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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54岁的英国医生安德鲁·维克菲尔德来说，2010年是糟糕的一年。该年5月，他被英国医学总会吊销了行医执照。
可是刚刚进入2011年，维克菲尔德就迎来了更糟糕的一年：1月，《英国医学杂志》（BMJ）发表文章指出：有关“MMR疫苗和孤独症关系”的研究，是一次“精心准备的造假行为”。而维克菲尔德的这一研究，正是去年让他丢掉饭碗的原因。
虽然当初发表研究报告的《柳叶刀》杂志已宣布“完全撤销”了维克菲尔德的论文，但《英国医学杂志》总编辑费昂纳·葛德利指出，“如果仅仅是一个拙劣的研究，那倒也罢了；问题是，我们通过调查，看到的却是另一番图景：他是通过故意篡改数据来造成‘疫苗导致孤独症’的印象的。”
“这一丑闻比去年所披露出来的还要严重。他的研究造成世界范围内对疫苗的恐慌，这已然置儿童于疾病的威胁之中”，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雪松-西奈山医疗中心内科学系主任格林·布朗斯坦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维克菲尔德除了丧失专业资格和受到公众的鄙视之外，还应该受到法律的审查和制裁。”
《英国医学杂志》杂志最新披露的真相，的确是对维克菲尔德的又一记重拳打击，也使得这场持续13年的疫苗争论最终真相大白，而对于国际上的反疫苗人士来说，这或许是他们迄今为止遭遇的最大挫折。
MMR疫苗：《柳叶刀》背后的阴谋
“MMR疫苗”是“麻疹、腮腺炎、风疹联合疫苗”的英文简称，它在中国则被简称为“麻风腮疫苗”。该疫苗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开始使用，后来传遍世界各国。
今年1月初，《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一系列文章，指出维克菲尔德有关“MMR疫苗和孤独症关系”的论文不是“出错”而是“故意造假”。
事情要从十多年前说起。
1998年，维克菲尔德和其他12名医生在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论文称，他们通过对12名患孤独症儿童的研究，认定孤独症和一种新发现的胃肠疾病，与MMR疫苗有关。文章说，12名患者中有8名患上一种“行为综合征”，这些症状是在注射了MMR疫苗两周后出现。由于疫苗就是活性降低的病原体，所以很容易得出结论——“疫苗可能是引起孤独症的罪魁祸首”。
维克菲尔德此文一出，就立即成为“疫苗接种会增加儿童患孤独症风险”这一观点的理论支柱，并引起了媒体的强烈兴趣，成为英国最重大的科学新闻。据统计，那一年有关MMR疫苗与孤独症关系的新闻报道多达1257篇。
因事关重大，英美多家医疗研究机构紧急启动相关研究，这些研究的结论否定了“MMR疫苗与孤独症有关”，但这些结论却并未引起媒体的注意。直到2004年，英国《星期日时代报》的记者布莱恩·迪尔开始了对此事的调查，维克菲尔德的好日子才到了头。
迪尔调查发现，欲起诉疫苗制造者的律师资助了维克菲尔德的研究。这背后还可能牵涉到单一疫苗生产商的利益，而维克菲尔德在论文中却对此只字未提。迪尔的报道指出，维克菲尔德还对一名孤独症儿童进行了“非必要的，有伤害性的医学操作”。报道发表后，维克菲尔德论文的多数共同作者宣布撤销了自己的署名。
在迪尔报道的推动下，英国医学总会展开了对维克菲尔德“不当行为”的调查。2010年，《柳叶刀》杂志宣布“完全撤销”维克菲尔德1998年在该刊发表的论文。此后，他又被相继吊销了在英国和美国的行医执照。
