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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儿女》：采访之前，我看了几集《河西走廊》，以前从那些干枯的历史名词中获取的认知，仿佛一下子成为鲜活的现实，感觉非常震撼，从视觉到心灵。您作为纪录片的总策划、总出品人，如何看待这部片子的创作？
连辑：《河西走廊》是高度可行的一部片子。因为甘肃省是一个文化历史积淀非常深厚的省份，可以挖掘的历史文化资源很多。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需要有许多内容性的表达，在表现形式上将来可能是以各种类型的文学样式、艺术样式来反映的，如果能够实现大面积的、深度的、广泛的、长久的文学艺术形式的反映，前提条件就是要对这些历史文化资源做学术性的整理，如果不做这种盖棺定论的、非常准确的、有说服力、不能引起质疑的专业学术的整理，以后做文学、做艺术就会遇到很多槛。那么学术专业性的整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纪录片。所以我们现在抓这个纪录片，实际上是想把河西走廊的历史文化脉络用学术的眼光，用历史的眼光，用专业的眼光把它做一次梳理。如果这个任务完成了，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延展出若干个文学样式、艺术样式，这就变得轻松，变得可行了。所以我们当时抓这个片子，这是从文化大省，从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从河西走廊这个丝路文化的功能区出发的一个立意。这是我说的一个想法。
第二个想法，为什么抓河西走廊？因为河西走廊在中国的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地理概念，也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概念及文化概念。过去，人们围绕着河西走廊有过许许多多的研究，也有一些断断续续的影像表达，但是都不足以展览式地、总括式地、纵深地、全景式地展示河西走廊的风貌、原貌。因为过去没有人拍摄过以河西走廊为主题的纪录片，所以在前人做的一些零碎的工作基础之上，为我们这次创作《河西走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和机会。
在中国历史上，大概从汉唐到元末明初这近1100年的时间，是河西走廊最为辉煌的一段。当然此前已经有了和西域的各种贸易，包括文化往来，但是由于没有国家的力量介入，所以以前这段历史不被人们所关注。河西走廊真正受人关注是从汉武帝凿通西域开始，据两关设四郡，把它纳入中国版图以后，将贸易往来、文化往来变成一种国家行为，这段历史才真正载入中国的史记。我们纵观中国的历史，这1100年，是中国的疆域开疆拓土的1100年，是各少数民族进行深度融合的1100年，是整个中国和国际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贸易交往的1100年。这是我说它重要性的第三点。
第四点，这1100年也是中国多民族融合过程中文化多样性形成的1100年。中国的文化早期是中原文化，哲学是孔孟哲学，汉以后独尊儒术，其实那时中国的文化仍然是相对狭隘的。自从凿通西域以后，和当地少数民族，和西域国家发生文化交往以后，中国文化变得丰富多彩，变成了复合型的文化，变成了兼收并蓄的文化，变成了包容并存的文化，变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美人之美，天下大同这个文化。这就是丝绸之路文化融合的1100年。
第五点，河西走廊也是中国政权和社会兴衰成败的见证。国力强大的时候，河西走廊非常兴盛，国力孱弱的时候它退守一域，失去了大片的政权和土地、人口等等。明朝的这个嘉峪关就是非常典型的见证，那么早期的阳关、玉门关，当时还有好多关，为什么最后只剩下嘉峪关？国力衰败而造成的。
第六点，从汉武帝开始，不论什么朝代，始终把河西走廊当成是战略咽喉要冲。它可以失去别的地方的土地、政权，它最终丢不开的是河西走廊，所以河西走廊虽然地处西域，但是它是中国的命门之所在，中国的战略要冲之所在。所以历代朝廷、历代政府都深谙此理。直到12、13世纪以后，地缘中心说被海洋中心说代替，这个地方才衰败了。但是历史的尘沙掩盖不住河西走廊1100年的辉煌，你把那沙子轻轻拂去，露出来就是真金。
