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山寨”这个词在中国古代汉语中有着“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意思,于是便有不少人因为 “山寨春晚”、“山寨百家讲坛”和“山寨话剧”的出现,而把这些“山寨”现象统称为“草根文化”或者“平民文化”,与所谓的“庙堂文化”和“精英文化”相对立,并把这些“山寨”现象的出现归结于所谓“草根”阶层的话语权缺失,这是真的吗?
　　
　　别给“山寨”安上草根的帽子
　　
　　


　　有学者提出“文化的三驾马车”,认为文化是由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这三驾马车组成,并指出主流文化是政府推动的,精英文化则代表社会的最高端,精英文化虽然圈子小,但影响力、话语权大,在三驾马车中算比较靠前,而大众文化是非常受压抑的。这样的说法对中国当今文化现状的描述是欠妥的。首先,文化是靠人来推动是由人来代表的,那么如今的中国,是否有一个被社会广泛接受和承认的规范来把中国人分成“主流、精英和大众”这三类人群?回答是没有。既然没有这三部分人群,那么又何来这三部分文化?其次,又是否有一个同样被社会广泛接受和承认的标准来把中国文化分类？什么才算是主流文化?什么又算是精英文化或大众文化?如果以文化传播渠道或者载体来区分,是否上了中央电视台的就一定是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没上去的就肯定是大众文化呢?照这样的逻辑推理,赵本山和他满口东北土话的小品因为上了中央电视台于是就成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而上述那位提出“三驾马车”的学者因为没上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岂不成了“草根文化”了吗?回答自然是否定的。所以,就当前的中国文化状态,我们不能草率地给“山寨”现象安上一顶“草根”的帽子。
　　
　　渠道和载体不能成为区分文化的标准
　　
　　其实不仅在中国,即使在全世界范围内,文化传播的渠道或者说载体确实有主流非主流之分,然而这个主流非主流之分并没有“阶层”的成分在其中,关键是看公众的认可度。中央电视台由于其传播范围广、信息的时效性和准确性高而受到绝大部分公众的认可成为世界性的主流媒体,同样美国的《时代》周刊也因其报道的深刻性被大众称为世界的“史库”。作为两种社会制度下的这两个文化传播渠道和载体,两者在文化传播的功能性上完全一样,和由谁来经营运作没有任何关系,相信谁也不会认为中央电视台是中国的国家电视台就是主流媒体,而《时代》周刊是美国民间人士创办的就不是主流媒体。然而渠道和载体的区分并不能成为文化区分的标准,恰恰是我们的中央电视台这个在不少人眼中最具备“话语权”的地方,秉承的是“创造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的宗旨,而“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也就是很多人口中的“大众文化”或者“草根文化”,既然如此,“大众文化”又怎么没有了话语权呢?又何必非要用“山寨”的形式来“争取”话语权呢?
　　
　　“权威意识”导致了“山寨”
　　
　　说穿了,虽然当今的中国文化事实上并不能区分“主流、精英和大众”,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不少中国人心中都存在着“权威”意识,每个人心中大小都有个“权威”存在,不论这“权威”是否事实上真的存在,同时对自认为的“权威”有一种复杂的既爱又恨的情绪。无论央视的春晚还是百家讲坛从来也没要求过任何个人或者单位不准举办和自己的内容形式差不多的活动,事实上如果要说“山寨”,最合适的要数上海电视台的“文化中国”节目了。迄今为止,这个节目几乎把“百家讲坛”里讲过的每一位都邀请来“重讲”了一遍。中央电视台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山寨百家讲坛”的主角韩江雪是因为被“百家讲坛”连续拒绝三次后,才在网络上“山寨”的,其描述自己的动机就是“挑战百家讲坛”,并发出了“是谁把我逼上了山寨”的呐喊。其实没人逼着施孟奇搞“山寨春晚”,也没人逼着韩江雪搞“山寨百家讲坛”,而是他们自己逼着自己,他们和很多人一样在心里为自己设置了一个“权威”,并十分渴望得到“权威”的承认,以期因此而成为“主流和精英”。因为没能实现愿望,所以就“山寨”,而“山寨”的行为所表达出来的潜台词依然是对“权威”爱多过于恨。否则,施孟奇完全可以在网络上组织一场“春晚”自娱自乐,根本不需要和中央电视台有任何关系：韩江雪也自可以在网络上弄一个“大话宋朝”,酣畅地讲“风波亭”,和一群志同道合者以“史”会友,根本没必要去和“百家讲坛”有任何瓜葛。如今的网络早已经给了每一个人充分的“话语权”,为何还有人一定要到中央电视台去争取“话语权”呢?所以,今天文化中的“山寨”现象并不是所谓的“草根阶层追求话语权”那么“崇高”,其本质和仿制名牌的“山寨手机”别无二致,拉着大旗做虎皮,所为的也仅仅是“欲望”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