而今年1月《英国医学杂志》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对于维克菲尔德来说，可算是最后的致命一击。迪尔在文章中披露，维克菲尔德“篡改了那些孩子的病历，刻意勾划了一个图景。而这个图景正是那些想要起诉疫苗公司、制造疫苗恐慌的律师们梦寐以求的”。据调查，在《柳叶刀》论文中涉及的12个案例中，有5个在接种MMR疫苗之前就已经出现孤独症症状，还有3个从未有过孤独症症状。调查进一步显示，维克菲尔德从相关的律师处得到了超过43.5万英磅的资金。
尽管MMR疫苗的真相如今大白于天下，但人们对疫苗的不信任已然造成了严重后果：以英国为例，该国对MMR疫苗的接种率从1995年的92%下降到2003年的80%，伦敦地区甚至降低到56%；与此同时，2003年英国麻疹发病发病率上升到442人，是1996年的3倍。
美国雪松-西奈山医疗中心内科学系主任布朗斯坦提供的数据则表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百日咳的发病率已经达到1958年以来的最高点；麻疹正在卷土重来，虽然这种疾病每年在全球导致24万儿童死亡，但由于大多数家长对其没有认识，不进行预防免疫的风险被大大低估了。在2005年至2010年间，美国纽约州和康涅狄格州未进行计划免疫的儿童数量翻了一倍，而这一数字在新泽西州则高达800%。此外，不仅英国在2008年出现了麻疹流行，德国的学校里也因家长拒绝注射疫苗，而爆发了腮腺炎。
牛痘：与反疫苗联盟一起“出世”
对于旷日持久的MMR疫苗之争，布朗斯坦感叹道，“注射疫苗总让人有直觉上的抵触，而耸人听闻的说法也总是比严格的科学研究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科学界和卫生官员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进行的解释，还不如那些卖狗皮膏药式的宣扬有效果。而新闻媒体更善于讲一个悲惨的故事，而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实际上，自疫苗问世以来，反对的声音就始终如影随形。
1796年，英国乡村医生琴纳将挤奶员手上的牛痘溃疡材料接种于詹姆斯·菲利普的臂上，使这名8岁男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他从此对天花这个已夺去欧洲1/7儿童生命的传染病终身免疫。
当大多数人为此欢欣鼓舞、撸起袖子准备接种牛痘的时候，一些父母却表示了反对。因为接种就意味着要将孩子原本完好的手臂划破，植入来自别人身体的痘苗，这种做法不免令人心生恐惧。而牧师们则认为，天花为上帝所赐，而牛痘却来自动物的身上，因此种痘是“渎圣”的行为。还有人出于对医学的普遍不信任而抵制接种，他们相信，天花是由空气中的腐败物质引起的，因此接种疫苗是无效的。
除了情感上的排斥，基于理性思考的反对意见也纷纷出炉。与琴纳同时期、以“人口论”而著称的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就表示：接种疫苗将导致灾难性的人口增长。一名叫约翰·塞奇的外科医生则说得更加直白：天花是“降低人口的有效方法，特别是在大的贫穷家庭中”。
而在强调个人权利的那个年代，更主要的一派看法便是，接种疫苗侵犯了人身自由。因此，1867年，当英国政府颁布新的疫苗法令，宣布凡无正当理由而拒绝给孩子注射疫苗的父母将受到罚款时，便遭遇了很多人的反对。英国的反疫苗联盟和反强制接种疫苗联盟从那时起就应运而生，许多记者也开始在媒体上积极反对疫苗接种，由此拉开了国际反疫苗运动的大幕。
赞美与怀疑，支持与反对，对于疫苗的这些针锋相对的情绪与观点，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就绵绵不绝，延续至今。
DTP疫苗：被放大的不良反应
