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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12日，全长1432公里、历时十一年建设的南水北调中线正式开闸通水。从此，丹江口水库每年将向北方输送95亿立方米的水量—相当于1/6条黄河，以缓解京津等地水资源短缺的现状。
南水北调，对于华北地区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但对于陕南商洛—中线调水的水源涵养地，“一江清水供北京”的背后，既有担忧、牺牲、奉献，也有变革的决心和无限的憧憬。
北调之水70%的水量来自陕西省南部的丹江。
有数据显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每年可調水95亿立方米，最高达120亿-130亿立方米。陕西省的汇流面积占整个丹江口水库水域面积的77%，入库水量占到70%，汉江和丹江的水源决定着整个工程的水质、水量。
调水的背后，并不简单是水的问题。大量水的调出以及因调水而采取的水质保护措施，给上游水源地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千里之外的用水地区至今无法想象这一江清水背后当地人饱含的苦涩艰辛和默默付出。
丹江源头的商洛注定成为被南水北调改变的一方水土，转型之路、生态环境保护之路，也注定比送水进京之路更为漫长而艰巨。
当丹江重新受到瞩目
上世纪的80年代，一些热衷文学的商洛籍青年浏览报刊时，看到署名“丹江”的作者，便会猜想：这会不会是商洛乡党？答案通常八九不离十。80后商洛诗人左右在诗中曾写道：“在我的眼睛里有一条河流叫故乡。”
这条等同于“故乡”的河流就是丹江。
发源于商洛凤凰山南麓的丹江，历史上曾是一条重要的水运航道。据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学者侯甬坚所著《丹江通道历史地理考察》一书介绍，秦汉隋唐几个王朝在西安附近建都后，丹江通道就受到重视，许多政治交往、军事进军、流民迁徙活动，都选择这条水路。清朝时期，商洛出现著名商镇龙驹寨（现丹凤县），渐渐发展为丹江上游最大的集镇。丹江船工每年祭祀水神时的船帮会馆当时香火极盛，戏楼上天天演戏，“无论是晴是雨，船工们上岸后，身不着点雨，头不顶烈日，夏纳凉，冬取暖，乏者憩，闲者乐，皆兴致勃勃。”
这个丹江边的商业集镇曾经商贾云集，商铺相连，“百艇联樯、千蹄接踵、熙熙攘攘。”县城至今留存的船帮、马帮、盐帮、青瓷器帮等会馆的古建筑，依稀可见当时的繁华。
经济的繁荣必然带来生态的破坏。航运由盛而衰的原因之一就是流域大量地垦殖开发。自宋金至明清，川陕豫鄂交界的南山老林、巴山老林遭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直至上世纪50年代初，货船还可溯流而行到商州城的南门外。但最近三十年来，上游森林砍伐现象严重，荒山秃岭到处可见。河床逐步淤积，航运功能日渐衰落，加上工业的发展，化肥农药的使用，人口激增，污水的排放，让丹江一度背负着不堪的重负。
2003年12月10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开工，隐匿在秦岭深处的丹江被赋予一种全新的生命。这条流经商洛400多公里的河流，也重新受到世人的瞩目。
怎样才有更好的水质？
这是一项被称为世界上规模最大、距离最长、受益人口最多、范围最广、史无前例的调水工程。据说中线工程每年从丹江口水库调出100吨水，其中丹江就贡献了19吨。“上游有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才有我们这里一库清水，也才有清水输送北京。”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公司董事长胡甲均曾这样说过。
丹江的水质关乎着华北地区数亿人的用水安全。
“水源地保护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从工程启动之日，商洛市政府就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历史使命感，将丹江治理摆在了重要位置。
