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去像一个文静的村姑
　　
　　初次见到江雪，我很难认定她就是那位曾在两三年间连续写下《全国首例性骚扰案波澜再起》、《枪下留人——死刑在４分钟前停止》、《夫妻家中看“黄碟”》、《北大才子长安街头卖肉》等系列报道，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的风云人物。瞧她，一身远离时尚、淡对潮流的朴素服饰，两个总搭在胸前的普普通通的小辫儿，白皙的脸上架个近视眼镜，乍一看酷似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这种风貌在当今的国际大都市西安城中可真显得特立独行。
　　她戏说自己有“村姑”情结，向往田园般的生活。原因是她生长在甘肃天水那富于灵气的麦积山下，耳濡目染的是父母传统古典式的教育，渴望安详和美，远离黑暗和丑恶。１９９９年夏天，她采访了西安北郊一位遭遇家庭暴力的残疾妇女，其不幸深深震撼了她，她含泪写出稿子，见报后立即引起省妇联维权部的重视，该残疾女性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２０００年，一位老大娘因收养弃婴报不上户口之事找到她，她采访报道并与有关部门协调解决了大娘的困难，从此，大娘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女儿，一有困难就找她，而她总是尽力帮助这位老人；２００１年，一位年轻的画家因患白血病面临死神的威胁，他的学生给江雪写信，希望她能为之呼吁，筹集些治病救命的钱。她顶着寒风，带着一束红色的康乃馨去了。这位老师的激动之情难以言表。虽然她的报道呼吁对该老师的帮助有限，但他们成了朋友。在这位老师去世前的那个圣诞节，她放弃了所有的约会，专程到医院探望了他，带着一束洁白的马蹄莲。而正是她内心深处独具的这种潜质，使她在当记者不久就获得了同事们送她的一个雅号：爱心大使。
　　这只是充当着“爱心大使”的江雪，而那个“叱咤风云”的江雪还未显山露水。随着采访的进行，她的立体形象渐渐清晰。我渐渐发现手机短信、数码相机、电子邮件这些现代化的、最时尚的东西在她身边编织着现代社会最畅通的信息之网，而她与我坐在一茶座间，脉搏却与这座现代化的大都市同步跳动。当话题逐步引入“枪下留人”、“黄碟事件”时，她那近视眼镜后面的深邃的目光开始跳动智慧的火苗，“国家公权”、“公民私权”、“执法依据”、“理性监督”等关乎国家民主法制进程的深层思考和真知灼见如山泉潺潺而出，似篝火熊熊而起。在一刹那间，我看到了“爱心”在她身上被无数倍地放大。
　　
　　用理性思考的武器同违法的执法者“斗法”
　　
　　“黄碟”事件发生之后，许多媒体和读者义愤填膺的是延安万花派出所大搞“执法经济”，乱罚款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而随后该派出所对当事人的拘捕，其滥用国家公权的“执法违法”行径更是引起轩然大波。对于媒体来说，这可是吸引读者眼球的大卖点呀！然而江雪没有加入新闻炒作的行列，她冷静地思考着，“既然此事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说明确实有问题，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老百姓在家中最隐私的行为为何会受到警察的干涉？这种干涉是否属于侵犯隐私的行为？警察的执法有依据吗？”带着这些疑问，她采访了许多法律专家和公安执法人员，他们在法律探索及执法实践中的高屋建瓴，使她达到了一种新的法理境界。陕西省公安厅的一位工作人员向她透露了一个重要的新闻点：“唯一可能作为‘入室查黄碟’执法依据的行政法规已经在２００１年废止了。”带着全新的思想武装和一身正气，她走进黄土高原，向延安宝塔区公安局提出“夫妻家中看黄碟违法吗？”、“宪法规定的公民住宅权不受侵犯该怎么理解？”、“破门入室查黄碟的执法依据是什么？”等一连串的问题，平时已经习惯对老百姓横眉竖眼的某些执法人员在江雪语气温和却是分量千钧的提问面前，惊讶、尴尬、强词夺理、理屈词穷、避而溜之。江雪主办的《华商法治专刊》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及时、连续将事件焦点和专家观点展示出来，进入广大读者视线的是“公民的私权利不容公权力践踏”、“夫妻家中看黄碟犯法吗？”等看似深奥却又与每个人的身家性命息息相关的命题。