实际上，人类与疫苗的关系在历史上也曾有过“蜜月期”。二战后，小儿麻痹症、麻疹、流行性腮腺炎以及风疹等一系列传染病疫苗的相继研发成功，使疫苗迎来了一个黄金发展时代。人们争先恐后地给自己的孩子打疫苗，科学家们开始向世人描绘美好的远景——“一个没有传染病存在的世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曾“双眼饱含泪水”，向年轻的疫苗研发者们表达谢意。
但好景不长，从上世纪70年代起，百日咳疫苗在年轻父母们中间引起的恐慌与怀疑，就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自此，有关疫苗的争论，便愈演愈烈。
与MMR疫苗一样，DTP疫苗是百日咳、白喉与破伤风三种传染病的疫苗配制在一起的制剂，它在中国又被简称为“白百破疫苗”。美国作家艾伦在其2004年出版的《疫苗》一书中，曾将1982年美国国内对DTP疫苗的争论，比喻成疫苗界的“水门事件”。
事情最初仍起源于英国。1974年1月，英国最著名的伦敦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的威尔逊医生在《英国医学杂志》报告：36例儿童接种DTP疫苗后发生脑病，并主要与其中的百日咳疫苗成分有关。
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接着就发现，早在1950年代，在英国医学委员会进行的3.6万人DTP试验中，曾有1例残疾儿童案例，但诡异的是，这名儿童的病历已被火灾损毁。这不由得加深了人们的怀疑，媒体也对此进行了大肆报道。此后几年里，在英国“疫苗伤害者父母协会”的推动下，不断有相关疫苗伤害案被媒体曝光，对此事的争论甚至蔓延到英国国内的政党选举之中。
为澄清误解，当时英国国内的一个独立专家咨询机构——疫苗和免疫联合委员会出面，最终确认了DTP疫苗的安全性。但医学界的声音并不统一。格拉斯哥大学的戈登·斯图尔特教授在《柳叶刀》杂志上报告了160例脑病，认为与DTP疫苗有关，并向疫苗伤害者父母提供支援。到1979年，反DTP疫苗人士首先迎来了属于他们的“胜利”：英国政府通过疫苗伤害补偿法案，向638人支付了1万英镑的补偿。
然而，这一事件远未结束。
1981年，英国儿童脑病研究会公布调查结论：接种DTP疫苗受到神经伤害的几率非常小，只有约1/31万。这一结论后来被国际医学界广泛接受，并被写进疫苗学的教科书中。至此，有关DTP的争议终于有了医学上的定论。
为进一步化解这个问题，日本医学家开发出了无细胞的新型DTP疫苗，与老疫苗相比，它的不良反应更小。现在，无细胞DTP疫苗已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推广使用。
为了向公众宣传接种疫苗的必要性，英国卫生部长的女儿和威廉王子曾高调接种DTP疫苗。1986年，那位著名的疫苗反对者斯图尔特教授也东窗事发，因向一个作伪证的家长提供学术支援而名誉扫地。此后，英国又裁定了9个脑病案例与DTP无关。然而，民众心中的疑虑却并未因此消散，在1982～1986间，英国国内媒体仍在报道中极力渲染DTP疫苗诉讼案里那些父母的痛苦。
这场持续了十几年的DTP疫苗争论，造成了疫苗史上最大规模的倒退，它横扫英国、日本，并扩散到美国、前苏联和澳大利亚。而在DTP与MMR疫苗两场最大的争论中间，还有一个串场戏——含硫柳汞的疫苗安全问题。
疫苗中的硫柳汞：“莫须有”的毒性
1999年，美国提出了含硫柳汞疫苗的安全问题。这个问题的逻辑是，基于婴儿免疫程序，在多次注射含硫柳汞的疫苗后，婴儿体内累积的汞含量可能超过美国儿科医学会所推荐的甲基汞允许值。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硫柳汞作为防腐剂就开始添加在疫苗中。实际上，硫柳汞所含的物质乃乙基汞,并非甲基汞。二者的药物代谢动力学不一样，乙基汞通过肠道主动排泄,而甲基汞可在体内累积，对人体产生毒害。