据商洛市水土保持站站长董贵青介绍：“为了治理丹江流域，商洛市共治理小流域168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062平方公里。其中综合治理面积1516.6平方公里，生态修复面积2545平方公里，完成投资104947万元。每年减少土壤流失量765万吨，阻挡420万吨泥沙流入下游。”
近年来，商洛市七个县区先后关闭造纸、化肥、皂素、水泥、铅锌等企业几十家，相继实施了亨丰纸业公司废水治理、葡萄酒公司清洁生产、金川丰幸公司皂素清洁生产等一大批项目，并建起了循环工业园，有效减少了工业污染。这种高标准的发展方式也受到了资金和技术的双重考验。财政收入锐减，投入水污染防治、垃圾处理、水土保持、森林管护、开发移民等方面的资金需求却不断加大。
保护不仅意味着要在水质治理上投入更多，也意味着因此而失去许多发展机会。一家企业打算投资十几亿按传统提取法办金矿，当地政府提出项目落地生根的首要条件是环境影响评价和水资源论证，结果环评过不了关，这笔大投资只能放弃。
长安大学教授王圣学指出，“在地方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商洛市投入农、林、水事业的财政支出年均增幅超过50%，投入环境保护的财政支出年均增幅达70%以上，为维护、培育丹江的优良水质和丰沛水量付出了难能可贵的代价。”
近三年来，商洛有两万人因保护环境而失业，年均损失3亿多元。大量工业企业的关停、化肥农药的禁用、限制开发与禁止开发的区域越来越大，财政收入减少、公共开支增加、财政补贴扩大等一系列问题，让这个地处全国“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政府陷入捉襟见肘的困境。
据陕西省水利厅原厅长谭策吾介绍，中央财政每年对陕南的汉丹江流域生态功能补偿是21.67亿元，其中汉中市8.7亿元，安康市7.7亿元，商洛市5.2亿元。但是，与高额的环保成本相比，这些补偿只是杯水车薪。
“为了保证中线水源地水源不受污染，商洛市发展循环经济、绿色产业，关停了27家大型污染水源企业，按照2013年商洛市总体的经济水平估算，商洛市为保护南水北调水源地水质，单是工业总产值这块的损失大约有220亿元。”
在基层干部眼里，对于财政积累不足的政府来说， 生态经济无异于自己给自己念“紧箍咒”。
“靠山吃山，可是树砍了造成水土流失，水源涵养区保护就成了一句空话。地下有丰富的有色金属资源，钒钼铁金铜等储量在全国都有名气，要开矿办厂，发展工业，才能看到富裕的希望，可办厂子污染了水，破坏了水源又咋办？人要搬迁，河要治理，钱从哪里来？商洛七个县区，有四个属于限制发展区域，不发展，让老百姓喝西北风呀？！” 对经济欠发达的商洛来说，保证“一江清水供京津”不是喊一句口号那么简单的事，而是生存与发展面临的严峻考验。
一江清水背后的代价
“一江清水供京津”的背后，还有许多隐形的付出。
商洛作家李育善在一篇纪实性散文中描述了民间自发的保护行动：
武关镇七里砭组的周述文老人，过去在丹江支流武关河岸边种地，种一回，夏季被水冲一回，后来，他撂下地上山植树，光镢头就挖坏了四十多把。现在，山上绿树成荫，遇到暴雨再也没有红泥浆水了，喜鹊、锦鸡成了他的邻居。老人说，“国家给发这补贴、那补贴，咱得有良心，让他们吃上干净水。”
老教授张甲退休后，独自到山洼里挖山种树，十几年不辞辛劳，终于把四条山洼、八面荒山变成名副其实的花果山。老人认的也是朴素的理：“多栽一棵树，多为家乡造一份福！”
丹江源头第一村—商州区黑龙口镇的梁坪村这几年经过全方位改造也成了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村里修通了水泥路，厕所全部改成沼气池，路边装上了垃圾箱。河堤垃圾则分段包到户。村支书张述正说，“我们对丹江像对娃一样爱护，付出的不只是钱，还有情。”
山民们自觉的“保山护水”行动源自对丹江的一腔热忱，他们视“一江清水送京津”为丹江的福分，“商洛的水给京津人解渴，这叫近水解得远渴。”但是近水要解远渴并不容易。
丹凤县国土资源局基层干部冯旭红关于“水”的忧虑颇具代表性。一年前，他参加了南方周末联合环保组织创绿中心发起的“回乡测水”活动，成为一名水资源保护的志愿者。作为政协委员，他将检测结果写入了2014年的政协提案《加强丹江水质保护监测》。
还有两份提案也都围绕着“水”。一是城西水厂建设，一是县城污水管网建设。他写道：“丹凤县城现有供水设施已无法满足商丹一体化发展和重大工业布局规划建设的需要，建设城西水厂已十分迫切。这个水厂早在2011年就已通过市上批复，工程招标实施方案得到核准，至今仍未启动。”