《中华儿女》：拍摄《河西走廊》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一脉相承，遥相呼应。您也曾提出“河西走廊关乎国家经略”，刚才说的应该是一个历史意义，那么它的现实意义呢？
连辑：它的现实意义就更大了，尽管现在河西走廊算关闭了四五百年，所以废弃了。但这其实没有太复杂的原因，最主要的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打通了，人们交往的方式变多了，而且运输成本降低，交流变得方便起来，这是最根本的原因，技术的原因。主观原因还有一条，就是中国后来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不仅是这个地方封关了，海洋它也不让别人进来。
那么后来随着世界开放，一直到了近现代社会，我们现在的国际交往的方式和线路是按照欧美强国的指定线路来行进的。我们并没有自己主动的出行线路，比方说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后，我们的贸易交往都是一面倒，通过海路，走的都是过去资本主义国家早就设定的这些水路，长期以来就是这样。比方说世界上十几条黄金水道，是人家打通的，规则是人家定的，我们只不过是借道而行，为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落后于人。河西走廊这条道路是你主导，但是你没打通，你没有用起来，这就是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一个现状。
现在为什么要重新研究这个丝绸之路呢？这就是地缘政治和国际经济、贸易现状使然。随着我们的国际依存度越来越高，我们没有自己的话语权，没有规则权，没有主动权，没有战略安全，这很麻烦。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首先就是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人心相通，等等。既有的秩序还没有打破的情况下怎么办？我们还是以我为主建立新秩序，以我为主建立新通道，以我为主建立国际贸易新体系，这就是国家的大战略。那么以我为主建立的秩序也好，建立的通道也好，建立的秩序体系也好，建立什么呢？就是丝绸之路，新的丝绸之路经济带。
第二个大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现在成了第二大经济体以后，已经进入发展的新常态，再不可能高速地发展了，因为过去高速是拿环境容量做代价，拿资源消耗做代价支撑的。现在环境容量很窄，还是那么高速发展不可能的，那么你要降到中高速。但降到中高速，并不能说因为你速度降低了，你的质量、效益也要下降，并不是说你降低了速度以后，你原来高速成长过程中形成的生产能力就会自然释放，释放不出去，只要一降速，需求一降低，你的能力就过剩。过剩了怎么办？这就有能力外溢的问题。所以现在把当前“一路一带”的经济特征叫做外溢型经济。这次，总书记设计的“一带一路”规划又一次打开门户，是打开西部的门户，干什么呢？是让中国的钱出去，把中国富余的生产能力通过这次开放释放到国外去。 那么你释放到国外，往哪释放？你能通过海路释放到欧美去吗，你做不到，释放到日本能做到吗，做不到。日本早就成为外溢型经济了。那么正好选择丝路国家，而这些国家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还没有都富裕起来，都有着强烈的发展愿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就有个通道问题，你这些战略和通关怎么来实现呢？要有通道。通道在哪呢？就在丝绸之路上。那么国内在哪呢？就在甘肃，就在河西走廊。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河西走廊又一次被历史性地激活了，千年以前的辉煌现在要重现，你看这不就是现实意义？
《中华儿女》：在这个历史机遇面前，甘肃借用连部长刚才说的一句话，就是如何“拂去尘沙见真金”？
连辑：你说的这个对，就是甘肃要选择自己的定位，充分认识到自己在这个丝绸之路上的作用。由于甘肃特殊的地理位置，孔道位置，所以不管是从西来的，还是从东进去的，都离不开这个孔道，所以我们就处在一个黄金路段上，所以我们把它叫丝绸之路的黄金段，就是这样。那我们利用这个黄金段，我觉得有几个事情要做的。
第一，做好通道通的工作，你保证畅通，包括铁路，包括公路。这是甘肃的政治任务，也是甘肃的国家担当，这是我说我们要做的一件事。