2000年8月，全球疫苗安全咨询委员会在一次特别会议上首次评估了含硫柳汞疫苗的安全问题，并表示今后有新证据出现时将对此继续进行审评。2006年6月，该委员会重申了以前的结论，即没有证据表明疫苗中的硫柳汞对受其暴露的婴儿、儿童或成人具有毒性。
但就像DTP疫苗的争论过程一样，严谨的科学结论总是被听上去更富感染力的反对声音所盖过。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的侄子小罗伯特·肯尼迪，是个著名的环保主义者。他在2005年6月底的《滚石》杂志上发表了《杀人的免疫》一文，用较激进的语言，评价了美国政府当时对含硫柳汞疫苗的管理力度。次月20日，美国700名儿童孤独症患者的父母和他们的支持者在华盛顿举行了名为“事实的力量”的游行集会，抗议政府继续在疫苗中加入硫柳汞，他们认为硫柳汞就是导致孤独症的罪魁祸首。
尽管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含硫柳汞的疫苗是安全的，但在舆论压力下，美国政府仍不得不开始逐渐淘汰含硫柳汞的疫苗。而此举更是被硫柳汞疫苗的反对者们认为是政府与医学专家、疫苗生产者“做了坏事后心虚”的表现。而美国公众对疫苗中硫柳汞的关注，已经形成了一个“Green Our Vaccines”（净化我们的疫苗）运动，号召去除疫苗里的“有毒物质”，后来还扩大到疫苗中所含的其他物质。
迄今，对疫苗的争论还在继续中，一些有识之士预感到这将给人类的健康带来隐患。《疫苗》一书的作者艾伦就表示，当美国越来越多的儿童开始拒绝接种疫苗时，那些本可以被预防的疾病将有再次爆发的危险。与此同时，由于临床测试的成本越来越高、市场在缩小，并时刻面临着被起诉的风险，将会有越来越少的医药公司愿意研发、生产疫苗。他在书中写道，“在美国国内，举行一场关于疫苗的益处与风险的坦率讨论是有必要的”。实际上，这对于全世界，同样必要。
“宝贵的时间、人力和财力，本可以用来发现儿童孤独症的真正病因和有效疗法，但家长们却被有预谋的造假所蒙蔽”，回到所谓“疫苗造成孤独症”的科学丑闻，布朗斯坦颇有感慨地表示，“对疫苗的无端恐惧，可能让医学的时钟被拨回到一个多世纪以前。” ★
可是刚刚进入2011年，维克菲尔德就迎来了更糟糕的一年：1月，《英国医学杂志》（BMJ）发表文章指出：有关“MMR疫苗和孤独症关系”的研究，是一次“精心准备的造假行为”。而维克菲尔德的这一研究，正是去年让他丢掉饭碗的原因。
虽然当初发表研究报告的《柳叶刀》杂志已宣布“完全撤销”了维克菲尔德的论文，但《英国医学杂志》总编辑费昂纳·葛德利指出，“如果仅仅是一个拙劣的研究，那倒也罢了；问题是，我们通过调查，看到的却是另一番图景：他是通过故意篡改数据来造成‘疫苗导致孤独症’的印象的。”
“这一丑闻比去年所披露出来的还要严重。他的研究造成世界范围内对疫苗的恐慌，这已然置儿童于疾病的威胁之中”，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雪松-西奈山医疗中心内科学系主任格林·布朗斯坦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维克菲尔德除了丧失专业资格和受到公众的鄙视之外，还应该受到法律的审查和制裁。”
《英国医学杂志》杂志最新披露的真相，的确是对维克菲尔德的又一记重拳打击，也使得这场持续13年的疫苗争论最终真相大白，而对于国际上的反疫苗人士来说，这或许是他们迄今为止遭遇的最大挫折。
MMR疫苗：《柳叶刀》背后的阴谋
“MMR疫苗”是“麻疹、腮腺炎、风疹联合疫苗”的英文简称，它在中国则被简称为“麻风腮疫苗”。该疫苗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开始使用，后来传遍世界各国。
今年1月初，《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一系列文章，指出维克菲尔德有关“MMR疫苗和孤独症关系”的论文不是“出错”而是“故意造假”。
