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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延续几千年而不曾中断的文明之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典籍的世代相传。中国国家图书馆作为中华优秀典籍的最大收藏机构，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承担重要历史使命，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本文从“敬惜字纸”与经典传承、政府主导与经典传承分别回顾了大陆、台湾两地同源的文化现象及部分主要做法，并对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所承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库》编纂项目工作进行了简要介绍。
关键词 经典 传承 传统文化 中国国家图书馆
分类号 G252
Inheriting Classic and Infiltrating Mind：Thoughts on the Startup of Project“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Library”
Zhang Jie
京师图书馆初创时，宋代以来的皇家珍藏尽归京师图书馆。1916年，京师图书馆开始履行国家图书馆接受出版物缴送的职能，备群书、供众览，是图书馆的办馆宗旨，不遗余力地搜采精神和“敬惜字纸”的情怀使国图及时收集并保存了大量珍贵文献典籍资料。搜集、整理、揭示文献是三个需要拾级而上的台阶，国图陆续开展了诸如修复《赵城金藏》工程、启动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等，开展搜集抢救、整理揭示等工作。现在，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开展具有新内涵的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一个“新”字，说明了其是一项富有创新性的工作。
1 “敬惜字纸”与经典传承
“敬惜字纸”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的一种良好美德，是中国文化传统理念之一，代表着古人敬重文化的思想。字纸，代表的是文化。敬惜字纸，也就是要求敬重和爱护文化。什么是文化？古汉语中“文”的本义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化”的本义为改易、造化。《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认为君子应研究两门学问，一是天文，知时令变化，不违农时；二是人文，用文明教化、感化人们，使社会和谐[2]。1871年，英国文化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了狭义文化的早期经典学说，即“所谓文化乃是包括知识、信仰、道德、法律、习惯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整体。”
传统文化传承的主要形式有语言文字和口传文化等。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和重要组成部分，一斑以窥全豹，从“敬惜字纸”现象中就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对文化的朴素自觉的传承。
“敬惜字纸”源于先民对“字”的敬重，敬惜字纸主要是指写上文字的纸，便不能任意丢弃践踏，即使是废纸也必须集中起来，送到专门焚烧字纸的“惜字亭”焚毁，让那些文字“遇化成神”，飞回到天上[3]。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敬惜字纸的风俗较为普遍，敬字亭随处可见。只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建筑略异、名称不一、建造位置不同而已。或称圣迹亭，或称敬文亭，或称惜字亭，或称字纸亭、敬字所、字库等等。官府衙门、书院、文庙等处都有惜字亭的设置，即使是一般村落、一般庙宇、民宅有时也有，成都惜字宫街和字库街就是因此得名。
台湾传承古风的敬字亭现存很多座，如台北市东吴大学校本部的惜字炉、台湾部分客家村落的惜字亭等，其中桃园龙潭圣迹亭是现存的此类建筑中较具规模而保存较为完善的，属于世界级的文字崇祀古迹。台湾客家人至今仍保有浓厚的“敬惜字纸”的传统旧习，他们称“字纸炉”为“圣迹亭”，在六堆客家村中，惜字亭的数量明显多于其他地区，这与客家人注重教育有关[4]。
大陆地区敬字信仰源远流长，六朝时即已形成这一习俗[5]。宋朝初年，敬惜字纸已是蔚然成风，民间甚至形成倍受人们崇敬的敬惜字纸的偶像。费孝通先生在世时经常提到“敬惜字纸”，因童年看到过祖母把每一张有字的纸都要拾起来，聚在炉子里焚烧，并教育其要“敬惜字纸”，但年长后才明白“敬惜字纸”的文化意义。“纸上写了字，就成了一件能为众人带来祸福的东西，不应轻视。”
鲁迅先生曾在《门外文谈》中写到：“中国的字，到现在还很尊严，我们在墙壁上就常看见挂着‘敬惜字纸’的篓子”。汪曾祺在《收字纸的老人》中写到：“中国人对于字有一种特殊的崇拜心理，认为字是神圣的。有字的纸是不能随便抛掷的。亵渎了字纸，会遭到天谴。因此，家家都有一个字纸篓。这是一个口小、宽肩的篓子，竹蔑为胎，外糊白纸，正面竖贴着一条二寸来宽的红纸，写着四个正楷的黑字：‘敬惜字纸’。字纸篓都挂在一个尊贵的地方，一般都在堂屋里家神菩萨神案的一侧。隔十天半月，字纸篓快满了，就由收字纸的收去。”
