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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归智先生在大连去世了。这消息至今觉得不那么真实。首先是因为我与他相熟多年，互无音讯却也有几年时间，所有的记忆，他的音容笑貌，还是中年时的，绝无一点与老相关的信息。而且在我认识的朋友当中，梁归智是与世俗烟火看似相距最远的一个人。这种距离，使我每想到他时，就是一幅静态、安静的样子，伏案读书或者写作，貌似少了点常人的欢实，却也与常人的疾病之类没有多大关系。他无任何不良嗜好。
然而疾病偏偏就来敲他的门，哪里是敲门，分明是来砸门，是来抢劫，是来夺命。可怕的病魔让他永远离开了尘世。70岁，一个在生死界线上多少有点尴尬的年龄，既非英年，也远没有到终老之时。所以对他的逝世，我看到悼念者的反应多是唏嘘之感慨。以他的修为，我必须相信，他是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大约是在今年8月份的某一天，我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说梁归智老师突然查出了重病，大去之期不远矣，医生的判断是三四个月。这消息很让人震惊，但我又觉得天数的判断未必恰当。必须相信，现代医学虽然还远没有达到攻克癌症的程度，但各种维持生命的手段却是相当值得期待的。所谓三四个月，即按百天计算，应当不会是初查确诊者的宿命吧，我想。9月初，我正在远行途中，又接到梁归智的儿子梁剑箫的短信，比较准确地叙说了病情，要而言之，梁归智所患的是一种被视为最凶猛的大病，剑箫已跑了京城数家大医院，咨询专家的结果，都说大连的医生判断无误，而且所知得此病者结果相近。
我说印象中的梁归智与夺命之病无关，既是认为他无任何不良嗜好所以理应更健康的判断有关，也有切实的证据。9月的某天，我与我们共同相熟的朋友志申通电话求证，知他最早得此消息并第一时间赶赴大连看望。志申说，梁归智得病的消息在他的周围引起很大震动，学校刚刚在5月份组织了体检，中年人甚至青年中各种指标不正常者不在少数，惟梁归智老师的体检结果没有任何异常，他一时还成了大家羡慕的对象。谁能想到，仅仅过了几个月时间就传来这样的消息。这让人怎么相信又如何对生命做出判断。
梁归智于我亦师亦友。师者，他在山西大学读研时因为有教学实习要求，所以为我们这些正在读本科的学生上过古典文学课，时间很短，但必须是终生为师。友者，我们那时研究生很少，不像今天的许多大学，研究生与本科生数量对半。他们就与我们住在同一个宿舍楼的同一层，同样的宿舍格局，只是身份和宿舍人数不同而已。时间久了，大家慢慢相识，也有聊天散步的时光，趣味相投，渐渐地有点同学、朋友的意思。总之，我们就如此相识相熟了。从那时算起到今天，大约有近40年时光了，我一直称他为梁老师，这称呼里含着尊重，也带着友情。
梁归智是红学家。这个名号在他读硕士研究生时就已获封。上世纪80年代初，整个中国一派百废待兴的景象，文化复兴更是充当着先锋角色。对于很多有志于通过写作发出自己声音和观点的人们来说，能把稿纸上的文字变成铅字是多少人的梦想。写作、退稿，再写作，再退稿，是大多数写作者的常态，对于在校的学生而言，即使能发表个“豆腐块”，一则读者来信，也是十分难得。梁归智应该也是其中之一吧。可是有一天，我们都听说梁老师发表论文了，而且是关于红学，更而且是在香港的一家刊物上。红学，论文，香港，那得有多么高不可攀啊，他是怎么做到的，真是个奇迹，太让人钦佩了。我现在只记得，发表梁归智文章的那家香港刊物叫《抖擞》，一个奇怪的名字，更加引人好奇。还记得他的发表经历是，他知道有这么家刊物，发表文章但不支付稿酬，于是一试。可是，对于渴望发表文章的学子来说，稿费算什么呢。我终究没有见到过那本刊物，但这件事真实发生是确凿无疑的。应当就是从那时开始，梁归智正式走上了红学研究的道路，而且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派：探佚学。起点从一开始就是各种高。在山西大学，梁归智一时成了青年学子的标高，而且他的气质也是才子加用功，全面典范。