冯旭红对“水”的关注是从身边的威胁开始的。
他所居住的江南新区是县城新开发的社区，新楼与日巨增，但全区给水和排水管网始终没有落地生根。居民自己打井就地取水饮用，生活污水就近排放。随着人群的聚集，土地对污水的消解净化能力达到极限，井水和污水便“混为一潭”。
“近两年来，我几乎天天要跑10里地，到南山根用塑料桶取水，保全家饮用。现在，那山泉水越来越小，取水的人越来越多，排队的时间越来越长，因取水引发的不和谐插曲时有奏鸣。”
冯旭红的担忧并非个案。为了保护好丹江水，商洛各县面临的任务依然艰巨。丹江沿途各城镇的污水处理厂也都亟待开工。然而，建一個生活污水处理厂需要数千万元，县级财政基本无力承担，各县都在为污水处理厂的建设资金发愁。
冯旭红对“水”的前景颇为悲观。“地下水不能饮，水厂不够饮，守着母亲河丹江不敢饮，却高唱一江清水送京津，可笑更可悲。而且在发展循环经济、重金治污的旗号下，污染仍在继续。”
和县城相比，老家桃花铺经过治理渐渐有了桃花源的味道：路通畅、田成方、洪可排、旱能灌。如果搬回老家，呼吸新鲜空气、喝干净水的梦想可以马上实现，但对于在县城上班的他来说并不现实。
“好在各级党政，都已认识到这一点，正在努力改观。”冯旭红说，今年他陆续收到办理答复，基本上都是对治水工作很重视、人财物投入很大。这些答复多少让他看到了希望。
2014年初，冯旭红曾写下自己的新年梦想，其中一条是：“希望江河边化工企业少一点，污水处理达标后再排放，自来水、井水让人放心饮用。”
各种环保成本也被无偿地分摊到商洛百姓头上，尽管山更绿，水更清了，可生活的压力也更重了。临江而建的工厂因排放不达标被关停，造成大量人员失业，这种结构性失业将随着南水北调的延续而持续下去。“为了能把一江清水送往京津，我们丢掉了工作，国家总会给一定补偿吧？”失业的农民感叹道。
商洛原本有种植黄姜的传统，黄姜加工企业因高污染也被关停了。黄姜失去销路后，一毛一斤都卖不出去，这些损失只能由黄姜种植户自己承担。为了解决水土流失问题，被退耕还林征地的农民不得不外出打工。“回来又没有地种，将来吃饭都成问题。”
南水北调工程让隐匿于秦岭的丹江不再沉默。冯旭红曾为此而骄傲，但认真思索后，却深感忧虑：“天难独蓝，水难独清；越珍贵的东西，往往越濒危。”
被扭曲的权利和义务
中线调水预设了水源地诸多环保义务，却没有赋予相应的权利。
从资源的禀赋性角度，世世代代生活在丹江流域的人们，应该享有依靠这里的水资源实现基本生活赖以发展的权利。
“陕南人也要吃饭，也要过好日子。”长安大学教授王圣学认为，如果不能切实解决对水源地的生态补偿问题，调动起当地百姓护水的积极性，想要长期保持一江清水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谁来赋予他们生存权和发展权？”2014年8月23日，陕西省水利、环境、城市、法律等方面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在一个关于南水北调与陕南发展的研讨会上集体发声，呼吁建立国家级汉丹江水源地保护区，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帮助陕南完成经济结构转型所需要的财政积累。
早在2008年，陕西就发出过类似的呼吁—前陕西省委书记安启元提出过这样的建议：“能不能一吨水补一块钱，建立一种长效的补偿机制，这样才能长期提供高质量的优质水。”六年过去，水也通了，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定论。
今年，陕西省政府划出水质“红线”，要求径流量16亿立方米的丹江，至2017年底，也像径流量达273亿立方米的汉江一样，出省断面水质达到国家II类标准。
这些苛刻的环保义务，意味着丹江流域将失去更多的发展权—“为了保证京津的水质，我们不得不关闭工厂。可大家总得要活命。所以我说，政府需要为陕西提供补偿。如果不为群众提供补偿，他们怎么生存？”这也是安启元最早发出呼声时的朴素逻辑。 保护本身就意味着付出，意味着代价。南水北调受水区使用的水资源除了工程的直接成本，其中还蕴含着陕南民众的劳动价值和精神价值。商洛学院院长刘建林教授认为：“单靠民众的‘政治觉悟’和‘无偿、义务、牺牲’，不足以支持调水事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既要治理一片流域，也要富裕一方百姓。这是陕西专家共同的声音。