事情要从十多年前说起。
1998年，维克菲尔德和其他12名医生在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论文称，他们通过对12名患孤独症儿童的研究，认定孤独症和一种新发现的胃肠疾病，与MMR疫苗有关。文章说，12名患者中有8名患上一种“行为综合征”，这些症状是在注射了MMR疫苗两周后出现。由于疫苗就是活性降低的病原体，所以很容易得出结论——“疫苗可能是引起孤独症的罪魁祸首”。
维克菲尔德此文一出，就立即成为“疫苗接种会增加儿童患孤独症风险”这一观点的理论支柱，并引起了媒体的强烈兴趣，成为英国最重大的科学新闻。据统计，那一年有关MMR疫苗与孤独症关系的新闻报道多达1257篇。
因事关重大，英美多家医疗研究机构紧急启动相关研究，这些研究的结论否定了“MMR疫苗与孤独症有关”，但这些结论却并未引起媒体的注意。直到2004年，英国《星期日时代报》的记者布莱恩·迪尔开始了对此事的调查，维克菲尔德的好日子才到了头。
迪尔调查发现，欲起诉疫苗制造者的律师资助了维克菲尔德的研究。这背后还可能牵涉到单一疫苗生产商的利益，而维克菲尔德在论文中却对此只字未提。迪尔的报道指出，维克菲尔德还对一名孤独症儿童进行了“非必要的，有伤害性的医学操作”。报道发表后，维克菲尔德论文的多数共同作者宣布撤销了自己的署名。
在迪尔报道的推动下，英国医学总会展开了对维克菲尔德“不当行为”的调查。2010年，《柳叶刀》杂志宣布“完全撤销”维克菲尔德1998年在该刊发表的论文。此后，他又被相继吊销了在英国和美国的行医执照。
而今年1月《英国医学杂志》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对于维克菲尔德来说，可算是最后的致命一击。迪尔在文章中披露，维克菲尔德“篡改了那些孩子的病历，刻意勾划了一个图景。而这个图景正是那些想要起诉疫苗公司、制造疫苗恐慌的律师们梦寐以求的”。据调查，在《柳叶刀》论文中涉及的12个案例中，有5个在接种MMR疫苗之前就已经出现孤独症症状，还有3个从未有过孤独症症状。调查进一步显示，维克菲尔德从相关的律师处得到了超过43.5万英磅的资金。
尽管MMR疫苗的真相如今大白于天下，但人们对疫苗的不信任已然造成了严重后果：以英国为例，该国对MMR疫苗的接种率从1995年的92%下降到2003年的80%，伦敦地区甚至降低到56%；与此同时，2003年英国麻疹发病发病率上升到442人，是1996年的3倍。
美国雪松-西奈山医疗中心内科学系主任布朗斯坦提供的数据则表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百日咳的发病率已经达到1958年以来的最高点；麻疹正在卷土重来，虽然这种疾病每年在全球导致24万儿童死亡，但由于大多数家长对其没有认识，不进行预防免疫的风险被大大低估了。在2005年至2010年间，美国纽约州和康涅狄格州未进行计划免疫的儿童数量翻了一倍，而这一数字在新泽西州则高达800%。此外，不仅英国在2008年出现了麻疹流行，德国的学校里也因家长拒绝注射疫苗，而爆发了腮腺炎。
牛痘：与反疫苗联盟一起“出世”
对于旷日持久的MMR疫苗之争，布朗斯坦感叹道，“注射疫苗总让人有直觉上的抵触，而耸人听闻的说法也总是比严格的科学研究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科学界和卫生官员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进行的解释，还不如那些卖狗皮膏药式的宣扬有效果。而新闻媒体更善于讲一个悲惨的故事，而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实际上，自疫苗问世以来，反对的声音就始终如影随形。