我于《红楼梦》纯粹外行，在学业上没有任何对话可能。但这并不影响我与梁老师还能顺畅交往，这就必须要说说他身上除了学者之外的其他气质了。没错，他算是青年成名，又是一副学者形象，但他的趣味绝无一点呆板和迂腐。他爱好寫作，尤其是旧体诗，时常与友人唱和。他身上有一见可知的书生气，接触久了可知亦有浪漫多才的书生意气和柔中有刚的文人风骨。他的研究以古典文学为主，他的视野却连结着当代与世界。他追踪姚奠中、周汝昌等前辈学者，他平时的交往则多有意气风发的青年。的确，在我印象中，梁老师对来访的青年学子总是充满了热情，并在教导他们的同时，也极真诚地学习他们身上的优点。有时，他甚至是带着欣赏抑或羡慕的眼神从旁观察，每到会心处，总显现出不深不浅、得体而又合拍的笑容。无论他如何执着于学问，钻研于书桌，但他不是一个象牙塔中的学问家，他努力地开拓着自己的视野，虽无暇参与，却也自觉地感受和体悟着人间烟火气。也许正因为他身上具有这样的潜质和冲动，所以他能够从众多的学问家中走出一条充满活力的学问之路。“红楼探佚”，在文学研究里近乎“费尔马大定律”了吧，我虽不懂，但我以为梁归智的努力并非是枯燥的考据，而是努力要让一部《红楼梦》生发出无数可能，打开开放格局。他遥想曹雪芹的作者意图与高鹗等续写者之间的高下差异。同时，他也是为防止红学固化做出挑战性探索。而这些学问追求与他的人格心性应该是具有内在关联的。
我从未与梁归智探讨过他走上红学道路的缘由。不过，《红楼梦》无处不在的诗性，直面现实的批判，通往人性自由的哲理，以及包容这一切的世俗烟火，决定了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学经典。这种诗性、人性与烟火气，也正是梁归智终生追求的目标。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惟有《红楼梦》能在一部著作里满足他对所有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探索要求。在我浅直的印象中，梁归智的探佚学，常常会通过小说里的诗词做深奥解读，而解读的方向，又常常指向小说未能写尽的远方。他的研究里，人物命运往往通向遥不可及的世界，而且他坚信这是曹雪芹本来的创作理想，续写者不可能理解到这一点，所以格局在八十回之后被缩小了。这纯属我的猜测，但我相信这或许正是梁归智探佚学的价值所在。他的学问是一场个人的精神漫游和长途旅行。 执着于书斋的梁归智同样十分喜爱旅行。他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出门远行。他安静的状态下其实有一颗躁动不宁的心。上学期间，就听说他和我的两位同学有过一次特殊的经历，在一个夏夜，跑到一个墓地里渡过一个通宵。他逝世后，剑箫发来他在逝世前半个月写下的遗嘱，内中感谢了许多人，其中特意感谢了历次旅行北美、欧洲时曾经帮助过他的亲朋好友。而且在安顿后辈时，特别强调不必过分追求功名利禄，而应该到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去走走看看，增长阅历与见识。如此善言，可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确是他心中最高的人生境界了。他自己也是如此努力践行的，只可惜他突然去世，没有能完成理想中的许多旅程。
旅行也应该是我与梁归智老师交往中记忆最深的往事了。那是上世纪90年代中，我任职于山西作协，其时《黄河》杂志的主编张发组织一次赴青海的采风计划，因为 《黄河》一向得到黄河上游沿线的西部作家的支持，早有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发表，后有青海作家杨志军、西剑等连续有力作刊出，故刊物的朋友决定一路向西到西宁走访。我因友情和参与《黄河》读书栏目的组稿，所以有幸同行。忘了是什么场合，总之是梁老师知道有此行程后，主动提出想要一起远游。张发主编爽快答应，因为梁归智亦在《黄河》潜在作者之列。我们一行张发、谢泳、刘淳、王爱琴、梁归智及我6人就在春夏之际踏上旅途。火车一路向西，经西安，过兰州，辗转两天到达西宁。那是一次尽兴的旅程，没有硬性任务，没有明确时限，没有场面应酬，只有文友间的交流和对辽阔西部的感受。要说我们几个人的出行方式，有诸多方面是梁归智未必能参与的。沿途一路玩“锄大地”游戏，到了青海难免有每次长达数小时的聚饮。滴酒不沾、从不玩牌的学者梁归智却每时每刻都和大家在一起，要么若无其事地从旁观看，要么一样与大家相谈甚欢。他虽不参与，却乐见欢闹，决无抵触。而且我相信，这也是他愿意和许多年轻人以及并非学者类型的人在一起的原因，因为他从中可以观察到更多生活层面，获得更多的信息，感受到更多人生乐趣。《红楼梦》，不就是这样一幅人间景象嘛。研究红学，从生活开始，我以为这是学术正路，体现了他独特的学术追求。