手。一旦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基本完成，一旦中国的人口红利趋于消失，中国经济便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那时，中国的储蓄率将趋于下降，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到国内消费为主将是一个不可避免、水到渠成的过程。到那时，我们将面对新的局面，其复杂程度不弧于如今。
寻找经济转型的入手处鉴于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高增长的发展模式在我国已经持续达近二十年，鉴于形成这种发展模式的主要因素依然没有变化，即便向国内消费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转变是一个合理目标，我们也很难指望在短时期中实现这一转变。我们更应当关注“如何”实现转变的问题。简单地压缩投资不仅不能奏效，而且会危及经济增长。
优化投资结构，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应当提出如下问题：如何通过优化投资结构来引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从而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具体措施包括：
投资应以树立就业优先目标。不同的投资领域、不同的投资项目会有不同的就业效果。通过增加投资来启动经济增长，必须将促进就业放在优先的位置上。在这个意义上，促进小企业发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战略意义。金融领域必须适应并促进这一转变。
调整投资的区域结构，投向乡村和经济落后地区。
优化投资的行业结构，从生产性设施向社会基础设施转变。
完善投资资金的股权／债务结构。中国长期保持间接融资为主的格局，股权类资金供应严重不足。如果说在金融危机中“现金为王”，在中国今后的相当长时期中，则是“股权投资为王”。发展直接融资的根本解决办法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着眼于创造有利于股权资本形成的机制。
改变投资的主体结构。与国有投资快速增长相比，当前我国民间投资尚未有效激活，应进一步打破垄断，推行投资的自由化，特别是，对国内私人资本和外资放松各类准入管制，借以吸引私人资本和外资进入。
提高投资项目的商业可持续性，改革民生和社会基础设施领域的价格、收费水平及定价机制，推动下一轮投资驱动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投资应逐步转向“城市化导向”。总体而言，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中后期。因此，工业化和城市化并举，并逐步向城市化为主导转移，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城市化的投资重点应当从重在经济类基础设施转向经济类和社会类基础设施并重，并最终要转向以社会类基础设施为主的路径上。
高新科技产业化是关键。建设创新型国家，使科技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是中国面向未来的国家战略。在高新科技产业化过程中，金融体系的支持，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至关重要。
“后危机”的主词仍是危机，即当前仍处于危机过程之中，止跌回稳仅仅意味着阶段性调整，经济复苏的道路仍然漫长。“后危机”时代，一方面，造成此次百年不遇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基本上没有被根除，可谓“旧患未除”；另一方面，危机中各国所采取的大量非常规的救助措施，其负作用正渐次显现，可谓“新忧又至”。
“后危机时代”的“旧患”
“后危机时代”的“旧患”分别表现在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两个方面。实体经济领域中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一是全球经济失衡以及与之互为表里的各国经济失衡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有恶化之势：二是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进一步恶化，这体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占有资源、拥有信息和处理国际事务上的不平衡。
在这次危机中，金融领域中的问题依然故我：一是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疏远化”，一方面使得金融发展不能有效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带来一些副作用；二是货币政策效力递减；三是金融监管严重滞后，场外、表外业务的放大进一步增添了监管难度；四是金融业治理机制发生扭曲；五是国际货币体系仍不合理。
“后危机时代”的“新忧”
为了救助危机，各国政府近两年均以强力推出了大量非常规措施。这些措施的积极作用，有助于迅速止住经济下滑趋势，但同时亦添“新忧”：一是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全球范围的生产国、消费国和资源供应国的矛盾进一步凸显，全球化遇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干扰；二是天文数字的货币信贷投放，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特别是迄今尚无有效解决办法的资产价格膨胀；三是财政赤字严重恶化，增加了经济调控的难度，延长了经济调整的时间；四是经济运行秩序全面崩坏，令经济难以正常运行。
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与“中国谜团”
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 长期以来，中国的消费占GDP比重下降、投资占比平稳、出口占比上升。受国际金融危机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影响，中国出口扩张已遇障碍，2009年形势急转直下，2010年我国出口将继续恢复，预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转变为正，但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难恢复到过去的水平，中国确实到了应当调整过度依赖外需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的时候。
至于消费，短期很难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消费增长受制于国民收入增长及国民收入的分配，特别是初次分配。要想启动国内消费，必须首先调整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这要求提高居民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相应地，则要降低企业和政府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占比。这并不容易做到。
高储蓄高投资的“中国谜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储蓄率一直高悬，且仍有上升之势。高储蓄和低消费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当储蓄产生之后，要使经济正常运转，就必须把储蓄“吸收”掉。吸收储蓄的路径，不是投资，就是出口。这样看，在高储蓄率条件下，不仅经济运行必须依赖高投资，而且还须依赖高出口，由此形成了以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高外汇储备、高经济增长率为基本特征的“中国谜团”。
高投资或反映尚不了解的潜在因素长期持续的高投资，不因持续的理论抨击和政策抑制而发生变化。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它反映了，中国经济运行中有我们尚不了解的潜在因素，需要认真分析；进一步，它可能意味着，我们批评高投资所依凭的经济理论的正确性和适用性值得讨论。探讨中国之谜，须从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特征人手。一旦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基本完成，一旦中国的人口红利趋于消失，中国经济便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那时，中国的储蓄率将趋于下降，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到国内消费为主将是一个不可避免、水到渠成的过程。到那时，我们将面对新的局面，其复杂程度不弧于如今。
寻找经济转型的入手处鉴于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高增长的发展模式在我国已经持续达近二十年，鉴于形成这种发展模式的主要因素依然没有变化，即便向国内消费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转变是一个合理目标，我们也很难指望在短时期中实现这一转变。我们更应当关注“如何”实现转变的问题。简单地压缩投资不仅不能奏效，而且会危及经济增长。
优化投资结构，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应当提出如下问题：如何通过优化投资结构来引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从而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具体措施包括：
投资应以树立就业优先目标。不同的投资领域、不同的投资项目会有不同的就业效果。通过增加投资来启动经济增长，必须将促进就业放在优先的位置上。在这个意义上，促进小企业发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战略意义。金融领域必须适应并促进这一转变。
调整投资的区域结构，投向乡村和经济落后地区。
优化投资的行业结构，从生产性设施向社会基础设施转变。
完善投资资金的股权／债务结构。中国长期保持间接融资为主的格局，股权类资金供应严重不足。如果说在金融危机中“现金为王”，在中国今后的相当长时期中，则是“股权投资为王”。发展直接融资的根本解决办法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着眼于创造有利于股权资本形成的机制。
改变投资的主体结构。与国有投资快速增长相比，当前我国民间投资尚未有效激活，应进一步打破垄断，推行投资的自由化，特别是，对国内私人资本和外资放松各类准入管制，借以吸引私人资本和外资进入。
提高投资项目的商业可持续性，改革民生和社会基础设施领域的价格、收费水平及定价机制，推动下一轮投资驱动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投资应逐步转向“城市化导向”。总体而言，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中后期。因此，工业化和城市化并举，并逐步向城市化为主导转移，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城市化的投资重点应当从重在经济类基础设施转向经济类和社会类基础设施并重，并最终要转向以社会类基础设施为主的路径上。
高新科技产业化是关键。建设创新型国家，使科技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是中国面向未来的国家战略。在高新科技产业化过程中，金融体系的支持，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