历史上很多经典正因为扎根在民众间“敬惜字纸”的情怀因而免遭毁灭，重见天日。如1983年，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发现时《大典》的天头地脚已经被剪了下来。原来是孙家老太太拿它们做了鞋样或者卷烟抽了，所幸老太太虽不识字，但从祖上沿袭了敬字惜纸的传统，凡是有字的地方都没动剪子。孙洪林恰好在县文化馆上班，在一本台历上见到了《永乐大典》的样子，才知道家里那本“破书”竟然是国宝。
“敬惜字纸”实质上是文字崇拜的一种发展形式。这一习俗历经长期发展深入人心，在海峡两岸同源而生，一脉相承，体现了两岸人们共同的尊重文化、敬畏知识的朴素的文化传承心态。
2 “有形之手”与经典传承
在我国历史上政府必须承担社会人心的教化职责，这是中国的重要国情[6]。中华文化中的优秀传统文化经典是道德教化的重要资源。纵观两岸，政府的“有形之手”也总是在经典传承、道德教化中默默起着主导作用，或为组织决策，或为管理协调，或为监督，或兼而有之。
2.1 台湾地区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是台湾地区为复兴中华文化而开展的思想文化运动。1966年11月，孙科、王云五、陈立夫、陈启天、孔德成等人联名写信给台湾“行政院”，建议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下简称文复运动），并定每年的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以“为我中华民族文化启明复旦”。1967年7月台湾各界举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后改名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国家文化总会”）发起大会，推举蒋介石任会长，随即文复运动在台湾及海外正式推行开来。 文复运动自1967年发轫，在20世纪70年代初达到高潮，该运动的中心内容就是“‘中国文化’‘三民主义’‘中华民国’三位一体”论。该运动主要宗旨目标包括：以伦理道德为淑世之本，最具体的行为表征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最重要的哲学基础是“仁”字；以民主自由为福国之则，有“全国”共同遵守的大法即“中华民国”宪法，使政治举措有常轨；以科学技术为正德利用厚生之实，其终极目的在于养民。
文复运动在具体实践活动中，注意与生活、教育、学术、外交、国防结合，在前期、中期深入细致地做了一些工作。文复运动非常注重对传统文化的整理、研究以及创新和宣扬，这是其实践成功的一个方面。自1972—1989年，学术研究出版促进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尚书》《礼记》《论语》等35种古籍的今注今译，并主编出版《中华文化概述》《中国历代思想家》《中国史学论文选集》《中华文化丛书》等，对于中国文化典籍、思想名著作了仔细的整理研究，便于人们阅读、了解中国古代文化。此外，还委请“国立中央图书馆”编辑出版了《中国文化研究目录》，将30多年来散见于报章杂志的研究中国文化的论文搜集整理，供研究者查阅检索。
此外提倡学术通俗化，鼓励公私机构进行学术研究，出版文化著作，并积极推广学术，使学术贴近社会和生活。“文复委”于1969—1989年编印了《中华文化复兴论丛》20集；从1968年开始，先后主办11类文化讲座，每月举行一次，邀请专家学者主讲，仅1976—1992就大约主办了4749场讲座，约有190万人次参加（1980年7月—1992年7月），并在1970—1980年间出版文化讲座专集及译介英文约316种，发行224万多册。尽管其中有许多内容是阐述文化复兴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宣扬“中华文化”“中华民国”“三民主义”三位一体之说，但是它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整理、阐述、发掘、继承、创新，实现并促进中国文化的宣传以及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的回归等方面作了非常有价值的探索。
文复运动推行到1991年3月，“文复委”改称“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但实际上自1988年蒋经国逝世，李登辉、陈水扁相继上台后，开始大力推行“去中国化”与“去蒋化”，主张“非断奶不可”，历经浮沉后，传统文化在台湾影响日渐式微。
2006年12月，“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改称“国家文化总会”。2011年元旦起，“国家文化总会”名称改为“中华文化总会”[7]。主要任务为：发扬中华文化，深植本土文化，提升国民气质，加强文化交流，推展国际合作，促进文创产业。
台湾地区开展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实际结果是关注和思考中华历史文化的行为，运动促进了台湾同胞越来越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前途。同时基本清除了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全面恢复了中华传统文化。有了传统文化为精神资源，使台湾以极小的代价完成了民主转型。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为台湾几代人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在岛上培植出丰富的文化土壤。
