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默修（以下简称“作者”）的专栏文章在《中华奇石》刊出以来备受石友关注。文章深入浅出，观点新颖独到，也让笔者受益匪浅。只是在今年第五期的文章《石“文而丑”》中有几个问题想提出自己的看法，与作者商榷。
　　一、“‘文而丑’，首先得是‘文’的，‘文’了之后方可以‘丑’”。
　　显然作者此处认为先“文”后“丑”，而且“文”与“丑”是递进关系。
　　首先，“石‘文而丑’”这一提法作者未提供出处。作为标题和中心论点，用了引号却无出处是否有失稳妥？
　　其次，苏东坡的“石‘文而丑’”的提法是否准确？
　　据笔者考证，这是清代郑板桥在《板桥题画兰竹》一文中所述：“米元章论石：曰瘦、曰绉、曰漏、曰透。可谓尽石之妙矣。东坡又曰‘石文而丑’，一丑字则石之千态万状皆从此出。”显然这一提法来自郑板桥。
　　但在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一有不同的记载：“东坡赞文与可梅竹石云：‘梅寒而秀，竹瘦而寿，石丑而文，是为三益之友。’”
　　书中记载了东坡赞扬文与可的竹石图“石丑而文”。这里“文”与“丑”是因果关系，即：梅因寒而秀，竹因瘦而寿，石因丑而文。因此“文”与“丑”之间比递进关系更进一步，量变而质变的效果更强烈。
　　《鹤林玉露》成书于1252年，是南宋早期，离苏东坡的北宋时间不算太长，亦可算宋之本朝。
　　文与可是苏东坡的表哥，北宋著名画家，湖州画派的创始人，“胸有成竹”典故说的就是他。苏东坡更是响当当的人物。相对而言对本朝名人的记载会更准确些。另外罗大经其人有经邦济世之志，著书颇严谨。而郑板桥借用了东坡的这句话，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赞同并提出自己的理解——“腴而雄，丑而秀”）。从板桥的上下文看，“石文而丑”，“文”与“丑”已经从因果关系变成了并列关系。或许是记错了，或许是便于自己的表达，断苏之章而取义。“丑”后置以后更利于后面对“丑”的论述。
　　如果与东坡同朝代的罗大经记载准确的话，那么东坡的观点应该是先“丑”后“文”了。
　　二 、“白居易用‘丑’这个概念，来描述这两块石头，从此给中国的古典赏石表征设定了一个基本范畴。”
　　白居易的《双石》中真的有“丑”石理念吗？
　　笔者以为白居易在诗中提到的石之“丑”并非丑石观。因为这里的“怪且丑”，是一种先抑后扬的写诗手法。“时人嫌不取 ......一朝入吾手......洗刷去泥垢......老蛟蟠作足，古剑插为首。忽疑天上落，不似人间有”。可见当时的人觉得此石又怪又丑，都不要。只有白居易独具慧眼，买回家洗去泥垢，发现首如剑，足如龙，疑是天物落人间。全诗完全没有对“丑”的欣赏，只有洗去泥垢发现石之“美”的喜悦。这首诗在表达什么？用大白话说就是：“今天我白居易捡漏啦！”；用文雅的话总结：“白氏购石过程中的惊喜发现与感悟”。持白居易首倡丑石观的人很多，依据便是此诗。笔者认为以目前发现的资料看，还是将苏东坡作为丑石观的首倡者为妥。
　　当然，白居易在主观上虽然没有丑石观，但在客观上提到了石之“丑”。作为大诗人，后人对他作品的刷屏量一定很大。无意中对后人的丑石观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这倒是可能的。
　　三、 “这些石头……明显地缺乏实用性的功能”。
　　作者认为这些石头缺乏实用性功能，这一观点可以理解，而且古代绝大部分确是如此。但这一结论紧跟在白居易的《双石》诗之后得出，便有些问题。
　　笔者之前做过一些赏石理论的研究，刚好部分内容涉及到赏石的实用功能。古代赏石的实用功能虽然不多，但不是没有。依据之一恰恰就是这首《双石》：“一可支吾琴，一可贮吾酒。峭绝高数尺，坳泓容一斗。五弦倚其左，一杯置其右。”。这两方石头，白居易就实用了一把：一支琴，一貯酒。左弹弦，右置杯。
　　唐代诗人常用夸张手法。“数尺，一斗”这些描写，实际只小不大，即最多就是他写的尺寸，可能还偏小。唐代“斗”作为容量，大量制1斗约现在的6000毫升，小量制1斗约现在的2000毫升。酒若以小量制，一斗约2000毫升，即2公斤。
　　到唐代，坐具已经传入中原，唐人不再席地而坐，而是坐在凳子或椅子上了。可以支琴，说明该石的高度在70厘米左右。唐代，一尺合今30.7cm，那么就是二尺多一点。
　　可见此石并非园林石那么大，白居易的这次描写比较靠谱，确实可以实用。
　　以上是笔者个人观点，或许不够成熟，仅供参考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