第二，就是抓民心相通。所谓民心相通，就是中国要和我们交往的所有国家在文化上要认帐，要认同。那么现在我想来想去，人类社会的交往就三种方式：一种是政治的方式，一种是经济的方式，一种是文化的方式。政治的方式交往起来是相当困难的，比方说意识形态的这种固执和差异，我就不承认你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说我不承认你社会主义，在短时间内很难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种政治立场的不同，使得政治交往变数很多。经济交往呢，它没有永恒的朋友，就是利益最大化，有好处就长期交往，没有好处就拜拜了，是这样吧？所以都是带功利的，政治带功利，经济也带功利，但是文化交往是最不带功利，最容易相互接受。所以我们甘肃省大概在所有的交往中，能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有话语权的就是文化。
和西方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是甘肃的特长，是甘肃独有的优势。特别重要的是甘肃的敦煌文化。敦煌文化是国际文化，它不是中国独有的文化。敦煌从前秦，就是公元三六六年，乐僔凿开第一个窟开始，陆续有人开始在这里凿窟做壁画，然后就形成了长达1000多年的文化交流，所有文化交流的痕迹和符号都艺术化到了洞窟里。洞窟里面，宗教可以看到佛教，可以看到显教，可以看到摩尼教，可以看到拜火教等等。你看，宗教在这，不管是中国的、西亚的，还是欧洲的，它都有，这是宗教的融合性。那么文化，你可以看到远东的文化，可以看到整个中国目前版图里的文化，可以看到当时所有的少数民族国家的文化，还可以看到阿拉伯、意大利、罗马的文化等等。所以敦煌文化本身就不是中国人自己发展的，它是中国人和世界各国人共同发展的一个文化，所以这个文化你拿出去，它可接受度高，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能找到它的影子。为什么《丝路花雨》那么好看呢？世界上那么喜欢听呢？他一听就觉得这里面有自己国家的东西在。你看，《丝路花雨》的音乐、舞蹈、美术、服装、身姿，舞姿都具有复合文化的特点，所以它是一个国际平台，去哪演都火。那么我们甘肃现在正好搞民心相通，靠什么相通呢？就靠以我中华文化的血脉为基础的多元文化，共同认同的文化走向西域，走向欧洲，这就是甘肃文化的优势所在，这就是我们甘肃在现实情况下要承担的责任，当然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民心相通、文化交往的责任。
《中华儿女》：那么《河西走廊》这部片子其实也承载着文化交往、民心相通的使命？
连辑：我们拍摄《河西走廊》的时候有几个想法，首先是在政治上定位，从一个从国家的历史发展的走向上看河西走廊的重要地位，就是历朝历代经略河西走廊，这是一个不二命题，你离开经略河西走廊，这个国家或者是国土没有了，或者是经济没有了，或者是文化没有了，都不能割裂开，这是一个很大的意义，这是我们拍摄《河西走廊》的一个动机。
第二个动机，就是我们能够把隐没了四五百年、已经边缘化了的河西走廊重新把它唤醒，让它回到人们视线的中心、情感的中心，文化的中心。我们让它回到这个中心并不是我们主观，是因为丝绸之路“一路一带”的大战略实施以后，它在经济上会回到经济发展的中心。我曾经讲过一个观点，就是改革开放35年，我们的甘肃以西属于改革开放后方，因为前沿门户在东南沿海地区，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总书记说了，把这个门户打开，所以把西方的门户打开以后我们一下变后队为前队了，我们就成了新时代的一个前沿了。成了前沿，河西走廊是黄金段，肯定是进入主阵地了，这是我们拍摄《河西走廊》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三个理由，《河西走廊》是用国际眼光来摄制的。我们不刻意去表达我们的政治观点、政治立场，或者是生硬地图解我们的意图，图解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观点，我们用文化的方式告诉世界各国我们自己的一套观点，用国际化的体系来表达我们自己。
第四点，我们希望能够把《河西走廊》写成一部东西方人类情感文化交流的一个史诗性的作品，这样它就变得有国际口味、国际视野，将来这部片子完全可以大面积地走向世界。现在正好要搞文化“走出去”，那拿什么走呢？现在我们也没有别的好招，我们先把《河西走廊》“走出去”。