1796年，英国乡村医生琴纳将挤奶员手上的牛痘溃疡材料接种于詹姆斯·菲利普的臂上，使这名8岁男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他从此对天花这个已夺去欧洲1/7儿童生命的传染病终身免疫。
当大多数人为此欢欣鼓舞、撸起袖子准备接种牛痘的时候，一些父母却表示了反对。因为接种就意味着要将孩子原本完好的手臂划破，植入来自别人身体的痘苗，这种做法不免令人心生恐惧。而牧师们则认为，天花为上帝所赐，而牛痘却来自动物的身上，因此种痘是“渎圣”的行为。还有人出于对医学的普遍不信任而抵制接种，他们相信，天花是由空气中的腐败物质引起的，因此接种疫苗是无效的。
除了情感上的排斥，基于理性思考的反对意见也纷纷出炉。与琴纳同时期、以“人口论”而著称的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就表示：接种疫苗将导致灾难性的人口增长。一名叫约翰·塞奇的外科医生则说得更加直白：天花是“降低人口的有效方法，特别是在大的贫穷家庭中”。
而在强调个人权利的那个年代，更主要的一派看法便是，接种疫苗侵犯了人身自由。因此，1867年，当英国政府颁布新的疫苗法令，宣布凡无正当理由而拒绝给孩子注射疫苗的父母将受到罚款时，便遭遇了很多人的反对。英国的反疫苗联盟和反强制接种疫苗联盟从那时起就应运而生，许多记者也开始在媒体上积极反对疫苗接种，由此拉开了国际反疫苗运动的大幕。
赞美与怀疑，支持与反对，对于疫苗的这些针锋相对的情绪与观点，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就绵绵不绝，延续至今。
DTP疫苗：被放大的不良反应
实际上，人类与疫苗的关系在历史上也曾有过“蜜月期”。二战后，小儿麻痹症、麻疹、流行性腮腺炎以及风疹等一系列传染病疫苗的相继研发成功，使疫苗迎来了一个黄金发展时代。人们争先恐后地给自己的孩子打疫苗，科学家们开始向世人描绘美好的远景——“一个没有传染病存在的世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曾“双眼饱含泪水”，向年轻的疫苗研发者们表达谢意。
但好景不长，从上世纪70年代起，百日咳疫苗在年轻父母们中间引起的恐慌与怀疑，就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自此，有关疫苗的争论，便愈演愈烈。
与MMR疫苗一样，DTP疫苗是百日咳、白喉与破伤风三种传染病的疫苗配制在一起的制剂，它在中国又被简称为“白百破疫苗”。美国作家艾伦在其2004年出版的《疫苗》一书中，曾将1982年美国国内对DTP疫苗的争论，比喻成疫苗界的“水门事件”。
事情最初仍起源于英国。1974年1月，英国最著名的伦敦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的威尔逊医生在《英国医学杂志》报告：36例儿童接种DTP疫苗后发生脑病，并主要与其中的百日咳疫苗成分有关。
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接着就发现，早在1950年代，在英国医学委员会进行的3.6万人DTP试验中，曾有1例残疾儿童案例，但诡异的是，这名儿童的病历已被火灾损毁。这不由得加深了人们的怀疑，媒体也对此进行了大肆报道。此后几年里，在英国“疫苗伤害者父母协会”的推动下，不断有相关疫苗伤害案被媒体曝光，对此事的争论甚至蔓延到英国国内的政党选举之中。
为澄清误解，当时英国国内的一个独立专家咨询机构——疫苗和免疫联合委员会出面，最终确认了DTP疫苗的安全性。但医学界的声音并不统一。格拉斯哥大学的戈登·斯图尔特教授在《柳叶刀》杂志上报告了160例脑病，认为与DTP疫苗有关，并向疫苗伤害者父母提供支援。到1979年，反DTP疫苗人士首先迎来了属于他们的“胜利”：英国政府通过疫苗伤害补偿法案，向638人支付了1万英镑的补偿。
然而，这一事件远未结束。