“应建立相应合情、合理的补偿机制，而不是把补偿问题停留在简单而微薄的转移支付、对口扶贫上。”西北政法学院法学专家李永宁在研讨会上提出了一种可以预期的发展形态：“水源地人民为保护环境所付出的劳动将被立法所承认，他们的劳动成果—青山绿水及其环境生态效益，经由‘补偿’实现其价值，三市的GDP因此被赋予大量绿色的成分，环境保护将不再是导致陕南三市贫困的原因，也不再是三市人民的负担，将转化成三市人民收入的重要来源。”李永宁强调说。“并且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要充分关照到当地群众的利益。因为他们才是生态利益的直接创造者，只有照顾到他们的利益，才能充分调动起他们保护环境的积极性，从而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保护、为秦岭保护提供持久性的动力。”
如何安定水源地的心
从事水利事业六十年的李佩成院士认为，保护水源地的核心，是调节好陕南供水地区和京津等需水地区各方的利益关系，而水资源的市场化是调节各方利益的有效途径。“将来必定要走到这一步，谁用水谁出钱，建立起市场化的调水机制，否则很难安定水源地的心。”
治水的背后，并不是简单的生态治理问题。李佩成认为，“在社会心态、世态得到平衡之前，要想使生态获得真正的平衡，环境得到持久的保护，将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难以办到的。”
李佩成是1997年在陕北考察之后提出“三态平衡”观点的，观点刚提出时，很多人接受不了。特别是“世态”，听上去像是给政府提意见。实际上，“世态不仅指舆论导向、社会公德、法律政策，还包括你提倡什么反对什么？”
当社会心态失去平衡，人类盲目崇拜自己的实力，抱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自私目的，便很难顧及到别人和后人，不会认真考虑自身的明天和后天。他们一味地向他人掠夺，向自然掠夺，也向后人掠夺。“人的心态失衡了，便可能做出伤天害理之事，包括放纵地伤害和破坏自然。”
“而众多人大规模较长期地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现象，一般都是某种社会力量即某种世态在驱动。因此，要使生态、心态得到平衡，就必须平衡世态。这需要人类和人类社会做出巨大的努力。”
在很长时间内，水源地的付出都被认为是一种环保义务。从“一江清水送京津”到“一江清水供京津”，一字之差，表明了一种观念的进步。“十年前，大家对生态补偿是不承认的，现在慢慢认可了。‘送’是过去人们习惯用的词，没有很好的思考，‘供’更科学一些。对北京来讲，也有好处。因为‘水来之不易’。”李佩成说。
但是，观念的改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需要慢慢从扶贫式的人情补偿，过渡到法理上来。”这位和“水”打交道几十年的院士感叹道：“处理好众人利益的调水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需要人的观念更新、法律法规的跟进来理顺、解决。”
“从国家层面，既要照顾缺水地区的利益，也要照顾调水地区的利益。受水区也应当认识到这个问题，向调出资源的地方提供一点补偿，帮助水源地走出限制工业发展的困境。”
值得反思的是，过去很多区域政策，是否真正照顾到贫困地区、调水地区、资源地区的利益？比如央企把煤挖走，运到沿海地区去用，但给这些地区带来的损失和破坏是很难评估的，各类坍塌、裂缝、地质危害，都留在了当地。水资源的调配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李佩成建议国家对供水受益区按供水量征收水资源费并返还水源区，用于水土保持、污染治理和经济损失弥补，使水源区、用水区在南水北调工程中共同受益、共同发展。
从一个更长远的角度看，调水工程对陕南的发展是有益的。过去那种以牺牲生态环境来发展工业获得利益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古老的丹江也曾见证了那段历史。“陕南能不能走出一条生态文明的新路？”
“如果我们真心发展西部，而不是一味掠夺—淘了金子就走人，就应该下定决心，千方百计减少当地的损失，帮助陕南走出一条新路。”