回想起来，那次旅行，真正让人感受到“时间就是金钱”的别样含义。通常以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争时间、抢速度，其实，它或许还包含着这样的道理：当时间可以让人自由支配时，它才是充裕的，才有拥有财富一般的从容。我们一行坐绿皮火车跋涉到西宁，颇觉不易，都觉得不妨再往远走走，记忆中这也是杨志军提出的建议。有两条线路可选，拉萨或者敦煌。讨论再三，大家决定不如继续向西去往拉萨。那才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第二天就张罗买票启程。坐17个小时的火车，穿过茫茫戈壁到达格尔木，再转乘老式长途大轿车，穿过唐古拉山口进入西藏，在拉萨的短暂参观后，几个人又凑钱飞往成都，再从成都一路北上回到太原。旅途中经历了许多惊险，也遇到不少奇人逸事，回忆起来，无论是曲折还是劳顿，无论是惊诧还是好奇，皆成美好记忆。而这美好记忆的一部分也属于梁归智老师，而且他也是增加快乐的成员之一。在此后我们的畅谈中，这一次旅行的桩桩件件，经常成为愉快的话题。梁老师去世后，我看到有一位朋友所写的缅怀文章里说，他们一群人与梁老师有过一次快乐的郊游。受气氛的感染，梁老师说过这样的话：他愿意用自己的半部书换这样的经历再重来一次。那我似乎可以不客气地说，以我们在一起半个月的奇幻旅行，以我们天天都有不同景观铺设眼前，不同话题口若悬河的经历，他恐怕愿意用至少两本书来换得再来一次这样的旅行吧。
1999年的某天，梁归智老师突然告诉我一个重大决定：他将告别山西大学的讲台，举家迁往大连，入职辽宁师范大学。我知道他虽是晋籍，但家世并不拘于本土，他出生于北京，成长于武汉，回乡插队后就学于山西农业大学，据说红学界都有一种戏说，探佚学创始者梁归智原来是个种果树的。我以为这话里有几分玩笑，也含着某种钦佩。他安于书桌，但不安于现状，对于他的决定我毫不奇怪，只是略惊讶于这个去向从未听他说过。只记得他有过一种急于挪动的紧迫感，说自己正好50岁了，再要不动，往后别的学校接收起来就难度更大了。我没有印象去专门向他告别，也未就此做过深谈。但我完全能理解他的抉择与他心性之间的必然关联。“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现在已经成了一句流行语而让人麻木，但我不得不用这句话评价一下梁归智的选择，他一定相信，即使居住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面向大海的生活，一定会让他心胸更加开阔，更方便他走向更大更远的世界。
他到大连后的情形怎样我不甚了了。大概是在2003年左右，他告诉我要来北京参加活动，希望能在离我最近的地方入住，以便可以尽情叙谈。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机会，他便在我办公楼内的客房里登记住了差不多一周时间。我说过，他虽无酒肉之好，却从来都是比清谈更近一层的师友，完全可以畅谈无碍。而那也是我们相见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想来真是奇怪，这么多年，跑了很多地方，却竟然没有去大连的机会。一直到2017年，因汪曾祺小说奖颁奖，我匆匆赶赴，停留不到一天时间，活动结束即离开，大连的海和梁归智师一样都没有见到。
记忆中，我们曾通过几次电话，最后一次应该是他打来的，叙说了刚刚从圣彼得堡访学归来的感受，强烈推荐我有机会前往。电话中他还谈到了自己在访学过程中写了一本关于圣彼得堡的书，绝非游记，特别文学。这我是相信的。忘记了他是希望我推荐发表还是推荐出版，总之我们就此交流过。印象中，我曾表达过出版事大，恐难及时安妥，但可以择其要者在我所供职的报纸发表。但我后来并没有收到他的来稿，也未就此交流過。很后来了，我知道他的这本书已由某大学出版社出版。