2.2 大陆地区
1949年后，政府主导了系列经典整理工程。1958年国务院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该小组制定了第一个十年（1962—1972）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开始有计划地开展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工作。由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国古籍的整理和出版事业几乎陷入停止的状态。文革结束后，1981年9月，陈云提出恢复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工作，由李一氓任组长，制定了九年（1982—1990）规划，从此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开始走上正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对文化事业的投入不断加大，许多珍贵的古籍得到修复、整理和影印出版，取得丰硕的成果，如《中华大藏经》（1982）、《中华大典》（1990）、《大中华文库》（1995）、《中华再造善本》（2002）、《儒藏》（2003）等，使社会各界感受到当今经济发展、国力强盛对国家文化事业的巨大支撑。
目前，已出版的面向一般读者的大型文化类普及性丛书有10余部，如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总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郑钦仁等主编的《文化中国丛书》、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小丛书》、中国外文局（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与耶鲁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文化与文明》系列丛书、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出版的“中国古代生活”大型丛书等。
国家图书馆主要承担的大型经典整理工程有“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是2002年正式立项建设的国家重点文化工程，该工程调动了国内一批顶尖学者共同参与，联合了国家图书馆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图书馆以及高校、科研系统图书馆、博物馆、出版社等众多单位，其成果《中华再造善本》，古籍选录之多、影印之精、学术价值之高，堪称名副其实的新善本。这是中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投资最多、学术价值最高的古籍抢救复制文化工程，也是当代中国第一个国家投资组织的古籍整理工程。
《中华再造善本》入选书目均配有提要、简介和作者生平，考辨版本源流，评述学术价值。同时采用质地优良的宣纸精印，封面颜色为仿清代内阁大库藏书的磁青色，高仿真彩印。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库》编纂项目启动
国家图书馆自建馆起就将开展文化推广作为主要工作之一，有多年丛书编纂推广工作的经验，产生了大批的成果。国家图书馆组织编写的《民国时期总书目》影响至今。国家图书馆还先后承担了“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中华古籍保护计划”“送书下乡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等重大国家级文化工程。这些大型文化工程，不仅有力配合了国家工作的需要，也为承担编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库》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我国历代留存下来的各类典籍卷帙浩繁，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成为涵养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内化为人的文化素养，外化为人的实践行为，实现知行合一，让国民在潜移默化中感知、领悟核心价值观，进而成为实践的自觉，国图在其中可以承担哪些工作？经过反复的论证和调研，2014年12月，国家图书馆上报文化部并转呈中宣部的《中华文化经典导读工作实施方案》（国图立报〔2014〕157号）顺利通过中宣部批复。该项目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库》编纂项目的先期启动工作，秉持“普及经典，大众阅读”的宗旨，以严谨认真的态度遴选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名著，采取便于单位图书馆收藏和家庭阅读使用的形式，重新编辑出版，是为普及优秀文化、满足大众阅读需求，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编纂的一部经典文库丛书。 作为先期启动项目，拟用3年左右时间完成策划、编撰、出版100部阶段性成果。“中华文化经典导读”工作整体计划编撰出版“百部经典”系列丛书，拟收录百部思想文化领域经典名著，本着“解读一批、整理一批、根据现实需要编纂一批”的原则，编纂一批知识普及类丛书，兼顾学术性，分期分批逐步完成。时间范围上启先秦，下迄建国以前，横跨五千年的文明史，内容主要包括最能体现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与精神内核的经典论著。邀请专业学者面对大众，关照现实，挖掘经典中的永恒魅力，梳理经典中的思想精髓，寻找经典流传至今的旺盛生命力之所在。
