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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正确途径。然而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着制度、经济及文化困境。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可以通过政府改革与创新制度，企业培养职业发展能力与社会建立支持系统及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修炼加以实现。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困境;路径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2-0028-03
当前是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城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大量集聚，为此，我国提出以人为核心、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及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农民工无疑是农村转移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民工的增长速度惊人，目前已达到2.69亿，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已占 70%，成为我国农民工的主体[1]。他们能否很好地市民化直接影响着城镇化的发展质量、城乡的和谐稳定及社会的安定繁荣。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新生代农民工及农民工市民化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及特征
2010年元月中央一号文件发布，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2]，这是新生代农民工概念的首次提出。此后，作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被广泛地关注和研究。一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3]。他们大致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而后进城务工成为农民工的农村转移人口，一类是自小跟随身为第一代农民工的父母进城，长大后在城市工作的农村转移人口。
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由于成长和教育环境有了相当的改善，再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观念、人生追求、生活方式及消费行为等方面都体现出与上一代农民工的巨大差别。
1.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较高。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为高中毕业，甚至有些接受过大专及以上的文化教育，即“大学生农民工”。相关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十一年，受过中等教育的占71.7%，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24%，其父辈对应比例分别是61.9% 和2.33%[4]。
2.新生代农民工渴望留在城市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没有在农村务农的经历，他们对土地的感情淡漠，向往并享受城市的生活方式，亦渴望扎根于城市。据调查，有“不打算回乡就业的想法”的新生代农民工已达到了 70%以上，同时有“在城镇定居的想法”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80后占39.7%，90后的占 35.6%[5]。
3.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和未来有更多期待。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受过更好的教育，因此他们对自己和未来有多重期待。他们不再像上一代农民工一样甘心从事那些脏、苦、累、差的工作，希望抓住机遇、凭借能力得到体面的工作，获得更良好的发展。
4.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强的权利意识。上一代农民工由于受教育程度有限、自我保护及权利意识较为薄弱，在城市打拼的过程中权利很容易受到侵害，如不重视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而被公司拖欠甚至不给工资等。除此之外，上一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程度也不高。新生代农民工恰恰相反，他们非常重视权利保护，在权利受到侵害后往往通过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或走法律途径等方式加以解决。此外，他们希望真切地参与到城市生活中，能够公平地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大致相当的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
（二）农民工市民化
所谓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农民工克服种种困难最终转变为城市市民的过程。它不仅仅意味着农民工从农村户籍向城市户籍的变化，同时还意味着农民工从事的工作由农业生产劳动转变为非农业生产劳动、农民工自身文化素质及社会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农民工得以与城市市民享受同等的社会权利，更重要的是在这一系列变化中，农民工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社会组织形态将由农村范式转向城市范式并最终成长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市民的过程。由此可见，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过程，但同时也是一个结果。
二、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困境
（一）制度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追求并渴望实现“城市梦”，希望能够与城市居民享受大致相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然而诸如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的制度体系却直接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它们在新生代农民工退出农村、进入城市及城市融合方面设置重重障碍，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之路走得异常艰难。首先，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和土地流转机制的不完善使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保留了自己在农村的宅基地使用权，此举的后果是新生代农民工无法彻底斩断自己与农村土地的联系，从而给他们向城市市民身份的彻底转换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其次，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给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带来极大的挑战。虽然近年来的户籍制度改革降低了农民工进城的门槛，但是其仍然是新生代农民工徘徊在城市边缘，无法走进城市社会的制度藩篱。一方面，现行的户籍制度使新生代农民工无法享受与城市市民同等的权利，这种尴尬的境遇增加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挫败感和相对剥夺感，也降低了其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另外，户籍身份的差别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及对城市公共资源的享有，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子女入托入学、医疗等方面面临一系列困难。再次，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给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带来困难。众所周知，社会保障制度预防公民年老、疾病及失业等风险的制度安排，也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有力保障。