梁归智执意离开内陆，选择客居于海滨。我以为这与其说是一种学术选择，不如说是对诗意栖居的向往和抉择。我隐约觉得，他20年前的离开，带走了某种学术气质甚至某种学术趣味，对一所大学而言，其实是某种难言的损失。不过，他虽然离开了一所大学，却从未离开过故友旧亲，他一直得到山西文化界和出版界的支持。这些年，三晋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多种著作，《名作欣赏》为他开设了专栏，他和许多过去的朋友保持着密切的往来与联系。情谊和梦想有时或者常常就是如此不能统一。在此意义上讲，梁归智终究没有找到他理想的诗意栖居之所。这种一生寻觅最终却无所归依，或许正是许多知识分子、文人墨客以及理想主义者的常有心态和共同命运。当然，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即使是普通人，也会因为生计、职业，因为气候、环境而选择异乡为生活之地，或者人已至老还要去过一种候鸟式的生活。交通和通讯的便捷缓释了、有时是掩盖了这种迁徙所带来的心灵问题。生活在不断丰富的同时，精神却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裂缝。以梁归智20年来晚年生活为例，他似乎一直没有停止过四处游走，甚至频率更高，我以为他是利用一切学术交流、寒暑假期的机会外出，他在书海里寻求知识的精要，也在人海里找寻心灵的安放之地。他累了，病倒了，这一切是那样突如其来，但又仿佛与某种宿命相关联。满屋的书籍恐再也少有被翻读的机会，未完成的旅途上却从来都不缺少过客。他是一名耐得住寂寞的学者，并因此名世，既得前辈大家肯定，也为众多文友赞赏，就此而言，这也是他的一份幸运，毕竟苦苦追求的学问还不至于知音难觅。他同时又是一个不安分的行者，一生都行走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我知道他写过两本高僧传记，我虽没有读到过，但那种云游中得道的境界，一定是他为之神往并产生创作冲动的重要缘由吧。心事浩茫连广宇，鲁迅这句诗的字面意思用在他身上似不为过。如今，他的骨灰已按照他的遗嘱撒入大海，他的生命因骤停而进入永远飘零的状态。只有亲人和好友的念想还留在世间，更有他的著作依然可以传递下去，证明着生命的价值与长存。
我愿以此小文缅怀这样一位师友，并借此纪念甚至接续我们似曾疏淡的友情。
2019年11月19日
【作者简介】 阎晶明，1961年生，山西偏关人。1983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1986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获四川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著有《十年流变——新时期文学侧面观》 《批评的策略》等。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张二棍
然而疾病偏偏就来敲他的门，哪里是敲门，分明是来砸门，是来抢劫，是来夺命。可怕的病魔让他永远离开了尘世。70岁，一个在生死界线上多少有点尴尬的年龄，既非英年，也远没有到终老之时。所以对他的逝世，我看到悼念者的反应多是唏嘘之感慨。以他的修为，我必须相信，他是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大约是在今年8月份的某一天，我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说梁归智老师突然查出了重病，大去之期不远矣，医生的判断是三四个月。这消息很让人震惊，但我又觉得天数的判断未必恰当。必须相信，现代医学虽然还远没有达到攻克癌症的程度，但各种维持生命的手段却是相当值得期待的。所谓三四个月，即按百天计算，应当不会是初查确诊者的宿命吧，我想。9月初，我正在远行途中，又接到梁归智的儿子梁剑箫的短信，比较准确地叙说了病情，要而言之，梁归智所患的是一种被视为最凶猛的大病，剑箫已跑了京城数家大医院，咨询专家的结果，都说大连的医生判断无误，而且所知得此病者结果相近。
我说印象中的梁归智与夺命之病无关，既是认为他无任何不良嗜好所以理应更健康的判断有关，也有切实的证据。9月的某天，我与我们共同相熟的朋友志申通电话求证，知他最早得此消息并第一时间赶赴大连看望。志申说，梁归智得病的消息在他的周围引起很大震动，学校刚刚在5月份组织了体检，中年人甚至青年中各种指标不正常者不在少数，惟梁归智老师的体检结果没有任何异常，他一时还成了大家羡慕的对象。谁能想到，仅仅过了几个月时间就传来这样的消息。这让人怎么相信又如何对生命做出判断。
梁归智于我亦师亦友。师者，他在山西大学读研时因为有教学实习要求，所以为我们这些正在读本科的学生上过古典文学课，时间很短，但必须是终生为师。友者，我们那时研究生很少，不像今天的许多大学，研究生与本科生数量对半。他们就与我们住在同一个宿舍楼的同一层，同样的宿舍格局，只是身份和宿舍人数不同而已。时间久了，大家慢慢相识，也有聊天散步的时光，趣味相投，渐渐地有点同学、朋友的意思。总之，我们就如此相识相熟了。从那时算起到今天，大约有近40年时光了，我一直称他为梁老师，这称呼里含着尊重，也带着友情。