“中华文化经典导读”项目通过中宣部的批复后，立即得到了国家图书馆的高度重视，为确保工作的顺利开展，国图在整体规划、部处协调、人员配置等方面给予了最大限度的保障。4月初工作组到位，召开专家及领导小组工作会议十余次。经过大量的文献调研、实地调研、拜访专家，拟定该套丛书的编辑体例既要尊重元典的基本精神，又要体现一定的新意，具有市场吸引力。丛书编辑体例遵循以下原则：
（1）有主题的节选。对于元典进行有主题的节选，打乱原有章节顺序，按主题思想模块重新编排，在此基础上对原文进行注释。主题节选在突出元典思想精髓、体现元典自身特质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点。
（2）有内涵的提炼。导读内容是对元典有内涵的提炼。每一部书，由该书主编或者具有影响力的学术大家撰写整部书导读，可作为本部书的序言；每一章节有章节导读，可视为小导读，同时以精炼语句（思想高度的提炼）作为本章节的题目，反映本章节的中心思想。导读要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避免心灵感悟式的导读。
（3）有特色的设计。丛书在体例形式设计上要有自己的特点，要有内涵，以导读、元典、注释、译文为主，同时配以与主题相符合的图片。插图需新颖有内涵，不落俗套，以增强图书的阅读性和收藏性。例如，插入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经典文献的书影，不仅能够增强图书的文化品位，又能藉此扩大宣传。重点内容可增加知识拓展和重要领导人、权威专家对相关内容的评价等内容，编排形式活泼，高雅庄重，体现文化意蕴。
目前，已与清华大学钱逊先生就《论语》编纂事宜达成合作意向；与社科院宗教所王志远就《六祖坛经》编纂事宜达成合作意向；与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唐翼明就《颜氏家训》编纂事宜达成合作意向；与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就《学庸》《礼记》编纂事宜达成合作的意向；与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导李中华就《道德经》编纂事宜达成合作意向；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导李山就《诗经》编纂事宜达成合作意向。
4 思考及探索
文本理解，分析转化。以中国的经典为例，古代文言文到了现代很多字意已发生变化，面临如何理解、准确把握的问题。而更深入的理解，需要涉及到观念的把握。以今天的视角来看，经典是不是只表达了或哲学或文学等专业领域的观点，它展示的又是怎样一种深层智慧，知识和思想有怎样的联系，如何将经典创造性地思考、分析转化、获取其精髓，深入挖掘、提炼蕴涵其中的精神和价值，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是工作中的最大的难点。
融入生活，入脑入心。“文化”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口号式的话语体系，需要实实在在地融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与举手投足中。倡导经典，就是倡导掌握本国语言精髓，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享受阅读美感的同时，引发对于人生价值观的思考。阅读经典的过程，是随着阅读者知识背景、视野不同而产生的重复多次的体验，不是简单的文化消费。如何挑选其中优秀的经典以纸本、电子书等适合人们阅读的方式出版，并通过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等加以推广，处理好通俗普及与经典永恒的魅力之间的关系，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学习、研究需求，潜移默化地培养国民的文化素养，浸润其心灵，促进国民文化素养的提高，最终使阅读成为国民教育、终身教育的重要手段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延续几千年而不曾中断的文明之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典籍的世代相传。国家图书馆作为中华优秀典籍的最大收藏机构，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承担重要历史使命，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让典籍中蕴含的文化元素深深植根于社会公众的心中，是我们这一代图书馆人需要认真考虑并做出回答的。
参考文献：
[ 1 ] 张岂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略论[N].中国政协报，2013-02-04（C03）.
[ 2 ] 徐宗华.文化本质的再探讨[J].平顶山学院学报，2007（4）：1-5.
[ 3 ] 道教之音[EB/OL].[2015-05-13].http：//www.daoisms.org/
article/ctwh/info_16452.html.