然而从当前的情况看来，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仍然有覆盖面有限、给付能力低等方面的问题，很难有效地帮助农民工抵御各种风险，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二）经济困境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在受教育程度上有了很大的提升，然而与城市居民特别是城市青年相比，他们的文化水平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再加上较轻的年纪、对辛苦的耐受力有限等方面的原因，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只能从事一些工作环境差、工作强度高、工资收入低的工作，而不高的经济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一方面，城市的生活成本居高不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仅仅能够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在城市的公共资源优先满足城市居民的条件下，一旦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疾病、失业、工伤等状况，将严重影响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状况，进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在城中村等城乡结合部租住，那里生活环境复杂，以流动人群为主，空间上的阻隔加大了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互动交流，妨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三） 文化困境
正如前文所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质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社会组织形态由农村范式转向城市范式，从而使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完全地市民化。然而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困境亦影响了其市民化的进程。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较低的文化素质阻碍。新生代农民工的阶层身份、家庭背景、生活环境决定了其在文化素质上与城市居民有较大差距，再加上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其在工作之余很难挤出时间加强自身修养，在这个知识更新日新月异、行业竞争无比激烈、社会需求更加多元的时代，这无疑会降低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性和快节奏。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观念阻碍。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并非自小在城市长大，他们在进城务工时已经成年，业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带着深深的乡土烙印的思想观念体系，这种以浓厚的乡土人情、自由散漫的农村生活等为内容的思想观念体系与城市价值观有很大差距，给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带来困难。
三、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是一项复杂工程，需要多方的共同协作才能完成。政府可以通过制度改革与创新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创造良好的条件，企业可以在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能力方面有所作为，社会可以建立多重社会支持系统，新生代农民工可以加强自身修炼以适应城市生活，促进其市民化的顺利实现。
（一） 政府：制度改革和创新
政府具备调节社会分配、维护社会公平，保证所有社会成员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社会职能，它有义务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提供制度支持和政策保障。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第一要务就是要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能够顺利地退出农村进入城市并尽快实现城市融合。首先，要不断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以形成农民退出农村和农业的有效机制，帮助农村人口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其次，改革与完善户籍制度，逐步切断户籍制度与教育、就业等制度的联系，恢复户籍制度的原存的管理功能，给予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同等的公共福利待遇。同时，进一步松动户籍制度的管控，放宽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准入门槛”，以让更多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有稳定工作和合法住所的公民能够进入城市。最后，完善并创新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将新生代农民工全面纳入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提高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工伤、疾病、年老等风险时的抵御能力。
（二） 企业：培养职业发展能力
企业有履行社会责任的职责。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企业无疑是获得职业发展能力的重要场所，是培养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能力的“第一线”，新生代农民工获得职业发展能力后，可以与城市居民同样在激烈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进而获得相当的经济收入以支持自身的城市生活，促进其市民化进程的顺利进行。因此，在培养职业发展能力上，企业责无旁贷。为此，在新生代农民工初入职时，企业要根据工作岗位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培训，不仅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提升职业技能，更要培养他们的职业操守。另外，企业要有规范的管理制度，合理地安排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保障农民工的劳动权利。同时，企业要打造积极、和谐的企业文化，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尽快地融入到企业中。再次，企业要畅通内部流动的渠道，以定期培训和激励机制等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自我价值。最后，企业要以身作则，与新生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保障农民工的正当劳动权益，增加农民工对企业的归属感，进而提升其对整座城市的认同。
（三）社会：建立社会支持系统
首先，在城市中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鼓励城市居民合理地看待和对待新生代农民工，不因为其户籍身份、生活习惯、受教育水平等原因而歧视他们。在这个方面，大众传媒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它们一方面可以通过电视、广播、杂志、网络等媒体将吃苦耐劳、乐于助人、充满正能量的新生代农民工形象展示给城市居民，进一步增加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认识。另外，媒体可以通过自身的优势为城市居民和新生代农民工搭建一个互动交流的平台，促进二者进行互动沟通，从而逐渐地消除横亘在城市居民与新生代农民工间的“文化鸿沟”，加快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其次，调动城市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奠定良好的基础。如鼓励与新生代农民工接触机会较多的社区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积极回应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鼓励非营利组织向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帮助，维护其正当、合法权益等。
（四）新生代农民工：加强自我修炼