1981年，英国儿童脑病研究会公布调查结论：接种DTP疫苗受到神经伤害的几率非常小，只有约1/31万。这一结论后来被国际医学界广泛接受，并被写进疫苗学的教科书中。至此，有关DTP的争议终于有了医学上的定论。
为进一步化解这个问题，日本医学家开发出了无细胞的新型DTP疫苗，与老疫苗相比，它的不良反应更小。现在，无细胞DTP疫苗已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推广使用。
为了向公众宣传接种疫苗的必要性，英国卫生部长的女儿和威廉王子曾高调接种DTP疫苗。1986年，那位著名的疫苗反对者斯图尔特教授也东窗事发，因向一个作伪证的家长提供学术支援而名誉扫地。此后，英国又裁定了9个脑病案例与DTP无关。然而，民众心中的疑虑却并未因此消散，在1982～1986间，英国国内媒体仍在报道中极力渲染DTP疫苗诉讼案里那些父母的痛苦。
这场持续了十几年的DTP疫苗争论，造成了疫苗史上最大规模的倒退，它横扫英国、日本，并扩散到美国、前苏联和澳大利亚。而在DTP与MMR疫苗两场最大的争论中间，还有一个串场戏——含硫柳汞的疫苗安全问题。
疫苗中的硫柳汞：“莫须有”的毒性
1999年，美国提出了含硫柳汞疫苗的安全问题。这个问题的逻辑是，基于婴儿免疫程序，在多次注射含硫柳汞的疫苗后，婴儿体内累积的汞含量可能超过美国儿科医学会所推荐的甲基汞允许值。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硫柳汞作为防腐剂就开始添加在疫苗中。实际上，硫柳汞所含的物质乃乙基汞,并非甲基汞。二者的药物代谢动力学不一样，乙基汞通过肠道主动排泄,而甲基汞可在体内累积，对人体产生毒害。
2000年8月，全球疫苗安全咨询委员会在一次特别会议上首次评估了含硫柳汞疫苗的安全问题，并表示今后有新证据出现时将对此继续进行审评。2006年6月，该委员会重申了以前的结论，即没有证据表明疫苗中的硫柳汞对受其暴露的婴儿、儿童或成人具有毒性。
但就像DTP疫苗的争论过程一样，严谨的科学结论总是被听上去更富感染力的反对声音所盖过。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的侄子小罗伯特·肯尼迪，是个著名的环保主义者。他在2005年6月底的《滚石》杂志上发表了《杀人的免疫》一文，用较激进的语言，评价了美国政府当时对含硫柳汞疫苗的管理力度。次月20日，美国700名儿童孤独症患者的父母和他们的支持者在华盛顿举行了名为“事实的力量”的游行集会，抗议政府继续在疫苗中加入硫柳汞，他们认为硫柳汞就是导致孤独症的罪魁祸首。
尽管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含硫柳汞的疫苗是安全的，但在舆论压力下，美国政府仍不得不开始逐渐淘汰含硫柳汞的疫苗。而此举更是被硫柳汞疫苗的反对者们认为是政府与医学专家、疫苗生产者“做了坏事后心虚”的表现。而美国公众对疫苗中硫柳汞的关注，已经形成了一个“Green Our Vaccines”（净化我们的疫苗）运动，号召去除疫苗里的“有毒物质”，后来还扩大到疫苗中所含的其他物质。
迄今，对疫苗的争论还在继续中，一些有识之士预感到这将给人类的健康带来隐患。《疫苗》一书的作者艾伦就表示，当美国越来越多的儿童开始拒绝接种疫苗时，那些本可以被预防的疾病将有再次爆发的危险。与此同时，由于临床测试的成本越来越高、市场在缩小，并时刻面临着被起诉的风险，将会有越来越少的医药公司愿意研发、生产疫苗。他在书中写道，“在美国国内，举行一场关于疫苗的益处与风险的坦率讨论是有必要的”。实际上，这对于全世界，同样必要。
“宝贵的时间、人力和财力，本可以用来发现儿童孤独症的真正病因和有效疗法，但家长们却被有预谋的造假所蒙蔽”，回到所谓“疫苗造成孤独症”的科学丑闻，布朗斯坦颇有感慨地表示，“对疫苗的无端恐惧，可能让医学的时钟被拨回到一个多世纪以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