[ 4 ] 黄新宪.清代台湾“敬惜字纸”习俗探讨[J].东南学术，2009（5）：143-151.
[ 5 ] 俞如先.论海峡两岸一脉相承的敬字信仰：以福建客家地区为例[J].龙岩学院学报，2008（5）：93-95，103.
[ 6 ] 陈来.政府应树立“中华民族心灵建设”观念[N]中华读书报，2015-04-20.
[ 7 ] “中华文化总会”[EB/OL].[2015-09-02].http：//www.gacc.org.tw/about_us/本會宗旨-1.html.
张 洁 中国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北京，100081。
（收稿日期：2015-08-10 编校：方 玮）
关键词 经典 传承 传统文化 中国国家图书馆
分类号 G252
Inheriting Classic and Infiltrating Mind：Thoughts on the Startup of Project“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Library”
Zhang Jie
京师图书馆初创时，宋代以来的皇家珍藏尽归京师图书馆。1916年，京师图书馆开始履行国家图书馆接受出版物缴送的职能，备群书、供众览，是图书馆的办馆宗旨，不遗余力地搜采精神和“敬惜字纸”的情怀使国图及时收集并保存了大量珍贵文献典籍资料。搜集、整理、揭示文献是三个需要拾级而上的台阶，国图陆续开展了诸如修复《赵城金藏》工程、启动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等，开展搜集抢救、整理揭示等工作。现在，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开展具有新内涵的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一个“新”字，说明了其是一项富有创新性的工作。
1 “敬惜字纸”与经典传承
“敬惜字纸”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的一种良好美德，是中国文化传统理念之一，代表着古人敬重文化的思想。字纸，代表的是文化。敬惜字纸，也就是要求敬重和爱护文化。什么是文化？古汉语中“文”的本义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化”的本义为改易、造化。《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认为君子应研究两门学问，一是天文，知时令变化，不违农时；二是人文，用文明教化、感化人们，使社会和谐[2]。1871年，英国文化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了狭义文化的早期经典学说，即“所谓文化乃是包括知识、信仰、道德、法律、习惯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整体。”
传统文化传承的主要形式有语言文字和口传文化等。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和重要组成部分，一斑以窥全豹，从“敬惜字纸”现象中就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对文化的朴素自觉的传承。
“敬惜字纸”源于先民对“字”的敬重，敬惜字纸主要是指写上文字的纸，便不能任意丢弃践踏，即使是废纸也必须集中起来，送到专门焚烧字纸的“惜字亭”焚毁，让那些文字“遇化成神”，飞回到天上[3]。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敬惜字纸的风俗较为普遍，敬字亭随处可见。只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建筑略异、名称不一、建造位置不同而已。或称圣迹亭，或称敬文亭，或称惜字亭，或称字纸亭、敬字所、字库等等。官府衙门、书院、文庙等处都有惜字亭的设置，即使是一般村落、一般庙宇、民宅有时也有，成都惜字宫街和字库街就是因此得名。
台湾传承古风的敬字亭现存很多座，如台北市东吴大学校本部的惜字炉、台湾部分客家村落的惜字亭等，其中桃园龙潭圣迹亭是现存的此类建筑中较具规模而保存较为完善的，属于世界级的文字崇祀古迹。台湾客家人至今仍保有浓厚的“敬惜字纸”的传统旧习，他们称“字纸炉”为“圣迹亭”，在六堆客家村中，惜字亭的数量明显多于其他地区，这与客家人注重教育有关[4]。
大陆地区敬字信仰源远流长，六朝时即已形成这一习俗[5]。宋朝初年，敬惜字纸已是蔚然成风，民间甚至形成倍受人们崇敬的敬惜字纸的偶像。费孝通先生在世时经常提到“敬惜字纸”，因童年看到过祖母把每一张有字的纸都要拾起来，聚在炉子里焚烧，并教育其要“敬惜字纸”，但年长后才明白“敬惜字纸”的文化意义。“纸上写了字，就成了一件能为众人带来祸福的东西，不应轻视。”
鲁迅先生曾在《门外文谈》中写到：“中国的字，到现在还很尊严，我们在墙壁上就常看见挂着‘敬惜字纸’的篓子”。汪曾祺在《收字纸的老人》中写到：“中国人对于字有一种特殊的崇拜心理，认为字是神圣的。有字的纸是不能随便抛掷的。亵渎了字纸，会遭到天谴。因此，家家都有一个字纸篓。这是一个口小、宽肩的篓子，竹蔑为胎，外糊白纸，正面竖贴着一条二寸来宽的红纸，写着四个正楷的黑字：‘敬惜字纸’。字纸篓都挂在一个尊贵的地方，一般都在堂屋里家神菩萨神案的一侧。隔十天半月，字纸篓快满了，就由收字纸的收去。”