对此，李老并不悲观，“面对中线调水的现实，陕南只要解放思想，积极行动起来，做出科学的规划，用活用好水资源，发展雨养农业和特色产业，探索建立‘水市场’和‘水银行’，一定能把坏事变成好事。在国家大力支持下，陕南也一定能走出一条新路。这条新路也许是将来别人要向陕南学习的。”80岁的治水院士李佩成不无憧憬地说。
南水北调，对于华北地区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但对于陕南商洛—中线调水的水源涵养地，“一江清水供北京”的背后，既有担忧、牺牲、奉献，也有变革的决心和无限的憧憬。
北调之水70%的水量来自陕西省南部的丹江。
有数据显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每年可調水95亿立方米，最高达120亿-130亿立方米。陕西省的汇流面积占整个丹江口水库水域面积的77%，入库水量占到70%，汉江和丹江的水源决定着整个工程的水质、水量。
调水的背后，并不简单是水的问题。大量水的调出以及因调水而采取的水质保护措施，给上游水源地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千里之外的用水地区至今无法想象这一江清水背后当地人饱含的苦涩艰辛和默默付出。
丹江源头的商洛注定成为被南水北调改变的一方水土，转型之路、生态环境保护之路，也注定比送水进京之路更为漫长而艰巨。
当丹江重新受到瞩目
上世纪的80年代，一些热衷文学的商洛籍青年浏览报刊时，看到署名“丹江”的作者，便会猜想：这会不会是商洛乡党？答案通常八九不离十。80后商洛诗人左右在诗中曾写道：“在我的眼睛里有一条河流叫故乡。”
这条等同于“故乡”的河流就是丹江。
发源于商洛凤凰山南麓的丹江，历史上曾是一条重要的水运航道。据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学者侯甬坚所著《丹江通道历史地理考察》一书介绍，秦汉隋唐几个王朝在西安附近建都后，丹江通道就受到重视，许多政治交往、军事进军、流民迁徙活动，都选择这条水路。清朝时期，商洛出现著名商镇龙驹寨（现丹凤县），渐渐发展为丹江上游最大的集镇。丹江船工每年祭祀水神时的船帮会馆当时香火极盛，戏楼上天天演戏，“无论是晴是雨，船工们上岸后，身不着点雨，头不顶烈日，夏纳凉，冬取暖，乏者憩，闲者乐，皆兴致勃勃。”
这个丹江边的商业集镇曾经商贾云集，商铺相连，“百艇联樯、千蹄接踵、熙熙攘攘。”县城至今留存的船帮、马帮、盐帮、青瓷器帮等会馆的古建筑，依稀可见当时的繁华。
经济的繁荣必然带来生态的破坏。航运由盛而衰的原因之一就是流域大量地垦殖开发。自宋金至明清，川陕豫鄂交界的南山老林、巴山老林遭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直至上世纪50年代初，货船还可溯流而行到商州城的南门外。但最近三十年来，上游森林砍伐现象严重，荒山秃岭到处可见。河床逐步淤积，航运功能日渐衰落，加上工业的发展，化肥农药的使用，人口激增，污水的排放，让丹江一度背负着不堪的重负。
2003年12月10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开工，隐匿在秦岭深处的丹江被赋予一种全新的生命。这条流经商洛400多公里的河流，也重新受到世人的瞩目。
怎样才有更好的水质？
这是一项被称为世界上规模最大、距离最长、受益人口最多、范围最广、史无前例的调水工程。据说中线工程每年从丹江口水库调出100吨水，其中丹江就贡献了19吨。“上游有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才有我们这里一库清水，也才有清水输送北京。”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公司董事长胡甲均曾这样说过。
丹江的水质关乎着华北地区数亿人的用水安全。
“水源地保护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从工程启动之日，商洛市政府就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历史使命感，将丹江治理摆在了重要位置。
据商洛市水土保持站站长董贵青介绍：“为了治理丹江流域，商洛市共治理小流域168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062平方公里。其中综合治理面积1516.6平方公里，生态修复面积2545平方公里，完成投资104947万元。每年减少土壤流失量765万吨，阻挡420万吨泥沙流入下游。”