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要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观念，积极地汲取知识、尝试学习新的职业技能，加强对自身的职业培训以提高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要不断拓宽自己的社会交往圈，改变乡土社会因血缘、地缘、人缘结成的人际交往关系，适应城市社会以业结缘的人际交往规则，增强对城市的社会适应性，更积极地融入城市社会。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困境;路径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2-0028-03
当前是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城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大量集聚，为此，我国提出以人为核心、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及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农民工无疑是农村转移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民工的增长速度惊人，目前已达到2.69亿，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已占 70%，成为我国农民工的主体[1]。他们能否很好地市民化直接影响着城镇化的发展质量、城乡的和谐稳定及社会的安定繁荣。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新生代农民工及农民工市民化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及特征
2010年元月中央一号文件发布，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2]，这是新生代农民工概念的首次提出。此后，作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被广泛地关注和研究。一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3]。他们大致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而后进城务工成为农民工的农村转移人口，一类是自小跟随身为第一代农民工的父母进城，长大后在城市工作的农村转移人口。
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由于成长和教育环境有了相当的改善，再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观念、人生追求、生活方式及消费行为等方面都体现出与上一代农民工的巨大差别。
1.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较高。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为高中毕业，甚至有些接受过大专及以上的文化教育，即“大学生农民工”。相关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十一年，受过中等教育的占71.7%，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24%，其父辈对应比例分别是61.9% 和2.33%[4]。
2.新生代农民工渴望留在城市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没有在农村务农的经历，他们对土地的感情淡漠，向往并享受城市的生活方式，亦渴望扎根于城市。据调查，有“不打算回乡就业的想法”的新生代农民工已达到了 70%以上，同时有“在城镇定居的想法”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80后占39.7%，90后的占 35.6%[5]。
3.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和未来有更多期待。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受过更好的教育，因此他们对自己和未来有多重期待。他们不再像上一代农民工一样甘心从事那些脏、苦、累、差的工作，希望抓住机遇、凭借能力得到体面的工作，获得更良好的发展。
4.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强的权利意识。上一代农民工由于受教育程度有限、自我保护及权利意识较为薄弱，在城市打拼的过程中权利很容易受到侵害，如不重视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而被公司拖欠甚至不给工资等。除此之外，上一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程度也不高。新生代农民工恰恰相反，他们非常重视权利保护，在权利受到侵害后往往通过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或走法律途径等方式加以解决。此外，他们希望真切地参与到城市生活中，能够公平地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大致相当的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
（二）农民工市民化
所谓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农民工克服种种困难最终转变为城市市民的过程。它不仅仅意味着农民工从农村户籍向城市户籍的变化，同时还意味着农民工从事的工作由农业生产劳动转变为非农业生产劳动、农民工自身文化素质及社会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农民工得以与城市市民享受同等的社会权利，更重要的是在这一系列变化中，农民工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社会组织形态将由农村范式转向城市范式并最终成长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市民的过程。由此可见，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过程，但同时也是一个结果。
二、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困境
（一）制度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追求并渴望实现“城市梦”，希望能够与城市居民享受大致相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然而诸如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的制度体系却直接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它们在新生代农民工退出农村、进入城市及城市融合方面设置重重障碍，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之路走得异常艰难。首先，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和土地流转机制的不完善使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保留了自己在农村的宅基地使用权，此举的后果是新生代农民工无法彻底斩断自己与农村土地的联系，从而给他们向城市市民身份的彻底转换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其次，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给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带来极大的挑战。虽然近年来的户籍制度改革降低了农民工进城的门槛，但是其仍然是新生代农民工徘徊在城市边缘，无法走进城市社会的制度藩篱。一方面，现行的户籍制度使新生代农民工无法享受与城市市民同等的权利，这种尴尬的境遇增加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挫败感和相对剥夺感，也降低了其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另外，户籍身份的差别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及对城市公共资源的享有，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子女入托入学、医疗等方面面临一系列困难。再次，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给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带来困难。众所周知，社会保障制度预防公民年老、疾病及失业等风险的制度安排，也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有力保障。