历史上很多经典正因为扎根在民众间“敬惜字纸”的情怀因而免遭毁灭，重见天日。如1983年，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发现时《大典》的天头地脚已经被剪了下来。原来是孙家老太太拿它们做了鞋样或者卷烟抽了，所幸老太太虽不识字，但从祖上沿袭了敬字惜纸的传统，凡是有字的地方都没动剪子。孙洪林恰好在县文化馆上班，在一本台历上见到了《永乐大典》的样子，才知道家里那本“破书”竟然是国宝。
“敬惜字纸”实质上是文字崇拜的一种发展形式。这一习俗历经长期发展深入人心，在海峡两岸同源而生，一脉相承，体现了两岸人们共同的尊重文化、敬畏知识的朴素的文化传承心态。
2 “有形之手”与经典传承
在我国历史上政府必须承担社会人心的教化职责，这是中国的重要国情[6]。中华文化中的优秀传统文化经典是道德教化的重要资源。纵观两岸，政府的“有形之手”也总是在经典传承、道德教化中默默起着主导作用，或为组织决策，或为管理协调，或为监督，或兼而有之。
2.1 台湾地区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是台湾地区为复兴中华文化而开展的思想文化运动。1966年11月，孙科、王云五、陈立夫、陈启天、孔德成等人联名写信给台湾“行政院”，建议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下简称文复运动），并定每年的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以“为我中华民族文化启明复旦”。1967年7月台湾各界举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后改名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国家文化总会”）发起大会，推举蒋介石任会长，随即文复运动在台湾及海外正式推行开来。 文复运动自1967年发轫，在20世纪70年代初达到高潮，该运动的中心内容就是“‘中国文化’‘三民主义’‘中华民国’三位一体”论。该运动主要宗旨目标包括：以伦理道德为淑世之本，最具体的行为表征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最重要的哲学基础是“仁”字；以民主自由为福国之则，有“全国”共同遵守的大法即“中华民国”宪法，使政治举措有常轨；以科学技术为正德利用厚生之实，其终极目的在于养民。
文复运动在具体实践活动中，注意与生活、教育、学术、外交、国防结合，在前期、中期深入细致地做了一些工作。文复运动非常注重对传统文化的整理、研究以及创新和宣扬，这是其实践成功的一个方面。自1972—1989年，学术研究出版促进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尚书》《礼记》《论语》等35种古籍的今注今译，并主编出版《中华文化概述》《中国历代思想家》《中国史学论文选集》《中华文化丛书》等，对于中国文化典籍、思想名著作了仔细的整理研究，便于人们阅读、了解中国古代文化。此外，还委请“国立中央图书馆”编辑出版了《中国文化研究目录》，将30多年来散见于报章杂志的研究中国文化的论文搜集整理，供研究者查阅检索。
此外提倡学术通俗化，鼓励公私机构进行学术研究，出版文化著作，并积极推广学术，使学术贴近社会和生活。“文复委”于1969—1989年编印了《中华文化复兴论丛》20集；从1968年开始，先后主办11类文化讲座，每月举行一次，邀请专家学者主讲，仅1976—1992就大约主办了4749场讲座，约有190万人次参加（1980年7月—1992年7月），并在1970—1980年间出版文化讲座专集及译介英文约316种，发行224万多册。尽管其中有许多内容是阐述文化复兴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宣扬“中华文化”“中华民国”“三民主义”三位一体之说，但是它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整理、阐述、发掘、继承、创新，实现并促进中国文化的宣传以及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的回归等方面作了非常有价值的探索。
文复运动推行到1991年3月，“文复委”改称“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但实际上自1988年蒋经国逝世，李登辉、陈水扁相继上台后，开始大力推行“去中国化”与“去蒋化”，主张“非断奶不可”，历经浮沉后，传统文化在台湾影响日渐式微。
2006年12月，“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改称“国家文化总会”。2011年元旦起，“国家文化总会”名称改为“中华文化总会”[7]。主要任务为：发扬中华文化，深植本土文化，提升国民气质，加强文化交流，推展国际合作，促进文创产业。
台湾地区开展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实际结果是关注和思考中华历史文化的行为，运动促进了台湾同胞越来越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前途。同时基本清除了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全面恢复了中华传统文化。有了传统文化为精神资源，使台湾以极小的代价完成了民主转型。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为台湾几代人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在岛上培植出丰富的文化土壤。
2.2 大陆地区