梁归智是红学家。这个名号在他读硕士研究生时就已获封。上世纪80年代初，整个中国一派百废待兴的景象，文化复兴更是充当着先锋角色。对于很多有志于通过写作发出自己声音和观点的人们来说，能把稿纸上的文字变成铅字是多少人的梦想。写作、退稿，再写作，再退稿，是大多数写作者的常态，对于在校的学生而言，即使能发表个“豆腐块”，一则读者来信，也是十分难得。梁归智应该也是其中之一吧。可是有一天，我们都听说梁老师发表论文了，而且是关于红学，更而且是在香港的一家刊物上。红学，论文，香港，那得有多么高不可攀啊，他是怎么做到的，真是个奇迹，太让人钦佩了。我现在只记得，发表梁归智文章的那家香港刊物叫《抖擞》，一个奇怪的名字，更加引人好奇。还记得他的发表经历是，他知道有这么家刊物，发表文章但不支付稿酬，于是一试。可是，对于渴望发表文章的学子来说，稿费算什么呢。我终究没有见到过那本刊物，但这件事真实发生是确凿无疑的。应当就是从那时开始，梁归智正式走上了红学研究的道路，而且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派：探佚学。起点从一开始就是各种高。在山西大学，梁归智一时成了青年学子的标高，而且他的气质也是才子加用功，全面典范。
我于《红楼梦》纯粹外行，在学业上没有任何对话可能。但这并不影响我与梁老师还能顺畅交往，这就必须要说说他身上除了学者之外的其他气质了。没错，他算是青年成名，又是一副学者形象，但他的趣味绝无一点呆板和迂腐。他爱好寫作，尤其是旧体诗，时常与友人唱和。他身上有一见可知的书生气，接触久了可知亦有浪漫多才的书生意气和柔中有刚的文人风骨。他的研究以古典文学为主，他的视野却连结着当代与世界。他追踪姚奠中、周汝昌等前辈学者，他平时的交往则多有意气风发的青年。的确，在我印象中，梁老师对来访的青年学子总是充满了热情，并在教导他们的同时，也极真诚地学习他们身上的优点。有时，他甚至是带着欣赏抑或羡慕的眼神从旁观察，每到会心处，总显现出不深不浅、得体而又合拍的笑容。无论他如何执着于学问，钻研于书桌，但他不是一个象牙塔中的学问家，他努力地开拓着自己的视野，虽无暇参与，却也自觉地感受和体悟着人间烟火气。也许正因为他身上具有这样的潜质和冲动，所以他能够从众多的学问家中走出一条充满活力的学问之路。“红楼探佚”，在文学研究里近乎“费尔马大定律”了吧，我虽不懂，但我以为梁归智的努力并非是枯燥的考据，而是努力要让一部《红楼梦》生发出无数可能，打开开放格局。他遥想曹雪芹的作者意图与高鹗等续写者之间的高下差异。同时，他也是为防止红学固化做出挑战性探索。而这些学问追求与他的人格心性应该是具有内在关联的。
我从未与梁归智探讨过他走上红学道路的缘由。不过，《红楼梦》无处不在的诗性，直面现实的批判，通往人性自由的哲理，以及包容这一切的世俗烟火，决定了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学经典。这种诗性、人性与烟火气，也正是梁归智终生追求的目标。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惟有《红楼梦》能在一部著作里满足他对所有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探索要求。在我浅直的印象中，梁归智的探佚学，常常会通过小说里的诗词做深奥解读，而解读的方向，又常常指向小说未能写尽的远方。他的研究里，人物命运往往通向遥不可及的世界，而且他坚信这是曹雪芹本来的创作理想，续写者不可能理解到这一点，所以格局在八十回之后被缩小了。这纯属我的猜测，但我相信这或许正是梁归智探佚学的价值所在。他的学问是一场个人的精神漫游和长途旅行。 执着于书斋的梁归智同样十分喜爱旅行。他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出门远行。他安静的状态下其实有一颗躁动不宁的心。上学期间，就听说他和我的两位同学有过一次特殊的经历，在一个夏夜，跑到一个墓地里渡过一个通宵。他逝世后，剑箫发来他在逝世前半个月写下的遗嘱，内中感谢了许多人，其中特意感谢了历次旅行北美、欧洲时曾经帮助过他的亲朋好友。而且在安顿后辈时，特别强调不必过分追求功名利禄，而应该到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去走走看看，增长阅历与见识。如此善言，可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确是他心中最高的人生境界了。他自己也是如此努力践行的，只可惜他突然去世，没有能完成理想中的许多旅程。