近年来，商洛市七个县区先后关闭造纸、化肥、皂素、水泥、铅锌等企业几十家，相继实施了亨丰纸业公司废水治理、葡萄酒公司清洁生产、金川丰幸公司皂素清洁生产等一大批项目，并建起了循环工业园，有效减少了工业污染。这种高标准的发展方式也受到了资金和技术的双重考验。财政收入锐减，投入水污染防治、垃圾处理、水土保持、森林管护、开发移民等方面的资金需求却不断加大。
保护不仅意味着要在水质治理上投入更多，也意味着因此而失去许多发展机会。一家企业打算投资十几亿按传统提取法办金矿，当地政府提出项目落地生根的首要条件是环境影响评价和水资源论证，结果环评过不了关，这笔大投资只能放弃。
长安大学教授王圣学指出，“在地方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商洛市投入农、林、水事业的财政支出年均增幅超过50%，投入环境保护的财政支出年均增幅达70%以上，为维护、培育丹江的优良水质和丰沛水量付出了难能可贵的代价。”
近三年来，商洛有两万人因保护环境而失业，年均损失3亿多元。大量工业企业的关停、化肥农药的禁用、限制开发与禁止开发的区域越来越大，财政收入减少、公共开支增加、财政补贴扩大等一系列问题，让这个地处全国“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政府陷入捉襟见肘的困境。
据陕西省水利厅原厅长谭策吾介绍，中央财政每年对陕南的汉丹江流域生态功能补偿是21.67亿元，其中汉中市8.7亿元，安康市7.7亿元，商洛市5.2亿元。但是，与高额的环保成本相比，这些补偿只是杯水车薪。
“为了保证中线水源地水源不受污染，商洛市发展循环经济、绿色产业，关停了27家大型污染水源企业，按照2013年商洛市总体的经济水平估算，商洛市为保护南水北调水源地水质，单是工业总产值这块的损失大约有220亿元。”
在基层干部眼里，对于财政积累不足的政府来说， 生态经济无异于自己给自己念“紧箍咒”。
“靠山吃山，可是树砍了造成水土流失，水源涵养区保护就成了一句空话。地下有丰富的有色金属资源，钒钼铁金铜等储量在全国都有名气，要开矿办厂，发展工业，才能看到富裕的希望，可办厂子污染了水，破坏了水源又咋办？人要搬迁，河要治理，钱从哪里来？商洛七个县区，有四个属于限制发展区域，不发展，让老百姓喝西北风呀？！” 对经济欠发达的商洛来说，保证“一江清水供京津”不是喊一句口号那么简单的事，而是生存与发展面临的严峻考验。
一江清水背后的代价
“一江清水供京津”的背后，还有许多隐形的付出。
商洛作家李育善在一篇纪实性散文中描述了民间自发的保护行动：
武关镇七里砭组的周述文老人，过去在丹江支流武关河岸边种地，种一回，夏季被水冲一回，后来，他撂下地上山植树，光镢头就挖坏了四十多把。现在，山上绿树成荫，遇到暴雨再也没有红泥浆水了，喜鹊、锦鸡成了他的邻居。老人说，“国家给发这补贴、那补贴，咱得有良心，让他们吃上干净水。”
老教授张甲退休后，独自到山洼里挖山种树，十几年不辞辛劳，终于把四条山洼、八面荒山变成名副其实的花果山。老人认的也是朴素的理：“多栽一棵树，多为家乡造一份福！”
丹江源头第一村—商州区黑龙口镇的梁坪村这几年经过全方位改造也成了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村里修通了水泥路，厕所全部改成沼气池，路边装上了垃圾箱。河堤垃圾则分段包到户。村支书张述正说，“我们对丹江像对娃一样爱护，付出的不只是钱，还有情。”
山民们自觉的“保山护水”行动源自对丹江的一腔热忱，他们视“一江清水送京津”为丹江的福分，“商洛的水给京津人解渴，这叫近水解得远渴。”但是近水要解远渴并不容易。
丹凤县国土资源局基层干部冯旭红关于“水”的忧虑颇具代表性。一年前，他参加了南方周末联合环保组织创绿中心发起的“回乡测水”活动，成为一名水资源保护的志愿者。作为政协委员，他将检测结果写入了2014年的政协提案《加强丹江水质保护监测》。
还有两份提案也都围绕着“水”。一是城西水厂建设，一是县城污水管网建设。他写道：“丹凤县城现有供水设施已无法满足商丹一体化发展和重大工业布局规划建设的需要，建设城西水厂已十分迫切。这个水厂早在2011年就已通过市上批复，工程招标实施方案得到核准，至今仍未启动。”
冯旭红对“水”的关注是从身边的威胁开始的。
他所居住的江南新区是县城新开发的社区，新楼与日巨增，但全区给水和排水管网始终没有落地生根。居民自己打井就地取水饮用，生活污水就近排放。随着人群的聚集，土地对污水的消解净化能力达到极限，井水和污水便“混为一潭”。