1949年后，政府主导了系列经典整理工程。1958年国务院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该小组制定了第一个十年（1962—1972）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开始有计划地开展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工作。由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国古籍的整理和出版事业几乎陷入停止的状态。文革结束后，1981年9月，陈云提出恢复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工作，由李一氓任组长，制定了九年（1982—1990）规划，从此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开始走上正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对文化事业的投入不断加大，许多珍贵的古籍得到修复、整理和影印出版，取得丰硕的成果，如《中华大藏经》（1982）、《中华大典》（1990）、《大中华文库》（1995）、《中华再造善本》（2002）、《儒藏》（2003）等，使社会各界感受到当今经济发展、国力强盛对国家文化事业的巨大支撑。
目前，已出版的面向一般读者的大型文化类普及性丛书有10余部，如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总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郑钦仁等主编的《文化中国丛书》、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小丛书》、中国外文局（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与耶鲁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文化与文明》系列丛书、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出版的“中国古代生活”大型丛书等。
国家图书馆主要承担的大型经典整理工程有“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是2002年正式立项建设的国家重点文化工程，该工程调动了国内一批顶尖学者共同参与，联合了国家图书馆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图书馆以及高校、科研系统图书馆、博物馆、出版社等众多单位，其成果《中华再造善本》，古籍选录之多、影印之精、学术价值之高，堪称名副其实的新善本。这是中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投资最多、学术价值最高的古籍抢救复制文化工程，也是当代中国第一个国家投资组织的古籍整理工程。
《中华再造善本》入选书目均配有提要、简介和作者生平，考辨版本源流，评述学术价值。同时采用质地优良的宣纸精印，封面颜色为仿清代内阁大库藏书的磁青色，高仿真彩印。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库》编纂项目启动
国家图书馆自建馆起就将开展文化推广作为主要工作之一，有多年丛书编纂推广工作的经验，产生了大批的成果。国家图书馆组织编写的《民国时期总书目》影响至今。国家图书馆还先后承担了“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中华古籍保护计划”“送书下乡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等重大国家级文化工程。这些大型文化工程，不仅有力配合了国家工作的需要，也为承担编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库》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我国历代留存下来的各类典籍卷帙浩繁，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成为涵养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内化为人的文化素养，外化为人的实践行为，实现知行合一，让国民在潜移默化中感知、领悟核心价值观，进而成为实践的自觉，国图在其中可以承担哪些工作？经过反复的论证和调研，2014年12月，国家图书馆上报文化部并转呈中宣部的《中华文化经典导读工作实施方案》（国图立报〔2014〕157号）顺利通过中宣部批复。该项目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库》编纂项目的先期启动工作，秉持“普及经典，大众阅读”的宗旨，以严谨认真的态度遴选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名著，采取便于单位图书馆收藏和家庭阅读使用的形式，重新编辑出版，是为普及优秀文化、满足大众阅读需求，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编纂的一部经典文库丛书。 作为先期启动项目，拟用3年左右时间完成策划、编撰、出版100部阶段性成果。“中华文化经典导读”工作整体计划编撰出版“百部经典”系列丛书，拟收录百部思想文化领域经典名著，本着“解读一批、整理一批、根据现实需要编纂一批”的原则，编纂一批知识普及类丛书，兼顾学术性，分期分批逐步完成。时间范围上启先秦，下迄建国以前，横跨五千年的文明史，内容主要包括最能体现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与精神内核的经典论著。邀请专业学者面对大众，关照现实，挖掘经典中的永恒魅力，梳理经典中的思想精髓，寻找经典流传至今的旺盛生命力之所在。