然而从当前的情况看来，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仍然有覆盖面有限、给付能力低等方面的问题，很难有效地帮助农民工抵御各种风险，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二）经济困境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在受教育程度上有了很大的提升，然而与城市居民特别是城市青年相比，他们的文化水平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再加上较轻的年纪、对辛苦的耐受力有限等方面的原因，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只能从事一些工作环境差、工作强度高、工资收入低的工作，而不高的经济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一方面，城市的生活成本居高不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仅仅能够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在城市的公共资源优先满足城市居民的条件下，一旦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疾病、失业、工伤等状况，将严重影响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状况，进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在城中村等城乡结合部租住，那里生活环境复杂，以流动人群为主，空间上的阻隔加大了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互动交流，妨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三） 文化困境
正如前文所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质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社会组织形态由农村范式转向城市范式，从而使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完全地市民化。然而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困境亦影响了其市民化的进程。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较低的文化素质阻碍。新生代农民工的阶层身份、家庭背景、生活环境决定了其在文化素质上与城市居民有较大差距，再加上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其在工作之余很难挤出时间加强自身修养，在这个知识更新日新月异、行业竞争无比激烈、社会需求更加多元的时代，这无疑会降低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性和快节奏。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观念阻碍。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并非自小在城市长大，他们在进城务工时已经成年，业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带着深深的乡土烙印的思想观念体系，这种以浓厚的乡土人情、自由散漫的农村生活等为内容的思想观念体系与城市价值观有很大差距，给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带来困难。
三、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是一项复杂工程，需要多方的共同协作才能完成。政府可以通过制度改革与创新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创造良好的条件，企业可以在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能力方面有所作为，社会可以建立多重社会支持系统，新生代农民工可以加强自身修炼以适应城市生活，促进其市民化的顺利实现。
（一） 政府：制度改革和创新
政府具备调节社会分配、维护社会公平，保证所有社会成员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社会职能，它有义务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提供制度支持和政策保障。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第一要务就是要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能够顺利地退出农村进入城市并尽快实现城市融合。首先，要不断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以形成农民退出农村和农业的有效机制，帮助农村人口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其次，改革与完善户籍制度，逐步切断户籍制度与教育、就业等制度的联系，恢复户籍制度的原存的管理功能，给予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同等的公共福利待遇。同时，进一步松动户籍制度的管控，放宽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准入门槛”，以让更多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有稳定工作和合法住所的公民能够进入城市。最后，完善并创新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将新生代农民工全面纳入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提高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工伤、疾病、年老等风险时的抵御能力。
（二） 企业：培养职业发展能力
企业有履行社会责任的职责。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企业无疑是获得职业发展能力的重要场所，是培养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能力的“第一线”，新生代农民工获得职业发展能力后，可以与城市居民同样在激烈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进而获得相当的经济收入以支持自身的城市生活，促进其市民化进程的顺利进行。因此，在培养职业发展能力上，企业责无旁贷。为此，在新生代农民工初入职时，企业要根据工作岗位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培训，不仅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提升职业技能，更要培养他们的职业操守。另外，企业要有规范的管理制度，合理地安排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保障农民工的劳动权利。同时，企业要打造积极、和谐的企业文化，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尽快地融入到企业中。再次，企业要畅通内部流动的渠道，以定期培训和激励机制等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自我价值。最后，企业要以身作则，与新生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保障农民工的正当劳动权益，增加农民工对企业的归属感，进而提升其对整座城市的认同。
（三）社会：建立社会支持系统
首先，在城市中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鼓励城市居民合理地看待和对待新生代农民工，不因为其户籍身份、生活习惯、受教育水平等原因而歧视他们。在这个方面，大众传媒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它们一方面可以通过电视、广播、杂志、网络等媒体将吃苦耐劳、乐于助人、充满正能量的新生代农民工形象展示给城市居民，进一步增加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认识。另外，媒体可以通过自身的优势为城市居民和新生代农民工搭建一个互动交流的平台，促进二者进行互动沟通，从而逐渐地消除横亘在城市居民与新生代农民工间的“文化鸿沟”，加快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其次，调动城市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奠定良好的基础。如鼓励与新生代农民工接触机会较多的社区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积极回应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鼓励非营利组织向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帮助，维护其正当、合法权益等。
（四）新生代农民工：加强自我修炼
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要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观念，积极地汲取知识、尝试学习新的职业技能，加强对自身的职业培训以提高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要不断拓宽自己的社会交往圈，改变乡土社会因血缘、地缘、人缘结成的人际交往关系，适应城市社会以业结缘的人际交往规则，增强对城市的社会适应性，更积极地融入城市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