　　由于舆论形成的强大压力，法学专家、律师以及司法界有识之士的奔走呼号，延安市检察院依法作出了对看“黄碟”不批捕的决定。延安警方无奈同意将已拘捕１５天的张某“取保候审”。
　　２００３年１月５日，江雪以一篇《见证公民权利终得保护》作为近半年来追踪报道“黄碟”事件的圆满句号。
　　在追踪此案的一百六十多个日日夜夜里，她以烈火燃烧般的激情，支撑着她奔走于西安和延安之间，周旋在法律专家、受害人与执法者之間，“黄碟”事件也几乎调动了全国所有媒体的参与。事后，一位延安警方人员对张某的妻子说：“《华商报》的报道在你丈夫被释放这件事上起了很大作用，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对你们是一个公正的结果，对我们也是一次法制教育，可以提高我们的法律素质。”
　　为什么偏偏是江雪？
　　尽管江雪喜欢低调，“隐入花丛，俏不争春”，尽管她的爱人也并不看重她所获得的荣誉，但许多荣誉还是不放过她——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她和她的同事延安站记者张小兵因联手报道“黄碟”事件而被《南方周末》评为“２００２公众服务杰出表现奖”，并对江雪作了题为《报人如雪》的专题介绍；
　　２００３年中央电视台的“中国记者风云人物”评选中，她从１００多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与央视、新华社、《中国经济时报》等７家媒体的记者同获殊荣。２００３年４月，她还应邀走进了安徽卫视的《记者档案》栏目，向观众讲述了自己的记者职业生涯。
　　在陕西媒体中，可谓强手如云，单说在华商报社里，也堪称明星荟萃。可这些荣誉之冠为何偏偏让江雪摘取了呢？探讨一下她的成功之谜，也许会对大家有所启迪。
　　据她自己说，在西北政法学院读书时，她的成绩并不突出。在１９９８年加盟《华商报》时，她连“本报讯”该写在文稿的前还是后都弄不清。有次写了一篇法治类连载文章，不慎惹了官司，败诉后还赔了钱，一度情绪甚为低落。唯一与众不同的是，她对从事新闻工作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执著和偏爱。大学假期里，她放弃旅游，专程到天水市广播电台当实习记者；毕业后，她不愿当律师，也不想进机关，一心想当一名路见不平挺身相助、伸张正义贬斥丑恶的“无冕之王”。这也许就是她成功的基础吧。关于这一点，她的爱人小李对他俩婚恋生活的一些回忆可以成为佐证。有次政法学院的十多名某少数民族学生和一位炊事员打架，场面甚为激烈，许多男生呆呆地旁观，远远地避开，小李咋也想不到看似文静柔弱的江雪竟一声怒吼冲入人群劝架，就像一座突然喷发的火山！婚后一次的夏日黄昏，两人在西安南郊吉祥村散步，忽见“市容”野蛮收缴三轮车，车夫为夺回三轮车而被悬身于已行驶的卡车边缘，生命危在旦夕。一时群众云集，纷纷指责“市容”，局势渐渐失控，随时有可能酿成流血事件。并无采访任务的江雪又奋不顾身，挤入人群，力图制止事态。待出来时，薄薄的衣衫下已被人拧出数块青紫。“那一瞬间，我觉得她很刚烈，平日的文静简直就是假象，身体内部就像是有着可怕的令人震撼的东西。”
　　其实，江雪的脱颖而出，还得益于《华商报》这个强大的媒体为她提供的平台。《华商报》由弱到强之后，需要树立品牌，作出新闻精品，在这种原则指导下，决不需要记者堆起媚笑去拉广告，选拔记者时重人品、重水平，轻外在条件；同时不怕写批评报道时“捅马蜂窝”，这一切都给江雪提供了纵横驰骋的舞台。当延安发生“黄碟”事件后报社领导立即让江雪参与跟踪报道就是例证。如果像有的报社要求女记者对“大款”回眸一笑“钞票”生，或者用批评报道敲企业的竹杠，或者记者写了批评报道惹上官司后不问青红皂白先开销记者，江雪恐怕早就“香消玉殒”，岂能成为“中国记者风云人物”？
　　在采访的最后，我悟得三点：一是她拒绝外在的时尚，二是她无当官从政之欲，三是她从容淡定，对新闻挖而不抢，乐于以深度取胜。关于这一点，她爱人小李也很认可，说她“从不想当官之事，与人无争，人缘特别好”。当别人把笔锋和镜头对准球星、歌星和轰动性、突发性事件时，她却能从“北大才子街头卖肉”这类看似平凡的消息中挖掘出轰动全国、对国人传统意识产生冲击的新闻价值来；当有的记者用酒量、“黄段子”、开豪华车、泡情人来提升自身所谓的档次时，她却是在琢磨深奥、抽象的法学理论，充实自己，以能与法学专家平等交流、使自己逐步成为学者型记者为荣。这不能不算是一种境界。当别人在对某一新闻事件表面的追踪、炒作已经结束时，江雪则像一座火山一样喷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