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购令，是最近一年多因楼市调控而火起来的热词，但在限购令颁布一年多后的今天，我们回头看看，会发现：本来作为一种对特殊情况的特殊应对，却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越来越成为一种文化了。
　　从楼市限购，到车市限购（摇号），再到火车票针对时段或车次的限购，甚至最近温总理去北航和学生聊物价，引发网民热议的“五毛钱鸡蛋”，竟然背后也是学校限购的结果，根本就不是正常的物价，而是个人造价格，甚至其他不少学校也不是这样的价格。更可笑的是，连一些商家搞的活动，有的也开始以“限购令”的字样示人。
　　不是说限购就不应该，在市场失灵的个别地方和个别时候，限购有其存在的必然。但限购之危险，在于其正越来越多地成为一种官方的“常规”思维和“常规”手段，而中国老百姓也越来越视其为自然，无形中助长了限购文化的蔓延。
　　要知道，限购本来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特殊情况、临时行为。但限购后面加上个“令”字，却立刻变得趾高气扬、威风八面了。
　　
　　限购文化是一种侵权文化
　　但，也正是限购后面的这个令字，道出了限购的本质：原本就是个行政行为，而不是市场行为。其滋生的是权力经济，而非用经济杠杆来有效地调节经济活动的市场思维。
　　可是，为什么限购文化在中国会很快地渗透开来呢？不仅官方时常愿意采用，而且老百姓也比较容易接受。这是因为我们本来就不缺限购文化的土壤：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管理里，强调义务要远多于权利，对义务的强调几乎成了一种本能反应，而对权利的强调，却是需要“后天”习得的。
　　在这个基础上，由“不限”到“限”的过程中，公民的一部分权利才会那么容易地不加商量地被剥夺掉。而用所谓“限购令”剥夺掉消费者一部分权利，也常常成为一些行业调控，甚至一些商家都愿意凑热闹而采用的选项。
　　
　　让“限购”的头低下来！
　　想起北宋时期的一个经济案例，虽然发生在古代，但对现在的很多经济现象绝对有借鉴意义。据说当时有次赶上大旱，许多州县粮食紧缺，于是各地官方开始严控粮食供应——也可以理解为开始限购（与现在很多行业的情况是不是很相似？），尤其对民怨沸腾的涨价行为严厉打击。
　　看起来这是个官方正常的反应（用现在的话说，在履行政府的公共职能），但这时，有一个州的太守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不对价格进行管制。一开始，州里粮价飙升，远高于其他州，很多人对这位太守恨得真是咬牙切齿，一时间这位官员臭名远扬。
　　但此事传开后，形势很快逆转，各地粮商迅速调转车头，赶往这个不管制价格的州。很快这个州的粮价成了整场大旱中最早降下来的，创造了奇迹。
　　限购是一种直线思维，而真正解决问题，需要的是系统思考、辩证“施治”。要放在现在，完全可以说，这位太守用好了价格这个指挥棒，没有因为限购而让市场价格机制失灵。
　　而如今限购文化在经济生活中的蔓延，绝对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越发纵容了行政权力理直气壮向市场活动伸手。因此，我们既要有限购，又要有对限购之限，让限购永远是慎重的、低着头的姿态。
　　否则，我们得到的可能只是一个得了强迫症的“市场经济”。
　　责任编辑：纪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