《中华儿女》：您当过大学校长，也是知名的文化学者，在2014年全国两会上，您有一个议案是希望能够从国家层面上支持甘肃文化大省建设，特别是支持敦煌国际文化旅游名城的建设。无独有偶，《河西走廊》里也有一集专门讲述敦煌。您所做的这些，是跟文化情怀是有一定的关系呢，还是说仅仅是职务原因？
连辑：主要是出于对敦煌文化的崇敬，我对敦煌文化的崇敬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了，所以我跟好多文化学者说，咱们想做文化，都背靠着敦煌，然后面向东南，面向广州，面向上海，看人家画什么，人家说什么我们说什么。我说你们真傻，人家广东、上海都面向着敦煌，去朝拜敦煌，在敦煌里汲取艺术元素，你们身处此地不知此地之重要，然后又学点别的，不是舍本逐末吗？你们重新向后转，看着敦煌，跪在地下，匍匐着向敦煌前进，就知道敦煌有多伟大了。我到处讲这个观点，我其实内心就是跪在地下，匍匐着向敦煌顶礼膜拜的。没有这种真情实感，没有这种文化格局和眼界，那可能很难成就。我们很多人做了好多事情，包括张大千、黄胄，好多书法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研究了好多学问，特别是搞艺术的，画的画都几十年了，住进去出不来了，突然发现了敦煌，觉得所有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方向都在敦煌。
《中华儿女》：《河西走廊》无疑是一部鸿篇巨制，但是主创团队非常年轻，您为何会选择他们？
连辑：这是一个老问题，我对年轻人没有偏见，我始终认为一代比一代强。每一个时代的人有每一个时代的责任，每一个时代的人有每一个时代的任务，每个时代的人处在每一个特定的时代环境，所以你也不要拿你过去时代的那些标本来衡量当下时代的人。我们还是放开手脚让年轻人好好干，至于他们在这个成长和发挥自己才干的过程中，要遵循和注意什么，值得推敲和探讨。因为时代发展是一个脉络。所谓脉，就是一个传承，只要你能够把历史上，被前辈，被社会千选万选遴选过的、精华的精神能够传承下去就足够了。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说得很明白，其中的道德、传统文化，可能是最核心的两个个方面。那么当下社会再加上一个诚信和勤奋，再加上自己对自己所承担事业的一种敬畏，年轻人都可以成就自己。但前提是他们能够传承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李东珅这个团队大概就属于这一类，所以我们支持他。
责任编辑 张惠清
连辑：《河西走廊》是高度可行的一部片子。因为甘肃省是一个文化历史积淀非常深厚的省份，可以挖掘的历史文化资源很多。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需要有许多内容性的表达，在表现形式上将来可能是以各种类型的文学样式、艺术样式来反映的，如果能够实现大面积的、深度的、广泛的、长久的文学艺术形式的反映，前提条件就是要对这些历史文化资源做学术性的整理，如果不做这种盖棺定论的、非常准确的、有说服力、不能引起质疑的专业学术的整理，以后做文学、做艺术就会遇到很多槛。那么学术专业性的整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纪录片。所以我们现在抓这个纪录片，实际上是想把河西走廊的历史文化脉络用学术的眼光，用历史的眼光，用专业的眼光把它做一次梳理。如果这个任务完成了，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延展出若干个文学样式、艺术样式，这就变得轻松，变得可行了。所以我们当时抓这个片子，这是从文化大省，从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从河西走廊这个丝路文化的功能区出发的一个立意。这是我说的一个想法。
第二个想法，为什么抓河西走廊？因为河西走廊在中国的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地理概念，也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概念及文化概念。过去，人们围绕着河西走廊有过许许多多的研究，也有一些断断续续的影像表达，但是都不足以展览式地、总括式地、纵深地、全景式地展示河西走廊的风貌、原貌。因为过去没有人拍摄过以河西走廊为主题的纪录片，所以在前人做的一些零碎的工作基础之上，为我们这次创作《河西走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和机会。