旅行也应该是我与梁归智老师交往中记忆最深的往事了。那是上世纪90年代中，我任职于山西作协，其时《黄河》杂志的主编张发组织一次赴青海的采风计划，因为 《黄河》一向得到黄河上游沿线的西部作家的支持，早有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发表，后有青海作家杨志军、西剑等连续有力作刊出，故刊物的朋友决定一路向西到西宁走访。我因友情和参与《黄河》读书栏目的组稿，所以有幸同行。忘了是什么场合，总之是梁老师知道有此行程后，主动提出想要一起远游。张发主编爽快答应，因为梁归智亦在《黄河》潜在作者之列。我们一行张发、谢泳、刘淳、王爱琴、梁归智及我6人就在春夏之际踏上旅途。火车一路向西，经西安，过兰州，辗转两天到达西宁。那是一次尽兴的旅程，没有硬性任务，没有明确时限，没有场面应酬，只有文友间的交流和对辽阔西部的感受。要说我们几个人的出行方式，有诸多方面是梁归智未必能参与的。沿途一路玩“锄大地”游戏，到了青海难免有每次长达数小时的聚饮。滴酒不沾、从不玩牌的学者梁归智却每时每刻都和大家在一起，要么若无其事地从旁观看，要么一样与大家相谈甚欢。他虽不参与，却乐见欢闹，决无抵触。而且我相信，这也是他愿意和许多年轻人以及并非学者类型的人在一起的原因，因为他从中可以观察到更多生活层面，获得更多的信息，感受到更多人生乐趣。《红楼梦》，不就是这样一幅人间景象嘛。研究红学，从生活开始，我以为这是学术正路，体现了他独特的学术追求。回想起来，那次旅行，真正让人感受到“时间就是金钱”的别样含义。通常以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争时间、抢速度，其实，它或许还包含着这样的道理：当时间可以让人自由支配时，它才是充裕的，才有拥有财富一般的从容。我们一行坐绿皮火车跋涉到西宁，颇觉不易，都觉得不妨再往远走走，记忆中这也是杨志军提出的建议。有两条线路可选，拉萨或者敦煌。讨论再三，大家决定不如继续向西去往拉萨。那才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第二天就张罗买票启程。坐17个小时的火车，穿过茫茫戈壁到达格尔木，再转乘老式长途大轿车，穿过唐古拉山口进入西藏，在拉萨的短暂参观后，几个人又凑钱飞往成都，再从成都一路北上回到太原。旅途中经历了许多惊险，也遇到不少奇人逸事，回忆起来，无论是曲折还是劳顿，无论是惊诧还是好奇，皆成美好记忆。而这美好记忆的一部分也属于梁归智老师，而且他也是增加快乐的成员之一。在此后我们的畅谈中，这一次旅行的桩桩件件，经常成为愉快的话题。梁老师去世后，我看到有一位朋友所写的缅怀文章里说，他们一群人与梁老师有过一次快乐的郊游。受气氛的感染，梁老师说过这样的话：他愿意用自己的半部书换这样的经历再重来一次。那我似乎可以不客气地说，以我们在一起半个月的奇幻旅行，以我们天天都有不同景观铺设眼前，不同话题口若悬河的经历，他恐怕愿意用至少两本书来换得再来一次这样的旅行吧。
1999年的某天，梁归智老师突然告诉我一个重大决定：他将告别山西大学的讲台，举家迁往大连，入职辽宁师范大学。我知道他虽是晋籍，但家世并不拘于本土，他出生于北京，成长于武汉，回乡插队后就学于山西农业大学，据说红学界都有一种戏说，探佚学创始者梁归智原来是个种果树的。我以为这话里有几分玩笑，也含着某种钦佩。他安于书桌，但不安于现状，对于他的决定我毫不奇怪，只是略惊讶于这个去向从未听他说过。只记得他有过一种急于挪动的紧迫感，说自己正好50岁了，再要不动，往后别的学校接收起来就难度更大了。我没有印象去专门向他告别，也未就此做过深谈。但我完全能理解他的抉择与他心性之间的必然关联。“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现在已经成了一句流行语而让人麻木，但我不得不用这句话评价一下梁归智的选择，他一定相信，即使居住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面向大海的生活，一定会让他心胸更加开阔，更方便他走向更大更远的世界。