“中华文化经典导读”项目通过中宣部的批复后，立即得到了国家图书馆的高度重视，为确保工作的顺利开展，国图在整体规划、部处协调、人员配置等方面给予了最大限度的保障。4月初工作组到位，召开专家及领导小组工作会议十余次。经过大量的文献调研、实地调研、拜访专家，拟定该套丛书的编辑体例既要尊重元典的基本精神，又要体现一定的新意，具有市场吸引力。丛书编辑体例遵循以下原则：
（1）有主题的节选。对于元典进行有主题的节选，打乱原有章节顺序，按主题思想模块重新编排，在此基础上对原文进行注释。主题节选在突出元典思想精髓、体现元典自身特质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点。
（2）有内涵的提炼。导读内容是对元典有内涵的提炼。每一部书，由该书主编或者具有影响力的学术大家撰写整部书导读，可作为本部书的序言；每一章节有章节导读，可视为小导读，同时以精炼语句（思想高度的提炼）作为本章节的题目，反映本章节的中心思想。导读要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避免心灵感悟式的导读。
（3）有特色的设计。丛书在体例形式设计上要有自己的特点，要有内涵，以导读、元典、注释、译文为主，同时配以与主题相符合的图片。插图需新颖有内涵，不落俗套，以增强图书的阅读性和收藏性。例如，插入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经典文献的书影，不仅能够增强图书的文化品位，又能藉此扩大宣传。重点内容可增加知识拓展和重要领导人、权威专家对相关内容的评价等内容，编排形式活泼，高雅庄重，体现文化意蕴。
目前，已与清华大学钱逊先生就《论语》编纂事宜达成合作意向；与社科院宗教所王志远就《六祖坛经》编纂事宜达成合作意向；与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唐翼明就《颜氏家训》编纂事宜达成合作意向；与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就《学庸》《礼记》编纂事宜达成合作的意向；与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导李中华就《道德经》编纂事宜达成合作意向；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导李山就《诗经》编纂事宜达成合作意向。
4 思考及探索
文本理解，分析转化。以中国的经典为例，古代文言文到了现代很多字意已发生变化，面临如何理解、准确把握的问题。而更深入的理解，需要涉及到观念的把握。以今天的视角来看，经典是不是只表达了或哲学或文学等专业领域的观点，它展示的又是怎样一种深层智慧，知识和思想有怎样的联系，如何将经典创造性地思考、分析转化、获取其精髓，深入挖掘、提炼蕴涵其中的精神和价值，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是工作中的最大的难点。
融入生活，入脑入心。“文化”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口号式的话语体系，需要实实在在地融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与举手投足中。倡导经典，就是倡导掌握本国语言精髓，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享受阅读美感的同时，引发对于人生价值观的思考。阅读经典的过程，是随着阅读者知识背景、视野不同而产生的重复多次的体验，不是简单的文化消费。如何挑选其中优秀的经典以纸本、电子书等适合人们阅读的方式出版，并通过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等加以推广，处理好通俗普及与经典永恒的魅力之间的关系，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学习、研究需求，潜移默化地培养国民的文化素养，浸润其心灵，促进国民文化素养的提高，最终使阅读成为国民教育、终身教育的重要手段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延续几千年而不曾中断的文明之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典籍的世代相传。国家图书馆作为中华优秀典籍的最大收藏机构，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承担重要历史使命，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让典籍中蕴含的文化元素深深植根于社会公众的心中，是我们这一代图书馆人需要认真考虑并做出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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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洁 中国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北京，100081。
（收稿日期：2015-08-10 编校：方 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