在中国历史上，大概从汉唐到元末明初这近1100年的时间，是河西走廊最为辉煌的一段。当然此前已经有了和西域的各种贸易，包括文化往来，但是由于没有国家的力量介入，所以以前这段历史不被人们所关注。河西走廊真正受人关注是从汉武帝凿通西域开始，据两关设四郡，把它纳入中国版图以后，将贸易往来、文化往来变成一种国家行为，这段历史才真正载入中国的史记。我们纵观中国的历史，这1100年，是中国的疆域开疆拓土的1100年，是各少数民族进行深度融合的1100年，是整个中国和国际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贸易交往的1100年。这是我说它重要性的第三点。
第四点，这1100年也是中国多民族融合过程中文化多样性形成的1100年。中国的文化早期是中原文化，哲学是孔孟哲学，汉以后独尊儒术，其实那时中国的文化仍然是相对狭隘的。自从凿通西域以后，和当地少数民族，和西域国家发生文化交往以后，中国文化变得丰富多彩，变成了复合型的文化，变成了兼收并蓄的文化，变成了包容并存的文化，变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美人之美，天下大同这个文化。这就是丝绸之路文化融合的1100年。
第五点，河西走廊也是中国政权和社会兴衰成败的见证。国力强大的时候，河西走廊非常兴盛，国力孱弱的时候它退守一域，失去了大片的政权和土地、人口等等。明朝的这个嘉峪关就是非常典型的见证，那么早期的阳关、玉门关，当时还有好多关，为什么最后只剩下嘉峪关？国力衰败而造成的。
第六点，从汉武帝开始，不论什么朝代，始终把河西走廊当成是战略咽喉要冲。它可以失去别的地方的土地、政权，它最终丢不开的是河西走廊，所以河西走廊虽然地处西域，但是它是中国的命门之所在，中国的战略要冲之所在。所以历代朝廷、历代政府都深谙此理。直到12、13世纪以后，地缘中心说被海洋中心说代替，这个地方才衰败了。但是历史的尘沙掩盖不住河西走廊1100年的辉煌，你把那沙子轻轻拂去，露出来就是真金。
《中华儿女》：拍摄《河西走廊》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一脉相承，遥相呼应。您也曾提出“河西走廊关乎国家经略”，刚才说的应该是一个历史意义，那么它的现实意义呢？
连辑：它的现实意义就更大了，尽管现在河西走廊算关闭了四五百年，所以废弃了。但这其实没有太复杂的原因，最主要的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打通了，人们交往的方式变多了，而且运输成本降低，交流变得方便起来，这是最根本的原因，技术的原因。主观原因还有一条，就是中国后来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不仅是这个地方封关了，海洋它也不让别人进来。
那么后来随着世界开放，一直到了近现代社会，我们现在的国际交往的方式和线路是按照欧美强国的指定线路来行进的。我们并没有自己主动的出行线路，比方说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后，我们的贸易交往都是一面倒，通过海路，走的都是过去资本主义国家早就设定的这些水路，长期以来就是这样。比方说世界上十几条黄金水道，是人家打通的，规则是人家定的，我们只不过是借道而行，为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落后于人。河西走廊这条道路是你主导，但是你没打通，你没有用起来，这就是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一个现状。
现在为什么要重新研究这个丝绸之路呢？这就是地缘政治和国际经济、贸易现状使然。随着我们的国际依存度越来越高，我们没有自己的话语权，没有规则权，没有主动权，没有战略安全，这很麻烦。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首先就是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人心相通，等等。既有的秩序还没有打破的情况下怎么办？我们还是以我为主建立新秩序，以我为主建立新通道，以我为主建立国际贸易新体系，这就是国家的大战略。那么以我为主建立的秩序也好，建立的通道也好，建立的秩序体系也好，建立什么呢？就是丝绸之路，新的丝绸之路经济带。