他到大连后的情形怎样我不甚了了。大概是在2003年左右，他告诉我要来北京参加活动，希望能在离我最近的地方入住，以便可以尽情叙谈。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机会，他便在我办公楼内的客房里登记住了差不多一周时间。我说过，他虽无酒肉之好，却从来都是比清谈更近一层的师友，完全可以畅谈无碍。而那也是我们相见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想来真是奇怪，这么多年，跑了很多地方，却竟然没有去大连的机会。一直到2017年，因汪曾祺小说奖颁奖，我匆匆赶赴，停留不到一天时间，活动结束即离开，大连的海和梁归智师一样都没有见到。
记忆中，我们曾通过几次电话，最后一次应该是他打来的，叙说了刚刚从圣彼得堡访学归来的感受，强烈推荐我有机会前往。电话中他还谈到了自己在访学过程中写了一本关于圣彼得堡的书，绝非游记，特别文学。这我是相信的。忘记了他是希望我推荐发表还是推荐出版，总之我们就此交流过。印象中，我曾表达过出版事大，恐难及时安妥，但可以择其要者在我所供职的报纸发表。但我后来并没有收到他的来稿，也未就此交流過。很后来了，我知道他的这本书已由某大学出版社出版。
梁归智执意离开内陆，选择客居于海滨。我以为这与其说是一种学术选择，不如说是对诗意栖居的向往和抉择。我隐约觉得，他20年前的离开，带走了某种学术气质甚至某种学术趣味，对一所大学而言，其实是某种难言的损失。不过，他虽然离开了一所大学，却从未离开过故友旧亲，他一直得到山西文化界和出版界的支持。这些年，三晋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多种著作，《名作欣赏》为他开设了专栏，他和许多过去的朋友保持着密切的往来与联系。情谊和梦想有时或者常常就是如此不能统一。在此意义上讲，梁归智终究没有找到他理想的诗意栖居之所。这种一生寻觅最终却无所归依，或许正是许多知识分子、文人墨客以及理想主义者的常有心态和共同命运。当然，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即使是普通人，也会因为生计、职业，因为气候、环境而选择异乡为生活之地，或者人已至老还要去过一种候鸟式的生活。交通和通讯的便捷缓释了、有时是掩盖了这种迁徙所带来的心灵问题。生活在不断丰富的同时，精神却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裂缝。以梁归智20年来晚年生活为例，他似乎一直没有停止过四处游走，甚至频率更高，我以为他是利用一切学术交流、寒暑假期的机会外出，他在书海里寻求知识的精要，也在人海里找寻心灵的安放之地。他累了，病倒了，这一切是那样突如其来，但又仿佛与某种宿命相关联。满屋的书籍恐再也少有被翻读的机会，未完成的旅途上却从来都不缺少过客。他是一名耐得住寂寞的学者，并因此名世，既得前辈大家肯定，也为众多文友赞赏，就此而言，这也是他的一份幸运，毕竟苦苦追求的学问还不至于知音难觅。他同时又是一个不安分的行者，一生都行走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我知道他写过两本高僧传记，我虽没有读到过，但那种云游中得道的境界，一定是他为之神往并产生创作冲动的重要缘由吧。心事浩茫连广宇，鲁迅这句诗的字面意思用在他身上似不为过。如今，他的骨灰已按照他的遗嘱撒入大海，他的生命因骤停而进入永远飘零的状态。只有亲人和好友的念想还留在世间，更有他的著作依然可以传递下去，证明着生命的价值与长存。
我愿以此小文缅怀这样一位师友，并借此纪念甚至接续我们似曾疏淡的友情。
2019年11月19日
【作者简介】 阎晶明，1961年生，山西偏关人。1983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1986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获四川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著有《十年流变——新时期文学侧面观》 《批评的策略》等。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张二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