“近两年来，我几乎天天要跑10里地，到南山根用塑料桶取水，保全家饮用。现在，那山泉水越来越小，取水的人越来越多，排队的时间越来越长，因取水引发的不和谐插曲时有奏鸣。”
冯旭红的担忧并非个案。为了保护好丹江水，商洛各县面临的任务依然艰巨。丹江沿途各城镇的污水处理厂也都亟待开工。然而，建一個生活污水处理厂需要数千万元，县级财政基本无力承担，各县都在为污水处理厂的建设资金发愁。
冯旭红对“水”的前景颇为悲观。“地下水不能饮，水厂不够饮，守着母亲河丹江不敢饮，却高唱一江清水送京津，可笑更可悲。而且在发展循环经济、重金治污的旗号下，污染仍在继续。”
和县城相比，老家桃花铺经过治理渐渐有了桃花源的味道：路通畅、田成方、洪可排、旱能灌。如果搬回老家，呼吸新鲜空气、喝干净水的梦想可以马上实现，但对于在县城上班的他来说并不现实。
“好在各级党政，都已认识到这一点，正在努力改观。”冯旭红说，今年他陆续收到办理答复，基本上都是对治水工作很重视、人财物投入很大。这些答复多少让他看到了希望。
2014年初，冯旭红曾写下自己的新年梦想，其中一条是：“希望江河边化工企业少一点，污水处理达标后再排放，自来水、井水让人放心饮用。”
各种环保成本也被无偿地分摊到商洛百姓头上，尽管山更绿，水更清了，可生活的压力也更重了。临江而建的工厂因排放不达标被关停，造成大量人员失业，这种结构性失业将随着南水北调的延续而持续下去。“为了能把一江清水送往京津，我们丢掉了工作，国家总会给一定补偿吧？”失业的农民感叹道。
商洛原本有种植黄姜的传统，黄姜加工企业因高污染也被关停了。黄姜失去销路后，一毛一斤都卖不出去，这些损失只能由黄姜种植户自己承担。为了解决水土流失问题，被退耕还林征地的农民不得不外出打工。“回来又没有地种，将来吃饭都成问题。”
南水北调工程让隐匿于秦岭的丹江不再沉默。冯旭红曾为此而骄傲，但认真思索后，却深感忧虑：“天难独蓝，水难独清；越珍贵的东西，往往越濒危。”
被扭曲的权利和义务
中线调水预设了水源地诸多环保义务，却没有赋予相应的权利。
从资源的禀赋性角度，世世代代生活在丹江流域的人们，应该享有依靠这里的水资源实现基本生活赖以发展的权利。
“陕南人也要吃饭，也要过好日子。”长安大学教授王圣学认为，如果不能切实解决对水源地的生态补偿问题，调动起当地百姓护水的积极性，想要长期保持一江清水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谁来赋予他们生存权和发展权？”2014年8月23日，陕西省水利、环境、城市、法律等方面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在一个关于南水北调与陕南发展的研讨会上集体发声，呼吁建立国家级汉丹江水源地保护区，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帮助陕南完成经济结构转型所需要的财政积累。
早在2008年，陕西就发出过类似的呼吁—前陕西省委书记安启元提出过这样的建议：“能不能一吨水补一块钱，建立一种长效的补偿机制，这样才能长期提供高质量的优质水。”六年过去，水也通了，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定论。
今年，陕西省政府划出水质“红线”，要求径流量16亿立方米的丹江，至2017年底，也像径流量达273亿立方米的汉江一样，出省断面水质达到国家II类标准。
这些苛刻的环保义务，意味着丹江流域将失去更多的发展权—“为了保证京津的水质，我们不得不关闭工厂。可大家总得要活命。所以我说，政府需要为陕西提供补偿。如果不为群众提供补偿，他们怎么生存？”这也是安启元最早发出呼声时的朴素逻辑。 保护本身就意味着付出，意味着代价。南水北调受水区使用的水资源除了工程的直接成本，其中还蕴含着陕南民众的劳动价值和精神价值。商洛学院院长刘建林教授认为：“单靠民众的‘政治觉悟’和‘无偿、义务、牺牲’，不足以支持调水事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既要治理一片流域，也要富裕一方百姓。这是陕西专家共同的声音。