第二个大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现在成了第二大经济体以后，已经进入发展的新常态，再不可能高速地发展了，因为过去高速是拿环境容量做代价，拿资源消耗做代价支撑的。现在环境容量很窄，还是那么高速发展不可能的，那么你要降到中高速。但降到中高速，并不能说因为你速度降低了，你的质量、效益也要下降，并不是说你降低了速度以后，你原来高速成长过程中形成的生产能力就会自然释放，释放不出去，只要一降速，需求一降低，你的能力就过剩。过剩了怎么办？这就有能力外溢的问题。所以现在把当前“一路一带”的经济特征叫做外溢型经济。这次，总书记设计的“一带一路”规划又一次打开门户，是打开西部的门户，干什么呢？是让中国的钱出去，把中国富余的生产能力通过这次开放释放到国外去。 那么你释放到国外，往哪释放？你能通过海路释放到欧美去吗，你做不到，释放到日本能做到吗，做不到。日本早就成为外溢型经济了。那么正好选择丝路国家，而这些国家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还没有都富裕起来，都有着强烈的发展愿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就有个通道问题，你这些战略和通关怎么来实现呢？要有通道。通道在哪呢？就在丝绸之路上。那么国内在哪呢？就在甘肃，就在河西走廊。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河西走廊又一次被历史性地激活了，千年以前的辉煌现在要重现，你看这不就是现实意义？
《中华儿女》：在这个历史机遇面前，甘肃借用连部长刚才说的一句话，就是如何“拂去尘沙见真金”？
连辑：你说的这个对，就是甘肃要选择自己的定位，充分认识到自己在这个丝绸之路上的作用。由于甘肃特殊的地理位置，孔道位置，所以不管是从西来的，还是从东进去的，都离不开这个孔道，所以我们就处在一个黄金路段上，所以我们把它叫丝绸之路的黄金段，就是这样。那我们利用这个黄金段，我觉得有几个事情要做的。
第一，做好通道通的工作，你保证畅通，包括铁路，包括公路。这是甘肃的政治任务，也是甘肃的国家担当，这是我说我们要做的一件事。
第二，就是抓民心相通。所谓民心相通，就是中国要和我们交往的所有国家在文化上要认帐，要认同。那么现在我想来想去，人类社会的交往就三种方式：一种是政治的方式，一种是经济的方式，一种是文化的方式。政治的方式交往起来是相当困难的，比方说意识形态的这种固执和差异，我就不承认你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说我不承认你社会主义，在短时间内很难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种政治立场的不同，使得政治交往变数很多。经济交往呢，它没有永恒的朋友，就是利益最大化，有好处就长期交往，没有好处就拜拜了，是这样吧？所以都是带功利的，政治带功利，经济也带功利，但是文化交往是最不带功利，最容易相互接受。所以我们甘肃省大概在所有的交往中，能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有话语权的就是文化。
和西方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是甘肃的特长，是甘肃独有的优势。特别重要的是甘肃的敦煌文化。敦煌文化是国际文化，它不是中国独有的文化。敦煌从前秦，就是公元三六六年，乐僔凿开第一个窟开始，陆续有人开始在这里凿窟做壁画，然后就形成了长达1000多年的文化交流，所有文化交流的痕迹和符号都艺术化到了洞窟里。洞窟里面，宗教可以看到佛教，可以看到显教，可以看到摩尼教，可以看到拜火教等等。你看，宗教在这，不管是中国的、西亚的，还是欧洲的，它都有，这是宗教的融合性。那么文化，你可以看到远东的文化，可以看到整个中国目前版图里的文化，可以看到当时所有的少数民族国家的文化，还可以看到阿拉伯、意大利、罗马的文化等等。所以敦煌文化本身就不是中国人自己发展的，它是中国人和世界各国人共同发展的一个文化，所以这个文化你拿出去，它可接受度高，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能找到它的影子。为什么《丝路花雨》那么好看呢？世界上那么喜欢听呢？他一听就觉得这里面有自己国家的东西在。你看，《丝路花雨》的音乐、舞蹈、美术、服装、身姿，舞姿都具有复合文化的特点，所以它是一个国际平台，去哪演都火。那么我们甘肃现在正好搞民心相通，靠什么相通呢？就靠以我中华文化的血脉为基础的多元文化，共同认同的文化走向西域，走向欧洲，这就是甘肃文化的优势所在，这就是我们甘肃在现实情况下要承担的责任，当然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民心相通、文化交往的责任。
《中华儿女》：那么《河西走廊》这部片子其实也承载着文化交往、民心相通的使命？
连辑：我们拍摄《河西走廊》的时候有几个想法，首先是在政治上定位，从一个从国家的历史发展的走向上看河西走廊的重要地位，就是历朝历代经略河西走廊，这是一个不二命题，你离开经略河西走廊，这个国家或者是国土没有了，或者是经济没有了，或者是文化没有了，都不能割裂开，这是一个很大的意义，这是我们拍摄《河西走廊》的一个动机。
第二个动机，就是我们能够把隐没了四五百年、已经边缘化了的河西走廊重新把它唤醒，让它回到人们视线的中心、情感的中心，文化的中心。我们让它回到这个中心并不是我们主观，是因为丝绸之路“一路一带”的大战略实施以后，它在经济上会回到经济发展的中心。我曾经讲过一个观点，就是改革开放35年，我们的甘肃以西属于改革开放后方，因为前沿门户在东南沿海地区，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总书记说了，把这个门户打开，所以把西方的门户打开以后我们一下变后队为前队了，我们就成了新时代的一个前沿了。成了前沿，河西走廊是黄金段，肯定是进入主阵地了，这是我们拍摄《河西走廊》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三个理由，《河西走廊》是用国际眼光来摄制的。我们不刻意去表达我们的政治观点、政治立场，或者是生硬地图解我们的意图，图解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观点，我们用文化的方式告诉世界各国我们自己的一套观点，用国际化的体系来表达我们自己。
第四点，我们希望能够把《河西走廊》写成一部东西方人类情感文化交流的一个史诗性的作品，这样它就变得有国际口味、国际视野，将来这部片子完全可以大面积地走向世界。现在正好要搞文化“走出去”，那拿什么走呢？现在我们也没有别的好招，我们先把《河西走廊》“走出去”。
《中华儿女》：您当过大学校长，也是知名的文化学者，在2014年全国两会上，您有一个议案是希望能够从国家层面上支持甘肃文化大省建设，特别是支持敦煌国际文化旅游名城的建设。无独有偶，《河西走廊》里也有一集专门讲述敦煌。您所做的这些，是跟文化情怀是有一定的关系呢，还是说仅仅是职务原因？
连辑：主要是出于对敦煌文化的崇敬，我对敦煌文化的崇敬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了，所以我跟好多文化学者说，咱们想做文化，都背靠着敦煌，然后面向东南，面向广州，面向上海，看人家画什么，人家说什么我们说什么。我说你们真傻，人家广东、上海都面向着敦煌，去朝拜敦煌，在敦煌里汲取艺术元素，你们身处此地不知此地之重要，然后又学点别的，不是舍本逐末吗？你们重新向后转，看着敦煌，跪在地下，匍匐着向敦煌前进，就知道敦煌有多伟大了。我到处讲这个观点，我其实内心就是跪在地下，匍匐着向敦煌顶礼膜拜的。没有这种真情实感，没有这种文化格局和眼界，那可能很难成就。我们很多人做了好多事情，包括张大千、黄胄，好多书法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研究了好多学问，特别是搞艺术的，画的画都几十年了，住进去出不来了，突然发现了敦煌，觉得所有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方向都在敦煌。
《中华儿女》：《河西走廊》无疑是一部鸿篇巨制，但是主创团队非常年轻，您为何会选择他们？
连辑：这是一个老问题，我对年轻人没有偏见，我始终认为一代比一代强。每一个时代的人有每一个时代的责任，每一个时代的人有每一个时代的任务，每个时代的人处在每一个特定的时代环境，所以你也不要拿你过去时代的那些标本来衡量当下时代的人。我们还是放开手脚让年轻人好好干，至于他们在这个成长和发挥自己才干的过程中，要遵循和注意什么，值得推敲和探讨。因为时代发展是一个脉络。所谓脉，就是一个传承，只要你能够把历史上，被前辈，被社会千选万选遴选过的、精华的精神能够传承下去就足够了。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说得很明白，其中的道德、传统文化，可能是最核心的两个个方面。那么当下社会再加上一个诚信和勤奋，再加上自己对自己所承担事业的一种敬畏，年轻人都可以成就自己。但前提是他们能够传承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李东珅这个团队大概就属于这一类，所以我们支持他。
责任编辑 张惠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