“应建立相应合情、合理的补偿机制，而不是把补偿问题停留在简单而微薄的转移支付、对口扶贫上。”西北政法学院法学专家李永宁在研讨会上提出了一种可以预期的发展形态：“水源地人民为保护环境所付出的劳动将被立法所承认，他们的劳动成果—青山绿水及其环境生态效益，经由‘补偿’实现其价值，三市的GDP因此被赋予大量绿色的成分，环境保护将不再是导致陕南三市贫困的原因，也不再是三市人民的负担，将转化成三市人民收入的重要来源。”李永宁强调说。“并且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要充分关照到当地群众的利益。因为他们才是生态利益的直接创造者，只有照顾到他们的利益，才能充分调动起他们保护环境的积极性，从而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保护、为秦岭保护提供持久性的动力。”
如何安定水源地的心
从事水利事业六十年的李佩成院士认为，保护水源地的核心，是调节好陕南供水地区和京津等需水地区各方的利益关系，而水资源的市场化是调节各方利益的有效途径。“将来必定要走到这一步，谁用水谁出钱，建立起市场化的调水机制，否则很难安定水源地的心。”
治水的背后，并不是简单的生态治理问题。李佩成认为，“在社会心态、世态得到平衡之前，要想使生态获得真正的平衡，环境得到持久的保护，将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难以办到的。”
李佩成是1997年在陕北考察之后提出“三态平衡”观点的，观点刚提出时，很多人接受不了。特别是“世态”，听上去像是给政府提意见。实际上，“世态不仅指舆论导向、社会公德、法律政策，还包括你提倡什么反对什么？”
当社会心态失去平衡，人类盲目崇拜自己的实力，抱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自私目的，便很难顧及到别人和后人，不会认真考虑自身的明天和后天。他们一味地向他人掠夺，向自然掠夺，也向后人掠夺。“人的心态失衡了，便可能做出伤天害理之事，包括放纵地伤害和破坏自然。”
“而众多人大规模较长期地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现象，一般都是某种社会力量即某种世态在驱动。因此，要使生态、心态得到平衡，就必须平衡世态。这需要人类和人类社会做出巨大的努力。”
在很长时间内，水源地的付出都被认为是一种环保义务。从“一江清水送京津”到“一江清水供京津”，一字之差，表明了一种观念的进步。“十年前，大家对生态补偿是不承认的，现在慢慢认可了。‘送’是过去人们习惯用的词，没有很好的思考，‘供’更科学一些。对北京来讲，也有好处。因为‘水来之不易’。”李佩成说。
但是，观念的改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需要慢慢从扶贫式的人情补偿，过渡到法理上来。”这位和“水”打交道几十年的院士感叹道：“处理好众人利益的调水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需要人的观念更新、法律法规的跟进来理顺、解决。”
“从国家层面，既要照顾缺水地区的利益，也要照顾调水地区的利益。受水区也应当认识到这个问题，向调出资源的地方提供一点补偿，帮助水源地走出限制工业发展的困境。”
值得反思的是，过去很多区域政策，是否真正照顾到贫困地区、调水地区、资源地区的利益？比如央企把煤挖走，运到沿海地区去用，但给这些地区带来的损失和破坏是很难评估的，各类坍塌、裂缝、地质危害，都留在了当地。水资源的调配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李佩成建议国家对供水受益区按供水量征收水资源费并返还水源区，用于水土保持、污染治理和经济损失弥补，使水源区、用水区在南水北调工程中共同受益、共同发展。
从一个更长远的角度看，调水工程对陕南的发展是有益的。过去那种以牺牲生态环境来发展工业获得利益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古老的丹江也曾见证了那段历史。“陕南能不能走出一条生态文明的新路？”
“如果我们真心发展西部，而不是一味掠夺—淘了金子就走人，就应该下定决心，千方百计减少当地的损失，帮助陕南走出一条新路。”
对此，李老并不悲观，“面对中线调水的现实，陕南只要解放思想，积极行动起来，做出科学的规划，用活用好水资源，发展雨养农业和特色产业，探索建立‘水市场’和‘水银行’，一定能把坏事变成好事。在国家大力支持下，陕南也一定能走出一条新路。这条新路也许是将来别人要向陕南学习的。”80岁的治水院士李佩成不无憧憬地说。